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从经济数据来看，在全球经济的风雨飘摇中，中国似乎风景亮丽，但这并不必然说明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没有问题。
政策偏差？
2008年面对50年或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采取较大力度的宏观经济刺激政策是必要的。事后的情况表明，政策刺激经济增长的效应相当明显，2009年第三季度经济强劲回升，四季度经济增长再次回升到10%，而且基本持续到现在。这里有两个重要问题需要搞清楚：一是面对2008年中国经济的调整，我们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否真的做到了对症下药；二是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的结合，对调结构、转方式是促进还是抑制，其负效应有多大？
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笔者以为，2008年底至2009年采取的两扩张的财政货币政策，不仅存在过度刺激问题，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对症下药。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如何定义呢？我们可以给出一个数量标准，货币供应量（M1、M2）及贷款的增长率在15%至18%为适度宽松的范围，18%至25%是宽松，25%以上为极度宽松，12%至15%才是中性或稳健的货币政策，12%以下才是紧缩。
按这个标准，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两点结论：一是从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济运行情况看，我国90%的年份都是采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很少采取中性以下的货币政策，紧缩的货币政策一般持续时间很短。二是2009年（严格地说是从2008年四季度开始）至2010年，我国的货币政策是宽松型的，而根本不是适度宽松型的，2009年是极度宽松，M1、M2和贷款的增长率均在27%以上，2010年则属于宽松型，M1、M2和贷款增长率均超过18%。
是不是对症下药，问题要复杂一些。主要是大家怎么看待2008年中国经济形势。形势判断不同，特别是对2008年经济明显下滑的原因认识不同，会形成不同的调控政策建议。对2008年中国经济调整的原因分析当时存在很大的分歧，但主流观点认为，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率明显下滑主要原因是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当年自然灾害严重（年初的南方雪灾、5月份的汶川地震）及2007年至2008年的宏观调控也是重要原因。特别是对2007年至2008年上半年采取的宏观紧缩政策，许多人仍耿耿于怀。笔者的观点与主流观点十分不同，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率明显放慢主要原因是周期性调整和各种结构矛盾的爆发，是内在的调整，金融危机等外部冲击是外在因素和次要因素。
做出此判断，依据有两条：一是从中国经济的长期运行规律上讲，特别是对经济周期做细致的分析后不难发现，2008年是一个经济周期的“拐点”，而且不是一般的“拐点”，是长周期、中周期和短周期的交汇“拐点”，经济下滑是内在周期因素驱动的。二是在金融危机冲击性影响之前的3个季度中国经济已明显调整，金融危机的影响在调整之后，而不是在这之前，因此，把经济增长下滑主要归因于金融危机的冲击是明显不当的。调整的最大动力是房地产步入周期性调整，2008年一季度住房销售量同比零增长，二季度下降10%，三季度下降30%，接着是房价的调整和房地产投资增长的明显下滑。
总之，2008年中国经济的下滑主要是周期性调整和结构失衡引起的，与金融危机的关系并不大，或者是金融危机只是加剧了这一调整，使其出现过度性的调整。因此，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抵消金融危机对经济增长调整的过度冲击。但当时的学界多数学者一口咬定我国经济仍处于高增长状态（否认内在的调整规律），是金融危机把中国经济拉下了水，因此，采取简单的凯恩斯式总量扩张政策让其恢复到10%以上就是主要的政策建议。
发展模式的问题
