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时下里，从电视养生节目、医院诊室到茶余饭后的闲谈，似乎人人都能说出诸如“阴虚体质”“阳虚体质”之类的名词。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它们都属于9种体质中的一种，更少有人知道，它们出自一位立志研究中国人体质分类的学者——“973”项目首席科学家、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王琦，其所创中医体质辨识法被纳入卫生部颁布的《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使中医药首次进入国家公共卫生体系。
35岁：新翻杨柳枝
1976年，教育的春天姗姗来迟。经国家批准，著名中医岳美中、方药中等以北京西苑医院为基地，开办首届全国中医研究班，每省推荐一名优秀青年中医赴北京学习。已经在高邮当地小有名气的中医院医生王琦，被江苏省遴选，来到北京，成为该班的学员。毕业后，又于1978年考取中国中医科学院（原中国中医研究院）首批研究生。
而立之年获得的学习机会，让王琦更加如饥似渴。读经典、做临床、传承老专家的医道精髓，渐渐地，王琦心里隐约有了一种感觉，中国2000多年前的《黄帝内经》，有阴阳二十五人之说，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也把人分成四种气质。人类的祖先，不管东方还是西方，不约而同都在给人分类。其中，“因人制宜”是中医学的宝贵思想，但是相关理论散落于历代医家文献中，未能形成体系。更可惜的是，随着现代医学体系的发展，中医的体质分类思想渐渐被淡化。
“西医的病种有3万多种，中医证候也有800多种。在医生眼里，人体被分得很细，只看见人的病，看不见病的人，”从医以来困扰王琦多年的难题似乎有了一个突破口，“这或许就是为什么同样的病症、同样的药方，对有的人有效，对有的人无效。”
“体质分类，是中医里一个闪亮的智慧，我要开创这个还没有人做的事业！”这个念头一产生，在王琦的心中便再也放不下。然而，在当时崇尚继承的中医教育体系中，最早的研究生都以某某名医的学术思想为题进行研究。王琦关于“中医体质学说研究”的论文题目一报上去，第一个提出异议的就是导师方药中。
“他担心，中医里面从来就没有这样一个学说，会不会引起争议，”王琦拿出自己珍藏多年的硕士论文手稿说，“我就跟他磨啊，让导师先送给评委去审，如果都说不行，我马上改。”就这样，已是两个孩子父亲的王琦，冒着论文被打回重写、毕业时间延长的风险，迈出了创新的第一步。王琦回忆说，“方老是个胸襟非常开阔的人，对于我这个喜欢‘听唱新翻杨柳枝’的学生，有时候很挠头，但很快又能够理解接受。没过几天，他把我叫到办公室，高兴地说，几位专家都说这个题目好，把中医学的一个重大问题给提出来了。揭开这个谜底太重要了，你就做吧！”
“创建一个新理论，不是说这里有50本古书，你找到古人是怎么说的就行了。在这个过程中，必须提炼出自己的东西。”王琦每天骑着自行车，从西苑医院到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只带一个馒头，且一坐就是一整天，对浩如烟海的中医古籍文献进行整理总结。
休息的时候，王琦喜欢到街上或车站观察人群，因为“人们等车的形态各不相同，有的人慌慌张张，有的人漫不经心，这实际代表着他们不同的气质和性格”。1978年，35岁的王琦与同窗盛增秀合作撰写《略论祖国医学的体质学说》一文，将“中医体质学说”的概念第一次公之于众。
经过几年的研究，王琦领衔编著了《中医体质学说》一书。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使中医体质学实现了零的突破。如今，中医体质学已成为中医学二级学科，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课题组列为现代中医流派，相关内容被写进《中国医学通史》，列入中医药院校《中医基础理论》规划本科和研究生教材，是近几十年来中医教材中唯一新增的内容。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曾撰文指出：“体质学说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形成的新的学术体系，在指导‘治未病’及个体化诊疗中将会发挥特殊的作用。”
