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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热爱祖国的新疆，热爱这儿的各族人民，同这里的山山水水也有很深的感情，我退休后要在新疆度过有限的晚年，当我去见马克思时，骨灰也要撒在天山上，永远成为新疆大地的一粒。”
这是原党和国家领导人王震同志生前在一次接见新疆军区负责人时所说的一段话。它足以表现出他对塞外新疆的那种独一无二的深切依恋和情有独钟。
萌发入疆志
1949年春，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硝烟散尽，长江以北的祖国大好河山的相当一部分为我人民解放军所控制的大好形势下，社会主义新中国也正在孕育之中，渐成雏形。
2月17日，作为会议代表，时任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的彭德怀和一野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的王震一道乘车离开西北前线，前往出席即将于3月5日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开幕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沿途崎岖不平、尘土飞扬的土路上，随着小车的上下颠簸，王震总是沉默不语地凝望着车窗外那跳动闪跃的高原、丘陵和田野，他的思绪也随之纵横驰骋起来。他预想到，此次全会后，党中央将移居北平，还要部署向华南、西南和西北的大进军，全国很快就要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和平时期，自己20余年的革命战斗生涯也行将结束。为此，他感慨万端，又颇多失落。将来没仗可打了，军队的任务势必转变，但究竟变到哪去呢？自己还能够干些什么？自取得永丰镇大捷近半年来，这一连串问题始终萦绕在他的脑际，挥之不去。虽然在战斗的间隙，他与所部将士也曾议过此事，但往往没有深入触及实质、明确具体地谈出个所以然来，就又被接踵而至的新战斗新任务给打断了。
此次去开会，路途上这半个多月的时间着实给他提供了认真思考的机会。他不禁油然回顾检视起自己出生入死、叱咤风云的前半生来：纵马湘赣的红军初创岁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反“围剿”，万里长征，晋察冀边区抗战，南泥湾开荒，孤军南下北返，延安保卫战，等等。这一幕幕辉煌经历如过电影似的浮现脑海。当然，其中最让他自豪的还是南泥湾大生产和南下北返。在他看来，这两件事都是在异常艰难困苦的环境和条件下，由自己奉命独当一面圆满完成的，对于我党我军又具有重要的意义，获得过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高度评价。“民以食为天”。贫苦农民出身的他从这句古语以及自己几十年来的切身感受中又进一步联想到，将来新中国成立后，在千头万绪、百废待举的诸多事业中，抓农业产粮食必定是重中之重。就凭以往在南泥湾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带着自己这支转业了的部队，再团结好当地老百姓，搞好一个地方的粮食生产，解决如自己父母一般贫困苦难的广大人民群众吃饱肚子的问题，当是不在话下的。
那么，自己乐于落脚的地方又将是哪里呢？若是按照王震一贯顾全大局、坚决服从组织分配的秉性，新中国成立后他也许会被分派到比较富裕的城市去工作，因为他对部下官兵那些猜测性的窃窃私议早有所闻，大概说是他们以前曾担当过陕甘宁边区和毛主席、党中央的保卫警戒重任，因此有可能继续担任北平的卫戍任务。因而他决定这次无论如何也要积极主动地为自己争取到一个能够大显身手、建功立业的地方。不久前，他曾看过记述汉代班超、班勇父子经营西域、维护祖国统一有关事迹的书；眼下，他正随身携带着一部尚未读完的记载张骞出使西域的书。在断断续续的研读中，他不仅对张骞、班超等人功垂塞外、超群绝伦的大智大勇油然而生敬意，而且对汉代在西域的大兴屯田颇感兴趣。于是，一个地名在他脑海中由模糊而逐渐清晰起来。对，就率领所部到新疆去，彻底解放那里的各族人民。新疆地广人稀、资源丰富、民族众多却又非常落后，是一块亟待开发的宝地，这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不仅恰好对我王震平素那勇于披坚执锐、排除万难的胃口，同时也能够使部下在新疆的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经过一番思索，打定了主意后，他就乘隙写了一份要求到新疆去的申请书。
