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与西藏的情义，像金子一样坠在他的胸前，他弯下腰，扎进土地深处。
看得见的分水岭在2011年。种子其实早已种下。
2011年以前，他是吴雨初，援藏、赴京任职。2011年他辞职回西藏，从一份PPT开始，在拉萨的乱石堆上筹建了西藏牦牛博物馆。他演讲、写作、接受采访，推广牦牛博物馆的概念。
吴雨初的名字在城里听着光鲜，但是不符合藏文化中关于名字的规律。他开始对人称：我叫亚格博，做牦牛博物馆的那个亚格博。
亚格博在藏语里是“老牦牛”之意。他用“憨厚、忠诚、悲悯、坚韧、勇悍、尽命”这些词语，形容牦牛的品性。
从吴雨初到“亚格博”，很多人说是因为一个梦，梦里吴雨初回到援藏时他被牦牛救于风雪夜的那一刻。他不否认，但是也问：没有日常里的念念不忘，哪来梦中情感的迸发？
其实，吴雨初当初也很迷茫，他知道牦牛对于藏族的重要性，但是牦牛博物馆究竟怎么做，能做到什么样子，他不知道。
所有的蓝图都是一步步去实现的。他发现，原来的迷茫或者说对于牦牛博物馆概念的边界在一点一点扩大，涉及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等。
他做田野调查，走遍与牦牛有关的边边角角，47个县，3万公里。他像魔术师一样，把相关的资源都聚拢过来，聚到拉萨那个乱石堆上平地而起的建筑物里。
直到这时，“亚格博”对牦牛博物馆才真正自信了起來。尤其是越来越多的人问：“我这里有（牦）牛（相关作品），你要来看看吗？”
他走过“西藏是文化重镇”的时光，也走过西藏被严重消费的年代，他认为西藏除了风景以外，还有很多文化值得挖掘、梳理、归类与重现。
上世纪80年代初，吴雨初曾被问是否愿意去世界上唯一的太阳县（西藏尼玛县）任职。在当时的他看来，西藏首府拉萨的吸引力更大。现在他偶尔会想，如果当时他去尼玛县，他的个人履历将会是什么样呢？
那个火热的年代
除了看过电影《农奴》，听过才旦卓玛的《毛主席的光辉》，进藏之前的吴雨初，对西藏一无所知。
1973年，吴雨初19岁，作为工农兵学员，他考入了江西师范大学。1976年快毕业时，有通知说可以自己报名去支援西藏建设，从中央分配到各省有不同名额，江西省有8个，“报名的有20多人”。
那是一个革命年代，似乎每个人都是热血青年，而且一切好像也充满了诗意。“对未来，特别对未知领域充满想象。但是那个年代，可供你想象的东西并不多，正好提供这么一个机会。对西藏就是想象，其他都不知道。”那时的西藏在吴雨初看来，特别遥远，“是祖国的西南边疆。内地那时候很落后，那里肯定比内地还落后”。那时的年轻人，到的地方也比较少，见识也不是那么广阔。“到西藏去，正好可以见识见识。”
但是父母是不同意的，“他们觉得我去了西藏，好像就是白养了一个儿子”。
7月份收到被录取的通知，8月在家里收拾东西，学校通知9月出发。9月9号毛泽东去世，对于20岁多一点的吴雨初来说，那是不可接受的事儿。“这不天塌下来了吗？我们再去西藏，还回得来吗？”但还是去了。
从江西坐火车到上海。从上海坐上开往新疆的火车，在甘肃一个叫柳园的火车站下车，等一辆去西藏的汽车。
2016年援藏40周年活动时有过统计，1976年那一年，可能是在和平年代进藏人数最多的一年，“大概有3000人”。到西藏的路线不多，天南海北的人都聚在甘肃柳园站，坐汽车进藏。进藏路上大概走到昆仑山口时，“大家相互传话，说是粉碎四人帮了”。
汽车走了7天，到了拉萨。吴雨初参加的第一个公众集体活动，是在布达拉宫前面的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的群众大会，几乎所有人都用藏语喊着口号。吴雨初觉得藏语很好听，那种用另一种语言说着同一件事情的激昂场面，让他觉得很奇妙。