2008年中国经济既遇到了三重周期叠加的影响，也遇到了长期结构矛盾的集中爆发的影响，根本上讲是经济发展模式出了问题，宏观经济政策在适度保增长的同时，需要做根本性的调整。中国发展的关键问题在哪里？过去流行的看法是发展方式落后、结构调整严重滞后，这没有错，但导致落后的发展方式难以改变、结构调整严重滞后的原因又是什么？我以为就是宏观上的发展模式存在严重缺陷。宏观领域的问题不解决，希望微观、中微能解决问题，这是不现实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喊了无数年的要转变发展方式但总也不见多少成效的根本原因。
那么宏观上的发展模式问题又是什么？我以为就是“两个过度依赖”问题，即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外资扩大出口、过度依赖于房地产扩大内需，这一模式的根本缺陷是有长期高增长但却没有长期产业竞争力的提高，或产业竞争力提高的速度严重偏慢于经济增长，同时伴随许多经济失衡问题：高增长低就业、高工业化低城市化、高投资低消费、高经济低社会、企业利润和政府税收高增长而居民收入增长长期偏低、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等。因此，要避免中国未来发展的最大风险，就必须下决心转变发展模式。由“两个过度依赖”的发展模式转为“两个依靠”的发展模式，即依靠扩大消费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或产业的全面升级）。
而2009年以来的宏观经济政策与发展模式转换存在相当大的矛盾，甚至可以说，政策强化了过去的发展模式，使调结构、转方式更加困难。在促进需求增长的政策上，应该是减弱对投资的依赖、增强对消费的依赖。中国在需求上的问题与美国完全相反，美国是储蓄不足、投资不足、消费过度，中国则是储蓄过度、投资过度、消费不足，再加上美国的问题是金融危机、金融系统接近崩溃，而中国的问题是结构性危机。但我们实际所采取的政策主要是刺激投资，使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强化，并对前期出口政策的合理化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因此，从中长期看，将会进一步加剧投资与消费的不平衡，供给过度增长而最终需求明显不足。在产业发展上，重点是刺激房地产发展（尽管铁公基的投资规模较大、影响较大，但远不及房地产投资的作用），而不是放在产业调整升级、提升竞争力上。在发展机制上，流行的观点是政府万能而市场无能，因此，政府对经济增长的干预作用过度膨胀，而市场调节的作用被严重忽视或抑制。
在政府与市场的作用上，我国是市场化不到位，政府对市场仍存在较过度的干预问题，而美国相反，它是市场作用过度，华尔街权力过度膨胀，政府监管不到位，宏观政策强化市场的缺陷而不是纠正市场的缺陷。所以，我们在政府与市场作用的选择上，反映在宏观经济政策应是加强市场的作用，抑制政府对微观经济的过度干预。从政策导向上看，中央强调保增长与调结构并重，但实际政策执行中，是保增长绝对优先，调结构处于从属地位。总之，2009年宏观经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传统的发展模式，从而使结构问题进一步积累，发展方式转变进展缓慢。
巨大的负效应
双重扩张的宏观经济政策在保增长上成绩很大，但由于其与长期的发展模式（或方式）转变存在较大冲击，其负面影响也较为明显，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其主要的负面影响包括以下方面：
一是强化了“3个第一”的发展定式。即增长第一，投资第一，房地产第一。这3个“第一”已经成为过去10年经济繁荣的定式，金融危机后我国各地方政府所采取的措施，使“3个第一”的意识更加强化。
二是代价过大。2009年我国新增信贷9.6万亿元，而新增的GDP仅2.5万亿元，4个信贷换1个GDP，而在之前的8年，我国新增信贷20万亿元，同期增加GDP也是20万亿元，即1个信贷换1个GDP，因此，2009年为保增长，货币效率过低，所付出的代价过大。
三是潜伏着巨大的经济风险。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一个严重后果是“房价”暴涨，将为未来经济爆发“大调整”埋下巨大隐患。因过量的货币供给和过度信贷投放，2009年全国平均房价一年增长达50%左右。而高房价正在产生一系列失衡问题，对未来的经济增长稳定性构成明显的威胁，因为泡沫是不能长久的，总有一天会破灭，到时将会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高房价还对消费增长形成抑制，使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导致社会的不稳定。