58岁：辞官从教
2012年京交会上，德国科隆市副市长汉妮特前来体验中医诊疗。片刻搭脉后，王琦告诉汉妮特，她的体质属阳虚及气虚，有消化功能不好、怕冷、气短等问题。汉妮特睁大了眼睛直呼“Incredible（不可思议）、Amazing（太神奇了）”。她说：“我特意隐瞒了胃部长期不舒服、手脚冷等老毛病，没想到仅搭脉片刻，就被中医的‘火眼金睛’看穿了。”
有了体质分类的利器，加上不走寻常路的精神，有人管他叫“京城怪医”，因为在他的诊室里，总能看到各种疑难杂症。有的病人盛夏穿棉衣也不嫌热，有的病人三九严寒还大汗淋漓，有的幼儿园小孩哪怕被指甲轻轻划一下，划痕就肿得老高，有的花季少女抱怨自己喝凉水都长肉。
“有一个孩子，来看病的时候五花大绑，不捆起来就要拿刀子捅人，精神出了问题，一家人的欢乐都给剥夺了。”说到自己的病人，眼前的王琦几度哽咽。王琦经常对自己和学生说，我首先是医生，其次才是学者。医者仁心，王琦对研究的热忱，正来自于解除病患痛苦的决心。
上世纪80年代，体质分类还不够完善，特禀体质没有纳入进来，一段援外医疗的经历，让王琦开始关注过敏症，并产生了把过敏体质单独划分一类的想法。1984年，王琦到荷兰援外。荷兰是郁金香之国，空气中弥漫着很多花粉。王琦发现，当地很多人患有花粉过敏症。对于这个问题，西医的办法是切断过敏源。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全美免疫中心一位专家曾对王琦说，“假如你对猫过敏，最好的办法就是把猫从窗户扔出去”。王琦反问，“但是，荷兰人总不能不呼吸吧？”
“治过敏重在治人，改善体质才是根本办法。”按照自己的想法，王琦从调理体质的角度出发，为不少荷兰患者解除了病痛。而与美国专家针锋相对的“辩论”，也让中西医背景的两位学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王琦根据调节过敏体质的原理，组方中药“过敏康”改善过敏体质，并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合作研究其作用机理，用现代科学手段证实了“过敏康”的疗效。
“一项研究，要让中国人相信，外国人也相信，中医相信，西医也相信，只有符合科学的研究方法才能得出可靠的结论。”王琦说，“我开始从文献中得来的9种体质分类，需要从实证上去证明它的存在。这就是大样本的调查，对自然人群进行全国抽样。” 此时，58岁的王琦已是国家认定的医药专家之一，同时还担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下属单位的副司局级职务。但是，他心中那团火依然旺盛。一次和儿子闲聊中，儿子突然问：“老爸，你是想退休当老干部，还是想继续你的研究？”王琦被儿子的话点醒，第二天就去找卫生部一位副部长递交辞呈，不带任何职务，到北京中医药大学任教。
按照一般人的理解，这个年龄到大学的人，多半只是发挥余热，“我不是去发挥余热，而是加足马力，要干事情。”王琦带领学术团队日夜奋战，拿下一个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并获得两个“973”项目资助。万事俱备，王琦期盼多年的一项“大计划”得偿所愿——中医体质分类流行病学调查。
调查很辛苦，吃不上饭、喝不上水的事并不罕见，而拿着体质量表挨家挨户去敲门，60多岁的名医王琦几次被人当作“推销的”拒之门外。经过几年的努力，王琦课题组完成了全国21948例调查，证实了中国人群共有平和质、气虚质、阳虚质、阴虚质、痰湿质、湿热质、血瘀质、气郁质和特禀质等9种基本体质类型。同时，初步掌握国人不同体质类型、不同年龄、性别、地区人群的基本特征及其分布规律。据此，王琦主持编制了《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标准，为体质类型判别规范化、研究个体差异、实施个体化诊疗提供了方法与工具。他利用各种方法，不遗余力地推广中医体质辨识，让老百姓了解自己的体质，让养生走在疾病前面。
70岁：重做小学生
如今，70岁的王琦说，自己仿佛沉浸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像一个小学生，每天背着书包上学堂，早上6点半起床，7点半到校，一直到晚上7点半回家，总有做不完的作业。“因为越研究越有兴趣，越研究越感到不足。”
