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7年1月7日下午，北京宣南书馆第508场评书演出。书馆门口立着演出海报，红纸黑字，写着今天上书的艺人和所演书目：梁彦《精忠》，连丽如《三国》，王玥波《水浒》。开书前40分钟，《环球人物》记者来到了天桥艺术大厦。整个地下一层显得冷清空旷，只有宣南书馆门口聚集着三五人排队买票。走进书馆，茶房迎上来，招呼着入座。此时，前几排长期听书的“老书座儿”已来了不少，他们都是资深的曲艺爱好者，几乎场场必到，每個人都有自己固定的座位。
新年前，宣南书馆从西城区第二文化宫迁入天桥艺术大厦。天桥，是北京评书的圣地。清代同光年间，评书艺人们汇聚于此，在集市、庙会等处的空地上演出。民国之后，天桥附近的大小茶馆开始增添评书表演，内外城里书茶馆林立。
75岁的连丽如可算是重返北京评书的起源地了。这一天，她说的是《三国》里家喻户晓的一段：“诸葛孔明舌战群儒”。
女儿身，丈夫气
半个多世纪前的1961年9月，也是在天桥的一家刘记茶馆，连丽如第一次登台，说的也是《三国》。她从陶恭祖三让徐州一直说到刘备取西川，一个月里，天天满座儿。听众们捧场，不仅因为她是说评书的第一个女演员，更因为她身上的衣钵传承，“连阔如的闺女说《三国》，听众他能不去吗？”
连丽如向《环球人物》记者说起父亲早年的一些经历。父亲连阔如是北方评书大家，出生于北京安定门外一个没落的旗人家庭，12岁就当了学徒，进过北京的首饰楼、照相馆，天津的杂货铺、中药店，到烟台、大连做过小买卖，摆过卦摊儿。他曾以“云游客”的笔名，在北平《时言报》上长篇连载《江湖丛谈》，种种曲艺沿革、行业规矩、骗术内幕信手拈来——“老江湖”的老辣练达、见多识广可见一斑。
1927年，连阔如拜评书艺人李杰恩为师，学说《西汉演义》，在各书茶馆说书。后又博采众长，向多位名家学说《东汉演义》。上世纪30年代末，在东郊民巷伯力威电台播讲《东汉》，声名鹊起，有“千家万户听评书，净街净巷连阔如”的美誉。
不同于南方的弹词，北方的评书不适合讲那些风流才子二八佳人，花前月下卿卿我我。评说的是剑侠义士、帝王将相、鬼怪神魔，注重的是“古事今说，佐以评论”，从论古而谈今，收醒世之效果。连派评书最重要的三部大书，《东汉》 《三国》 《水浒》莫不如此。
连丽如说，自己从小就被当成男孩养着，“人家女孩子跳间儿（跳房子）、欻（音chua）拐（旧时用羊骨玩的一种游戏），我就四处钻胡同，一个礼拜费一双鞋”。她的烟瘾直到42岁才戒掉，有一段时间，国家每月给高级知识分子补贴两条香烟，连阔如占6包，连丽如得要7包。
或许正是因为身上这股“丈夫气”，17岁登台说书的连丽如，出手就是“袍带书”（评书的一种类型，主要人物是帝王将相、达官贵人，这些人大都身着蟒袍，腰缠玉带，故得此名）中难度最大的《三国》，每天两小时，人物成百上千，战役层出不穷，看书、背书要下功夫，说出人物的“精气神”更不容易。如今在台上，不管是人物的“开脸”（评书的一种说功，主要人物第一次出现时，说书人对其面貌穿着、身材体形和所携器物的介绍），还是那些拗口难背的文言原文，连丽如仍能行云流水地一遍说过，台下的听众对记者感慨，“连先生的记性这么好，都是从小下的苦功夫啊！”
但连丽如对记者说，其实在幼年的时候，她从没想过自己会继承父业：“爸爸特别不愿意我干这行，希望我上大学，出国留学，当学者。我自己喜欢几何、代数，一心想考北大数学系。尽管那时每天中午放学路上，广播里播的都是爸爸的‘姚期马武岑彭杜茂’（《东汉》里的人物），但说书是怎么回事，我一點也不懂。”
