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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是平的”!“未来是湿的”!在这个科技带动下飞速旋转的小小寰球上,人们总是忍不住对现实和未来作出种种判断和预测。互联网一边改变着世界,一边激发着我们想象着更为久远的未来。不管怎么判断,我们至少可以看到的是,相比互联网产生之前,这个地球的人们从来没有像现在一样可以那么紧密和方便地联系在一起。整个世界在互联网上成了名副其实的“地球村”,生活于其中的居民因信息流而连为一体。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在社会生活和政治文明所造成的影响,到现在为止,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不过,拨开各种玄妙的概念,我们依然可以依稀看到,互联网影响下的一个“草根民主”时代已经渐渐到来。与传统社会中少数人掌握话语权的精英文化不同,现在,在网络上,人人都有发表意见的机会,无论他的阶层高低、身份贵贱。这促使了社会关系的巨大变革。
拥有巨大能量的新型媒体
在互联网时代,论坛、博客、个人网站、微博等种种信息传达形式,使得老百姓增加了获取信息和新闻的更多渠道。在互联网上封锁新闻,尽管技术上可行,但往往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而互联网并非单纯给民众一个接受信息的窗口,也给大家一个发布信息和传播信息的平台。于是,人人成了“新闻播报员”。不仅如此,由于信息的网络传播具有即时性和互动性,网络媒体对新闻事件的报道之全面及其造成的社会影响往往为传统媒体所不能及。
很多人可能还记得中国互联网上的“史上最牛钉子户”那张图片:一个被挖成10米深大坑的楼盘地基正中央,孤零零地立着一栋二层小楼,犹如大海中的一叶孤舟。2007年3月,在重庆杨家坪商圈,为了反对房地产公司的强行拆迁,这栋房子的戶主吴苹夫妇甚至动用了煤气罐坚守自己的房屋。这个事情很快在互联网上受到广泛关注,尽管有多家媒体先后参与过报道,但网上的很多信息和图片来自网友们自发的拍摄和爆料。互联网在此时发挥了很大的威力,网民的监督也使有关政府部门在处理事情方面比较慎重。
传统媒体也讲互动,一个新闻发表以后,很可能接下去就有追踪报道。于是,在该媒体的下一期或再下一期会有后续报道的出现。但网络媒体的好处在于,很可能原来的报道在第一时间就引发出网络的反馈。2006年中国互联网历史上著名的“虐猫女”事件,就是网民们不断报出新的信息,使原来模糊不清的新闻事件的细节变得更为立体和丰满。该事件起因是网络上出现一女人用高跟鞋虐杀小猫的视频,引起网友的愤怒,于是,大家通过“人肉搜索”(这里暂不评估它的正面和负面价值),最终查明了谁是始作俑者。这样,互联网上的一个消息源很快发展成一个更为完整的新闻。
网络新闻的互动性还体现在人们可以对新闻即时进行评论和反馈,可别小看网络的这个功能,有时网民的意见也可以推动事件朝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2007的华南虎照风波就是如此。这一年的10月12日,陕西省林业厅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安康市镇坪县农民周正龙于10月3日用数码相机和胶片相机拍下70余张野生华南虎照片,并公布了其中的两张数码相片。发布会宣称,经过专家鉴定,这些野生华南虎照片真实可信。但是,照片很快受到了来自网友的质疑。中国著名的摄影论坛“色影无忌”率先发力,网友从光影各方面叠加对比照片,质疑照片的真实性。继而,网民的讨论引发了各路专家及其他社会人士的关注,各大媒体相继参与进来,一时形成了对华南虎照片真伪争论的热潮,“打虎派”和“挺虎派”两大阵营激烈论战,声势波及国内外……最终,造假者被判刑。在这次“华南虎事件”中,网络在新闻传播活动中的优势又一次全面展现。
为公民监督开辟战场
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是中国网民参与司法监督、推动政治文明的一个首开先河的事例。在这个事件中,如果没有网民的抗议、呼喊,以及最后导致的法学界人士的介入,几乎不可能产生一系列重大的后果—由一则新闻开始最后导致了一个法规的变革。
