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对异文化中优质电影的翻拍已是影视制作的重要手段。且不论是亚洲电影人对欧美民族电影的翻拍，或是好莱坞工厂对于亚洲电影的再现，都不乏优秀的作品。作为跨文化传播的一种重要方式，毫无悬念的是，异文化视域下的电影翻拍需要面对的是不同文化圈层的价值观、接受理念的碰撞，必然存在文化被动接纳与主动解构的过程。2011年2月上映的《我知女人心》，翻拍自2000年好莱坞经典影片《偷听女人心》（What Women Want），将故事的背景从芝加哥移到了北京，主演从梅尔·吉布森和海伦·亨特换成了刘德华和巩俐。该片男主角孙子刚（刘德华饰），是一家广告公司的创意总监，离异单身，外形英俊倜傥，生性风流，他原本以为自己会晋升执行创意总监一职，结果却被广告界女强人李仪龙（巩俐饰）夺走。一次意外，他获得了可以听到女人心声的特异功能，让他游走于各类女性身边如鱼得水，同时，也掌握了和李仪龙竞争时的主动权。随着倾听的深入，他坠入情网，最终与曾视为敌人的上司李仪龙坦诚相见并共赴爱之旅。《我知女人心》从片名到剧情，基本延续原作，亦不乏颇具亮色的本土化改造，兼以大牌明星的加盟、明丽时尚的风格、戏谑的轻喜剧特色，票房虽未达到预期，但整体而言，仍获得了不错的口碑。作为一部表现颇为平稳的翻拍剧作，《我知女人心》在面对异文化时的观念接纳与重构不乏可圈可点之处，亦颇有可指责处，将其作为“电影翻拍中的异文化接纳与重构”这一命题探讨的基础是颇为合适。
　　一
　　影片《我知女人心》大到故事发展、人物设置，小到桥段安排、音乐风格都与《偷听女人心》如出一辙，以至于有评论者称“看上去就像是学生献给老师的汇报演出”，“成了一场对过时的西方文化的全面描摹”，“难怪有一家加拿大媒体惊呼：这种拷贝不走样简直就是文化殖民！”[1]不可否认，影片翻拍时，主创人员忠实于原著主题及文化环境的构造，作品中不乏对美国文化的被动接纳与描摹。好莱坞版的《偷听女人心》，亦名《男人百分百》，剧作所描绘的2000年的美国社会潮流，当时，在男权意识的主导下，女性在职场中的卓越表现颇多争议，而女权的苏醒亦开始呼唤对于女性内心诉求的关注，迎合了当时资产阶级女性的审美需求，故影片尽管并未真实、深刻地展现丰富的女性心理世界，所宣扬的亦是男性的评判标准，票房上却是大获成功。《我知女人心》导演陈大明坦承“毕竟是个商业片，不可能表现太多，但还是试图去探索女性的内心世界”、“毕竟我是个男的，导演、编剧是男的，还是从男人的角度来看女性。”[2]从这类言辞来看，作为影片制作方，无疑是清楚地认识到原片所存在的不足，但从最终出品来看，影片仍是忠实地照搬了十多年前美国社会存在的男权主导下的女性透视题材。其实，当代中国女性成为职场主导群体已非新鲜话题，对于女性的爱护和关注也早已步入公众视野，各类影视作品对于职业女性诉求亦有多层面、全方位的丰富展现。影片对于其时美国文化话语的直接套用未免显得有些落伍与俗套，对于男性视角下的女性心理的审视更是远不能触动现代女性的心绪。从这个角度来说，《我知女人心》翻拍中的异文化的被動接纳确实有些不合时宜。
　　从艺术构思上来说，《偷听女人心》当年的成功得益于“听到女人心声”的良好创意，这一创意，以“新”以“奇”取胜。时过境迁，对于中国观众来说，在充斥着荧屏的国内外诸种影视剧的冲击下，在千奇百怪、层出不穷的新式构思与创意的刺激下，“听到女人心”已不再是一个特别的新点子，故而《我知女人心》对原作的构思沿用已不能再为其加分，某种程度上，这种创意文化的接受反而会增强影片的过时感，削弱影片的魅力。
　　《偷听女人心》是非常典型的好莱坞高概念电影（High Concept），以当红明星的超强阵势、简洁明了的剧情、颇具吸引力的视觉取胜。在这一点上，国产影片《我知女人心》亦是忠实地沿用，简明的直线式剧情，让接受无障碍；大牌实力演员刘德华、巩俐的加盟，放大了影片的明星效应；时尚的工作环境、俊男美女的着装、兼以反复出现的雪茄、红酒，具备了吸引眼球的视觉冲击力；影片共用了十一首音乐，其中不乏浓厚的欧美风格音乐，最为出彩的当是酒吧里孙子刚为李仪龙演唱的英文歌曲SLIP AWAY，具备了足以独立出影片而存在的音乐魅力。“叙事场景、背景音乐与人物情感搭配和谐，诗意化的叙事与细腻的音乐设计使观众更好地融入剧情中”[3]。文艺“作为认为精神现象的精华，存在着‘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状况”[4]，这些因素让影片成为了一部颇为养眼的融合爱情、时尚、音乐的都市风情剧。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样的异文化接纳是正面的，确实有助于影片吸引力的提升。
　　二
　　《我知女人心》导演陈大明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我们的胆子比他们大”，新版要比原版有意思。现在来看，大胆地处理当体现在对《偷听女人心》中存在的异文化进行大胆解构，融入中国色彩后的本土化重构。
　　美国文化充满着开放的自由精神，性的放纵、社会关系的距离保持、婚姻家庭的淡化都在《偷听女人心》中有着一定程度的表现。面对差异、巧妙处理是翻拍异文化电影的重要关键点。在这一点上，《我知女人心》的表现确实可圈可点，在翻拍过程中，淡化了原版中张扬的美国个人主义色彩，改造了其展现的爱情主导下的心灵关怀，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和强烈的人文关怀意识，使翻拍后的影片失去美国文化的浮躁与社会关系的漠然，重建了对中国现实社会生活诚信坦诚的反思意识，因之具有了社会现实意义。“而被赋予人性深度的爱情描写，必然赋予个体生命以更深刻的关照”，“较传统叙事中‘一见钟情’式的爱情更有说服力与感染力。”[5]
