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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哈贝马斯的后形而上学以语用学为维度，借助实践理性并通过主体间性来建构其哲学基础，用其内在特质和特殊内涵，弥合了传统形而上学理性的缺陷，扎根于人们的生活世界，不仅能解决现实社会突显的各种“异化”问题，同时能帮助人们找到精神家园和心灵的慰藉。
【关键词】哈贝马斯 后形而上学 语用学 实践理性 主体间性
随着程序合理性、理性的情景化、生活实践的优先性等观念日渐深入人心，而语言学转向特别是语用学转向的最终完成，以统一性思维、唯心主义、理论至上和逻各斯中心主义为特征并在近代意识哲学中得到进一步强化的西方形而上学，逐渐陷入困境。“拒斥形而上学”曾经是20世纪哲学的潮流。现代和后现代思想家从心理、逻辑、社会存在、权力关系等不同的维度，对形而上学进行颠倒和拆解。在当今社会，人类难道真的不再需要形而上学了吗？
要解答此问题，需要从哈贝马斯的哲学思考中获取灵感。哈贝马斯仍然坚持对形而上学信念的追求，但他又通过批判、剥离等方式，分析传统形而上学中理性等的缺失和断裂之处，试图发掘出形而上学的核心精髓，并回归人们的生活世界，重建人类哲学悠久历史传统的形而上学思想。他把自己的这一哲学思想称为后形而上学。
语言学转向对哈贝马斯的影响
语言学转向对哈贝马斯的影响极为深刻。可以说，语言学转向是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中不可或缺的哲学基础之一，他认识到，后形而上学思想要想深入到人类生活世界的最深层次，语言是唯一使人能超出自然的东西，正是在语言和交往中，哈贝马斯对后形而上学的理性予以重建。
哈贝马斯说：“使我们从自然中脱离出来的东西就是我们按其本质能够认识的惟一事实，那就是—语言。随着语言结构的形成，我们进入了独立批判。随着第一个语句的形成，一种普遍的和非强制的共识意识明确的表达出来。独立判断是我们在哲学传统意义上能掌握的惟一理念。”①在语言学转向的过程中，还有一个因素对哈贝马斯影响重大，那就是语用学的应用。
语用学分析模式是奥斯汀和赛尔言语行为理论共同开创的语言哲学传统，是语义学与乔姆斯基理想语法的构造模式同时形成的主导性理论线索。语用学从词源上讲，是从实用主义那里借来的，两者都出自“pragma”，既有“施行”或“施为”的意思，也有“实用”的内涵。其特点如下：其一，语用学的转折突破了句法学和语义学解释的框架，语用学要表达的内涵不是简单的语句的汇集，而更为重要的是语言内容所表达出的指向性行为的总括。其二，语用学认为交往的主体间要对某事达成共识，就应预设相互间理解的规范性条件，而这种规则性条件把遵守它的主体纳入到同一共同体中，此时，主体由单一主体变成了主体间—共同体主体。
哈贝马斯极为看重对语用学的应用，他认为意识哲学范式中的先验能力是决不会自己回到语法规则系统中去的，而语用学的出现使主体间在交往活动时保有一些个性化空间。在生活世界中，由于身处不同的境遇，主体间的言语交流从一开始就有着不同立场，而要想消除双方在对待问题上的视角差异，只有使主体双方意识到他们之间的不同，彼此都是独立的个体，双方才能在这一空间里充分展现自己。这样，个体性问题才能凸显，而意识哲学范式中的“一”才能淡出人们的视野，这时构造世界的重任从主客对立，强调主体理性地位和先验主体地位过渡到语用学上。语言学的转向铺平了通向后形而上学的道路，为新理性的确立提供了新的基础。
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对理性、主体间性的重建
哈贝马斯认为，要彻底冲破传统形而上学意识哲学范式的局限，首先要确证的就是新的理性。而人与人之间在日常生活中每日都将发生的交往活动，成为哈贝马斯关注的重点，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理论批判背景中，他开始探寻生活世界里的交往行为，揭示人们交往活动中内蕴着的实践理性，以期实现对形而上学中理性的转换。
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之间的交往不再是人与人之间理解和交流沟通的工具，反而成为“工具”的工具。面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现状，哈贝马斯认为，工具理性导致正常的人际交往结构被破坏，真正保持独立性的个人不复存在，个人成了有组织的个人，它伤害了根植于文化存在的“实践的旨趣”。因而，哈贝马斯的后形而上学倡导要从生活世界中探寻哲学存在的价值，其首要任务是要重建实践理性。
