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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论文从后现代语境之下,剖析解构主义对译者主体性的发展和局限,以及如何解决译者主体性问题的困境,并从我国的翻译现状与历史的回眸之中,来探讨翻译方法论的转变问题,并对翻译标准的变革提出了一些个体性的看法。
关键词:后现代语境 英语翻译 嬗变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随着20世纪70年代西方哲学的“语用学转向”和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以来,翻译越来越向文化的方向发展,狭义的翻译已经日渐式微,文化转向已经成为定势。目前翻译的标准,在不同程度上开始转向译者,英语翻译也悄悄地经历了“语言——文化——人”的转变,完成了一次由本体到主体,由一元到多元的跨越,在理论层面上,逐渐彰显了翻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的主体地位。
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60-70年代在西方兴起的一种哲学理论,是对近代、现代的世界观的诘难,颠覆了许多传统观念,带来了一场深刻的变革。它倡导多元和对话,反对以逻各斯为中心的独白话语,结构二元对立的结构主义思想。翻译研究的后现代转向出现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后现代是一个解构的时代,后现代大师们对文本的结构,对确定意义的怀疑,对“忠实”和“对等”作为翻译标准的质疑,对异化翻译策略的推崇,对翻译从属地位的不满,以及对语言和文化不平等的抗争,为英语翻译以及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来源,为长期处于从属地位的译者主体性,赢得了一片创造的空间。
解构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从法国兴盛起来的一股后现代主义思潮。解构主义认为,翻译并不是对原文简单的“复制”和“模仿”,而是一个主体积极参与的过程。本雅明在《译者的任务》一文中,试图从解构主义角度消解原作与译作的二元对立的关系,认为译文是原文的“来世”,原文必须依赖于译文才能延续其生命。他对原作者的地位不屑一顾,并意在突出译者的地位和角色。在他看来,译者的任务就是在翻译过程中释放出被禁锢在原作者语言里的“纯语言”,译者由奴仆变成了原作的解放者。
德里达是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他认为翻译是不可能的,翻译是一个不断解构、建构的过程,透过引入的外来语言元素,颠覆、拆解原文语言秩序,因此在解构文本时,原文本的界限不复存在,文本无限开放,意义并非固定不变,而是互为文本,不断生成,“延异”存在于文本无限开放的动态过程中。翻译就是意义不断地被推迟和延异,在这样向前推进的过程中不断地被解构,译者成为文本的解构者。巴尔特干脆宣称“作者已死”,他认为文本一旦完成,剩下的只有语言符号,读者通过对语言符号来解读文本的意义。作者之死意味着作者不再是那个赋予文本正确意义的唯一权威了,为了研读文本而去研究作者本人的生活,写作特征和人格是得不偿失的。作者已经死了,让文本和读者去尝试作者之死或者不在场所留下的空缺,译者作为文本解读过程中的第一读者,已经不再是那个被动的,对原作者亦步亦趋,人微言轻的消极主体,而是获得了空前的主动权,可以随心所欲地赋予文本意义,而不需承担任何责任,可以说,翻译者的主体性达到了极致。
总之,解构主义本质上是否定的,否定作者的权威性,否定恒定结构和明确意义,夸大意义的不确定性和相对性,过于突出译者的作用,忽视了原文的客观性和读者的接受性,以至使译者的主动性成为漫无边际的概念,这样就容易使翻译陷入混乱之中。
翻译面临着时代性的挑战,以及新的理论资源的应对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就会走向“歧途”。所以,历史性的回顾就显得尤为重要。实际上,翻译的研究包括翻译理论各个层面和各个角度的研究,而翻译标准的研究,一直是翻译理论研究的焦点和核心内容之一。自从翻译活动出现以来,译者自觉不自觉地采用一定的翻译标准,来传递和转换原语信息。“历代译家认识上的根本局限性在于,他们老是下意识的追求唯一的、万能的、可以判断一切译作价值并指导翻译实践的终极性实用标准,须知这种标准是根本不存在的东西,所以折腾了两三千年,从来没有结果。”由此可以推断,翻译的标准是多元化的。指导翻译实践并判断译作价值的具体标准不止一个,而是由若干具体标准组成的标准系统,他们各自具有其特定的功能。
