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在这个极不寻常的场合和地点回顾了某个难以忘怀的故事，那是因为在我人生的旅途中，总是在某个地方得到必要的信念，在漫长的旅途中，我找到了炮制诗歌的必要的配方。那是大地和心灵对我的奉献。”一九七一年，聂鲁达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动情而激越地表达了他对祖国智利深沉的爱。的确，这个人口不到两千万的狭长国度，以它源源不断的能量，滋养了为数不少的文学大家。除了两位斩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之外（另一位为一九四五年的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还包括为我们所熟知的已负盛名的何塞·多诺索、罗贝托·波拉尼奥、路易斯·塞普尔维达、罗伯特·安布埃罗等等。而在前辈们已经开创的文学传统下，新生代的年轻作家们带着强烈的自我风格为文坛刮来了一阵划时代的清风。其中，亚历杭德罗·桑布拉可谓佼佼者。
　　单看书名便可知，《回家的路》是一部与家有关的小说，但若想知道它拔萃于同类作品之处，便要先从故事的背景——智利的政治环境说起。作为拉美经济相对较发达、有着资产阶级民主传统的国家，二战后，在人民改革的诉求下，左翼力量积极活跃。一九七。年，社会党领袖阿连德通过民主选举当选为总统，开始实施工业国有化和没收大庄园主土地的政策，并和多个社会主义国家建交。这些举措引起了美国的高度警惕，并在多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干预智利内政、打压阿连德政府的措施。一九七三年，皮诺切特发动军事政变，推翻阿连德政府，自己坐上了头把交椅，从此开始了独裁统治。掌权后，皮诺切特对前政府的残余支持者及被视为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同情者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取缔了所有左翼政党。一些公开反对政府的人士遭到了迫害。上千人遇难，流亡海外的不计其数。
　　小说的主人公正是出生在皮诺切特的阴影里，成长于无法言说的高压环境中。这一代人的父母，是独裁统治的同谋犯或受害者，他们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以沉默回应外界的风起云涌，试图用云淡风轻的搪塞掩盖曾经血肉模糊的过往。不明身份的劳尔叔叔便是他们中的一员，少年时代的“我”屡次想要通过对他的监视获知他的真实身份，这个悬而未决的谜从来不曾被时间忘记。作者并没有回避渗痛的历史，而是从另一个侧面，以另一种孩提的视角，给了我们解读这段岁月的钥匙。这些看似神秘的过往，填充了少年时代的生活，在记忆的美化和渲染下，也更坚定了作者在成年之后回溯往昔的决心。
　　“回家”是整部小说的主题，它以儿时走失为楔子，引出了少年和成人后“归家”的路途。这个“家”既是普遍意义上的小家庭，也是更具广阔意义的关于过往时代的记忆。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作者希望的，既是跟分隔已久的家人重新获得内心的释怀，也是从久远的回忆中汲取应对当下的力量。他的字里行间，浸透着浓厚的怀旧之情，一字一句都牵扯着对往日的思念。珂罗蒂雅与“我”，尽管在时光中失散，但凭着一份共同的记忆，多年后依然可以彼此和解。“也许我和珂罗蒂雅依然无法参透‘清白’或‘罪过’为何物，但还是花了几天时间，冥思苦想，试图理清童年时我们无法理解的一切，仿佛在围观一场罪行。我们不是罪犯，只是恰好路过，又抽身而去。”尽管那并不是一段完美幸福的时光，甚至带有一些残酷的意味，却是少年脑海中独一无二、闪闪发亮的徽章，连接着成人世界，以至于更美好的岁月已然来到，他们却在为丢失当初的点滴而恐惧。
　　小说以一九八五年大地震为开端，以二。一。年大地震为结尾，将这两次地震之间二十五年的故事以父辈和我辈两条线索娓娓道来。当年的孩子长大成人，智利社会也经历了由独裁到民主的巨大转变。两条线索交替前行，在某一点上达到了弥合。曾经的父母，终于可以坦然地谈谈那段岁月，而曾经的孩子，终于可以作为“小人物”重新搭建一个属于自己的舞台，在大时代下撑起自己的一片小天空。曾经的岁月，也以沉默无言的方式，指引着我们在回望中继续向前。纵观全局，桑布拉既没有玩文字游戏，也没有在形式结构上标新立异，在没有任何炫技的前提下，整部小说所透露出的，是细腻温和又打动人的真挚情感。恰恰是这份质朴的情感，击中了我们的内心，让我们在与之一起怀旧的过程中，也勾起了自己的一份乡愁。
　　“如果我不是自豪地感到对祖国目前的变革尽了微薄的力量，又如何抬得起由于瑞典授予我的荣誉而容光焕发的额头呢？”聂鲁达以积极入世的态度，赋予了诗歌民族的灵魂，他的名字也被镌刻在了智利人民斗争的历史上。而对于桑布拉这一代年轻的作家，通过缅怀与铭记，以家的名义，将历史重新诉说，并将它融进自己的骨血里，展示给世人，或许是他们对家与国所尽的另一种力量，也是一份对过往时代的献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