转变发生于1958年，连阔如被划为右派，下放到书馆说书。不久，连丽如从师大附中退学，看到父亲身边没有徒弟，她体恤老父，萌生了学评书的念头。早先，连阔如认为女孩子不能说书，但在上海看到了评话名家王少堂的女儿王丽堂，16岁就上台说“武松打虎”，很受启发，开始给连丽如口授《三国》。
1960年，连丽如进入宣武说唱团当学员，一年半后在天桥正式登台。“第一次上台，爸爸花了50块钱，给我做了一件和王丽堂一样的青缎子夹袄，绸子里儿，琵琶盘扣儿。这件衣服是全家人吃多少窝头才攒下的。”
以才子气大话金戈铁马
“谁要跟我说书，就先听书，先得知道这个环境，融入这个氛围。”连丽如对《环球人物》记者说，“不听书，不接触社会，就学不出来。”
连丽如自己学说书，就是从听书开始的。1960年冬天，她第一次进书馆，是听父亲在天桥董记茶馆说《三国》，从刘、关、张说到伯乐、姜子牙、郦食其。后来，在东安市场凤凰厅，连丽如又听父亲说了一个月的《列国》，“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说‘窃符救赵’，讲虎符，讲那上面的花纹是怎么回事，整整讲了一场。”散场后，连阔如还带着她逛东安市场，一边逛一边讲东安市场的形成，凤凰厅的由来，讲风俗人情、衣食住行的很多知识。
连丽如颇为自豪地说：“听完我就想，他怎么懂得这么多！”其实，不只自己的女儿，著名戏曲作家翁偶虹对连阔如也有过类似的评价：也是读书种子，也是江湖伶伦。
在连丽如看来，连派评书，重在一个“评”字，评人、评事，也评情、评理。父亲连阔如说书，不只是说事件，而且对当时的历史背景、官制礼节、民间风俗、地理山川以及武术拳脚、战争场面，都讲得头头是道。他向生活中各个阶层的人求教，也请教学有所成、术有专攻的文人学者，更亲自批阅古代典籍，手不释卷。“爸爸所挣的钱除去养家，全都买了书。为了收集《三国》藏书，他跑遍了琉璃厂的老书局。为了考证汉献帝的‘衣带诏’，他翻阅了七八种版本的《汉书》；为了把‘借东风’‘草船借箭’说得入情入理，他研究天文、气象知识；讲‘邓艾偷渡阴平’，还专门去看过川陕一代的三国遗址。”
她对记者说，这正是连派“坐谈三国”的与众不同。与另一位说《三国》的大家袁阔成相比，后者是“横跳黄河竖跳海，万丈高楼用脚踩”，用语言辅之以身段大开大合地表演；而连派是“武戏文说”，正襟危坐，以才子气和书卷气大话金戈铁马。 记者听的这场“诸葛孔明舌战群儒”，连丽如保留了原著中精彩的文言部分，再用大白话讲解意思，接着评讲其中的典故、历史和人物性情；同时也加入了风趣幽默的演绎，比如说大胖子薛敬文，“浑身的肉都塞到椅子上，站起来都非常费劲”，他瓮声瓮气地把曹操夸赞了一通，却被诸葛亮骂是“无父无君之人”，当下急得半边身子发麻，赶紧从怀里掏出“速效救心丸”塞进嘴里。
引经据典、博览群书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把为人处世的道理融入书中。连丽如回忆自己刚说书时，因为被老艺人排挤，和团里闹得不愉快，父亲劝她收起学生做派，多学习学习江湖规矩和人情世故，“他说，要想成为一个艺术家，你再聪明，再能干，再能说，可是有一样要记住：说透人情方是书，懂多大人情说多大书。心眼儿窄的人绝说不了肚量宽的书，你将来懂得人情世态了，必能成家。”
年轻时说书，连丽如笑称自己一个包袱都不会抖，只能照本宣科。如今在台上，听她说“舌战群儒”，说集贤堂里各路东吴谋士们的性格和心思，都能在现实的众生百态里对上号。她经常将自己曲折的说书经历穿插进故事里，作为一种“书外之书”。
从“闯关东”到“下南洋”
1964年，当连丽如要说第二部长篇大书《东汉》时，曲艺界开始“说新唱新”，禁止说传统书目，《东汉》刚说了7天，停演了。3年后，宣武说唱团解散，连丽如被分配到人民食品厂收汽水瓶子，此后12年，再没上台说书。