孙志刚是刚到广州打工的一个大学生。2003年3月17日晚上他出门上网,没带暂住证和身份证,被警察扣押并送往“收容所”。 3月20日,孙志刚被发现在一家收治收容人员的医院内死亡。开始的时候官方坚称他是正常因病死亡,但《南方都市报》记者陈峰经过调查,发现他是被毒打致死。这一新闻通过互联网迅速传播至全国,网民们义愤填膺的呐喊直接冲击了当时的收容遣送制度,拉开了公众通过网络发表政见的序幕。由于互联网的推动和介入,全国上下对孙志刚事件的关注上升到了对维护宪法权威和公民权利的呼吁,最终促成了2003年6月20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国务院第381号令,公布《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同时废止1982年5月国务院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
2009年的“躲猫猫”事件是另一起官民互动的维权案例。事件的起因是云南省晋宁县看守所一青年的意外死亡。在当地公安部门的通报中,这位叫李荞明的24岁男青年死于狱友之间的“躲猫猫”游戏。该事件经媒体报道后,在网络上迅速发酵,众多网民纷纷质疑,一场以“躲猫猫”为标志的舆论抨击热潮迅速掀起。在事件成为网络热点后,云南省委宣传部迅速组织事件真相调查委员会,并公开面向社会邀请网友和社会人士参与调查。最终促使躲猫猫事件真相大白,殴打、施暴、致使李荞明身亡的相关人员受到处理。玩忽职守的普宁县公安机关和看守所的有关人员也受到处理。这个案件侦破后,适逢2009年3月份召开两会,一些与会代表委员受“躲猫猫”事件启发纷纷建言进行司法体制改革,实行看守所“侦押分离”,使看守所与公安机关分离开来,成为一个专门履行羁押职能的中立机构。这又是一个新闻事件引起制度变革诉求的例子,而在整个过程中,互联网的传播功不可没。
除了直接为底层百姓维权提供场所外,互联网的“透明”性也为网民直接监督权力层大开方便之门。南京周久耕事件是其中典型的一个例子:2008年12月14日下午三时许,网友“西方不亮东方亮”在凯迪社区发帖《腐败不腐败,看照片:南京(实为江宁区—编者按)房管局长抽1500元的烟》,文字配发照片,指出南京市江宁区房管局长周久耕在某次会议现场中所抽的镶有蓝边黄色盒子的香烟是1500元一条的“九五之尊”。接着,又有网友追查出他戴名贵表、开高档车等行为,建议纪委对其进行调查。虽然网民的“曝光”行动中的部分“成果”后来被证明为错误信息,但公款消费“天价香烟”等事实已无可争辩。28日,江宁区委根据区纪委的初步调查,对周久耕作出免职处分决定。互联网的威力再次呈现,有官员感慨“网络太厉害”。后来,当地官员中有的改抽低价烟,有的开始不戴手表,改用手机看时间。但这还不算,让社会各界瞠目结舌的是:事隔一年后的2009年10月10日,一直被“调查”的周久耕果真被查出了受贿等犯罪事实,被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1年,没收财产人民币120万元。可想而知,如果没有2008年的网络监督事件,周久耕恐怕没那么容易落网。而这个因偶然事件牵出“大老虎”的情形又让人生发联想:我国的各级权力部门中,还隐藏着多少未被发现的“周久耕”?
催生新型的政治文明
如果说周久耕事件体现了互联网为网民自下而上对权力进行监督提供了便利,促进了廉政建设和公务员自律,那么,在另一方面,互联网为执政者自上而下地了解民意、考察民情提供了助力。
2008年6月20日上午10点26分,胡锦涛来到人民网强国论坛,和网友们进行了22分钟的在线交流,了解网民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意见和建议。这表达了党中央对网络民意的高度重视。而在此之前,就已经有不少官员和网民互动的先例。 2008年4月,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等在珠岛宾馆与26位网友“会面拍砖”,开展座谈收集意见。2008年5月,江西省委书记苏荣通过网络等媒体发表公开信,征求省内外朋友对江西发展的建言和意见。而在最近几年的全国两会和十七大召开期间,许多网民积极参与“网上议政”,以各种形式向党中央、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反映意见和建议;而有一些地方政府往往也就一些重大法规和政策通过互联网广泛征求意见,通过“网上听证会”、“网上新闻发布会”、“网上在线访谈”、“网上博客”等形式,与网民进行互动交流,广泛吸纳民意、集中民智、落实民生。《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在网上公布后,收集到许多修改意见,并最终成为规划的一部分。
在过去,中国执政者了解民意的途径主要有三个:听汇报、实地调查、看新闻。但这些途径并不能完全避免獲取虚假信息的可能。而现在有了可以更自由、便捷表达意见的互联网,执政者就有了了解真实民意的另一种途径。
“草根民主”也有其局限性