3月4日一到西柏坡，王震仿佛生怕被别人抢了先似的，怀着迫不及待的心情来到毛泽东住地求见。毛泽东得报后，春风满面地迎上来，与王震握过手后，就拉着他落坐。王震先向主席问了好，然后两人便一边吸烟喝茶，一边天南地北地畅谈起来。同时，王震也将所部及其在西北作战的情况，详细地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在谈兴正浓之际，毛泽东竟像考试似的提问道：“据你看来，我们革命的最终目标是什么？”
王震不假思索、斩钉截铁地回答说：“解放全中国，建立革命政权！”
毛泽东眉头舒展，连连点头，然后站起身来在室内踱了一圈，又接着说道：“对呀，仗是打不了多久了，现在要把重点放在胜利后的发展经济、生产建设上来。”
见水到渠成，王震便从怀中掏出那份申请书，双手递给毛泽东，语气坚定地说：“我们的想法全在这里。我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需要我们的边疆去。新疆的各族人民需要我们去解放，祖国的边疆需要我们去开发、建设、发展经济。”
毛泽东接过申请书，赞赏有加地微笑着说：“那你们就去不得那些大城市和富足的地方！？”
“我生来就喜欢吃苦。”王震答道。
毛泽东拍拍王震的肩膀：“我料到你会提出这样的要求的，这样才像你王震！你的想法还可以拿到全会上去讲嘛。”
当晚，会议筹备组在作为会场的小俱乐部里为与会代表举行晚会，演唱京剧《红娘》。而王震却和彭德怀等人在任弼时那里闲聊着。后来，王震索性悄然走开，独自躲在一个僻静的角落里，聚精会神地翻阅着有关材料等，为大会发言做些准备，以致于连毛泽东什么时候轻悄悄地来到他的背后都不知道。当毛泽东看了他良久，突然问道：“王震，你怎么不去看戏呀？那里热闹得很哩！”
王震先是一惊，继而定了定神后，便站起来回答说：“我没有艺术细胞啊！”
毛泽东按住他的肩膀一并坐下，望着他面前的文件和一本关于张骞出使西域的书，打趣道：“你是在遵守‘勤有功，戏无益’这个信条吧！今晚台子上演的是《红娘》，那是出好戏，你应该去看看。那个红娘全心全意给人家做好事，很可爱。这出戏红娘是主角，你到新疆去就是演红娘，在那里唱主角，去给新疆各族人民做好事。”
听了这番话，王震感到他的申请已获得毛泽东的同意，便高兴得有点泪花涌动。
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当讨论到各兵团的战斗任务以及胜利后经营的地区问题时，王震代表所部公开发言说：“我们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新疆去！”毛泽东当场插话予以表扬：“王震同志的意见很好！很有全局观点。”在此期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以及彭德怀、贺龙等领导同志，都就解放新疆的问题，与王震做了亲切交谈。任弼时、刘伯承、邓小平还分别向他介绍左宗棠收复、建设新疆和张骞、班超出使西域以及历代屯田戍边等诸多情况。
会后临别时，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叮嘱王震：要发扬红军不怕远征难的革命精神，英勇奋战，克服任何艰难险阻，解放新疆，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这使王震在无比光荣自豪的同时，又进一步感到肩负使命的重大和艰巨。
凯歌进新疆
从西柏坡返回前线后，王震遵照党中央的决定，代替不在前线的彭德怀向第一野战军部队传达了全会精神。在直属他领导的第二军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他又增加了到新疆去的内容。当讨论到《关于接受二中全会的决议精神决定》草稿时，也有个别人对关于到新疆去的内容提出异议，王震就耐心地解释劝导说：“这样直率地提出自己的想法是很好的，但是这种想法是要不得的！试问，那些边远地方、艰苦地区，我们不去谁去？要是外国人想占我们那块地方，叫你打仗你去不去？党叫我们去执行维护祖国统一的任务，你去不去？”一番推心置腹而又合情入理的话，使持不同见解者深受感染，于是《决定》草案顺利通过，并上报一野前委和中央军委。实际上，此前王震便已就到新疆去的问题与二军的军、师两级干部吹过风，广泛地交换过意见，统一了该部高级指挥员的认识。
定下了到新疆去的明确目标后，王震所部全体指战员就开始进行准备。自解放西安后，王震率领的一野第一兵团以及第二兵团即挥戈西北，攻城略地，通过扶眉战役、兰州战役等，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国民党反动势力，相继解放了陕西、甘肃、宁夏和青海。当王震率部于9月6日进占西宁后，为了早日解放新疆，他又指挥第二军出其不意、马不停蹄地翻过气候恶劣的祁连山脉，直插张掖、酒泉，扼控河西走廊，迫使那里的国民党军数万人投诚起义，并直扣新疆大门，既粉碎了马步芳、马鸿逵残部逃蹿新疆的美梦，又直接促成了新疆的国民党10万官军和平起义，使新疆在兵不血刃中获得新生。在风雪弥漫的祁连山顶，王震为第二军指战员不畏艰险、一往无前的大无畏英雄主义气概所震憾和感动，即情即景赋诗一首：