1979年9月12日，宣武说唱团恢复，连丽如第一个上台。老观众们见了她都说：姑娘，你怎么一点儿也不见老？还像30多岁的。其实当年说书时，连丽如才十八九岁，怕自己在台上讲今说古没人信服，所以烫了头，往老里打扮。然而真到了38岁了，却“已然不会说书了。”
更严峻的是，也没有说书的地方了。“我爸爸说书的时候，北京有七八十个书馆；我学书的时候，有40多个；到‘文革’开始前，还有26个；等1979年宣武说唱团复团时，没有书馆了。”
没有现成的书馆，连丽如和丈夫贾建国只能四处“打地”（评书行话，指联系演出场地）。那段时间，连丽如在虎坊桥的木板房和鼓楼的大门洞里说《东汉》，也在宣武公园的图书室里说《隋唐》，每天连轴转，不到凌晨3点不睡觉，点灯熬油地准备第二天的书。
就在同一时期，刘兰芳播讲的评书《岳飞传》在鞍山台播出，收到了意想不到的轰动效果，沉寂多时的传统评书再次风靡全国。由此，东北成了评书复兴的重镇，田连元、袁阔成、单田芳等评书艺人，通过广播、电视等载体，迅速成为火遍大江南北的评书大家。
相比之下，北京作为评书的发源地，此时显得有些落寞寒酸。“北京的评书太弱了！”连丽如心里很难受。没有现成的平台，连丽如夫妇继续四处“打地”，终于得到了一个在哈尔滨电台播讲《东汉》的机会。初闯关东，连丽如一直带病录书，每天录音之前就打一针止痛的阿托品。之后，《东汉》在全国56家电台连播，人们这才知道北京还有一个会说评书的连丽如。
为了推广北京评书，连丽如不仅闯过关东，也下过南洋。1993年，连丽如去新加坡参加第三届华族文化节，这是她第一次走出国门。新加坡没有评书，只有“讲古”，就是讲历史故事。“讲古”有一个規矩，一次一定要把一个故事讲完，但评书最大的特点是“留扣儿”，就是留下悬念。在新加坡世界贸易中心，连丽如演出三场《康熙私访》，上台前，主办方还一直嘱咐她千万别留悬念。“我把搜集到的当地语言都用上了，包袱儿特别响，观众都在底下乐，后来连楼上做买卖的都扒着头往下看。等到最后，我还是留了书扣儿。散场后一帮观众跟着问我，”连丽如学着新加坡人的语气和腔调，“连女士，连女士，那个小孩这么样了，你明天还来说吗？”
此后，她又多次赴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新加坡国际广播电台还播出了连丽如讲的《红楼梦》，受到听众热烈欢迎。
“时刻把观众放在心上”
“第一天说书，爸爸只嘱咐了一件事。”连丽如说，“每天开书前半小时，要坐在书台上，和听众聊天儿。用行话说，这叫‘贴身靠儿’。”连阔如十分看重向听众学习，在电台播讲评书时，总会说上一句：“哪位听众听我说的有误，请打电话告诉我，因为中国文化太深，我的学问太浅。”于是，家里常年安排人专门接听“投诉热线”，每到年底，对打电话挑错的热心观众，连阔如经常提着蒲包，到人家里去登门道谢。
一直到現在，连丽如始终不忘“贴身靠儿”的道理。下午两点开书，她总会提前两三个小时就来到书馆，坐在门口卖票的方桌后，和相熟的听众寒暄闲聊。
老伴儿贾建国曾送给连丽如一首诗：“铺炕叠被儿，扫天刮地儿，测字猜闷儿，玩牌打混儿”。寄望晚年悠闲的生活。然而，这样的日子始终可望不可及。从朝阳小梨园到什刹海畔月明楼，再到宣南书馆，为了复兴书馆评书，一天也没歇过。
评书最讲传承，连丽如至今记得父亲说书时的“五忘”：“忘己事，忘己貌，忘座有贵宾，忘身在今日，忘己之姓名。”如今75岁的连丽如在台上仍是神完气足，凭一口丹田气说下来，一个小时没有喘息的工夫。
但现在的连丽如，也有意识更多地把舞台让位给年轻人。
