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船山“有限的”历史进步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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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进步论立场界定王船山的历史观一直是学界的普遍共识.然而,船山不仅在某些维度表达过历史进步的看法,还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历史循环论和历史退步论的观点.因此,前人多认为王船山的"历史进步论"不融贯或不周延.事实上,王船山的"历史进步论"仅在民众生产生活之器和与之适应的社会政治制度这两个有限的维度上成立.其历史进步论有两种模式:一是线性进步模式;二是"旧破新立"的沿革模式.不过,在有限的维度内肯定历史进步,不等于王船山是绝对的历史进步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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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祐年间是程颐注《易》的活跃期,其《易传》在元祐二年(1087)以前已成书,但未完善.程颐生平二次入蜀,闻成都隐者说未济卦是程颐早年之事.程颐晚年不轻传《易传》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无关,主要是出于谨慎、严肃的著述态度,门人的讨论意见是《易传》修改的助力.程颐临终前仅把《易传》手稿托付给张绎一人,朱熹《伊川先生年谱》的相关记载有误.尹焞在校对《易传》文字、澄清《易传》真伪等方面有极大贡献,不仅吸收了张绎、高闶的成果,还纠正了吕本中、谢良佐等人怀疑《易传》非全书的错误.
方以智的"余"范畴贯通于其易学理论之中.他在因果关系上提出"必余",将"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发挥为"积"因必有"余"果;在象数与"端几"关系上主张"用余",强调"图书卦爻"对生成之理的公证与表征作用;在统与属关系上发扬了方孔炤"以正宰余"的思想,从"乾统坤余"出发提出统相对于属具有逻辑先在性与价值优先性.这三个论题归根究底是对本末关系的探讨,《易余》旨在通过揭明何者非余或何者为本以扭转晚明逃虚暱便之风.方以智指出被时人轻视的"学修"、象数、"贞一"并非多余、无用,而是十分重要、有用的,这一立场体现了其推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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