在拉萨参加活动以后，吴雨初等待分配，分到了最艰苦的那曲地区。到了那曲再等待分配，分到了嘉黎县。到了嘉黎县也没明确分到什么地方，“就说你们的名字暂时挂在县委办公室，先下乡去”。第一次下乡，坐卡车，那时候不叫乡，叫区，就把人扔在那地方。
有人接到县里的通知，给他牵一匹马来。吴雨初说“我不知道路”，他们说“马知道”。
吴雨初骑着马，狂风暴雪，走30公里的路，天黑了还没到。后来他想到一个办法，打马往山上高的地方走，再往下看，那时候没有电灯，有的人家里点蜡烛。他看到一个地方有灯，打着马往那儿去，就到了。
“是冬天，特别特别冷。”
吴雨初就从最基层，开始了自己的藏北生活。他将这些写在了《藏北十二年》里，2014年出版发行。
《西藏人文地理》主编嘉措还记得，自己上世纪80年代作为刚毕业的大学生去那曲时，有人说，你去找吴雨初老师。嘉措想着是领导，肯定是一个老先生，结果挺年轻。“那时候条件很苦，但生活很有乐趣，都是年轻人。吴老师那时候写诗，写得很好，也带动了当时一批人，每天晚上就聚在一块，烤着炉子写诗。”
在嘉措看来，“那批人中出了很多人物，应该说是中国最后一批浪漫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很热情。他们看到了西藏，书写西藏”。
老牧民和鲁迅在一起了
从乡到县到地区再到拉萨，吴雨初在西藏不同行政级别工作过一段时间后，1991年调任北京市委宣传部研究室主任，后任北京市委副秘书长，再后来又担任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在北京的这20年间，吴雨初每年都会回西藏，“就算有出国的机会，如果跟去西藏相冲，也会选择去西藏”。他在北京的家里，也经常接待来自西藏的朋友，“一直都没断过”。 嘉措去北京，每次吴雨初都去接。“那时候吴老师当北京市委副秘书长，他爱人还跟我开玩笑，说你这个待遇太高了。”
让嘉措念念不忘的是，吴雨初帮助藏族诗人加央西热的事。加央西热是一位牧民，吴雨初总叫他“老牧民”，他受到吴雨初的带动，成为一名职业作家。
加央西热写了《西藏最后的驮队》，并申报了鲁迅文学奖。但是这时他生病了，肝癌，住进了北京天坛医院。嘉措告诉《南风窗》，上上下下的关系都是吴雨初在寻找和打点。加央西热还是回到了西藏。有一天吴雨初接到电话说，加央西热快要不行了。
吴雨初找到鲁迅文学奖评委会，问《西藏最后的驮队》是否获奖？如果获奖，作者的情况是现在这样，能不能允许他私下破例？答案是肯定的。吴雨初带着加央西热获奖的消息，从北京飞到西藏。
那是2004年10月22日。吴雨初告诉虚弱的加央西热说，你获奖了，明年春天举办颁奖仪式。加央西热笑说：“一个‘老牧民’的名字，跟鲁迅的名字怎么联系起来的呢？”印象里，加央西热的牙齿一直很白，那天也特别白。
2004年10月30日，加央西热走了；2005年的春天，加央西热的《西藏最后的驮队》被宣布获鲁迅文学奖。
《西藏最后的驮队》这本书，也被吴雨初收藏在牦牛博物馆里。
“只要是与西藏有关的书，他在北京出版集团时都会尽力帮助出版。只要与西藏有关的事情，他都尽力去帮助。”在嘉措看来，这是吴雨初回北京的20年。
吳雨初说，他时刻想为西藏做些事，“自己也可以写书，但是书写完也就完了”。他想回西藏，但是不知道怎样回去，也不知道回去以后可以切实地做些什么。
吴雨初的邻居，有3位博物馆的馆长：首都博物馆原馆长赵其昌，香港文化馆原总馆长严瑞原，首都博物馆时任馆长韩永。从与他们的交往中，吴雨初获得了许多关于博物馆的知识，间接地了解到当代博物馆的一些理念。不过那时的吴雨初觉得，虽然到过许多博物馆，还以官员身份参加过首都博物馆新馆的开工仪式，“可从未想过博物馆与我自己会有什么联系”。
藏北的往事总是浮现在脑海里：有一次，吴雨初和同事被困在从那曲地区回嘉黎县的路上，那是一个山沟，也是一个风口，每逢下雪，狂风就会把雪卷到山沟里来。被困了五天四夜以后，几近绝望时，看到雪际出现一片黑点，他们知道县里的救兵到了。被困的人捧着饼子，看着在雪地里喘着热气的牦牛，很多人都哭了，都说是牦牛救了自己的命。