多元化翻译标准存在的客观依据在于:1、翻译的多功能性;2、人类审美情趣的多样化;3、译者和读者多层次。从翻译哲学的角度看,这理论标志着在翻译标准的取向问题上,一个系统的划时代的转折。如果我们从认知语言学原型理论的视角,重新审视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的话,可以得出另一种解释:多元标准可以看作是理想翻译的各种属性,但是针对不同的翻译类型或翻译文本,这些属性的权重是不一样的;并非所有的翻译都能完全满足这些标准,只是对具体翻译的评价是从整体上把握,对具体翻译的评价参照我们心中的理想认知模型,这样就可以评判出译文的好坏程度。
回眸传统,翻译标准的选择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它既涉及到翻译活动发生的社会时代背景,又与翻译家的个性、能力、人生观等个人因素有关。而社会时代背景制约着翻译家的个人因素,因此翻译标准的选择主要受特定社会背景的制约。探讨出原型翻译标准产生的基础和发展演变的规律,有助于正确认识和把握当代的原型翻译标准和具体的翻译标准,以及进一步发展的趋势,更好地指导各种翻译实践,促进翻译理论的建设。中国历史上不少翻译大师,根据自己的翻译实践,总结了当时自己翻译实践中所遵循的原则,为后来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和翻译理论的探讨,奠定了必不可少的基础。
中国古代佛经翻译高潮过去以后,直到明末清初,17世纪初到18世纪中叶的万历到乾隆时,才形成了第二个翻译高潮。两次高潮期间的六百年,无大规模的翻译活动,翻译理论探讨几乎一片空白。中国翻译近代史上的翻译高潮是由来华的基督教的传教士,中国的信教者,以及与传教士熟悉的中国学者共同推动的。这一时期,中国著名的翻译人士有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王徽、冯应京、李天经等,但他们都忙于翻译科技著作,为国人所用,无暇系统总结自己的翻译经验和进行理论探讨。他们都是翻译大家,但未能留下系统、详细的翻译理论。从他们有关翻译的重要性和翻译目的的论述,很容易发现他们所遵从的翻译标准。
清朝末年,林则徐、魏源、冯桂芬、张之洞等,为翻译救国、唤醒民众、更新观念创造了条件,但真正在翻译理论上有杰出建树,对后来的翻译理论的发展起到很大作用的翻译大家,首推清末新兴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学者严复。他参照古代翻译的经验,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在《天演论》卷首的《译例言》中,正式提出了著名的“信、达、雅”的翻译标准。他说“译事三难:信、达、雅。”对后来的翻译标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那一特定的时期已经是相当精辟和高度的概括。这一时期的翻译标准,主要是针对学术著作的汉译确定的,虽然也有西方传教士有关翻译标准的论述,但不是这一时代的主流。这一时代是中国的仁人志士如饥似渴地吸收西方的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的时期,翻译目的明确,旨在向国人介绍西方先进的哲学、政治、经济和科学著作,宣传先进的理念,以求国家的强大。因此这一时期的翻译标准,主要是以严复的“信、达、雅”为翻译的主要原则。“信、达”是有效传递信息的前提。
“五四”运动时期,罗家伦、郑振铎、鲁迅、林语堂等人,就这一时期的翻译标准的阐述可以看出,已经开始运用其他学科的理论成果,如文化理论、美学理论、语言学理论,大胆地对翻译标准进行探讨,而且开始借助于国外的翻译理论,如泰特勒的“三原则”,对中国的翻译标准进行审视。“神韵说”和“保存原作的风姿”等,都是这一时期的翻译标准。新中国成立以后,百业待兴,为了新中国建设和与其他国家交流的需要,翻译工作很快被提上议事日程上,翻译理论的研究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有关翻译标准的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推进。在这一时期,有关翻译标准的论述中,著名的翻译理论家有50年代的傅雷、60年代的钱钟书。70年代是翻译事业的停顿时期。