白雪罩祁连，乌云盖山巅；
草原秋风狂，凯歌进新疆。
部队进入张掖后，该诗经随军宣传员、后成为著名音乐家的王洛宾谱曲之后，被第二、第六两军一路高歌唱到新疆。
王震在挥师西进过程中，不仅一如既往地勤学苦读，还特别留心于广泛收集各种书报资料，网罗各类知识分子和专家学者。当所部解放了驻地高校较多的武功县城后，他首先亲往西北农学院与师生们见面，积极动员他们参军。他在师生动员会上的讲话中，饱含深情地说：“你们知识分子是我们国家的宝贝，我今天来就是探宝来的，就是请你们这些国宝去参加我们的队伍。不是要你们去我们部队里扛枪打敌人，那个仗没有多久打的了。另一个战场就要开始了，那个战场上我们消灭的不是人，是贫穷，是落后，是愚昧，是荒凉，是洋人对我们中华民族的掠夺和歧视。为了这些，打完了仗我们就要去搞建设，到边疆办工厂、办农业、修水利、办学校、搞科学研究，这些都需要你们，愿意参加者就去报名，我们表示热烈欢迎！”会后，很快就有200余名各专业的师生报名入伍。王震非常高兴地特别指示政治机关要关心这批知识分子的生活，并将他们先编成城市工作队，深入学习城市政策，以便沿途开展城市工作，同时招到更多的知识分子。
5月21日，第二军第四师进入宝鸡县下辖的虢镇。当王震听说该镇有位毕业于英国利物浦大学热电专业的名叫刘明环的企业家，其所开办的兴新纺织厂因受国民党苛捐杂税的盘剥正陷于举步维艰的境地时，就亲自登门拜访。当王震了解到他的纺织厂目前所面临的困境后，爽朗地笑着宽慰道：“莫愁，现在改天换地了，人民的天下从此开始了。你有知识，你的天下也应该从头开始！一个热电专家，办一个小小的纺织厂，本来就非你所长。你只要愿意，就请跟我们走，到新疆去，在那里有多少力量你就可以使多少力量，我保你能发挥全部才能。”
由于刘明环仍心存疑虑，王震又第二次、第三次上门去做思想工作。经过一番深入交谈，王震始知刘担心的是他出身不好，便进一步劝勉道：“莫要那么多顾虑。出身有什么要紧……你是个总工程师啊！即使是资产阶级，也是个小小的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嘛！重要的是你那颗心，心向人民，跟我们到边疆去，为建设社会主义出力，就是我们的同志，我王震说话不骗人。”刘明环终于心悦诚服了。
刘明环一来，一年间就被王震先后任命为第一兵团后勤部军械处副处长、新疆军区军工部部长，连升数级。这一做法自然又引起了周围一些人的议论，甚至怪话连篇。王震听后，就驳斥道：“你们都是近视眼！人总要有点学问啊！你们好好学习，谁有这个水平，同样给你们师级干部待遇。你们要懂得，子弹打不到的地方，科学知识是可以打到的。”
部队进驻天水后，王震就把自武功、宝鸡等地招来的知识分子和机关干部组编为十多个城市工作队，以安定社会秩序，宣传我党的政策，并深入到宗教人士和回民家中做宣传工作，同时继续在此收集书报，吸纳知识分子入伍。
8月11日，当第一兵团向陇南进发途径甘谷境内时，在渭河岸边的一棵大树下，王震和兵团政治部副主任曾涤召集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朱家胜及第二军教导团政委贺振新谈话。他说：“你们一个是兵团组织部长，一个是教导团政委，都是管理干部和培养干部的。我和曾副主任找你们两位来，主要研究一下部队西进时，如何大量招收知识分子的问题。知识分子问题也是个干部问题嘛。”开宗明义、直接点题后，他又以极其兴奋的口吻说：“为了适应大西北的解放，适应我军的建设，就必须有大量的知识分子参加到我们部队中来。一方面充当部队的文化教员，以提高部队的文化素质和马列主义水平；更要有大量的有文化、有政治水平的同志到地方上去，协助地方党组织建立各级人民政权，保证工业、农业、文化教育事业的车轮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迅速运转起来……所以大量招收知识分子参军，是一件刻不容缓的大事情，一定要抓紧、抓好、抓狠。”稍微停顿了一下，他又接口说道：“招收知识分子的工作，过去我们就很重视。现在，部队要继续西进，你们要留下来，在甘谷、漳县、武山、陇西、渭源、临洮等县招收知识青年参军。人数不限，越多越好，完成任务后再来与主力会合，我们一起到新疆去！”随后，他又对诸如招收知识分子的办法以及知识分子来到部队后的生活问题等都一一做了安排。
当王震率第二军和第六军和平解放新疆后，聚集在其麾下的各类知识分子总数已高达万余名，他们后来在新疆的开发和建设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屯垦创伟业