从古希腊时代开始，理性一直作为西方传统哲学的基本概念出现。哈贝马斯认为，由于现代哲学本身面临的困境，致使继承尼采哲学倾向的德里达、福柯等哲学家们把对主体中心理性的批判变成了反理性的批判。哈贝马斯认为理性精神是人类生存不可或缺的基本精神，而要想重建理性，第一步就是要回归生活世界，把理性建立在人类实践的基础之上。作为生活实践哲学的后形而上学与传统形而上学的最大不同，就在于是理性成为了人在生活世界中所收获的一种资质，这种资质因为长期扎根在生活中，得到的是源于生活的实践理性。
在生活世界中，主体间进行交往，形成对某事物的观点与共识，主体的活动是在主体间的展开。哈贝马斯强烈意识到，要想破除意识哲学范式的局限，消解“主体”概念同样至关重要。他认为，意识哲学中的“主体性”（subjectivity）原则走到现代以后，根本无法为自由主义、民主思想等各种现代观念提供共同的哲学基础，更谈不上适应在全球化背景下产生的更多的思想新形势。“他人”从原来所假定的那个同质的我思或者主体性这样的普遍概念中逃离走了，“他人”的出走、逃离，其实也就等于剥夺了“我”在那个普遍的我思或主体概念中的居留意义。这样，不同的声音随时可以回响在同一个共同体中，他人无法干涉他人的自由，因为他思“拒绝”了我思的统一支配。于是，主体间性跳入了哈贝马斯的视野。
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又被译为交互主体性、共同主观性等等。其作为哲学话语最早出现在《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中，胡塞尔阐释的主体间性实质在于承认“他者”的存在，这个“他者”是一个与“自我” 具有交互形式的“他者”。这就表明存在着一种共享的现象世界，在这个现象世界中，“我”的自我一主体的世界与“他者”的自我一主体的世界是一个共享的世界。这个共享的世界对主体间的任何一方都具有首要性和优先性。② 哈贝马斯认为，意识哲学所遇到的困难源于自我关涉问题。正如拟人化的基本哲学观点来自把自我意识推广到宇宙、社会，于是出现了一种从最高的自我意识出发的绝对的、同一的形而上学观点。从这种观点认识世界，建构世界就会出现各种难题。
哈贝马斯的交往范式对意识哲学范式的置换
西方形而上学在追求直接经验背后总把一种绝对主体性作为世界的终极基础。在古希腊哲学中，它被称为始基；在中世纪，它幻化成上帝；在当代哲学中，它是作为认识的基础的自我意识。因此，超验性与绝对同一性是形而上学的最基本特征，但它被根植于生活世界的实践理性和主体间的对话所消融。
哈贝马斯认为，作为当代形而上之思本源的理性、主体性等概念只是意识哲学范式下，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而且，随着社会化进程的加剧，意识哲学的先验理性概念的缺点已暴露无遗。③意识哲学导致工具理性泛滥，致使人们为了目的性行为，不惜以人与人之间交往行为上的扭曲或异化为代价，这就必须依靠理性力量与之抗衡，抑制工具理性继续扩展和泛滥，从而解决人和人之间的种种现实问题。为此，哈贝马斯提出了新的理性概念—交往理性和充分阐释主体关系的—主体间性，这两者构成了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基础，其间凸显的交往范式比意识哲学范式具有更多的社会性和更少的自我特色。哈贝马斯的交往范式所要阐释的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沟通和理解。为了克服意识哲学所存有的种种弊端，它充分地利用语言哲学的新成果，并基于语言学转向的平台基础上，成功地用交往范式置换意识哲学范式，哈贝马斯倡导的交往范式所依赖的理性概念，特别凸显出主体间性、语言性、开放性、程序性等本质特性，它重点强调的核心是给主体间提供使他们能够达成一致意愿目的的可能。
可以说，哈贝马斯的交往范式走的是一条使社会更规范化的分析道路。他力图从经验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行为中追找一种普遍的规范性基础，从而为社会规范系统的建设提供一种有意义的方案，它不仅能解决现实社会突显的各种异化问题，同时能为人们的精神家园找到心灵的慰藉。从这个意义上说，哈贝马斯构建后形而上学，以交往范式置换意识哲学范式，最终是为了拯救形而上学，重建形而上学，并以此设计关于人在现代社会的解放之路。
（作者为沈阳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研究成果，辽宁省高等学校优秀人才—杰出青年学者成长计划项目研究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11BKS079，WJQ2011008）
注释
①[德]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132～133页。
②倪梁康：《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255页。