在繁华的北京，回忆起这些，吴雨初总觉得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虽然时过境迁，但是雪地、老阿妈、牦牛的样子，仿佛就在眼前。
2010年的一个冬夜，辗转反侧之间，堆积了博物馆学家们的理念，夹杂着西藏高原的意象，吴雨初突然想到如果回西藏，可以做什么了—做牦牛博物馆。
他像怀揣一个巨大的秘密一样，不断地寻找资料，以丰富自己的想法。
他看到，十世班禅大师生前考察青海牧区时说过“没有牦牛就没有藏族”，藏文教科书上引用的谚语是“凡是有藏族的地方就有牦牛”，《斯巴宰牛歌》更是把牦牛与创世说连在了一起。
吴雨初做了一个PPT。
终于有一天，吴雨初把丰富了以后的想法告诉韩永。韩永刚从青藏高原回来，对牦牛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认为，牦牛与藏族的关系，是人类文明进程宏伟篇章中的一个独特故事。这将是一个人类学意义上的博物馆。
返藏
2011，吴雨初57岁。他给自己做的规划是，向北京市委提出辞职，用3年时间建成博物馆，在2014年自己达到60岁法定退休年龄时，完成使命。
从高原到都市，从不适应到适应，再到不适应，但无论如何，都还没想过要离开北京。对他来说，这是一次重要的人生转折，甚至是一次孤注一掷的冒险。他当时也并不知道，一个57岁的人进藏，身体能不能适应，建一座博物馆，钱从哪里来，藏品去哪里找，谁来跟他一起做，他会遇到什么。
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欧阳旭，给他支了一个更实在的招：向北京市委汇报时，一定要争取把牦牛博物馆项目纳入北京援藏项目。
当时的北京市领导告诉吴雨初，为了庆祝西藏和平解放50周年，北京市决定在日常援藏资金之外，拨出5亿元（后来实际投资达到7.8亿元），由北京援藏拉萨指挥部兴建一座7万平方米的拉萨市群众文化体育中心，牦牛博物馆项目加入这个大项目。
2011年6月7日，吴雨初回到拉萨。他在拉萨仙足岛租了房子，当住所，也为办公。8月31日，他注册了“亚格博”的微博账号，发了第一条微博：中国西藏拉萨牦牛博物馆今天奠基。
夏季青藏高原草地牧场放牧景观。
返藏3个月后那天，他同样是很早起床，打了几个电话没人接，发出的短信没人回。心情不太好，他去超市，鼻子撞到了玻璃上，医生说，如果伤口再往上一厘米，可能就要牺牲了。
为此，他写了藏语、汉语版本的“不要着急”，贴在仙足岛租来的房子里。他说，就是告诉自己不要太紧张，要放松。
“那段时间他严重失眠，生了病，我们说他太拼命了。他每天写日记，每天做记录，很憔悴。年轻人没有工作经验，叫做什么就做什么，事无巨细都靠他。”嘉措说。
因为工作开展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他获得了北京援藏指挥部副总指挥头衔，有了正式开展工作的名分。
事情在往好的方面发展。
他带着志愿者、员工跑田野调查，凡是有牦牛的地方都跑到了。青海省有曾经的熟人，怨他没把牦牛博物馆建在青海，因为青海的牦牛总量要大于西藏的牦牛总量，他说他的根在西藏。
招人是最困难的。西藏几乎没有专业的博物馆。牧区的孩子们也不知道什么是博物馆，虽然牦牛在他们的日常生活里，恰恰也是因此，他们并不太关注。吴雨初让每个孩子都放假回家，观察牦牛，并问父母：一头牛是怎么长大的，吃什么，穿什么。回来以后每个人都做报告，他们都说原来没去注意，牛长几岁，露几个牙，产多少酥油，需要做哪些工作，挤多少牛奶，怎么剪毛，现在都知道了。 他们的父母很奇怪，问他们在做什么，他们说博物馆，父母都不知道；他们就说，给牦牛在拉萨盖一座宫殿。布达拉宫就是一座宫殿，所以日夜相伴牦牛的父母们就特别高兴，就说，以后我们到拉萨，就可以围着牦牛的宫殿转。牧民的生产方式发生了变化，他们就把家里还有的，以及自己能收集到的，全部无偿捐给牦牛博物馆。