但是,互联网提供的“草根民主”并非万能,一味对它唱赞歌也是不适宜的。草根之所以称为草根,是因为他们在社会事务最终决策上相对于精英阶层显得无足轻重,加上他们互相之间联系并不紧密,看去像一盘散沙。当社会事件出现“黑幕”,社会利益受损,他们中的个别人才站出来发言,然后一呼百应,针对一个对象群起攻之。这一方面有其进步意义,但另一方面,这种行动也常导致非理性的情况出现,有些网民可能凭借互联网的自由性和匿名性,轻易发表不负责的言论,导致很大的混乱,比如有些网民不顾及道德与法律的约束,展开人身攻击,破口辱骂,甚至去侵犯他人的正当隐私权。这些都使某些维权或监督行为变得扭曲和失真。比如前文所述的周久耕事件在第一次传播中,有人揭露他有直系亲属从事当地的房地产和建材生意,后来就被证明是不实信息。再如,发生在2009年7月的新疆乌鲁木齐打砸抢烧事件,据称与当年6月26日广东韶关一玩具厂新疆籍员工与其他员工发生斗殴致伤后,某些势力利用互联网进行不实传播有关。更有甚者,根据2009年12月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的报道,目前网络上已经出现某些“黑社会”现象,一些“网络营销”公司通过雇佣“水军”集中发帖等非常手段,夸大和扭曲某些事实,刻意营造网络“民意”,以达到打击竞争对手或提高自身企业声誉的目的。有的公司甚至自称可以据此来影响法院的判决。这些现象不能不让我们警惕。
另外,从理论上来讲,网络民意也不见得总是天然正确的。法国思想家勒庞曾经写过一本名为《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的书,里面提到 “群体不善推理,却急于行动……其诞生的那些教条,很快也会具有旧式教条的威力,也就是说,成为不容讨论的专横武断的力量。群众的神权就要取代国王的神权了。”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人多势众未必总是有理。从现状而言,互联网上的“草根民主”还不能说是真正的法治意义上的民主,它只是为我们迈向更高阶段的社会民主提供了一个可能的途径,有助于在现价段促使精英们在决策过程中代表更广泛的民意。
也就是说,互联网并非单纯的普罗米修斯之火,只给人类带来希望、自由和团结,互联网也是一个潘多拉魔盒,并不能完全消除人性的阴暗之面。在互联网世界里,人与人的距离确实更近了,人与人的关系更紧密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也更快了,但互联网毕竟还是一个工具,它并不一定天然代表正义和进步,若要让它扮演草民“解放者”的角色并推动人类文明的正向发展,依然有赖于人们的努力!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在社会生活和政治文明所造成的影响,到现在为止,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不过,拨开各种玄妙的概念,我们依然可以依稀看到,互联网影响下的一个“草根民主”时代已经渐渐到来。与传统社会中少数人掌握话语权的精英文化不同,现在,在网络上,人人都有发表意见的机会,无论他的阶层高低、身份贵贱。这促使了社会关系的巨大变革。
拥有巨大能量的新型媒体
在互联网时代,论坛、博客、个人网站、微博等种种信息传达形式,使得老百姓增加了获取信息和新闻的更多渠道。在互联网上封锁新闻,尽管技术上可行,但往往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而互联网并非单纯给民众一个接受信息的窗口,也给大家一个发布信息和传播信息的平台。于是,人人成了“新闻播报员”。不仅如此,由于信息的网络传播具有即时性和互动性,网络媒体对新闻事件的报道之全面及其造成的社会影响往往为传统媒体所不能及。
很多人可能还记得中国互联网上的“史上最牛钉子户”那张图片:一个被挖成10米深大坑的楼盘地基正中央,孤零零地立着一栋二层小楼,犹如大海中的一叶孤舟。2007年3月,在重庆杨家坪商圈,为了反对房地产公司的强行拆迁,这栋房子的戶主吴苹夫妇甚至动用了煤气罐坚守自己的房屋。这个事情很快在互联网上受到广泛关注,尽管有多家媒体先后参与过报道,但网上的很多信息和图片来自网友们自发的拍摄和爆料。互联网在此时发挥了很大的威力,网民的监督也使有关政府部门在处理事情方面比较慎重。
传统媒体也讲互动,一个新闻发表以后,很可能接下去就有追踪报道。于是,在该媒体的下一期或再下一期会有后续报道的出现。但网络媒体的好处在于,很可能原来的报道在第一时间就引发出网络的反馈。2006年中国互联网历史上著名的“虐猫女”事件,就是网民们不断报出新的信息,使原来模糊不清的新闻事件的细节变得更为立体和丰满。该事件起因是网络上出现一女人用高跟鞋虐杀小猫的视频,引起网友的愤怒,于是,大家通过“人肉搜索”(这里暂不评估它的正面和负面价值),最终查明了谁是始作俑者。这样,互联网上的一个消息源很快发展成一个更为完整的新闻。