新疆和平解放之初，我驻疆部队近20万将士多源自于内地，其父母亲友又均在内地，他们因连年战争等客观因素，大多仍是清一色的光棍汉，无家无配偶致使他们难以安心扎根新疆。这种状况让王震忧心如焚。他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一个从内地招收女兵以解决广大官兵的婚姻和家庭问题的办法。他首先想到了自己的家乡湖南，便于1950年春给时任该省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黄克诚去信一封，提出“在湖南招收大量女兵……要她们来新疆织布、纺纱、生儿育女”的要求，得到该省的积极支持和大力配合。随即，新疆省人民政府和新疆军区司令部联合组建了以时任第二军第六师政委兼焉耆地委书记的熊晃为团长的招聘团，前往长沙市开展这项工作。经过新疆和湖南双方的共同努力，陆续有约计8000名湘籍女青年分三批西进天山。但这离实际需要缺口仍很大，为此，新疆军区政治部于1953年6月3日向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并西北军区政治部呈递了《新疆军区请求输送妇女入疆的报告》，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组织部很快就对此作了批复，并于同年7月24日制定了《军委关于输送妇女入疆的五年计划之初步意见（一九五三年下半年至一九五八年下半年）》。为便于做好宣传、动员、组织内地妇女来疆的工作，新疆军区还专门成立了下辖有15个大队的“新疆建设妇女工作总队”，赴山东等地招聘了一大批青年妇女入疆。与此同时，王震鼓励将士们说：“你们可以拍一张照片寄回家去，让你们家中的亲朋给你介绍一个爱人，接到新疆来。你们接家眷来新疆的，由公家负担旅费。”他还要求那些在内地有家属、亲属的官兵给家里写信，动员其来疆，也给报销路费。通过上述多种途径和各项措施，屯垦官兵的婚姻难题逐步得到了缓解。1960年9月，王震第三次来疆时，仍念念不忘老军垦们的婚姻问题，凡见到熟悉的老战士，他首先关心的还是他们结婚没有以及是否有孩子等。当他得知，不仅老军垦们大部分已娶妻生子，而且这支屯垦大军中的第二代也已茁壮成长起来，以致历代封建王朝在新疆实施军事屯田那种半途而废、一代而终的历史终于被彻底改写时，他的脸上不禁绽露出灿烂欣慰的笑容。
新疆民族成分众多，经济文化落后，各业百废待兴。要建党建政并展开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迫切需要大量有经验、懂政策的各族干部特别是专业技术人才。时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书记兼新疆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和代理政委的王震，便在新疆省人民政府委员会成立时，破格将已在此工作了多年，并对当地情况十分熟悉的水利专家王鹤亭和农学家、新疆学院副院长涂治分别重用提拔为省水利厅厅长及省政府委员兼农业厅厅长。在王鹤亭和涂治等专家的辛勤努力下，新疆先后兴建了迪化（今乌鲁木齐）红雁池水库、绥来（今玛纳斯县）大海子水库、迪化猛进水库、库尔勒十八团渠、焉耆开都河南岸解放一渠和北岸解放二渠、玛纳斯河西岸大渠等一批大中小型水利设施，大大地提高了农田的可灌溉面积，为农业和屯垦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凝聚、使用好现有的和新疆本地的各业技术人才的同时，王震又拓宽视野，亲往上海请时任该市市长的陈毅帮忙，从那里聘请来了资本家兼炼钢专家余铭钰、轧钢专家顾乃义、纺织专家刘仲奇和纤维专家应寿纪，同时招收了一些纺织技术人员，依靠驻疆部队开源节流、节衣缩食、捐献军饷并出工投劳，建起了新疆军区八一钢铁总厂（移交地方管理后更名为新疆八一钢铁厂）、新疆七一棉纺织厂等一批为国计民生所急需的基础产业，使塞外边陲从此充满了钢花飞溅、机器轰鸣的现代化工业气息。
王震非常重视教育和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工作。他和时任新疆省副主席的赛福鼎·艾则孜等人积极主动地与中央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委沟通协调，从内地调来了不少干部和专业人才，充实到新疆的党政机关、科教文卫等部门，并重点加强了新疆学院的师资力量。同时，他又调集部队官兵参与校舍修建，并把由驻疆广大指战员自力更生、勤俭节约省出的一部分钱物等投入新疆学院，用于改善该院的办学条件和师生的生活，使该院迅速成为具有一定规模和档次的综合性大学——新疆大学。随后，一所专门为新疆培养输送农业科技人才的新疆八一农学院也很快兴办起来。