现有藏品近50%来自捐赠，这是吴雨初在出发时没想到的。第一件藏品来自藏北牧民日诺一家，听说拉萨要建一座牦牛博物馆，全家花了两个多月时间捻线、编织、缝制了一顶牦牛帐篷，开了3天3夜的车送到拉萨。一顶牦牛帐篷，就等于是牧民的“一套房产”，市场价至少也得数万元。
时间上，吴雨初给定了一个死线：2014年5月18日西藏牦牛博物馆一定要开馆。除了赶在世界博物馆日这一天，还有一个只有吴雨初自己知道的原因—从理论上说，按照他身份证上的出生日期，他在2014年6月就到退休年龄了。他说，必须赶在这之前，实现开馆试运行。
做起来
2014年5月18日，西藏牦牛馆开馆。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到了现场，参观博物馆后说：“国内填补空白，世界独一无二。”很多场合，单霁翔都会说到牦牛博物馆，他是牦牛博物馆从无到有的见证人，他知道吴雨初其中的艰辛。
北京大学教授沈明明说：“牦牛博物馆让我们知道，原来牦牛与藏族文化有如此紧密的联系。”
那天的现场，嘉措也去了，他没想到吴雨初的致辞是藏汉双语的，这在嘉措遇见的汉族人当中，“没有人可以做到这一点”。
吴雨初把所有捐藏品的人—牧民或是商人，当作贵宾请到了台上。“有些商人特别高兴，他们都是盛装前来，现实生活中，他们很少会有这样的礼遇。”嘉措回忆现场说。“他（吴雨初）跟很多藏族人，不管老百姓还是当官的，都成为很好的朋友，得到了很多人的尊重。真正民族团结是靠这样的东西，靠这样的人。”
前前后后几年里，吴雨初做起与牦牛有关的学术研究。“他到处去打听，把能找到的专家都找到了。过去没人关注这件事情。他自己善于学习，了解得越来越多。”嘉措告诉《南风窗》，刚开始时，吴雨初自己也很迷茫，“现在他越来越清晰，学问也越来越大，也意识到并不是自己一个人能做完的。这确实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实现了他的愿望，也为西藏做了一件持久长远的事”。
同样有着30多年交情的闫兵说：“他（吴雨初）的人生可圈可点，不是一个普通人，而我们活成了普通人。”
山东人闫兵1983年工作在那曲嘉黎县时，与来自江西的吴雨初相识，1993年他辞职下海，去了海南、青岛、北京等地，做过房地产、互联网等行业，2008年回西藏，是西藏之星奔驰4S店的中方股东。他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脉搏不时跳动，吴雨初则是另一条人生轨道。闫兵也给吴雨初捐过很多东西，“可能他都没看上，他对藏品的要求很高。只有一幅画摆出来了”。
吴雨初在中国西藏网开设了“形色藏人”的专栏，嘉措说“比我们还藏人”。吴雨初每天去八角街转，想发现点什么，八角街很多人都认识他。“有些东西不是去了就能看到，要碰运气。”
牦牛与藏族的关系，是人类文明进程宏伟篇章中的一个独特故事。
“其实我这个人特简单，60多岁，20年在江西，20年在西藏，20年在北京，多出来的这几年在西藏。”吴雨初说，如果他有功劳的话，最大的功劳就是把牦牛和博物馆联系了起来。这些年他对马云的一句话特别有感慨：“做人还是要有梦想的，万一实现了呢？”
吴雨初历经过几次翻车，好在没大碍。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多多少少都会受到藏传佛教的影响，他说自己早就写好了一封遗书，大意为：如果有意外，就地天葬。
因為做过出版，他有很多藏书，他把它们从北京运到西藏，就放在牦牛博物馆里。他说有一天，他不做牦牛博物馆馆长了，就在这间图书馆里当一个管理员。
多年前，他为加央西热写了一首诗，他在诗里说：“我放弃固有的生存方式，放弃那些粉红、光艳的肌肤，放弃玫瑰的思想，把自己融化在旷野的万籁俱寂之中，把情感凝固于石板沉甸甸的经文，我的梦与鹰飞翔。”