今日的中医体质学，已经不再独木难支。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全国以中医体质学为基础的学术论文1300多篇。王琦先后培养了博士后、博士、硕士及学术经验继承人88名。王琦吸引了医学、生物、计算机等各个学科背景的研究人员加入他的科研团队，他还把在国外大学研究现代分子生物学和基因组学的两个儿子——王前飞、王前奔也拉进了队伍。王琦说，“流行病学调查让我们知道了人的体质分类是什么，现在研究进入了‘为什么’的阶段。”
“体质是由先天遗传和后天获得共同形成的，人与人的差别很大程度是由基因的差异决定的。这串与生俱来的遗传密码里，是否写着有关体质的信息？”科技的不断发展，给王琦带来了很多探索的深度，他运用多学科交叉方法对体质分类进行实证研究，揭示体质的微观生物学基础及与疾病发生的相关性，为疾病预测、预防奠定基础。王琦说，“通过基因组检测和基因多态性分析，我们已经发现了痰湿体质的人有代谢紊乱的遗传特征，这对防治肥胖、高血压、高血脂等慢性疾病具有重要意义。”
抽血、提取细胞、观察……在北京中医药大学科研楼内，王琦摆满现代仪器设备的实验室，看上去很难与印象中的中医联系起来。然而，作为一个拥有中医学知识背景的人，他如何做到紧跟世界科技最新前沿？对于这个问题，不仅笔者好奇，连他的学生们也时常感到惊讶。博士后王济说，2012年在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时，王琦将树突状细胞确定为研究中医过敏体质的方向，而树突状细胞在调节人体免疫功能中的重要作用，正是此前不久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获得者的研究内容。
王琦的说法是，“中医不是古董，而是医学，是随着生命科学的进步而进步的。现在许多新的研究方法、手段是以前根本无从知晓和计划的，是难得的机遇，必须不断学习。”
“他是一名中医，但绝不是抱着古书吃一辈子的中医。”提起父亲的学习精神，王琦的两个儿子打心里佩服。每次打电话或回国，父子三人谈得最多的是王琦的“973”课题。两人都曾被父亲邀请，给学生讲解国外最新的研究方法和思路，而他们印象最深的是父亲坐在讲台下，像小学生一样认真地做笔记。
在王琦的研究团队里，每天早上可以看到一个奇特的景象。十几个硕士、博士、青年教师聚在一起，先背诵中国古代医学名篇，再由美国留学生客串“外教”领读英语。在中医教育中，晨读是常用的方法，英语晨读则是王琦的匠心独具。他常对学生说：“学经典不是回到两千年前，与时俱进也不是只能学新东西，让古代的东西在当代发挥更大的现实作用，这就是与时俱进。”
虽然王琦取得了诸多成绩，但是在学术生命和精神境界上，王琦认为自己还是个“小学生”，仍要不断学习，充实和完善自己。
35岁：新翻杨柳枝
1976年，教育的春天姗姗来迟。经国家批准，著名中医岳美中、方药中等以北京西苑医院为基地，开办首届全国中医研究班，每省推荐一名优秀青年中医赴北京学习。已经在高邮当地小有名气的中医院医生王琦，被江苏省遴选，来到北京，成为该班的学员。毕业后，又于1978年考取中国中医科学院（原中国中医研究院）首批研究生。
而立之年获得的学习机会，让王琦更加如饥似渴。读经典、做临床、传承老专家的医道精髓，渐渐地，王琦心里隐约有了一种感觉，中国2000多年前的《黄帝内经》，有阴阳二十五人之说，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也把人分成四种气质。人类的祖先，不管东方还是西方，不约而同都在给人分类。其中，“因人制宜”是中医学的宝贵思想，但是相关理论散落于历代医家文献中，未能形成体系。更可惜的是，随着现代医学体系的发展，中医的体质分类思想渐渐被淡化。
“西医的病种有3万多种，中医证候也有800多种。在医生眼里，人体被分得很细，只看见人的病，看不见病的人，”从医以来困扰王琦多年的难题似乎有了一个突破口，“这或许就是为什么同样的病症、同样的药方，对有的人有效，对有的人无效。”
“体质分类，是中医里一个闪亮的智慧，我要开创这个还没有人做的事业！”这个念头一产生，在王琦的心中便再也放不下。然而，在当时崇尚继承的中医教育体系中，最早的研究生都以某某名医的学术思想为题进行研究。王琦关于“中医体质学说研究”的论文题目一报上去，第一个提出异议的就是导师方药中。
“他担心，中医里面从来就没有这样一个学说，会不会引起争议，”王琦拿出自己珍藏多年的硕士论文手稿说，“我就跟他磨啊，让导师先送给评委去审，如果都说不行，我马上改。”就这样，已是两个孩子父亲的王琦，冒着论文被打回重写、毕业时间延长的风险，迈出了创新的第一步。王琦回忆说，“方老是个胸襟非常开阔的人，对于我这个喜欢‘听唱新翻杨柳枝’的学生，有时候很挠头，但很快又能够理解接受。没过几天，他把我叫到办公室，高兴地说，几位专家都说这个题目好，把中医学的一个重大问题给提出来了。揭开这个谜底太重要了，你就做吧！”