遵照毛泽东1949年12月对西北民族工作的指示和新疆要在三年内培养出1万名本地民族干部的指示精神，新疆分局于1950年4月1日创办了分局地方干部训练班（后发展为新疆分局党校）。为了加大新疆民族干部培训工作的力度，尽快提高新疆少数民族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王震等人建议在中央马列学院（后发展为中央党校）内专设一个为新疆培养高级民族干部的班，并从新疆向苏联派出留学生。他这些富有远见卓识的意见很快被党中央、国务院所采纳。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央党校专设的新疆班持续为新疆培养造就了一大批中、高级行政管理干部特别是民族干部，成为新疆民族干部人才的摇篮。
鉴于当时新疆农业生产力低下、粮食供应紧张的状况，王震积极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关于要求人民解放军驻地方部队参加生产劳动的指示，除了从20万驻疆部队中分出一半继续执行守卫边防、剿匪肃特和维护地方社会治安等任务外，其余10万多官兵在他的带领下，自1950年起即奔赴天山南北，挺进亘古荒原，开始了轰轰烈烈、蔚为壮观的塞外军垦生涯。当年，垦荒部队的全体官兵就开荒85万亩，生产粮食3427万公斤、棉花37.5万公斤，代农民上缴粮食500万公斤，不仅实现了粮油自给，大大改善了生活，而且也减轻了新疆各族人民群众的负担。这一切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赞誉。毛泽东在1952年4月签署的《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中指出：“我王震部入疆，首先全力注意精打细算，自力更生，生产自给。现在他们已站稳脚跟，取得了少数民族的热烈拥护。”
以王震为首的新疆军区，于1953年根据中央军委命令，将驻疆部队明确分编为国防部队和生产部队。在此基础上，1954年10月，根据王震的建议，中央军委又命令驻疆生产部队官兵集体转业，并将其与新疆军区生产管理部合并，成立了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后更名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下简称“兵团”），使其成为一支集生产队、工作队和战斗队为一体的特殊的党、政、军三结合组织，成为一支一手持镐、一手把枪的劳武结合型的屯垦部队。从此，新疆的屯垦事业进入正规化和机械化国营农场建设的新时期，获得篷勃发展，其先进的农业生产力曾一度领先，成为新疆农村的示范和榜样，兵团亦逐步成为堪与新疆地方鼎足而立的一个雄厚经济实体。同时，它也在加强民族团结、维护新疆稳定方面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真情注新疆
1954年2月，因工作需要，王震被调任铁道兵司令员兼政委，1956年5月又兼任国家农垦部首任部长。往后的岁月里，虽然身在北京，但他依然情系新疆，时刻关注着曾经由自己开创的兵团屯垦事业。至1993年初，他先后17次来疆，或出席自治区以及兵团举行的有关会议、活动，或深入兵团国营农场视察，仅对塔里木垦区的考察和调研就达5次。1962年7月20日，当王震来疆出席了兵团党委扩大会议，并作重要讲话之后，他再次前往塔里木垦区考察。他不仅听取了当地工作汇报，而且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他发现这里的农场职工年龄结构严重老化，年轻人特别是知识青年稀少，对兵团事业的后续发展极为不利。于是，他当即给国务院周恩来总理写了关于动员上海知识青年来塔里木垦区支援参加发展蚕桑生产的申请。在周恩来的支持下，经王震以农垦部的名义与上海市委大力协调，时任兵团第二政委的张仲瀚即携兵团农一师党委有关领导亲赴上海，先后动员、组织了10万多名上海知识青年来疆安家落户。
在十年内乱中，兵团和师两级机构于1975年3月被撤销，原兵团所属各团场及企事业单位归地方农垦部门统一管理，使农垦事业遭受挫折。已身处逆境的王震对此痛心疾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便积极筹划着恢复兵团的有关事宜。在1980年9月至1981年5月的200多天里，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常委等职的王震先后四次往返于新疆与北京之间，竭尽全力做了大量深入的调研等前期工作。在此基础上，他于1981年6月30日郑重其事地给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写信，建议中央尽早恢复兵团体制。