在宣南书馆里，开场的梁彦是连丽如的四徒弟，在评书演员之外，还是中华书局的编辑。他从小喜欢听评书，博闻强识又喜欢读书，偏门杂类无所不及，大学毕业论文写的就是“评书的情节叙述与电影蒙太奇的关系”。一开始表演还有些背书的痕迹，如今也能驾轻就熟地抖包袱说典故，解释什么是“碗口”粗细时，还会拿王玥波砸个挂——“要是王玥波吃面条的海碗，这还了得！”
王玥波是连丽如的义子，从小在书馆舞台上打磨锻炼，从老先生身上得到真传，相声、评书、单弦样样精通。说李逵从三层酒楼跳下，一拐弯就开始讲老北京的布鞋和棉鞋；说阮氏三雄下水夺船，船夫们唱的是“凉调版”的“让我们荡起双桨”，亦庄亦谐，挥洒自如。后来喜欢王玥波的观众越来越多，连丽如索性把“攒底”（即压轴）的位置让给他。一般在曲艺行，很少有老先生“让底”。连丽如很开通——“我特别腻歪老人不给年轻人腾地儿，年轻时我受过这个。”
“书场说书是一个有遗憾的艺术，不可能十全十美，指不定在哪儿就有小纰漏小失误，不像电台和电视，说错的地方可以重录，词背不下来可以照着书本念。但这也是现场说书的好处，演员面对的不是冷冰冰的机器，台上台下，直接和观众交流，容不得一点儿马虎。每周说这一小时的书，要好好准备一个礼拜。不光我们，连先生也一样，‘现上轿现扎耳朵眼’可不行。”梁彦对《环球人物》记者说，“师父对我们没有特别的叮嘱，只要求我们上台多磨炼，时刻把观众放在心上，演员自古都是这样，我们都印在脑海里。”
如今的书馆里，大多数都是年轻听众，他们爱这里闲适安逸的气氛——喝茶聊天，随意走动，嗑瓜子、打呼噜、叫好，无拘无束，爱听那些历史故事和英雄传奇，爱书座儿与书座儿之间、演员和听众之间自然融洽的关系，也爱那个寄寓在书茶馆里的、充满人情味的“老北京”世界。
方才在台上气定神闲、挥斥方遒的连丽如，一旦下台，便立时颓败下来，满是疲惫与沧桑，仿佛一下老了很多。正如她对《环球人物》记者所说：“我已经这个年纪了，所有的精气神，都凝聚在了那每周一小时的舞台上面。”
此刻，舞台上灯已灭，空旷的场子显得落寞。然而，等下一次开场，醒木一拍，这里又会聚敛起一片江湖。
新年前，宣南书馆从西城区第二文化宫迁入天桥艺术大厦。天桥，是北京评书的圣地。清代同光年间，评书艺人们汇聚于此，在集市、庙会等处的空地上演出。民国之后，天桥附近的大小茶馆开始增添评书表演，内外城里书茶馆林立。
75岁的连丽如可算是重返北京评书的起源地了。这一天，她说的是《三国》里家喻户晓的一段：“诸葛孔明舌战群儒”。
女儿身，丈夫气
半个多世纪前的1961年9月，也是在天桥的一家刘记茶馆，连丽如第一次登台，说的也是《三国》。她从陶恭祖三让徐州一直说到刘备取西川，一个月里，天天满座儿。听众们捧场，不仅因为她是说评书的第一个女演员，更因为她身上的衣钵传承，“连阔如的闺女说《三国》，听众他能不去吗？”
连丽如向《环球人物》记者说起父亲早年的一些经历。父亲连阔如是北方评书大家，出生于北京安定门外一个没落的旗人家庭，12岁就当了学徒，进过北京的首饰楼、照相馆，天津的杂货铺、中药店，到烟台、大连做过小买卖，摆过卦摊儿。他曾以“云游客”的笔名，在北平《时言报》上长篇连载《江湖丛谈》，种种曲艺沿革、行业规矩、骗术内幕信手拈来——“老江湖”的老辣练达、见多识广可见一斑。
1927年，连阔如拜评书艺人李杰恩为师，学说《西汉演义》，在各书茶馆说书。后又博采众长，向多位名家学说《东汉演义》。上世纪30年代末，在东郊民巷伯力威电台播讲《东汉》，声名鹊起，有“千家万户听评书，净街净巷连阔如”的美誉。
不同于南方的弹词，北方的评书不适合讲那些风流才子二八佳人，花前月下卿卿我我。评说的是剑侠义士、帝王将相、鬼怪神魔，注重的是“古事今说，佐以评论”，从论古而谈今，收醒世之效果。连派评书最重要的三部大书，《东汉》 《三国》 《水浒》莫不如此。