“创建一个新理论，不是说这里有50本古书，你找到古人是怎么说的就行了。在这个过程中，必须提炼出自己的东西。”王琦每天骑着自行车，从西苑医院到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只带一个馒头，且一坐就是一整天，对浩如烟海的中医古籍文献进行整理总结。
休息的时候，王琦喜欢到街上或车站观察人群，因为“人们等车的形态各不相同，有的人慌慌张张，有的人漫不经心，这实际代表着他们不同的气质和性格”。1978年，35岁的王琦与同窗盛增秀合作撰写《略论祖国医学的体质学说》一文，将“中医体质学说”的概念第一次公之于众。
经过几年的研究，王琦领衔编著了《中医体质学说》一书。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使中医体质学实现了零的突破。如今，中医体质学已成为中医学二级学科，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课题组列为现代中医流派，相关内容被写进《中国医学通史》，列入中医药院校《中医基础理论》规划本科和研究生教材，是近几十年来中医教材中唯一新增的内容。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曾撰文指出：“体质学说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形成的新的学术体系，在指导‘治未病’及个体化诊疗中将会发挥特殊的作用。”
58岁：辞官从教
2012年京交会上，德国科隆市副市长汉妮特前来体验中医诊疗。片刻搭脉后，王琦告诉汉妮特，她的体质属阳虚及气虚，有消化功能不好、怕冷、气短等问题。汉妮特睁大了眼睛直呼“Incredible（不可思议）、Amazing（太神奇了）”。她说：“我特意隐瞒了胃部长期不舒服、手脚冷等老毛病，没想到仅搭脉片刻，就被中医的‘火眼金睛’看穿了。”
有了体质分类的利器，加上不走寻常路的精神，有人管他叫“京城怪医”，因为在他的诊室里，总能看到各种疑难杂症。有的病人盛夏穿棉衣也不嫌热，有的病人三九严寒还大汗淋漓，有的幼儿园小孩哪怕被指甲轻轻划一下，划痕就肿得老高，有的花季少女抱怨自己喝凉水都长肉。
“有一个孩子，来看病的时候五花大绑，不捆起来就要拿刀子捅人，精神出了问题，一家人的欢乐都给剥夺了。”说到自己的病人，眼前的王琦几度哽咽。王琦经常对自己和学生说，我首先是医生，其次才是学者。医者仁心，王琦对研究的热忱，正来自于解除病患痛苦的决心。
上世纪80年代，体质分类还不够完善，特禀体质没有纳入进来，一段援外医疗的经历，让王琦开始关注过敏症，并产生了把过敏体质单独划分一类的想法。1984年，王琦到荷兰援外。荷兰是郁金香之国，空气中弥漫着很多花粉。王琦发现，当地很多人患有花粉过敏症。对于这个问题，西医的办法是切断过敏源。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全美免疫中心一位专家曾对王琦说，“假如你对猫过敏，最好的办法就是把猫从窗户扔出去”。王琦反问，“但是，荷兰人总不能不呼吸吧？”
“治过敏重在治人，改善体质才是根本办法。”按照自己的想法，王琦从调理体质的角度出发，为不少荷兰患者解除了病痛。而与美国专家针锋相对的“辩论”，也让中西医背景的两位学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王琦根据调节过敏体质的原理，组方中药“过敏康”改善过敏体质，并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合作研究其作用机理，用现代科学手段证实了“过敏康”的疗效。
“一项研究，要让中国人相信，外国人也相信，中医相信，西医也相信，只有符合科学的研究方法才能得出可靠的结论。”王琦说，“我开始从文献中得来的9种体质分类，需要从实证上去证明它的存在。这就是大样本的调查，对自然人群进行全国抽样。” 此时，58岁的王琦已是国家认定的医药专家之一，同时还担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下属单位的副司局级职务。但是，他心中那团火依然旺盛。一次和儿子闲聊中，儿子突然问：“老爸，你是想退休当老干部，还是想继续你的研究？”王琦被儿子的话点醒，第二天就去找卫生部一位副部长递交辞呈，不带任何职务，到北京中医药大学任教。