四是经济结构问题更加严重，推进结构调整升级更加困难。在结构性矛盾突出的情形下，维持高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保护落后，使结构调整过程过慢；特别是在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没有变化的情况下，高增长仍然是靠高耗能高污染的重化工业推动，这既增加了节能减排的压力，也使结构问题更加突出。更为严重的是：房地产投资的低风险高收益使人们酿成了普遍性投机暴富心理，全民炒房,优秀的企业家不愿在实业上投资，从而产业升级严重受阻。
这些问题如果不及早解决，很可能使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是“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的最大风险。
宏观经济政策的取向
要使中国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其最根本的选择是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的大调整及深化改革，改变发展模式，使宏观经济政策取向与发展模式转变方向一致。
首先，要将目前仍然偏高的经济增长速度降下来，降到适度增长的水平。结构调整的环境不能太紧更不能太松。经济增长要保持一定的水平，否则大家没信心，即保一个底线，不低于7%。但更关健的是经济增长速度不能太快了（超过经济增长的潜在水平），太快了，许多落后的产品、产业不能淘汰，仍能存活，结构调整只能是事倍功半。我认为，近期应把速度稳住，稳在7%~9%的水平，重点是提高结构调整的速度，即增长的速度是稳，结构调整的速度是加快，这才是我们目前所需要的经济政策取向。其次，要创造一种让人们愿意抓结构调整、把大量的资金和人力投资于结构调整的宏观环境，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让结构调整有钱赚。
不仅要调整生产的模式，而且要调整消费的模式。不仅要调整工业发展的模式，而且要调整城市的发展模式，还要调整金融与产业结合的模式。正是这些多方面不合理的发展模式才导致了经济发展方式和调结构的困难。
城市化的重点是加快人口城市化，而不是继续强化过去以房地产投资及城市区域扩张为中心的物的城市化。人口城市化主要是解决1.5亿~2亿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释放巨大的消费需求。汽车化不仅能直接扩大消费，而且还能促进消费模式转型，促进制造业升级，促进服务业发展。用城市化和汽车化代替房地产泡沫化，可以防止房地产泡沫破灭所引起的冲击，更关键是这种转变意味着经济增长发动机的转换。
政策偏差？
2008年面对50年或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采取较大力度的宏观经济刺激政策是必要的。事后的情况表明，政策刺激经济增长的效应相当明显，2009年第三季度经济强劲回升，四季度经济增长再次回升到10%，而且基本持续到现在。这里有两个重要问题需要搞清楚：一是面对2008年中国经济的调整，我们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否真的做到了对症下药；二是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的结合，对调结构、转方式是促进还是抑制，其负效应有多大？
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笔者以为，2008年底至2009年采取的两扩张的财政货币政策，不仅存在过度刺激问题，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对症下药。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如何定义呢？我们可以给出一个数量标准，货币供应量（M1、M2）及贷款的增长率在15%至18%为适度宽松的范围，18%至25%是宽松，25%以上为极度宽松，12%至15%才是中性或稳健的货币政策，12%以下才是紧缩。
按这个标准，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两点结论：一是从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济运行情况看，我国90%的年份都是采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很少采取中性以下的货币政策，紧缩的货币政策一般持续时间很短。二是2009年（严格地说是从2008年四季度开始）至2010年，我国的货币政策是宽松型的，而根本不是适度宽松型的，2009年是极度宽松，M1、M2和贷款的增长率均在27%以上，2010年则属于宽松型，M1、M2和贷款增长率均超过18%。