连丽如说，自己从小就被当成男孩养着，“人家女孩子跳间儿（跳房子）、欻（音chua）拐（旧时用羊骨玩的一种游戏），我就四处钻胡同，一个礼拜费一双鞋”。她的烟瘾直到42岁才戒掉，有一段时间，国家每月给高级知识分子补贴两条香烟，连阔如占6包，连丽如得要7包。
或许正是因为身上这股“丈夫气”，17岁登台说书的连丽如，出手就是“袍带书”（评书的一种类型，主要人物是帝王将相、达官贵人，这些人大都身着蟒袍，腰缠玉带，故得此名）中难度最大的《三国》，每天两小时，人物成百上千，战役层出不穷，看书、背书要下功夫，说出人物的“精气神”更不容易。如今在台上，不管是人物的“开脸”（评书的一种说功，主要人物第一次出现时，说书人对其面貌穿着、身材体形和所携器物的介绍），还是那些拗口难背的文言原文，连丽如仍能行云流水地一遍说过，台下的听众对记者感慨，“连先生的记性这么好，都是从小下的苦功夫啊！”
但连丽如对记者说，其实在幼年的时候，她从没想过自己会继承父业：“爸爸特别不愿意我干这行，希望我上大学，出国留学，当学者。我自己喜欢几何、代数，一心想考北大数学系。尽管那时每天中午放学路上，广播里播的都是爸爸的‘姚期马武岑彭杜茂’（《东汉》里的人物），但说书是怎么回事，我一點也不懂。”
转变发生于1958年，连阔如被划为右派，下放到书馆说书。不久，连丽如从师大附中退学，看到父亲身边没有徒弟，她体恤老父，萌生了学评书的念头。早先，连阔如认为女孩子不能说书，但在上海看到了评话名家王少堂的女儿王丽堂，16岁就上台说“武松打虎”，很受启发，开始给连丽如口授《三国》。
1960年，连丽如进入宣武说唱团当学员，一年半后在天桥正式登台。“第一次上台，爸爸花了50块钱，给我做了一件和王丽堂一样的青缎子夹袄，绸子里儿，琵琶盘扣儿。这件衣服是全家人吃多少窝头才攒下的。”
以才子气大话金戈铁马
“谁要跟我说书，就先听书，先得知道这个环境，融入这个氛围。”连丽如对《环球人物》记者说，“不听书，不接触社会，就学不出来。”
连丽如自己学说书，就是从听书开始的。1960年冬天，她第一次进书馆，是听父亲在天桥董记茶馆说《三国》，从刘、关、张说到伯乐、姜子牙、郦食其。后来，在东安市场凤凰厅，连丽如又听父亲说了一个月的《列国》，“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说‘窃符救赵’，讲虎符，讲那上面的花纹是怎么回事，整整讲了一场。”散场后，连阔如还带着她逛东安市场，一边逛一边讲东安市场的形成，凤凰厅的由来，讲风俗人情、衣食住行的很多知识。
连丽如颇为自豪地说：“听完我就想，他怎么懂得这么多！”其实，不只自己的女儿，著名戏曲作家翁偶虹对连阔如也有过类似的评价：也是读书种子，也是江湖伶伦。
在连丽如看来，连派评书，重在一个“评”字，评人、评事，也评情、评理。父亲连阔如说书，不只是说事件，而且对当时的历史背景、官制礼节、民间风俗、地理山川以及武术拳脚、战争场面，都讲得头头是道。他向生活中各个阶层的人求教，也请教学有所成、术有专攻的文人学者，更亲自批阅古代典籍，手不释卷。“爸爸所挣的钱除去养家，全都买了书。为了收集《三国》藏书，他跑遍了琉璃厂的老书局。为了考证汉献帝的‘衣带诏’，他翻阅了七八种版本的《汉书》；为了把‘借东风’‘草船借箭’说得入情入理，他研究天文、气象知识；讲‘邓艾偷渡阴平’，还专门去看过川陕一代的三国遗址。”
