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日本名古屋大学的井上进教授从事中国出版文化史研究多年，成果卓著。其《中国出版文化史》一书，自春秋时期书籍的形成写起，经印刷术的诞生，到书籍的普及，记录了中国跨越2000年的书籍文化史。书中灵活运用书店广告、士大夫的著述等丰富的资料，描述了知识与读物的时代特征，堪称一部读书的社会史。然而该书也有一些有悖于中国主流观点的论述，这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关键词】出版文化史；井上进；日本
　　出版文化及出版文化史是近年来的一个研究热点，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日本名古屋大学的井上进教授曾出版了《中国出版文化史：書物世界と知の風景》（以下简称《中国出版文化史》）一书，虽然我国有读者评论此书“堪称一部读书的社会史”，但至今该书在我国相关领域影响甚小。然而，在日本这十余年间，它始终备受业界推崇，拥有众多读者，其中包括许多非图书情报专业的人士。有日本学者甚至评论说，此书可以作为大学教科书。作为当今日本研究中国出版文化的主要人物，笔者认为井上进教授的研究成果及观点值得深究，故基于其《中国出版文化史》一书，作出粗浅探讨。
　　一、井上进其人
　　井上进，出生于1955年，1980年本科毕业于日本京都大学东洋史学专业，后继续攻读并获得硕、博士学位。现任日本名古屋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明清学术史和中国出版文化史。截至目前，共出版《顾炎武》《中国出版文化史》《书林的眺望》等十余部专著，发表学术论文约30篇。他能对中国的史料、典故运用自如，获得如此成就，与他深厚的中国文化修养、广阔的视野、渊博的知识及严谨的学术态度是分不开的。
　　（一）深厚的中国文化修养。井上进年轻时就曾对中国历史文化，以及古代史籍抱有极大的兴趣。他曾在北大留过学，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留学期间，他虚心学习汉文学、文化知识，据说他曾到著名大师冯友兰先生家请教。井上进教授对中国文化、历史的兴趣和研究，在他的其他著作上也可以体现，例如，他发表的《六经皆史说之系谱》《关于明末的避讳》《文化的雅和俗》等论文，出版的《顾炎武》《书林的眺望：传统中国的书物世界》等专著，对于中国古代的历史和文化都有其独到的见解。
　　（二）广阔的视野、渊博的知识。井上进大学时的专业是东洋史，但由于对中国古籍抱有极大的兴趣，故热衷于研究中国古籍和藏书家，并于1990年发表论文《藏书和读书》。这篇文章可以说是作者写《中国出版文化史》的缘起。在学历史专业课的同时，他还兼修当时京都大学尾崎雄二郎先生的“目录学研究”，致力于版本目录学的研究，曾发表《四部分类法的形成》《千顷堂书目和明史艺文志稿》《目录学——读书的门径》等数篇相关研究论文，后来还出版过目录学专著《三重县公藏汉籍目录》《金泽市立玉川图书馆近世史料馆藏汉籍目录》等。后来，他借在“中华文人的生活研究班”听课之机，又发表了论文《书肆·书商·文人》。在写《书肆·书商·文人》这篇文章时，他收集了大量中国古代文人刻书、藏书、读书的相关史料，特别是明朝买书、卖书的具体秩事，这为他编撰《中国出版文化史》奠定了坚实的史料基础。井上进教授执迷于古籍的魅力和历史底蕴中，通过研究版本目录史，了解中国文化、思想史，并感知其变化。正因为他对中国历史文化谙熟，对中国学术史有很深的研究，才能通过出版文化史探寻学术的变迁，才能以“书”为关键词来注解中国悠久的思想、文化史。
　　（三）严谨的学术态度，重视史学。井上进在学术上十分严谨，尤其注重正确、精密地解读史料，一向强调“历史不可篡改，故需发掘史料，还历史本来面目”。在《中国出版文化史》一书后记中，他自述了在编撰此书的过程中所经历的种种困难，尤其是撰写唐代出版文化部分的时候。他写道：“印刷术在唐代出现，可以说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纸张的出现、普及、制作成书到印刷术的产生，其间历经一个很长的过渡期，但为什么这个过渡期就偏偏选在唐代？而且，从印刷术出现到逐渐普及又需要一个过渡期，而这个过渡期却不是300年后的五代时期，而是又过了几十年后的宋代，这又该如何解释呢？”为了化解这些疑虑，他阅读了尽可能多的文献，查证了许多资料。最后，在读了陈寅格的著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两书之后，终于找到了答案，也更进一步证实了出版文化的演变和社会政治、文化历史的变迁是相辅相成的。唐代的出版文化研究部分的撰写是最后收笔的，因此他笑称其为“鬼门关”。由此，足以看出井上进教授严谨的学术态度和“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学术精神。也正是因为这样，他才写出了如此内容。
　　二、《中国出版文化史》的写作特点
　　（一）内容全面，史料丰富。首先，《中国出版文化史》分为前篇和本篇两部分，前篇主要讲述10世纪以前的写本时代的书籍文化；本篇着重写印刷术出现后的印本时代的书籍出版文化。虽被命名为“出版史”，但作者是从印本出现前的古早时期——春秋时期开始写起，经印刷术的诞生，到印本书籍的普及，记录了中国 2000余年的书籍文化史。因此，可以说它也是中国古代书籍文化的概观。其次，该书大至著书、读书、藏书、抄书、刻书以及买书、卖书的情况，小至盗版伪作、书店书商、出版坊刻规则、写经生、刻工、集资出书、经费、书价等，对关系到书籍出版文化的方方面面均进行了详略得当的论述，可以说在内容上是面面俱到。最后，该书汇集了有关汉籍的诸多史料、典故。书中提到了我国古代与书籍出版文化相关的近百人的逸闻趣事，如我们耳熟能详的孔子、孙子、司马迁、蔡侯（伦）、王羲之、刘勰、颜之推、苏东坡、李白等。并且指出，中国古代文人把读书作为一种享受，对其的兴趣丝毫不亚于乐曲和饮酒。作者用故事来诠释晦涩难懂的专业知识，这无疑减少了理解上的难度，也大大增加了趣味性。即便是非专业的人，只要是对中国文化有一定的了解，都能看懂此书。因此，此书拥有众多的非专业读者。
　　（二）语言风趣，通俗易懂。该书在日本之所以拥有众多读者，原因之一就是其通俗性、趣味性，诚然这与其丰富的史料是息息相关的。非常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开篇序言中就引用了一个十分有趣的例子。作者的友人在美国某大学留学时，曾参加过那所大学举行的一次展示活动。当看到被重点展出的欧美人诩为“摇篮期作品”的印本书时，听到有同行的中国人小声说道“这大概是‘明本’吧”。极其普通的一件事，极其平常的一句话，但却极具讽刺意味，读者很容易就能体会到作者的用意：在印刷史上，欧美人处于摇篮期时，中国却早已是成人期了。这便是作者的风格，以小见大，小故事阐释大道理。此外，作者把明朝前期称为“朱子学的时代”，而把前期的出版文化的困境比喻为“出版业界的冬天”，在经历了“冬天结束”之后，又迎来了“书籍业界的新纪元”。这种极具文化意味的词句做章节标题的史学著作，目前国内尚不多见，这也给我们以启示和借鉴。如此，标题也紧扣文化主题，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本书重在讲述书籍文化，以文化为线索引出中国几千年的书籍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