是不是对症下药，问题要复杂一些。主要是大家怎么看待2008年中国经济形势。形势判断不同，特别是对2008年经济明显下滑的原因认识不同，会形成不同的调控政策建议。对2008年中国经济调整的原因分析当时存在很大的分歧，但主流观点认为，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率明显下滑主要原因是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当年自然灾害严重（年初的南方雪灾、5月份的汶川地震）及2007年至2008年的宏观调控也是重要原因。特别是对2007年至2008年上半年采取的宏观紧缩政策，许多人仍耿耿于怀。笔者的观点与主流观点十分不同，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率明显放慢主要原因是周期性调整和各种结构矛盾的爆发，是内在的调整，金融危机等外部冲击是外在因素和次要因素。
做出此判断，依据有两条：一是从中国经济的长期运行规律上讲，特别是对经济周期做细致的分析后不难发现，2008年是一个经济周期的“拐点”，而且不是一般的“拐点”，是长周期、中周期和短周期的交汇“拐点”，经济下滑是内在周期因素驱动的。二是在金融危机冲击性影响之前的3个季度中国经济已明显调整，金融危机的影响在调整之后，而不是在这之前，因此，把经济增长下滑主要归因于金融危机的冲击是明显不当的。调整的最大动力是房地产步入周期性调整，2008年一季度住房销售量同比零增长，二季度下降10%，三季度下降30%，接着是房价的调整和房地产投资增长的明显下滑。
总之，2008年中国经济的下滑主要是周期性调整和结构失衡引起的，与金融危机的关系并不大，或者是金融危机只是加剧了这一调整，使其出现过度性的调整。因此，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抵消金融危机对经济增长调整的过度冲击。但当时的学界多数学者一口咬定我国经济仍处于高增长状态（否认内在的调整规律），是金融危机把中国经济拉下了水，因此，采取简单的凯恩斯式总量扩张政策让其恢复到10%以上就是主要的政策建议。
发展模式的问题
2008年中国经济既遇到了三重周期叠加的影响，也遇到了长期结构矛盾的集中爆发的影响，根本上讲是经济发展模式出了问题，宏观经济政策在适度保增长的同时，需要做根本性的调整。中国发展的关键问题在哪里？过去流行的看法是发展方式落后、结构调整严重滞后，这没有错，但导致落后的发展方式难以改变、结构调整严重滞后的原因又是什么？我以为就是宏观上的发展模式存在严重缺陷。宏观领域的问题不解决，希望微观、中微能解决问题，这是不现实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喊了无数年的要转变发展方式但总也不见多少成效的根本原因。
那么宏观上的发展模式问题又是什么？我以为就是“两个过度依赖”问题，即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外资扩大出口、过度依赖于房地产扩大内需，这一模式的根本缺陷是有长期高增长但却没有长期产业竞争力的提高，或产业竞争力提高的速度严重偏慢于经济增长，同时伴随许多经济失衡问题：高增长低就业、高工业化低城市化、高投资低消费、高经济低社会、企业利润和政府税收高增长而居民收入增长长期偏低、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等。因此，要避免中国未来发展的最大风险，就必须下决心转变发展模式。由“两个过度依赖”的发展模式转为“两个依靠”的发展模式，即依靠扩大消费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或产业的全面升级）。
而2009年以来的宏观经济政策与发展模式转换存在相当大的矛盾，甚至可以说，政策强化了过去的发展模式，使调结构、转方式更加困难。在促进需求增长的政策上，应该是减弱对投资的依赖、增强对消费的依赖。中国在需求上的问题与美国完全相反，美国是储蓄不足、投资不足、消费过度，中国则是储蓄过度、投资过度、消费不足，再加上美国的问题是金融危机、金融系统接近崩溃，而中国的问题是结构性危机。但我们实际所采取的政策主要是刺激投资，使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强化，并对前期出口政策的合理化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因此，从中长期看，将会进一步加剧投资与消费的不平衡，供给过度增长而最终需求明显不足。在产业发展上，重点是刺激房地产发展（尽管铁公基的投资规模较大、影响较大，但远不及房地产投资的作用），而不是放在产业调整升级、提升竞争力上。在发展机制上，流行的观点是政府万能而市场无能，因此，政府对经济增长的干预作用过度膨胀，而市场调节的作用被严重忽视或抑制。