也许，他正在过着他最想要的诗意的生活。
看得见的分水岭在2011年。种子其实早已种下。
2011年以前，他是吴雨初，援藏、赴京任职。2011年他辞职回西藏，从一份PPT开始，在拉萨的乱石堆上筹建了西藏牦牛博物馆。他演讲、写作、接受采访，推广牦牛博物馆的概念。
吴雨初的名字在城里听着光鲜，但是不符合藏文化中关于名字的规律。他开始对人称：我叫亚格博，做牦牛博物馆的那个亚格博。
亚格博在藏语里是“老牦牛”之意。他用“憨厚、忠诚、悲悯、坚韧、勇悍、尽命”这些词语，形容牦牛的品性。
从吴雨初到“亚格博”，很多人说是因为一个梦，梦里吴雨初回到援藏时他被牦牛救于风雪夜的那一刻。他不否认，但是也问：没有日常里的念念不忘，哪来梦中情感的迸发？
其实，吴雨初当初也很迷茫，他知道牦牛对于藏族的重要性，但是牦牛博物馆究竟怎么做，能做到什么样子，他不知道。
所有的蓝图都是一步步去实现的。他发现，原来的迷茫或者说对于牦牛博物馆概念的边界在一点一点扩大，涉及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等。
他做田野调查，走遍与牦牛有关的边边角角，47个县，3万公里。他像魔术师一样，把相关的资源都聚拢过来，聚到拉萨那个乱石堆上平地而起的建筑物里。
直到这时，“亚格博”对牦牛博物馆才真正自信了起來。尤其是越来越多的人问：“我这里有（牦）牛（相关作品），你要来看看吗？”
他走过“西藏是文化重镇”的时光，也走过西藏被严重消费的年代，他认为西藏除了风景以外，还有很多文化值得挖掘、梳理、归类与重现。
上世纪80年代初，吴雨初曾被问是否愿意去世界上唯一的太阳县（西藏尼玛县）任职。在当时的他看来，西藏首府拉萨的吸引力更大。现在他偶尔会想，如果当时他去尼玛县，他的个人履历将会是什么样呢？
那个火热的年代
除了看过电影《农奴》，听过才旦卓玛的《毛主席的光辉》，进藏之前的吴雨初，对西藏一无所知。
1973年，吴雨初19岁，作为工农兵学员，他考入了江西师范大学。1976年快毕业时，有通知说可以自己报名去支援西藏建设，从中央分配到各省有不同名额，江西省有8个，“报名的有20多人”。
那是一个革命年代，似乎每个人都是热血青年，而且一切好像也充满了诗意。“对未来，特别对未知领域充满想象。但是那个年代，可供你想象的东西并不多，正好提供这么一个机会。对西藏就是想象，其他都不知道。”那时的西藏在吴雨初看来，特别遥远，“是祖国的西南边疆。内地那时候很落后，那里肯定比内地还落后”。那时的年轻人，到的地方也比较少，见识也不是那么广阔。“到西藏去，正好可以见识见识。”
但是父母是不同意的，“他们觉得我去了西藏，好像就是白养了一个儿子”。
7月份收到被录取的通知，8月在家里收拾东西，学校通知9月出发。9月9号毛泽东去世，对于20岁多一点的吴雨初来说，那是不可接受的事儿。“这不天塌下来了吗？我们再去西藏，还回得来吗？”但还是去了。
从江西坐火车到上海。从上海坐上开往新疆的火车，在甘肃一个叫柳园的火车站下车，等一辆去西藏的汽车。
2016年援藏40周年活动时有过统计，1976年那一年，可能是在和平年代进藏人数最多的一年，“大概有3000人”。到西藏的路线不多，天南海北的人都聚在甘肃柳园站，坐汽车进藏。进藏路上大概走到昆仑山口时，“大家相互传话，说是粉碎四人帮了”。
汽车走了7天，到了拉萨。吴雨初参加的第一个公众集体活动，是在布达拉宫前面的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的群众大会，几乎所有人都用藏语喊着口号。吴雨初觉得藏语很好听，那种用另一种语言说着同一件事情的激昂场面，让他觉得很奇妙。
在拉萨参加活动以后，吴雨初等待分配，分到了最艰苦的那曲地区。到了那曲再等待分配，分到了嘉黎县。到了嘉黎县也没明确分到什么地方，“就说你们的名字暂时挂在县委办公室，先下乡去”。第一次下乡，坐卡车，那时候不叫乡，叫区，就把人扔在那地方。