傅雷从文艺学和美学的角度,提出翻译的最高艺术境界是“神似”。他继承了前人,尤其是鲁迅、茅盾、林语堂等人关于艺术作品翻译须“传神”的观点,又结合自己对于艺术的深湛修养,反复强调了“重神似不重形似”的翻译标准。他还强调了“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的中文写作”。到了60年代,著名的学者钱钟书提出了文学翻译的最高原则是“化”,把作品从一国的文字转变成另一国的文字,既不能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钱钟书的“化境”和傅雷的“神似”,虽然在表述上有所不同,但都体现了翻译标准的文艺学和美学的价值取向。“文革”之后,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探讨几乎停止,有关翻译标准的研究进入了沉寂时期。这一时期的翻译标准,不仅是讨论单一的汉译西方和苏联的文学著作,而且主要集中在确定文学作品和马列著作的翻译标准上。傅雷的“神似”说和钱钟书的“化境”说,都是前一个时期的继承和发展。从翻译标准的发展来考察,实质上没有重大的突破,但从原型翻译理论的视角来考察,原型翻译的标准文艺学和美学意义上的对等,赋予忠实和对等新的内涵。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翻译活动和翻译理论研究重新得到了蓬勃的发展。为了适应中国改革发展的需要,为了缩短翻译理论研究与国外的差异,一批有识之士大量地介绍和引进西方的翻译理论,国内译坛的探讨和争论,也出现了空前平等和民主的探讨氛围,各种有关翻译标准的理论应运而生。还有一批学者打破传统的定性探讨模式,结合其他学科的成果,对翻译标准进行新的尝试,并进行大胆的、富有开拓性的研究。
我们看到,各个时期的翻译目的、任务和作用不同,因此所确立的具体翻译标准就不同,隐藏在具体翻译标准之上的原型翻译标准就不相同。不同题材和体裁的原文,不同的译者、不同的读者和不同的作者,都会影响翻译标准的确立。因此,任何一个时期,就包括翻译的初期,要想统一翻译的标准都是不现实的。现代社会这样的交流日益频繁,翻译规模不断扩大,无论是翻译理论的研究,还是翻译实践,都是空前的。翻译是一项具有“绝对”和“相对”双重属性的活动,其绝对性体现在“转换”和“对等”作为构成翻译范畴的必备条件,而它的相对性则体现在实际“转换”和翻译“对等”的多方面、多层级特征上。百分之百的转换和对等,不是翻译的本质要求,但“相对”意义上的转换和对等,却又是翻译的“绝对”属性。
翻译的本质属性,决定了译者是翻译实践的行为主体,同时也是翻译伦理行为的主体。译者的选择是一种道德选择,只要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发生跨文化语际行为,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伦理以及嬗变等问题。我们对翻译本质属性的认识,是永远不能到达终极的。所有的过程和进一步的研究,只能是渐渐地靠近。其认识的方法,就是不断地变换参照系,先是原文作者、原作、翻译标准,后是译者、译文读者、译语文化等。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冲击之下的翻译,必然要走向翻译伦理学。
企图用一种具体的翻译标准来指导所有的翻译活动是不现实的,也是不科学的。实际上受翻译规模和翻译种类影响,翻译标准的多样性已经形成,对翻译标准的研究,也是多角度、多层次、立体化的模式在向前推进。只有在纷繁复杂的各种具体的翻译标准中进行归纳和总结,才有可能探讨和抽象出原型翻译标准,组成翻译学研究的重要的构件,构筑现代翻译学科的理论体系,作为具体实践的指南。
参考文献:
[1] 李志田:《文化差异与英语翻译》,《河北理工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2] 蒋庆肯:《后现代语境与英语翻译刍议》,《上海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
[3] 谭载喜:《翻译本质的绝对与相对属性》,《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4] 杨自俭:《对翻译本质属性的认识——〈自由派翻译传统研究〉序》,《上海翻译》,2008年第1期。