③[德]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曹卫东、付德根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87页。
责编/韩露（实习）
【关键词】哈贝马斯 后形而上学 语用学 实践理性 主体间性
随着程序合理性、理性的情景化、生活实践的优先性等观念日渐深入人心，而语言学转向特别是语用学转向的最终完成，以统一性思维、唯心主义、理论至上和逻各斯中心主义为特征并在近代意识哲学中得到进一步强化的西方形而上学，逐渐陷入困境。“拒斥形而上学”曾经是20世纪哲学的潮流。现代和后现代思想家从心理、逻辑、社会存在、权力关系等不同的维度，对形而上学进行颠倒和拆解。在当今社会，人类难道真的不再需要形而上学了吗？
要解答此问题，需要从哈贝马斯的哲学思考中获取灵感。哈贝马斯仍然坚持对形而上学信念的追求，但他又通过批判、剥离等方式，分析传统形而上学中理性等的缺失和断裂之处，试图发掘出形而上学的核心精髓，并回归人们的生活世界，重建人类哲学悠久历史传统的形而上学思想。他把自己的这一哲学思想称为后形而上学。
语言学转向对哈贝马斯的影响
语言学转向对哈贝马斯的影响极为深刻。可以说，语言学转向是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中不可或缺的哲学基础之一，他认识到，后形而上学思想要想深入到人类生活世界的最深层次，语言是唯一使人能超出自然的东西，正是在语言和交往中，哈贝马斯对后形而上学的理性予以重建。
哈贝马斯说：“使我们从自然中脱离出来的东西就是我们按其本质能够认识的惟一事实，那就是—语言。随着语言结构的形成，我们进入了独立批判。随着第一个语句的形成，一种普遍的和非强制的共识意识明确的表达出来。独立判断是我们在哲学传统意义上能掌握的惟一理念。”①在语言学转向的过程中，还有一个因素对哈贝马斯影响重大，那就是语用学的应用。
语用学分析模式是奥斯汀和赛尔言语行为理论共同开创的语言哲学传统，是语义学与乔姆斯基理想语法的构造模式同时形成的主导性理论线索。语用学从词源上讲，是从实用主义那里借来的，两者都出自“pragma”，既有“施行”或“施为”的意思，也有“实用”的内涵。其特点如下：其一，语用学的转折突破了句法学和语义学解释的框架，语用学要表达的内涵不是简单的语句的汇集，而更为重要的是语言内容所表达出的指向性行为的总括。其二，语用学认为交往的主体间要对某事达成共识，就应预设相互间理解的规范性条件，而这种规则性条件把遵守它的主体纳入到同一共同体中，此时，主体由单一主体变成了主体间—共同体主体。
哈贝马斯极为看重对语用学的应用，他认为意识哲学范式中的先验能力是决不会自己回到语法规则系统中去的，而语用学的出现使主体间在交往活动时保有一些个性化空间。在生活世界中，由于身处不同的境遇，主体间的言语交流从一开始就有着不同立场，而要想消除双方在对待问题上的视角差异，只有使主体双方意识到他们之间的不同，彼此都是独立的个体，双方才能在这一空间里充分展现自己。这样，个体性问题才能凸显，而意识哲学范式中的“一”才能淡出人们的视野，这时构造世界的重任从主客对立，强调主体理性地位和先验主体地位过渡到语用学上。语言学的转向铺平了通向后形而上学的道路，为新理性的确立提供了新的基础。
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对理性、主体间性的重建
哈贝马斯认为，要彻底冲破传统形而上学意识哲学范式的局限，首先要确证的就是新的理性。而人与人之间在日常生活中每日都将发生的交往活动，成为哈贝马斯关注的重点，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理论批判背景中，他开始探寻生活世界里的交往行为，揭示人们交往活动中内蕴着的实践理性，以期实现对形而上学中理性的转换。
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之间的交往不再是人与人之间理解和交流沟通的工具，反而成为“工具”的工具。面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现状，哈贝马斯认为，工具理性导致正常的人际交往结构被破坏，真正保持独立性的个人不复存在，个人成了有组织的个人，它伤害了根植于文化存在的“实践的旨趣”。因而，哈贝马斯的后形而上学倡导要从生活世界中探寻哲学存在的价值，其首要任务是要重建实践理性。
从古希腊时代开始，理性一直作为西方传统哲学的基本概念出现。哈贝马斯认为，由于现代哲学本身面临的困境，致使继承尼采哲学倾向的德里达、福柯等哲学家们把对主体中心理性的批判变成了反理性的批判。哈贝马斯认为理性精神是人类生存不可或缺的基本精神，而要想重建理性，第一步就是要回归生活世界，把理性建立在人类实践的基础之上。作为生活实践哲学的后形而上学与传统形而上学的最大不同，就在于是理性成为了人在生活世界中所收获的一种资质，这种资质因为长期扎根在生活中，得到的是源于生活的实践理性。