有人接到县里的通知，给他牵一匹马来。吴雨初说“我不知道路”，他们说“马知道”。
吴雨初骑着马，狂风暴雪，走30公里的路，天黑了还没到。后来他想到一个办法，打马往山上高的地方走，再往下看，那时候没有电灯，有的人家里点蜡烛。他看到一个地方有灯，打着马往那儿去，就到了。
“是冬天，特别特别冷。”
吴雨初就从最基层，开始了自己的藏北生活。他将这些写在了《藏北十二年》里，2014年出版发行。
《西藏人文地理》主编嘉措还记得，自己上世纪80年代作为刚毕业的大学生去那曲时，有人说，你去找吴雨初老师。嘉措想着是领导，肯定是一个老先生，结果挺年轻。“那时候条件很苦，但生活很有乐趣，都是年轻人。吴老师那时候写诗，写得很好，也带动了当时一批人，每天晚上就聚在一块，烤着炉子写诗。”
在嘉措看来，“那批人中出了很多人物，应该说是中国最后一批浪漫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很热情。他们看到了西藏，书写西藏”。
老牧民和鲁迅在一起了
从乡到县到地区再到拉萨，吴雨初在西藏不同行政级别工作过一段时间后，1991年调任北京市委宣传部研究室主任，后任北京市委副秘书长，再后来又担任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在北京的这20年间，吴雨初每年都会回西藏，“就算有出国的机会，如果跟去西藏相冲，也会选择去西藏”。他在北京的家里，也经常接待来自西藏的朋友，“一直都没断过”。 嘉措去北京，每次吴雨初都去接。“那时候吴老师当北京市委副秘书长，他爱人还跟我开玩笑，说你这个待遇太高了。”
让嘉措念念不忘的是，吴雨初帮助藏族诗人加央西热的事。加央西热是一位牧民，吴雨初总叫他“老牧民”，他受到吴雨初的带动，成为一名职业作家。
加央西热写了《西藏最后的驮队》，并申报了鲁迅文学奖。但是这时他生病了，肝癌，住进了北京天坛医院。嘉措告诉《南风窗》，上上下下的关系都是吴雨初在寻找和打点。加央西热还是回到了西藏。有一天吴雨初接到电话说，加央西热快要不行了。
吴雨初找到鲁迅文学奖评委会，问《西藏最后的驮队》是否获奖？如果获奖，作者的情况是现在这样，能不能允许他私下破例？答案是肯定的。吴雨初带着加央西热获奖的消息，从北京飞到西藏。
那是2004年10月22日。吴雨初告诉虚弱的加央西热说，你获奖了，明年春天举办颁奖仪式。加央西热笑说：“一个‘老牧民’的名字，跟鲁迅的名字怎么联系起来的呢？”印象里，加央西热的牙齿一直很白，那天也特别白。
2004年10月30日，加央西热走了；2005年的春天，加央西热的《西藏最后的驮队》被宣布获鲁迅文学奖。
《西藏最后的驮队》这本书，也被吴雨初收藏在牦牛博物馆里。
“只要是与西藏有关的书，他在北京出版集团时都会尽力帮助出版。只要与西藏有关的事情，他都尽力去帮助。”在嘉措看来，这是吴雨初回北京的20年。
吳雨初说，他时刻想为西藏做些事，“自己也可以写书，但是书写完也就完了”。他想回西藏，但是不知道怎样回去，也不知道回去以后可以切实地做些什么。
吴雨初的邻居，有3位博物馆的馆长：首都博物馆原馆长赵其昌，香港文化馆原总馆长严瑞原，首都博物馆时任馆长韩永。从与他们的交往中，吴雨初获得了许多关于博物馆的知识，间接地了解到当代博物馆的一些理念。不过那时的吴雨初觉得，虽然到过许多博物馆，还以官员身份参加过首都博物馆新馆的开工仪式，“可从未想过博物馆与我自己会有什么联系”。
藏北的往事总是浮现在脑海里：有一次，吴雨初和同事被困在从那曲地区回嘉黎县的路上，那是一个山沟，也是一个风口，每逢下雪，狂风就会把雪卷到山沟里来。被困了五天四夜以后，几近绝望时，看到雪际出现一片黑点，他们知道县里的救兵到了。被困的人捧着饼子，看着在雪地里喘着热气的牦牛，很多人都哭了，都说是牦牛救了自己的命。