网络新闻的互动性还体现在人们可以对新闻即时进行评论和反馈,可别小看网络的这个功能,有时网民的意见也可以推动事件朝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2007的华南虎照风波就是如此。这一年的10月12日,陕西省林业厅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安康市镇坪县农民周正龙于10月3日用数码相机和胶片相机拍下70余张野生华南虎照片,并公布了其中的两张数码相片。发布会宣称,经过专家鉴定,这些野生华南虎照片真实可信。但是,照片很快受到了来自网友的质疑。中国著名的摄影论坛“色影无忌”率先发力,网友从光影各方面叠加对比照片,质疑照片的真实性。继而,网民的讨论引发了各路专家及其他社会人士的关注,各大媒体相继参与进来,一时形成了对华南虎照片真伪争论的热潮,“打虎派”和“挺虎派”两大阵营激烈论战,声势波及国内外……最终,造假者被判刑。在这次“华南虎事件”中,网络在新闻传播活动中的优势又一次全面展现。
为公民监督开辟战场
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是中国网民参与司法监督、推动政治文明的一个首开先河的事例。在这个事件中,如果没有网民的抗议、呼喊,以及最后导致的法学界人士的介入,几乎不可能产生一系列重大的后果—由一则新闻开始最后导致了一个法规的变革。
孙志刚是刚到广州打工的一个大学生。2003年3月17日晚上他出门上网,没带暂住证和身份证,被警察扣押并送往“收容所”。 3月20日,孙志刚被发现在一家收治收容人员的医院内死亡。开始的时候官方坚称他是正常因病死亡,但《南方都市报》记者陈峰经过调查,发现他是被毒打致死。这一新闻通过互联网迅速传播至全国,网民们义愤填膺的呐喊直接冲击了当时的收容遣送制度,拉开了公众通过网络发表政见的序幕。由于互联网的推动和介入,全国上下对孙志刚事件的关注上升到了对维护宪法权威和公民权利的呼吁,最终促成了2003年6月20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国务院第381号令,公布《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同时废止1982年5月国务院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
2009年的“躲猫猫”事件是另一起官民互动的维权案例。事件的起因是云南省晋宁县看守所一青年的意外死亡。在当地公安部门的通报中,这位叫李荞明的24岁男青年死于狱友之间的“躲猫猫”游戏。该事件经媒体报道后,在网络上迅速发酵,众多网民纷纷质疑,一场以“躲猫猫”为标志的舆论抨击热潮迅速掀起。在事件成为网络热点后,云南省委宣传部迅速组织事件真相调查委员会,并公开面向社会邀请网友和社会人士参与调查。最终促使躲猫猫事件真相大白,殴打、施暴、致使李荞明身亡的相关人员受到处理。玩忽职守的普宁县公安机关和看守所的有关人员也受到处理。这个案件侦破后,适逢2009年3月份召开两会,一些与会代表委员受“躲猫猫”事件启发纷纷建言进行司法体制改革,实行看守所“侦押分离”,使看守所与公安机关分离开来,成为一个专门履行羁押职能的中立机构。这又是一个新闻事件引起制度变革诉求的例子,而在整个过程中,互联网的传播功不可没。
除了直接为底层百姓维权提供场所外,互联网的“透明”性也为网民直接监督权力层大开方便之门。南京周久耕事件是其中典型的一个例子:2008年12月14日下午三时许,网友“西方不亮东方亮”在凯迪社区发帖《腐败不腐败,看照片:南京(实为江宁区—编者按)房管局长抽1500元的烟》,文字配发照片,指出南京市江宁区房管局长周久耕在某次会议现场中所抽的镶有蓝边黄色盒子的香烟是1500元一条的“九五之尊”。接着,又有网友追查出他戴名贵表、开高档车等行为,建议纪委对其进行调查。虽然网民的“曝光”行动中的部分“成果”后来被证明为错误信息,但公款消费“天价香烟”等事实已无可争辩。28日,江宁区委根据区纪委的初步调查,对周久耕作出免职处分决定。互联网的威力再次呈现,有官员感慨“网络太厉害”。后来,当地官员中有的改抽低价烟,有的开始不戴手表,改用手机看时间。但这还不算,让社会各界瞠目结舌的是:事隔一年后的2009年10月10日,一直被“调查”的周久耕果真被查出了受贿等犯罪事实,被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1年,没收财产人民币120万元。可想而知,如果没有2008年的网络监督事件,周久耕恐怕没那么容易落网。而这个因偶然事件牵出“大老虎”的情形又让人生发联想:我国的各级权力部门中,还隐藏着多少未被发现的“周久耕”?