邓小平在这封信上批示：“请王震同志牵头，约请有关部门领导同志，对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必要性作一系统的报告，并为中央拟一决议，以凭决定。”同年8月13日，王震陪同邓小平来到新疆，进行深入实地考察。之后，邓小平指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恢复起来确有必要。但组织形式与军垦农场不同，任务还是党、政、军结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是现在的农垦部队，是稳定新疆的核心。”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很快于12月3日联合做出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决定，使兵团再次步入顺利发展的正确轨道。
此后，王震又全力支持兵团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要求其在发展国营经济的同时，放手发展集体和个体经济，从而促进了兵团深化改革和广大职工致富奔小康的步伐。1989年，他亲自上书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和国务院总理的李鹏，提议将新疆兵团实行计划单列并得到批准，由此解决了兵团进一步发展中的实际困难，并使其获得了国家更多的政策优惠、物资支持以及更为广阔自由的发展空间。
作为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区，新疆的民族、宗教等问题始终是一个事关新疆社会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至关重要的问题。由于1980年8月下旬召开的自治区党委三级干部会议对当前新疆民族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作了不切实际的估计，所提出的贯彻落实《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新疆工作问题的纪要》的具体措施也欠妥当，会后新疆许多地方出现了不正常的民族纠纷，汉族干部纷纷要求调走，特别是知识分子大量调往内地，造成干部和群众的思想混乱，正常的工作受到影响。党中央为此于9月23日专门召开了新疆工作座谈会，会议除对搞好新疆的工作特别是民族团结工作作出明确的指示外，还决定派王震代表党中央前往慰问新疆各族干部、各族群众和解放军指战员。尽管当时王震刚做了膀胱癌手术不久，身体非常虚弱，但他仍毫不迟疑地抱病率领有关人员立即出发。他此次来疆视察历时半个多月，每天工作长达十多个小时，除了出席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的有关会议，听取工作汇报而外，还深入乌鲁木齐市、阿克苏地区和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等地，亲切看望了各族干部群众和驻疆部队指战员，先后与数百人交谈，会见了近万人，倾听和了解他们的心声，热情地做好他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在各种场合下，他都要语重心长地向大家特别强调民族团结的重要性。他说：“新疆地处祖国西北边陲，进一步搞好新疆各族人民之间和军民之间的团结非常重要。希望大家都做民族团结和军民团结的模范。”
返京后，王震即向党中央呈递了《赴新疆慰问的汇报提纲》。《提纲》除汇报了他新疆之行的详细情况，并提出了加强新疆的领导班子建设等一系列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外，还在最后说：“我请求党中央、中央军委让我以现在的职务、身份，在新疆帮助工作。”他的这一热切请求得到党中央的肯定和批准，于是一个以王震为团长的中央赴新疆巡视团便成立了。从此，他常来新疆，先后主持并圆满地化解了喀什、阿克苏和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垦区数千名上海支边青年不断上访要求返沪定居的问题，解决了喀什地区叶城县发生的极少数反革命分子煽动群众闹事的问题。
与此同时，王震还大力倡导新疆各级领导要多关心群众，给大家献身边疆创造有利的条件和环境。1984年4月，当时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王恩茂致信王震，谈到有必要为在疆干部职工恢复已中断了多年的边疆津贴问题时，王震当即表示支持，并将此信批示国务院有关部门，于1986年得到党中央的正式批准。通过王震的上述积极努力，新疆局势渐趋稳定。