　　《我知女人心》为男主人公设定了一个迥异于原版的中国式家庭。虽同是离异，相较于尼克的拉斯维加斯舞女母亲以及不知为谁的父亲，孙子刚拥有一个独具特色的中国式家庭。已逝的传统中国妇女式的母亲，沉迷于演唱的自私又不乏智慧的父亲，父母间缺乏了解与沟通的悲剧婚姻都给他及其婚恋观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剧情的发展也与其父亲的转变、醒悟与劝导，息息相关，如孙子刚深深爱上了李仪龙，犹豫要不要坦白过往，其父劝告说‘你对别人坦诚，别人才能对你坦诚’，促使孙子刚最终向李仪龙坦白。而影片最终也是在李仪龙赴约去听其父的演唱会告结。这样的设定，主人公孙子刚不再是游离于家庭的个体，而是一个虽风流自在，但同时也是有父有女的传统中国离异男性。家庭的出现，父子、父女之间温情的展现也为影片增添了一抹亮色。 　　在场面设置、情节安排上，《我知女人心》在翻拍过程中也不乏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再创造。挫败的孙子刚和一群同事在酒吧聚会时，男人们开始抱怨作为男性生活的不易：“做女人多好啊，有人给你花钱……这年头做为白领的男人真不简单……”关于中国现代社会两性生存状态的争论一直是文艺作品极力表现的主题，《我知女人心》并不是一部特别有深度的作品，但毋庸置疑，对此也是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思考。又如李仪龙与孙子刚初次见面场景的刻画，在模拟原作的基础上，进行了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再创。孙子刚见李仪龙也来到公司会议室，欲展示自己的能力以求得好感，表态说：“如果你在这个公司发生什么事，你提我的名字，比打110还管用……这是我们公司的CEO，他也要听我的话。就连那个快来的创意总监，也得靠边站！”在中国的文化环境下，女性眼中的男性个人魅力往往与其在工作、社交环境中的力量息息相关，孙子刚的表现是有一定的民族文化依据的。至于如影片中所安排的猎头的出现，起初亦是作为李仪龙暧昧男网友的身份出现的，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现代女性对于网络的情感依赖。
　　价值观念是文化差异最核心的表现，影片《偷听女人心》在原版基础上不自觉地发生着价值观的转变。在《偷听女人心》中，尼克的转变与体悟是基于爱情的冲击以及对于女性的了解之上，最终落实到对于人性人情的关注。而《我知女人心》中最终强调的则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之一，即人与人交往中坦诚的重要性。至于对于原版中有关性场面描写的回避，符合中国含蓄的大众文化审美诉求。虽说经典，“是后世作品无法企及的光辉的‘第一印象’”[6]，但从异文化的解构与重建角度来说，《我知女人心》的翻拍较好地改造了经典。
　　结语
　　除却对于原版电影中异文化的接纳、解构、重建，《我知女人心》在细节处不乏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的创造性设置。这样的文化创造是立足民族传统的独创，迎合了时下的消费时尚。如影片中出现了一个新的生物形象，铜带蝴蝶鱼。在剧情发展中，这条鱼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孙子刚摔入浴缸，它亦游入水中；孙子刚入院，它在病房旁相伴；后来，它又在孙子刚窘迫之际，消除了他听到女人心的特异功能。这条被神化的小鱼契合东方文化中对神物的期许与向往，用在剧中并不显突兀。
　　当然，剧中还不乏具备中国文化特色的戏谑与幽默，这种中国式的幽默亦为本片增色不少。如，巩俐与“007”到餐厅用餐，服务员问其是否是明星，戏称“明星整天都戴着墨镜”。又如高档餐厅特色菜是羊肉泡馍，用餐时公司老总的小蜜电话等都是符合国情的调侃。
　　电影翻拍中异文化的冲突与解构需要电影人具备一定的文化选择与融合意识，《我知女人心》在本土化过程中的得与失为翻拍电影的异文化重构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材料。
　　参考文献：
　　[1]邵岭.拷贝不走样[N].文汇报，2011-02-16.
　　[2]张晓琦，陈大明.中国女性很有力量[J].电影世界，2011（1）：114-115.
　　[3]张丑平.在诗意化的叙事中见证历史風云[J].电影文学，2010（1）：58-59.
　　[4]朴贵花，曲杰.和而不同：中国《孟姜女》与韩国《无影塔》的比较[J].黑龙江史志，2014（01）：165-167.
　　[5]马航飞.在情欲与伦理之间——论清末民初小说的情爱叙事[J].江苏社会科学，2010（3）：191-195.
　　[6]张岚岚.文学经典创作接受研究困境及其对策——以《牡丹亭》为主的阐述[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4）：75-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