在生活世界中，主体间进行交往，形成对某事物的观点与共识，主体的活动是在主体间的展开。哈贝马斯强烈意识到，要想破除意识哲学范式的局限，消解“主体”概念同样至关重要。他认为，意识哲学中的“主体性”（subjectivity）原则走到现代以后，根本无法为自由主义、民主思想等各种现代观念提供共同的哲学基础，更谈不上适应在全球化背景下产生的更多的思想新形势。“他人”从原来所假定的那个同质的我思或者主体性这样的普遍概念中逃离走了，“他人”的出走、逃离，其实也就等于剥夺了“我”在那个普遍的我思或主体概念中的居留意义。这样，不同的声音随时可以回响在同一个共同体中，他人无法干涉他人的自由，因为他思“拒绝”了我思的统一支配。于是，主体间性跳入了哈贝马斯的视野。
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又被译为交互主体性、共同主观性等等。其作为哲学话语最早出现在《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中，胡塞尔阐释的主体间性实质在于承认“他者”的存在，这个“他者”是一个与“自我” 具有交互形式的“他者”。这就表明存在着一种共享的现象世界，在这个现象世界中，“我”的自我一主体的世界与“他者”的自我一主体的世界是一个共享的世界。这个共享的世界对主体间的任何一方都具有首要性和优先性。② 哈贝马斯认为，意识哲学所遇到的困难源于自我关涉问题。正如拟人化的基本哲学观点来自把自我意识推广到宇宙、社会，于是出现了一种从最高的自我意识出发的绝对的、同一的形而上学观点。从这种观点认识世界，建构世界就会出现各种难题。
哈贝马斯的交往范式对意识哲学范式的置换
西方形而上学在追求直接经验背后总把一种绝对主体性作为世界的终极基础。在古希腊哲学中，它被称为始基；在中世纪，它幻化成上帝；在当代哲学中，它是作为认识的基础的自我意识。因此，超验性与绝对同一性是形而上学的最基本特征，但它被根植于生活世界的实践理性和主体间的对话所消融。
哈贝马斯认为，作为当代形而上之思本源的理性、主体性等概念只是意识哲学范式下，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而且，随着社会化进程的加剧，意识哲学的先验理性概念的缺点已暴露无遗。③意识哲学导致工具理性泛滥，致使人们为了目的性行为，不惜以人与人之间交往行为上的扭曲或异化为代价，这就必须依靠理性力量与之抗衡，抑制工具理性继续扩展和泛滥，从而解决人和人之间的种种现实问题。为此，哈贝马斯提出了新的理性概念—交往理性和充分阐释主体关系的—主体间性，这两者构成了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基础，其间凸显的交往范式比意识哲学范式具有更多的社会性和更少的自我特色。哈贝马斯的交往范式所要阐释的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沟通和理解。为了克服意识哲学所存有的种种弊端，它充分地利用语言哲学的新成果，并基于语言学转向的平台基础上，成功地用交往范式置换意识哲学范式，哈贝马斯倡导的交往范式所依赖的理性概念，特别凸显出主体间性、语言性、开放性、程序性等本质特性，它重点强调的核心是给主体间提供使他们能够达成一致意愿目的的可能。
可以说，哈贝马斯的交往范式走的是一条使社会更规范化的分析道路。他力图从经验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行为中追找一种普遍的规范性基础，从而为社会规范系统的建设提供一种有意义的方案，它不仅能解决现实社会突显的各种异化问题，同时能为人们的精神家园找到心灵的慰藉。从这个意义上说，哈贝马斯构建后形而上学，以交往范式置换意识哲学范式，最终是为了拯救形而上学，重建形而上学，并以此设计关于人在现代社会的解放之路。
（作者为沈阳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研究成果，辽宁省高等学校优秀人才—杰出青年学者成长计划项目研究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11BKS079，WJQ2011008）
注释
①[德]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132～133页。
②倪梁康：《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255页。
③[德]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曹卫东、付德根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87页。
责编/韩露（实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