按照一般人的理解，这个年龄到大学的人，多半只是发挥余热，“我不是去发挥余热，而是加足马力，要干事情。”王琦带领学术团队日夜奋战，拿下一个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并获得两个“973”项目资助。万事俱备，王琦期盼多年的一项“大计划”得偿所愿——中医体质分类流行病学调查。
调查很辛苦，吃不上饭、喝不上水的事并不罕见，而拿着体质量表挨家挨户去敲门，60多岁的名医王琦几次被人当作“推销的”拒之门外。经过几年的努力，王琦课题组完成了全国21948例调查，证实了中国人群共有平和质、气虚质、阳虚质、阴虚质、痰湿质、湿热质、血瘀质、气郁质和特禀质等9种基本体质类型。同时，初步掌握国人不同体质类型、不同年龄、性别、地区人群的基本特征及其分布规律。据此，王琦主持编制了《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标准，为体质类型判别规范化、研究个体差异、实施个体化诊疗提供了方法与工具。他利用各种方法，不遗余力地推广中医体质辨识，让老百姓了解自己的体质，让养生走在疾病前面。
70岁：重做小学生
如今，70岁的王琦说，自己仿佛沉浸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像一个小学生，每天背着书包上学堂，早上6点半起床，7点半到校，一直到晚上7点半回家，总有做不完的作业。“因为越研究越有兴趣，越研究越感到不足。”
今日的中医体质学，已经不再独木难支。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全国以中医体质学为基础的学术论文1300多篇。王琦先后培养了博士后、博士、硕士及学术经验继承人88名。王琦吸引了医学、生物、计算机等各个学科背景的研究人员加入他的科研团队，他还把在国外大学研究现代分子生物学和基因组学的两个儿子——王前飞、王前奔也拉进了队伍。王琦说，“流行病学调查让我们知道了人的体质分类是什么，现在研究进入了‘为什么’的阶段。”
“体质是由先天遗传和后天获得共同形成的，人与人的差别很大程度是由基因的差异决定的。这串与生俱来的遗传密码里，是否写着有关体质的信息？”科技的不断发展，给王琦带来了很多探索的深度，他运用多学科交叉方法对体质分类进行实证研究，揭示体质的微观生物学基础及与疾病发生的相关性，为疾病预测、预防奠定基础。王琦说，“通过基因组检测和基因多态性分析，我们已经发现了痰湿体质的人有代谢紊乱的遗传特征，这对防治肥胖、高血压、高血脂等慢性疾病具有重要意义。”
抽血、提取细胞、观察……在北京中医药大学科研楼内，王琦摆满现代仪器设备的实验室，看上去很难与印象中的中医联系起来。然而，作为一个拥有中医学知识背景的人，他如何做到紧跟世界科技最新前沿？对于这个问题，不仅笔者好奇，连他的学生们也时常感到惊讶。博士后王济说，2012年在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时，王琦将树突状细胞确定为研究中医过敏体质的方向，而树突状细胞在调节人体免疫功能中的重要作用，正是此前不久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获得者的研究内容。
王琦的说法是，“中医不是古董，而是医学，是随着生命科学的进步而进步的。现在许多新的研究方法、手段是以前根本无从知晓和计划的，是难得的机遇，必须不断学习。”
“他是一名中医，但绝不是抱着古书吃一辈子的中医。”提起父亲的学习精神，王琦的两个儿子打心里佩服。每次打电话或回国，父子三人谈得最多的是王琦的“973”课题。两人都曾被父亲邀请，给学生讲解国外最新的研究方法和思路，而他们印象最深的是父亲坐在讲台下，像小学生一样认真地做笔记。
在王琦的研究团队里，每天早上可以看到一个奇特的景象。十几个硕士、博士、青年教师聚在一起，先背诵中国古代医学名篇，再由美国留学生客串“外教”领读英语。在中医教育中，晨读是常用的方法，英语晨读则是王琦的匠心独具。他常对学生说：“学经典不是回到两千年前，与时俱进也不是只能学新东西，让古代的东西在当代发挥更大的现实作用，这就是与时俱进。”
虽然王琦取得了诸多成绩，但是在学术生命和精神境界上，王琦认为自己还是个“小学生”，仍要不断学习，充实和完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