催生新型的政治文明
如果说周久耕事件体现了互联网为网民自下而上对权力进行监督提供了便利,促进了廉政建设和公务员自律,那么,在另一方面,互联网为执政者自上而下地了解民意、考察民情提供了助力。
2008年6月20日上午10点26分,胡锦涛来到人民网强国论坛,和网友们进行了22分钟的在线交流,了解网民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意见和建议。这表达了党中央对网络民意的高度重视。而在此之前,就已经有不少官员和网民互动的先例。 2008年4月,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等在珠岛宾馆与26位网友“会面拍砖”,开展座谈收集意见。2008年5月,江西省委书记苏荣通过网络等媒体发表公开信,征求省内外朋友对江西发展的建言和意见。而在最近几年的全国两会和十七大召开期间,许多网民积极参与“网上议政”,以各种形式向党中央、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反映意见和建议;而有一些地方政府往往也就一些重大法规和政策通过互联网广泛征求意见,通过“网上听证会”、“网上新闻发布会”、“网上在线访谈”、“网上博客”等形式,与网民进行互动交流,广泛吸纳民意、集中民智、落实民生。《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在网上公布后,收集到许多修改意见,并最终成为规划的一部分。
在过去,中国执政者了解民意的途径主要有三个:听汇报、实地调查、看新闻。但这些途径并不能完全避免獲取虚假信息的可能。而现在有了可以更自由、便捷表达意见的互联网,执政者就有了了解真实民意的另一种途径。
“草根民主”也有其局限性
但是,互联网提供的“草根民主”并非万能,一味对它唱赞歌也是不适宜的。草根之所以称为草根,是因为他们在社会事务最终决策上相对于精英阶层显得无足轻重,加上他们互相之间联系并不紧密,看去像一盘散沙。当社会事件出现“黑幕”,社会利益受损,他们中的个别人才站出来发言,然后一呼百应,针对一个对象群起攻之。这一方面有其进步意义,但另一方面,这种行动也常导致非理性的情况出现,有些网民可能凭借互联网的自由性和匿名性,轻易发表不负责的言论,导致很大的混乱,比如有些网民不顾及道德与法律的约束,展开人身攻击,破口辱骂,甚至去侵犯他人的正当隐私权。这些都使某些维权或监督行为变得扭曲和失真。比如前文所述的周久耕事件在第一次传播中,有人揭露他有直系亲属从事当地的房地产和建材生意,后来就被证明是不实信息。再如,发生在2009年7月的新疆乌鲁木齐打砸抢烧事件,据称与当年6月26日广东韶关一玩具厂新疆籍员工与其他员工发生斗殴致伤后,某些势力利用互联网进行不实传播有关。更有甚者,根据2009年12月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的报道,目前网络上已经出现某些“黑社会”现象,一些“网络营销”公司通过雇佣“水军”集中发帖等非常手段,夸大和扭曲某些事实,刻意营造网络“民意”,以达到打击竞争对手或提高自身企业声誉的目的。有的公司甚至自称可以据此来影响法院的判决。这些现象不能不让我们警惕。
另外,从理论上来讲,网络民意也不见得总是天然正确的。法国思想家勒庞曾经写过一本名为《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的书,里面提到 “群体不善推理,却急于行动……其诞生的那些教条,很快也会具有旧式教条的威力,也就是说,成为不容讨论的专横武断的力量。群众的神权就要取代国王的神权了。”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人多势众未必总是有理。从现状而言,互联网上的“草根民主”还不能说是真正的法治意义上的民主,它只是为我们迈向更高阶段的社会民主提供了一个可能的途径,有助于在现价段促使精英们在决策过程中代表更广泛的民意。
也就是说,互联网并非单纯的普罗米修斯之火,只给人类带来希望、自由和团结,互联网也是一个潘多拉魔盒,并不能完全消除人性的阴暗之面。在互联网世界里,人与人的距离确实更近了,人与人的关系更紧密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也更快了,但互联网毕竟还是一个工具,它并不一定天然代表正义和进步,若要让它扮演草民“解放者”的角色并推动人类文明的正向发展,依然有赖于人们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