在十多次的新疆之行中，王震满怀着对新疆大地的深情眷恋，曾一再表示：“死后要将骨灰撒在天山，永远同各族人民一起守卫社会主义祖国的西北边疆。”王震在与病魔顽强地进行了长期的拼搏之后，1993年3月12日溘然长逝于广州。遵照他的遗愿，他的骨灰运回了新疆乌鲁木齐，于4月5日被撒向巍巍天山，从而实现了他那刻骨铭心的一桩夙愿。○
题图 1994年10月，王震将军铜像在新疆石河子市落成揭幕
责任编辑 梅 宏
这是原党和国家领导人王震同志生前在一次接见新疆军区负责人时所说的一段话。它足以表现出他对塞外新疆的那种独一无二的深切依恋和情有独钟。
萌发入疆志
1949年春，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硝烟散尽，长江以北的祖国大好河山的相当一部分为我人民解放军所控制的大好形势下，社会主义新中国也正在孕育之中，渐成雏形。
2月17日，作为会议代表，时任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的彭德怀和一野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的王震一道乘车离开西北前线，前往出席即将于3月5日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开幕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沿途崎岖不平、尘土飞扬的土路上，随着小车的上下颠簸，王震总是沉默不语地凝望着车窗外那跳动闪跃的高原、丘陵和田野，他的思绪也随之纵横驰骋起来。他预想到，此次全会后，党中央将移居北平，还要部署向华南、西南和西北的大进军，全国很快就要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和平时期，自己20余年的革命战斗生涯也行将结束。为此，他感慨万端，又颇多失落。将来没仗可打了，军队的任务势必转变，但究竟变到哪去呢？自己还能够干些什么？自取得永丰镇大捷近半年来，这一连串问题始终萦绕在他的脑际，挥之不去。虽然在战斗的间隙，他与所部将士也曾议过此事，但往往没有深入触及实质、明确具体地谈出个所以然来，就又被接踵而至的新战斗新任务给打断了。
此次去开会，路途上这半个多月的时间着实给他提供了认真思考的机会。他不禁油然回顾检视起自己出生入死、叱咤风云的前半生来：纵马湘赣的红军初创岁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反“围剿”，万里长征，晋察冀边区抗战，南泥湾开荒，孤军南下北返，延安保卫战，等等。这一幕幕辉煌经历如过电影似的浮现脑海。当然，其中最让他自豪的还是南泥湾大生产和南下北返。在他看来，这两件事都是在异常艰难困苦的环境和条件下，由自己奉命独当一面圆满完成的，对于我党我军又具有重要的意义，获得过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高度评价。“民以食为天”。贫苦农民出身的他从这句古语以及自己几十年来的切身感受中又进一步联想到，将来新中国成立后，在千头万绪、百废待举的诸多事业中，抓农业产粮食必定是重中之重。就凭以往在南泥湾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带着自己这支转业了的部队，再团结好当地老百姓，搞好一个地方的粮食生产，解决如自己父母一般贫困苦难的广大人民群众吃饱肚子的问题，当是不在话下的。
那么，自己乐于落脚的地方又将是哪里呢？若是按照王震一贯顾全大局、坚决服从组织分配的秉性，新中国成立后他也许会被分派到比较富裕的城市去工作，因为他对部下官兵那些猜测性的窃窃私议早有所闻，大概说是他们以前曾担当过陕甘宁边区和毛主席、党中央的保卫警戒重任，因此有可能继续担任北平的卫戍任务。因而他决定这次无论如何也要积极主动地为自己争取到一个能够大显身手、建功立业的地方。不久前，他曾看过记述汉代班超、班勇父子经营西域、维护祖国统一有关事迹的书；眼下，他正随身携带着一部尚未读完的记载张骞出使西域的书。在断断续续的研读中，他不仅对张骞、班超等人功垂塞外、超群绝伦的大智大勇油然而生敬意，而且对汉代在西域的大兴屯田颇感兴趣。于是，一个地名在他脑海中由模糊而逐渐清晰起来。对，就率领所部到新疆去，彻底解放那里的各族人民。新疆地广人稀、资源丰富、民族众多却又非常落后，是一块亟待开发的宝地，这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不仅恰好对我王震平素那勇于披坚执锐、排除万难的胃口，同时也能够使部下在新疆的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经过一番思索，打定了主意后，他就乘隙写了一份要求到新疆去的申请书。
