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意义的探寻与研究方法的创新(笔谈)——文学研究中的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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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创新必须建立在反思的基础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文学研究界通过深入反思,打破了旧的庸俗社会学研究模式的束缚,在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各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和丰硕的成果。时至今日,国内文学研究领域仍然相当繁荣。但与量的积累相比,质的提升尚嫌不足,在一定程度上还分别出现了以“泛话语化”的文化研究和“纯技术化”的文献考证代替文学研究的倾向。如何强化文学与其它人文社会科学的联系,有效地借助其它学科的知识更加深入地解读文学现象的社会历史文化意义,如何深化文学与其它艺术门类的比较研究,更及一步地发掘文学的艺术价值,如何打破文学研究领域中古今中西相互隔离的状况,在世界文学的总体框架中进行史论结合、内外结合的深入研究,这些都是值得反思的问题,也是文学研究模式创新的路向。为了集思广益,本刊近期专门组织了两组笔谈,邀请文学研究中各个分支领域的专家从各自的角度对相关问题展开探讨。现将第一组四篇笔谈先行刊发,下一期再刊发一组题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模式创新”的笔谈,以期引发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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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饮食文化历史悠久,内容宏富,内涵极其丰厚。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中国饮食史的探究,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是十分必要和有意义的。然而,与中国饮食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极不协调、极不相称的是,21世纪前国内尚无一部这样的专著。有鉴于此,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徐吉军研究员策划了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阐述中国饮食文化发展过程及其历史地位和作用的通史类的大型学术专著《中国饮食史》,1999年由华夏出版社首次推出,填补了这一空白。
“神经伦理学”是今日伦理学中异军突起的一个强势潮流。如何理解和定位其意义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它的宗旨究竟是借助科学新发现来力挽“道德危机”的狂澜,抑或是推波助澜,加重危机?仔细分析可以看出,神经伦理学确实有一部分可以视为是在捍卫传统伦理学,但是其更有“创意”的大部分内容却应当被归入“减法型治疗哲学”而非“伦理学”,因为它所诊断出来的人类“病因”主要就是文明道德。减法治疗哲学源远流长;神经伦理学作为其最新一支,特色在于将技术上,即在治疗或改造人类大脑上拥有日益惊人的先进技术手段。所以,人类正在面临重大的时代变
中国古代的海防主要在明、清两代,明代以防倭为主.其重点区域在浙江一带。从明初开始,倭寇就繁入犯东南沿海一带,朝廷为此在沿海设立军事卫所,以防备倭寇,到了嘉靖初年,由于“人贡事件”发生,导致市舶司废止,海禁政策也更加严格,使得一度以来比较活跃的沿海走私贸易转变为武装走私、武装抢劫。
如何认识庄子思想中“丧我”、“无己”的实质内涵,特别是其超越精神与安命顺世之道之间的关系?文章通过对《人间世》中的“心斋”思想及其由此提出的具体语境的分析,指出庄子所谓“丧我”、“无己”的真谛在于“虚己”,而“虚己”的出发点与归结点恰恰在于存己全生。有鉴于此,文章对庄子思想的内在矛盾趋向及其政治哲学意蕴进行了新的阐发。
2013年11月23日至2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室、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浙江学刊》杂志社联合举办的“出土资料与战国秦汉社会转型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浙江杭州召开。开幕式由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秦汉室副主任邬文玲主持,《浙江学刊》杂志主编徐吉军、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秦汉室主任杨振红先后致辞。杨振红在致辞中介绍了会议筹备情况,阐明了会议的主题及预期目标,指出:从春秋战国社会大变革发端,至秦汉建立以皇帝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官僚制国家体制,对此后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受中央与地方、豪族关系影响,秦汉四百年间朝廷不断调整郡县长官任免升迁属吏之权。郡县长官任免升迁属吏权的变化虽是制度史问题,但与当时的社会变迁、政治波动有极密切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央与豪族关系、国家地方政策变化的晴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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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浙江省委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开展的“中国梦与浙江实践”重大课题研究于近日完成,这一重大课题的最终成果——《中国梦与浙江实践》系列丛书已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正式出版,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夏宝龙,中国社科院院长、党组书记王伟光为系列丛书作序。全书共分七卷,即总报告卷、经济卷、政治卷、文化卷、社会卷、生态卷和党建卷,合计200多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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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至今日,元代诗文研究有了相当大的发展,研究界已基本认可元代诗文创作成绩斐然的事实。与先秦、两汉、唐宋、明清等时期的诗文研究相比,元代诗文研究在21世纪之前多为元曲研究所遮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