在政府与市场的作用上，我国是市场化不到位，政府对市场仍存在较过度的干预问题，而美国相反，它是市场作用过度，华尔街权力过度膨胀，政府监管不到位，宏观政策强化市场的缺陷而不是纠正市场的缺陷。所以，我们在政府与市场作用的选择上，反映在宏观经济政策应是加强市场的作用，抑制政府对微观经济的过度干预。从政策导向上看，中央强调保增长与调结构并重，但实际政策执行中，是保增长绝对优先，调结构处于从属地位。总之，2009年宏观经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传统的发展模式，从而使结构问题进一步积累，发展方式转变进展缓慢。
巨大的负效应
双重扩张的宏观经济政策在保增长上成绩很大，但由于其与长期的发展模式（或方式）转变存在较大冲击，其负面影响也较为明显，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其主要的负面影响包括以下方面：
一是强化了“3个第一”的发展定式。即增长第一，投资第一，房地产第一。这3个“第一”已经成为过去10年经济繁荣的定式，金融危机后我国各地方政府所采取的措施，使“3个第一”的意识更加强化。
二是代价过大。2009年我国新增信贷9.6万亿元，而新增的GDP仅2.5万亿元，4个信贷换1个GDP，而在之前的8年，我国新增信贷20万亿元，同期增加GDP也是20万亿元，即1个信贷换1个GDP，因此，2009年为保增长，货币效率过低，所付出的代价过大。
三是潜伏着巨大的经济风险。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一个严重后果是“房价”暴涨，将为未来经济爆发“大调整”埋下巨大隐患。因过量的货币供给和过度信贷投放，2009年全国平均房价一年增长达50%左右。而高房价正在产生一系列失衡问题，对未来的经济增长稳定性构成明显的威胁，因为泡沫是不能长久的，总有一天会破灭，到时将会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高房价还对消费增长形成抑制，使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导致社会的不稳定。
四是经济结构问题更加严重，推进结构调整升级更加困难。在结构性矛盾突出的情形下，维持高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保护落后，使结构调整过程过慢；特别是在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没有变化的情况下，高增长仍然是靠高耗能高污染的重化工业推动，这既增加了节能减排的压力，也使结构问题更加突出。更为严重的是：房地产投资的低风险高收益使人们酿成了普遍性投机暴富心理，全民炒房,优秀的企业家不愿在实业上投资，从而产业升级严重受阻。
这些问题如果不及早解决，很可能使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是“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的最大风险。
宏观经济政策的取向
要使中国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其最根本的选择是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的大调整及深化改革，改变发展模式，使宏观经济政策取向与发展模式转变方向一致。
首先，要将目前仍然偏高的经济增长速度降下来，降到适度增长的水平。结构调整的环境不能太紧更不能太松。经济增长要保持一定的水平，否则大家没信心，即保一个底线，不低于7%。但更关健的是经济增长速度不能太快了（超过经济增长的潜在水平），太快了，许多落后的产品、产业不能淘汰，仍能存活，结构调整只能是事倍功半。我认为，近期应把速度稳住，稳在7%~9%的水平，重点是提高结构调整的速度，即增长的速度是稳，结构调整的速度是加快，这才是我们目前所需要的经济政策取向。其次，要创造一种让人们愿意抓结构调整、把大量的资金和人力投资于结构调整的宏观环境，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让结构调整有钱赚。
不仅要调整生产的模式，而且要调整消费的模式。不仅要调整工业发展的模式，而且要调整城市的发展模式，还要调整金融与产业结合的模式。正是这些多方面不合理的发展模式才导致了经济发展方式和调结构的困难。
城市化的重点是加快人口城市化，而不是继续强化过去以房地产投资及城市区域扩张为中心的物的城市化。人口城市化主要是解决1.5亿~2亿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释放巨大的消费需求。汽车化不仅能直接扩大消费，而且还能促进消费模式转型，促进制造业升级，促进服务业发展。用城市化和汽车化代替房地产泡沫化，可以防止房地产泡沫破灭所引起的冲击，更关键是这种转变意味着经济增长发动机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