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贵族小姐的名字叫范·霍亨德普·米拉，娘家在荷兰。她的老伴杨大爷叫杨宝禄，土生土长的老北京。在两人牵手走过的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这条老胡同见证了一段从一见钟情到白头偕老的爱情故事。
　　大雨是我俩的媒人
　　1956年夏季的一天，北京大学毕业后在北京市电机总厂工作的杨宝禄下班回家，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让他在公交车站和米拉撞出了缘分。
　　说起当年事，米拉的中国话，便是一串串的。她说，那天下雨，自己打着雨伞在5路汽车站等车，忽然伞下钻进一个男青年。没有别的理由，躲雨呗。伞外大雨滂沱，伞下两人相视一笑。米拉有伞，所以她把男青年送回了家。
　　第二天，米拉听街坊说有个秀气的中国小伙子等在院外，一看，正是昨天那位。原来昨天她把地址告诉他了。米拉的大姐当时就埋怨她，放着周围那么多优秀的追求者不找，为什么偏要找个中国穷光蛋。米拉回答大姐：“不是找的，是碰上的。”当时米拉随母亲、姐姐和继父一起来华，在北京住了3年了，杨宝禄是她第一个看上眼的男子汉。可那时她已经买好了回荷兰的机票。接下来的4年里，在公共汽车站埋下的爱情种子，借着一封封书信，横跨碧波万顷的大洋，在两个年轻人的心中生根发芽。
　　1960年1月1日，米拉和爱人携手步入婚姻殿堂，北京的胡同里多了一位荷兰姑娘。
　　这些年，一茬又一茬的邻居相继搬进了高楼，三个儿女也早已成家立业。可对胡同和大杂院中老屋的迷恋，让他们留了下来。
　　一大摞家庭记账本
　　杨宝禄是靠寡母在袜厂做工、在幼儿园当老师辛苦赚钱抚养大的独子，后来又靠一名教师资助才从北京大学电机系毕业，家境的贫寒可想而知。为照顾好大家庭，大学毕业的米拉放弃了参加工作，成了一名全职家庭主妇，照顾全家的生活起居。远在荷兰的母亲生怕女儿受委屈，时不时寄来些营养品，都被她当成了给婆婆、孩子们改善生活的“调剂品”了。
　　上世纪60年代初，随着家里人口不断增多，经济上越发紧张了，一向认真的杨宝禄开始在家中实行“计划经济”，建立家庭账本，现在杨家还保留着这个传统，家里的记账本已经有厚厚一大摞了。账本里，不光记载着平淡而琐碎的日子，也记载着浓浓的亲情。
　　直到1981年，孩子们都大了，家务负担轻了，会多国语言的米拉才外出“打工”，到清华大学、北工大、二外等高校当外教。
　　可因为体制原因，米拉最终还是成了一名“家庭妇女”。如今已73岁的她靠着丈夫拿的企业退休金生活，一份退休金两个人“养老”，生活自然清苦一些。常常有人问米拉，如果当年留在荷兰，单是靠显赫的家族地位就能为自己赢得一份不错的生活保障，后悔吗？米拉总是深情地凝视着已是满头白发、满脸皱纹的丈夫说：“宝禄，才是我生命中最大的宝贝和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