作者简介:马亮,女,1980—,辽宁辽阳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商务英语,工作单位: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
关键词:后现代语境 英语翻译 嬗变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随着20世纪70年代西方哲学的“语用学转向”和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以来,翻译越来越向文化的方向发展,狭义的翻译已经日渐式微,文化转向已经成为定势。目前翻译的标准,在不同程度上开始转向译者,英语翻译也悄悄地经历了“语言——文化——人”的转变,完成了一次由本体到主体,由一元到多元的跨越,在理论层面上,逐渐彰显了翻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的主体地位。
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60-70年代在西方兴起的一种哲学理论,是对近代、现代的世界观的诘难,颠覆了许多传统观念,带来了一场深刻的变革。它倡导多元和对话,反对以逻各斯为中心的独白话语,结构二元对立的结构主义思想。翻译研究的后现代转向出现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后现代是一个解构的时代,后现代大师们对文本的结构,对确定意义的怀疑,对“忠实”和“对等”作为翻译标准的质疑,对异化翻译策略的推崇,对翻译从属地位的不满,以及对语言和文化不平等的抗争,为英语翻译以及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来源,为长期处于从属地位的译者主体性,赢得了一片创造的空间。
解构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从法国兴盛起来的一股后现代主义思潮。解构主义认为,翻译并不是对原文简单的“复制”和“模仿”,而是一个主体积极参与的过程。本雅明在《译者的任务》一文中,试图从解构主义角度消解原作与译作的二元对立的关系,认为译文是原文的“来世”,原文必须依赖于译文才能延续其生命。他对原作者的地位不屑一顾,并意在突出译者的地位和角色。在他看来,译者的任务就是在翻译过程中释放出被禁锢在原作者语言里的“纯语言”,译者由奴仆变成了原作的解放者。
德里达是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他认为翻译是不可能的,翻译是一个不断解构、建构的过程,透过引入的外来语言元素,颠覆、拆解原文语言秩序,因此在解构文本时,原文本的界限不复存在,文本无限开放,意义并非固定不变,而是互为文本,不断生成,“延异”存在于文本无限开放的动态过程中。翻译就是意义不断地被推迟和延异,在这样向前推进的过程中不断地被解构,译者成为文本的解构者。巴尔特干脆宣称“作者已死”,他认为文本一旦完成,剩下的只有语言符号,读者通过对语言符号来解读文本的意义。作者之死意味着作者不再是那个赋予文本正确意义的唯一权威了,为了研读文本而去研究作者本人的生活,写作特征和人格是得不偿失的。作者已经死了,让文本和读者去尝试作者之死或者不在场所留下的空缺,译者作为文本解读过程中的第一读者,已经不再是那个被动的,对原作者亦步亦趋,人微言轻的消极主体,而是获得了空前的主动权,可以随心所欲地赋予文本意义,而不需承担任何责任,可以说,翻译者的主体性达到了极致。
总之,解构主义本质上是否定的,否定作者的权威性,否定恒定结构和明确意义,夸大意义的不确定性和相对性,过于突出译者的作用,忽视了原文的客观性和读者的接受性,以至使译者的主动性成为漫无边际的概念,这样就容易使翻译陷入混乱之中。
翻译面临着时代性的挑战,以及新的理论资源的应对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就会走向“歧途”。所以,历史性的回顾就显得尤为重要。实际上,翻译的研究包括翻译理论各个层面和各个角度的研究,而翻译标准的研究,一直是翻译理论研究的焦点和核心内容之一。自从翻译活动出现以来,译者自觉不自觉地采用一定的翻译标准,来传递和转换原语信息。“历代译家认识上的根本局限性在于,他们老是下意识的追求唯一的、万能的、可以判断一切译作价值并指导翻译实践的终极性实用标准,须知这种标准是根本不存在的东西,所以折腾了两三千年,从来没有结果。”由此可以推断,翻译的标准是多元化的。指导翻译实践并判断译作价值的具体标准不止一个,而是由若干具体标准组成的标准系统,他们各自具有其特定的功能。
