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主义与大众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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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几年,不论什么公共事件,都会有专家出来解读,这些解读可谓五花八门,有些充满了反智主义,挑战大众的常识和底线。但随着启蒙时代的远去和高等教育的普及,特别是微博等大众媒体的兴起,所谓精英早已不再被仰望,而成了被质疑和调侃的对象。大众舆论的兴起和蓬勃发展,对精英造成了挤逼。
  理想的精英主义应该具有一种高道德的自持,有敬畏和悲悯之心,但现实是,精英主义已经被一些精英作为谋求利益的工具,中国的精英阶层崛起成为既得利益者已有十数年,随着贫富差距的迅速扩大和断裂社会的不能自洽,在精英的权威坠落之后,在公共舆论领域,精英和大众的分化乃至对峙,导致的不仅是没有共识和合作,而且是没有妥协。中国的精英和大众的关系已经进入了相互塑造但方向不明的时期。现状已难以维持,社会必将变化,这也许是下一步改革的力量。
  在电视娱乐这个特定空间里,明星与草根、精英与大众的话语争夺比任何一个领域都显得更为清晰。选秀中的精英与大众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概念,但它背后的逻辑却具有参考价值:疏离、对峙、和解,进而达成共识。因为娱乐业相对开放,它的发展折射出了中国社会的很多东西。
  娱乐业之所以会向大众参与发展,背后可能是市场和资本的逻辑。在其它领域,除了市场和资本的逻辑,可能还会有其它很多复杂的因素,比如群体事件的倒逼,社会冲突的加剧,国际环境的压迫,社会转型的需要等等,所以相对于娱乐业,其它领域的变化可能会更缓慢和艰难,但方向是一样的。
  历史在左摇右摆中前进,不断寻找平衡点。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各种客观因素会催生很多内生的、自发的变化。人类正进入一个平等时代,而中国,在实现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也已经到了让人民共同富裕的阶段。十八大之后,社会更加公平应该是一个重点,作为既得利益者的精英和付出改革成本的大众,将会经过复杂的过程,达到新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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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勒辞职很不正常,其之所以“小题大做”,不无牺牲官位来破除言论禁忌的用意。换句话说,公开谈论境外派兵的得失在德国是非常敏感之事,德国人希望总统“闭嘴”,而总统选择了对撞“政治潜规则”,意欲化解“炮舰政策”在德国做得却说不得的困境。    德国总统霍斯特·克勒因被广泛批评为“替炮舰政策招魂”而负气下台,成为德国二战后65年来第一个辞职的总统,令人错愕。几乎在同一时间,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不堪被指责在美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知识界有两场争论旷日持久,一則围绕“民主还是独裁”,在国难当头之际讨论如何才能实现独立富强;二則讨论因上一问题引发的文化建设路向,究竟“全盘西化”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一大批法学家在这些讨论中发出有力的声音,如张君劢(1887~1969)、燕树棠(1891~1984)、萧公权(1897~1981)、吴经熊(1899~1986)、张佛泉(1907~1993)等等,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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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全国各地上演水价比赛,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沈阳等多个城市都在酝酿上调水价。由于水价与油价不同,并不实行全国统一价,而是根据不同城市通过听证自主确定。而各个地区的水质差异也导致水价无法统一。当媒体询问上调水价的理由时,有专家表示,“不能因为有些人喝不起水,就不提高水价。”  这位专家上调水价的理由如此极端,估计又要激起一场口水战。但不可否认的是,基础公共服务品的价格上调,正在形成“气候”。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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