在繁华的北京，回忆起这些，吴雨初总觉得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虽然时过境迁，但是雪地、老阿妈、牦牛的样子，仿佛就在眼前。
2010年的一个冬夜，辗转反侧之间，堆积了博物馆学家们的理念，夹杂着西藏高原的意象，吴雨初突然想到如果回西藏，可以做什么了—做牦牛博物馆。
他像怀揣一个巨大的秘密一样，不断地寻找资料，以丰富自己的想法。
他看到，十世班禅大师生前考察青海牧区时说过“没有牦牛就没有藏族”，藏文教科书上引用的谚语是“凡是有藏族的地方就有牦牛”，《斯巴宰牛歌》更是把牦牛与创世说连在了一起。
吴雨初做了一个PPT。
终于有一天，吴雨初把丰富了以后的想法告诉韩永。韩永刚从青藏高原回来，对牦牛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认为，牦牛与藏族的关系，是人类文明进程宏伟篇章中的一个独特故事。这将是一个人类学意义上的博物馆。
返藏
2011，吴雨初57岁。他给自己做的规划是，向北京市委提出辞职，用3年时间建成博物馆，在2014年自己达到60岁法定退休年龄时，完成使命。
从高原到都市，从不适应到适应，再到不适应，但无论如何，都还没想过要离开北京。对他来说，这是一次重要的人生转折，甚至是一次孤注一掷的冒险。他当时也并不知道，一个57岁的人进藏，身体能不能适应，建一座博物馆，钱从哪里来，藏品去哪里找，谁来跟他一起做，他会遇到什么。
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欧阳旭，给他支了一个更实在的招：向北京市委汇报时，一定要争取把牦牛博物馆项目纳入北京援藏项目。
当时的北京市领导告诉吴雨初，为了庆祝西藏和平解放50周年，北京市决定在日常援藏资金之外，拨出5亿元（后来实际投资达到7.8亿元），由北京援藏拉萨指挥部兴建一座7万平方米的拉萨市群众文化体育中心，牦牛博物馆项目加入这个大项目。
2011年6月7日，吴雨初回到拉萨。他在拉萨仙足岛租了房子，当住所，也为办公。8月31日，他注册了“亚格博”的微博账号，发了第一条微博：中国西藏拉萨牦牛博物馆今天奠基。
返藏3个月后那天，他同样是很早起床，打了几个电话没人接，发出的短信没人回。心情不太好，他去超市，鼻子撞到了玻璃上，医生说，如果伤口再往上一厘米，可能就要牺牲了。
为此，他写了藏语、汉语版本的“不要着急”，贴在仙足岛租来的房子里。他说，就是告诉自己不要太紧张，要放松。
“那段时间他严重失眠，生了病，我们说他太拼命了。他每天写日记，每天做记录，很憔悴。年轻人没有工作经验，叫做什么就做什么，事无巨细都靠他。”嘉措说。
因为工作开展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他获得了北京援藏指挥部副总指挥头衔，有了正式开展工作的名分。
事情在往好的方面发展。
他带着志愿者、员工跑田野调查，凡是有牦牛的地方都跑到了。青海省有曾经的熟人，怨他没把牦牛博物馆建在青海，因为青海的牦牛总量要大于西藏的牦牛总量，他说他的根在西藏。
招人是最困难的。西藏几乎没有专业的博物馆。牧区的孩子们也不知道什么是博物馆，虽然牦牛在他们的日常生活里，恰恰也是因此，他们并不太关注。吴雨初让每个孩子都放假回家，观察牦牛，并问父母：一头牛是怎么长大的，吃什么，穿什么。回来以后每个人都做报告，他们都说原来没去注意，牛长几岁，露几个牙，产多少酥油，需要做哪些工作，挤多少牛奶，怎么剪毛，现在都知道了。 他们的父母很奇怪，问他们在做什么，他们说博物馆，父母都不知道；他们就说，给牦牛在拉萨盖一座宫殿。布达拉宫就是一座宫殿，所以日夜相伴牦牛的父母们就特别高兴，就说，以后我们到拉萨，就可以围着牦牛的宫殿转。牧民的生产方式发生了变化，他们就把家里还有的，以及自己能收集到的，全部无偿捐给牦牛博物馆。