她对记者说，这正是连派“坐谈三国”的与众不同。与另一位说《三国》的大家袁阔成相比，后者是“横跳黄河竖跳海，万丈高楼用脚踩”，用语言辅之以身段大开大合地表演；而连派是“武戏文说”，正襟危坐，以才子气和书卷气大话金戈铁马。 记者听的这场“诸葛孔明舌战群儒”，连丽如保留了原著中精彩的文言部分，再用大白话讲解意思，接着评讲其中的典故、历史和人物性情；同时也加入了风趣幽默的演绎，比如说大胖子薛敬文，“浑身的肉都塞到椅子上，站起来都非常费劲”，他瓮声瓮气地把曹操夸赞了一通，却被诸葛亮骂是“无父无君之人”，当下急得半边身子发麻，赶紧从怀里掏出“速效救心丸”塞进嘴里。
引经据典、博览群书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把为人处世的道理融入书中。连丽如回忆自己刚说书时，因为被老艺人排挤，和团里闹得不愉快，父亲劝她收起学生做派，多学习学习江湖规矩和人情世故，“他说，要想成为一个艺术家，你再聪明，再能干，再能说，可是有一样要记住：说透人情方是书，懂多大人情说多大书。心眼儿窄的人绝说不了肚量宽的书，你将来懂得人情世态了，必能成家。”
年轻时说书，连丽如笑称自己一个包袱都不会抖，只能照本宣科。如今在台上，听她说“舌战群儒”，说集贤堂里各路东吴谋士们的性格和心思，都能在现实的众生百态里对上号。她经常将自己曲折的说书经历穿插进故事里，作为一种“书外之书”。
从“闯关东”到“下南洋”
1964年，当连丽如要说第二部长篇大书《东汉》时，曲艺界开始“说新唱新”，禁止说传统书目，《东汉》刚说了7天，停演了。3年后，宣武说唱团解散，连丽如被分配到人民食品厂收汽水瓶子，此后12年，再没上台说书。
1979年9月12日，宣武说唱团恢复，连丽如第一个上台。老观众们见了她都说：姑娘，你怎么一点儿也不见老？还像30多岁的。其实当年说书时，连丽如才十八九岁，怕自己在台上讲今说古没人信服，所以烫了头，往老里打扮。然而真到了38岁了，却“已然不会说书了。”
更严峻的是，也没有说书的地方了。“我爸爸说书的时候，北京有七八十个书馆；我学书的时候，有40多个；到‘文革’开始前，还有26个；等1979年宣武说唱团复团时，没有书馆了。”
没有现成的书馆，连丽如和丈夫贾建国只能四处“打地”（评书行话，指联系演出场地）。那段时间，连丽如在虎坊桥的木板房和鼓楼的大门洞里说《东汉》，也在宣武公园的图书室里说《隋唐》，每天连轴转，不到凌晨3点不睡觉，点灯熬油地准备第二天的书。
就在同一时期，刘兰芳播讲的评书《岳飞传》在鞍山台播出，收到了意想不到的轰动效果，沉寂多时的传统评书再次风靡全国。由此，东北成了评书复兴的重镇，田连元、袁阔成、单田芳等评书艺人，通过广播、电视等载体，迅速成为火遍大江南北的评书大家。
相比之下，北京作为评书的发源地，此时显得有些落寞寒酸。“北京的评书太弱了！”连丽如心里很难受。没有现成的平台，连丽如夫妇继续四处“打地”，终于得到了一个在哈尔滨电台播讲《东汉》的机会。初闯关东，连丽如一直带病录书，每天录音之前就打一针止痛的阿托品。之后，《东汉》在全国56家电台连播，人们这才知道北京还有一个会说评书的连丽如。
为了推广北京评书，连丽如不仅闯过关东，也下过南洋。1993年，连丽如去新加坡参加第三届华族文化节，这是她第一次走出国门。新加坡没有评书，只有“讲古”，就是讲历史故事。“讲古”有一个規矩，一次一定要把一个故事讲完，但评书最大的特点是“留扣儿”，就是留下悬念。在新加坡世界贸易中心，连丽如演出三场《康熙私访》，上台前，主办方还一直嘱咐她千万别留悬念。“我把搜集到的当地语言都用上了，包袱儿特别响，观众都在底下乐，后来连楼上做买卖的都扒着头往下看。等到最后，我还是留了书扣儿。散场后一帮观众跟着问我，”连丽如学着新加坡人的语气和腔调，“连女士，连女士，那个小孩这么样了，你明天还来说吗？”