多元化翻译标准存在的客观依据在于:1、翻译的多功能性;2、人类审美情趣的多样化;3、译者和读者多层次。从翻译哲学的角度看,这理论标志着在翻译标准的取向问题上,一个系统的划时代的转折。如果我们从认知语言学原型理论的视角,重新审视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的话,可以得出另一种解释:多元标准可以看作是理想翻译的各种属性,但是针对不同的翻译类型或翻译文本,这些属性的权重是不一样的;并非所有的翻译都能完全满足这些标准,只是对具体翻译的评价是从整体上把握,对具体翻译的评价参照我们心中的理想认知模型,这样就可以评判出译文的好坏程度。
回眸传统,翻译标准的选择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它既涉及到翻译活动发生的社会时代背景,又与翻译家的个性、能力、人生观等个人因素有关。而社会时代背景制约着翻译家的个人因素,因此翻译标准的选择主要受特定社会背景的制约。探讨出原型翻译标准产生的基础和发展演变的规律,有助于正确认识和把握当代的原型翻译标准和具体的翻译标准,以及进一步发展的趋势,更好地指导各种翻译实践,促进翻译理论的建设。中国历史上不少翻译大师,根据自己的翻译实践,总结了当时自己翻译实践中所遵循的原则,为后来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和翻译理论的探讨,奠定了必不可少的基础。
中国古代佛经翻译高潮过去以后,直到明末清初,17世纪初到18世纪中叶的万历到乾隆时,才形成了第二个翻译高潮。两次高潮期间的六百年,无大规模的翻译活动,翻译理论探讨几乎一片空白。中国翻译近代史上的翻译高潮是由来华的基督教的传教士,中国的信教者,以及与传教士熟悉的中国学者共同推动的。这一时期,中国著名的翻译人士有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王徽、冯应京、李天经等,但他们都忙于翻译科技著作,为国人所用,无暇系统总结自己的翻译经验和进行理论探讨。他们都是翻译大家,但未能留下系统、详细的翻译理论。从他们有关翻译的重要性和翻译目的的论述,很容易发现他们所遵从的翻译标准。
清朝末年,林则徐、魏源、冯桂芬、张之洞等,为翻译救国、唤醒民众、更新观念创造了条件,但真正在翻译理论上有杰出建树,对后来的翻译理论的发展起到很大作用的翻译大家,首推清末新兴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学者严复。他参照古代翻译的经验,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在《天演论》卷首的《译例言》中,正式提出了著名的“信、达、雅”的翻译标准。他说“译事三难:信、达、雅。”对后来的翻译标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那一特定的时期已经是相当精辟和高度的概括。这一时期的翻译标准,主要是针对学术著作的汉译确定的,虽然也有西方传教士有关翻译标准的论述,但不是这一时代的主流。这一时代是中国的仁人志士如饥似渴地吸收西方的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的时期,翻译目的明确,旨在向国人介绍西方先进的哲学、政治、经济和科学著作,宣传先进的理念,以求国家的强大。因此这一时期的翻译标准,主要是以严复的“信、达、雅”为翻译的主要原则。“信、达”是有效传递信息的前提。
“五四”运动时期,罗家伦、郑振铎、鲁迅、林语堂等人,就这一时期的翻译标准的阐述可以看出,已经开始运用其他学科的理论成果,如文化理论、美学理论、语言学理论,大胆地对翻译标准进行探讨,而且开始借助于国外的翻译理论,如泰特勒的“三原则”,对中国的翻译标准进行审视。“神韵说”和“保存原作的风姿”等,都是这一时期的翻译标准。新中国成立以后,百业待兴,为了新中国建设和与其他国家交流的需要,翻译工作很快被提上议事日程上,翻译理论的研究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有关翻译标准的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推进。在这一时期,有关翻译标准的论述中,著名的翻译理论家有50年代的傅雷、60年代的钱钟书。70年代是翻译事业的停顿时期。