现有藏品近50%来自捐赠，这是吴雨初在出发时没想到的。第一件藏品来自藏北牧民日诺一家，听说拉萨要建一座牦牛博物馆，全家花了两个多月时间捻线、编织、缝制了一顶牦牛帐篷，开了3天3夜的车送到拉萨。一顶牦牛帐篷，就等于是牧民的“一套房产”，市场价至少也得数万元。
时间上，吴雨初给定了一个死线：2014年5月18日西藏牦牛博物馆一定要开馆。除了赶在世界博物馆日这一天，还有一个只有吴雨初自己知道的原因—从理论上说，按照他身份证上的出生日期，他在2014年6月就到退休年龄了。他说，必须赶在这之前，实现开馆试运行。
做起来
2014年5月18日，西藏牦牛馆开馆。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到了现场，参观博物馆后说：“国内填补空白，世界独一无二。”很多场合，单霁翔都会说到牦牛博物馆，他是牦牛博物馆从无到有的见证人，他知道吴雨初其中的艰辛。
北京大学教授沈明明说：“牦牛博物馆让我们知道，原来牦牛与藏族文化有如此紧密的联系。”
那天的现场，嘉措也去了，他没想到吴雨初的致辞是藏汉双语的，这在嘉措遇见的汉族人当中，“没有人可以做到这一点”。
吴雨初把所有捐藏品的人—牧民或是商人，当作贵宾请到了台上。“有些商人特别高兴，他们都是盛装前来，现实生活中，他们很少会有这样的礼遇。”嘉措回忆现场说。“他（吴雨初）跟很多藏族人，不管老百姓还是当官的，都成为很好的朋友，得到了很多人的尊重。真正民族团结是靠这样的东西，靠这样的人。”
前前后后几年里，吴雨初做起与牦牛有关的学术研究。“他到处去打听，把能找到的专家都找到了。过去没人关注这件事情。他自己善于学习，了解得越来越多。”嘉措告诉《南风窗》，刚开始时，吴雨初自己也很迷茫，“现在他越来越清晰，学问也越来越大，也意识到并不是自己一个人能做完的。这确实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实现了他的愿望，也为西藏做了一件持久长远的事”。
同样有着30多年交情的闫兵说：“他（吴雨初）的人生可圈可点，不是一个普通人，而我们活成了普通人。”
山东人闫兵1983年工作在那曲嘉黎县时，与来自江西的吴雨初相识，1993年他辞职下海，去了海南、青岛、北京等地，做过房地产、互联网等行业，2008年回西藏，是西藏之星奔驰4S店的中方股东。他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脉搏不时跳动，吴雨初则是另一条人生轨道。闫兵也给吴雨初捐过很多东西，“可能他都没看上，他对藏品的要求很高。只有一幅画摆出来了”。
吴雨初在中国西藏网开设了“形色藏人”的专栏，嘉措说“比我们还藏人”。吴雨初每天去八角街转，想发现点什么，八角街很多人都认识他。“有些东西不是去了就能看到，要碰运气。”
“其实我这个人特简单，60多岁，20年在江西，20年在西藏，20年在北京，多出来的这几年在西藏。”吴雨初说，如果他有功劳的话，最大的功劳就是把牦牛和博物馆联系了起来。这些年他对马云的一句话特别有感慨：“做人还是要有梦想的，万一实现了呢？”
吴雨初历经过几次翻车，好在没大碍。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多多少少都会受到藏传佛教的影响，他说自己早就写好了一封遗书，大意为：如果有意外，就地天葬。
因為做过出版，他有很多藏书，他把它们从北京运到西藏，就放在牦牛博物馆里。他说有一天，他不做牦牛博物馆馆长了，就在这间图书馆里当一个管理员。
多年前，他为加央西热写了一首诗，他在诗里说：“我放弃固有的生存方式，放弃那些粉红、光艳的肌肤，放弃玫瑰的思想，把自己融化在旷野的万籁俱寂之中，把情感凝固于石板沉甸甸的经文，我的梦与鹰飞翔。”
也许，他正在过着他最想要的诗意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