此后，她又多次赴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新加坡国际广播电台还播出了连丽如讲的《红楼梦》，受到听众热烈欢迎。
“时刻把观众放在心上”
“第一天说书，爸爸只嘱咐了一件事。”连丽如说，“每天开书前半小时，要坐在书台上，和听众聊天儿。用行话说，这叫‘贴身靠儿’。”连阔如十分看重向听众学习，在电台播讲评书时，总会说上一句：“哪位听众听我说的有误，请打电话告诉我，因为中国文化太深，我的学问太浅。”于是，家里常年安排人专门接听“投诉热线”，每到年底，对打电话挑错的热心观众，连阔如经常提着蒲包，到人家里去登门道谢。
一直到現在，连丽如始终不忘“贴身靠儿”的道理。下午两点开书，她总会提前两三个小时就来到书馆，坐在门口卖票的方桌后，和相熟的听众寒暄闲聊。
老伴儿贾建国曾送给连丽如一首诗：“铺炕叠被儿，扫天刮地儿，测字猜闷儿，玩牌打混儿”。寄望晚年悠闲的生活。然而，这样的日子始终可望不可及。从朝阳小梨园到什刹海畔月明楼，再到宣南书馆，为了复兴书馆评书，一天也没歇过。
评书最讲传承，连丽如至今记得父亲说书时的“五忘”：“忘己事，忘己貌，忘座有贵宾，忘身在今日，忘己之姓名。”如今75岁的连丽如在台上仍是神完气足，凭一口丹田气说下来，一个小时没有喘息的工夫。
但现在的连丽如，也有意识更多地把舞台让位给年轻人。
在宣南书馆里，开场的梁彦是连丽如的四徒弟，在评书演员之外，还是中华书局的编辑。他从小喜欢听评书，博闻强识又喜欢读书，偏门杂类无所不及，大学毕业论文写的就是“评书的情节叙述与电影蒙太奇的关系”。一开始表演还有些背书的痕迹，如今也能驾轻就熟地抖包袱说典故，解释什么是“碗口”粗细时，还会拿王玥波砸个挂——“要是王玥波吃面条的海碗，这还了得！”
王玥波是连丽如的义子，从小在书馆舞台上打磨锻炼，从老先生身上得到真传，相声、评书、单弦样样精通。说李逵从三层酒楼跳下，一拐弯就开始讲老北京的布鞋和棉鞋；说阮氏三雄下水夺船，船夫们唱的是“凉调版”的“让我们荡起双桨”，亦庄亦谐，挥洒自如。后来喜欢王玥波的观众越来越多，连丽如索性把“攒底”（即压轴）的位置让给他。一般在曲艺行，很少有老先生“让底”。连丽如很开通——“我特别腻歪老人不给年轻人腾地儿，年轻时我受过这个。”
“书场说书是一个有遗憾的艺术，不可能十全十美，指不定在哪儿就有小纰漏小失误，不像电台和电视，说错的地方可以重录，词背不下来可以照着书本念。但这也是现场说书的好处，演员面对的不是冷冰冰的机器，台上台下，直接和观众交流，容不得一点儿马虎。每周说这一小时的书，要好好准备一个礼拜。不光我们，连先生也一样，‘现上轿现扎耳朵眼’可不行。”梁彦对《环球人物》记者说，“师父对我们没有特别的叮嘱，只要求我们上台多磨炼，时刻把观众放在心上，演员自古都是这样，我们都印在脑海里。”
如今的书馆里，大多数都是年轻听众，他们爱这里闲适安逸的气氛——喝茶聊天，随意走动，嗑瓜子、打呼噜、叫好，无拘无束，爱听那些历史故事和英雄传奇，爱书座儿与书座儿之间、演员和听众之间自然融洽的关系，也爱那个寄寓在书茶馆里的、充满人情味的“老北京”世界。
方才在台上气定神闲、挥斥方遒的连丽如，一旦下台，便立时颓败下来，满是疲惫与沧桑，仿佛一下老了很多。正如她对《环球人物》记者所说：“我已经这个年纪了，所有的精气神，都凝聚在了那每周一小时的舞台上面。”
此刻，舞台上灯已灭，空旷的场子显得落寞。然而，等下一次开场，醒木一拍，这里又会聚敛起一片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