傅雷从文艺学和美学的角度,提出翻译的最高艺术境界是“神似”。他继承了前人,尤其是鲁迅、茅盾、林语堂等人关于艺术作品翻译须“传神”的观点,又结合自己对于艺术的深湛修养,反复强调了“重神似不重形似”的翻译标准。他还强调了“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的中文写作”。到了60年代,著名的学者钱钟书提出了文学翻译的最高原则是“化”,把作品从一国的文字转变成另一国的文字,既不能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钱钟书的“化境”和傅雷的“神似”,虽然在表述上有所不同,但都体现了翻译标准的文艺学和美学的价值取向。“文革”之后,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探讨几乎停止,有关翻译标准的研究进入了沉寂时期。这一时期的翻译标准,不仅是讨论单一的汉译西方和苏联的文学著作,而且主要集中在确定文学作品和马列著作的翻译标准上。傅雷的“神似”说和钱钟书的“化境”说,都是前一个时期的继承和发展。从翻译标准的发展来考察,实质上没有重大的突破,但从原型翻译理论的视角来考察,原型翻译的标准文艺学和美学意义上的对等,赋予忠实和对等新的内涵。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翻译活动和翻译理论研究重新得到了蓬勃的发展。为了适应中国改革发展的需要,为了缩短翻译理论研究与国外的差异,一批有识之士大量地介绍和引进西方的翻译理论,国内译坛的探讨和争论,也出现了空前平等和民主的探讨氛围,各种有关翻译标准的理论应运而生。还有一批学者打破传统的定性探讨模式,结合其他学科的成果,对翻译标准进行新的尝试,并进行大胆的、富有开拓性的研究。
我们看到,各个时期的翻译目的、任务和作用不同,因此所确立的具体翻译标准就不同,隐藏在具体翻译标准之上的原型翻译标准就不相同。不同题材和体裁的原文,不同的译者、不同的读者和不同的作者,都会影响翻译标准的确立。因此,任何一个时期,就包括翻译的初期,要想统一翻译的标准都是不现实的。现代社会这样的交流日益频繁,翻译规模不断扩大,无论是翻译理论的研究,还是翻译实践,都是空前的。翻译是一项具有“绝对”和“相对”双重属性的活动,其绝对性体现在“转换”和“对等”作为构成翻译范畴的必备条件,而它的相对性则体现在实际“转换”和翻译“对等”的多方面、多层级特征上。百分之百的转换和对等,不是翻译的本质要求,但“相对”意义上的转换和对等,却又是翻译的“绝对”属性。
翻译的本质属性,决定了译者是翻译实践的行为主体,同时也是翻译伦理行为的主体。译者的选择是一种道德选择,只要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发生跨文化语际行为,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伦理以及嬗变等问题。我们对翻译本质属性的认识,是永远不能到达终极的。所有的过程和进一步的研究,只能是渐渐地靠近。其认识的方法,就是不断地变换参照系,先是原文作者、原作、翻译标准,后是译者、译文读者、译语文化等。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冲击之下的翻译,必然要走向翻译伦理学。
企图用一种具体的翻译标准来指导所有的翻译活动是不现实的,也是不科学的。实际上受翻译规模和翻译种类影响,翻译标准的多样性已经形成,对翻译标准的研究,也是多角度、多层次、立体化的模式在向前推进。只有在纷繁复杂的各种具体的翻译标准中进行归纳和总结,才有可能探讨和抽象出原型翻译标准,组成翻译学研究的重要的构件,构筑现代翻译学科的理论体系,作为具体实践的指南。
参考文献:
[1] 李志田:《文化差异与英语翻译》,《河北理工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2] 蒋庆肯:《后现代语境与英语翻译刍议》,《上海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
[3] 谭载喜:《翻译本质的绝对与相对属性》,《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4] 杨自俭:《对翻译本质属性的认识——〈自由派翻译传统研究〉序》,《上海翻译》,2008年第1期。
作者简介:马亮,女,1980—,辽宁辽阳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商务英语,工作单位: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