3月4日一到西柏坡，王震仿佛生怕被别人抢了先似的，怀着迫不及待的心情来到毛泽东住地求见。毛泽东得报后，春风满面地迎上来，与王震握过手后，就拉着他落坐。王震先向主席问了好，然后两人便一边吸烟喝茶，一边天南地北地畅谈起来。同时，王震也将所部及其在西北作战的情况，详细地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在谈兴正浓之际，毛泽东竟像考试似的提问道：“据你看来，我们革命的最终目标是什么？”
王震不假思索、斩钉截铁地回答说：“解放全中国，建立革命政权！”
毛泽东眉头舒展，连连点头，然后站起身来在室内踱了一圈，又接着说道：“对呀，仗是打不了多久了，现在要把重点放在胜利后的发展经济、生产建设上来。”
见水到渠成，王震便从怀中掏出那份申请书，双手递给毛泽东，语气坚定地说：“我们的想法全在这里。我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需要我们的边疆去。新疆的各族人民需要我们去解放，祖国的边疆需要我们去开发、建设、发展经济。”
毛泽东接过申请书，赞赏有加地微笑着说：“那你们就去不得那些大城市和富足的地方！？”
“我生来就喜欢吃苦。”王震答道。
毛泽东拍拍王震的肩膀：“我料到你会提出这样的要求的，这样才像你王震！你的想法还可以拿到全会上去讲嘛。”
当晚，会议筹备组在作为会场的小俱乐部里为与会代表举行晚会，演唱京剧《红娘》。而王震却和彭德怀等人在任弼时那里闲聊着。后来，王震索性悄然走开，独自躲在一个僻静的角落里，聚精会神地翻阅着有关材料等，为大会发言做些准备，以致于连毛泽东什么时候轻悄悄地来到他的背后都不知道。当毛泽东看了他良久，突然问道：“王震，你怎么不去看戏呀？那里热闹得很哩！”
王震先是一惊，继而定了定神后，便站起来回答说：“我没有艺术细胞啊！”
毛泽东按住他的肩膀一并坐下，望着他面前的文件和一本关于张骞出使西域的书，打趣道：“你是在遵守‘勤有功，戏无益’这个信条吧！今晚台子上演的是《红娘》，那是出好戏，你应该去看看。那个红娘全心全意给人家做好事，很可爱。这出戏红娘是主角，你到新疆去就是演红娘，在那里唱主角，去给新疆各族人民做好事。”
听了这番话，王震感到他的申请已获得毛泽东的同意，便高兴得有点泪花涌动。
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当讨论到各兵团的战斗任务以及胜利后经营的地区问题时，王震代表所部公开发言说：“我们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新疆去！”毛泽东当场插话予以表扬：“王震同志的意见很好！很有全局观点。”在此期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以及彭德怀、贺龙等领导同志，都就解放新疆的问题，与王震做了亲切交谈。任弼时、刘伯承、邓小平还分别向他介绍左宗棠收复、建设新疆和张骞、班超出使西域以及历代屯田戍边等诸多情况。
会后临别时，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叮嘱王震：要发扬红军不怕远征难的革命精神，英勇奋战，克服任何艰难险阻，解放新疆，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这使王震在无比光荣自豪的同时，又进一步感到肩负使命的重大和艰巨。
凯歌进新疆
从西柏坡返回前线后，王震遵照党中央的决定，代替不在前线的彭德怀向第一野战军部队传达了全会精神。在直属他领导的第二军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他又增加了到新疆去的内容。当讨论到《关于接受二中全会的决议精神决定》草稿时，也有个别人对关于到新疆去的内容提出异议，王震就耐心地解释劝导说：“这样直率地提出自己的想法是很好的，但是这种想法是要不得的！试问，那些边远地方、艰苦地区，我们不去谁去？要是外国人想占我们那块地方，叫你打仗你去不去？党叫我们去执行维护祖国统一的任务，你去不去？”一番推心置腹而又合情入理的话，使持不同见解者深受感染，于是《决定》草案顺利通过，并上报一野前委和中央军委。实际上，此前王震便已就到新疆去的问题与二军的军、师两级干部吹过风，广泛地交换过意见，统一了该部高级指挥员的认识。
定下了到新疆去的明确目标后，王震所部全体指战员就开始进行准备。自解放西安后，王震率领的一野第一兵团以及第二兵团即挥戈西北，攻城略地，通过扶眉战役、兰州战役等，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国民党反动势力，相继解放了陕西、甘肃、宁夏和青海。当王震率部于9月6日进占西宁后，为了早日解放新疆，他又指挥第二军出其不意、马不停蹄地翻过气候恶劣的祁连山脉，直插张掖、酒泉，扼控河西走廊，迫使那里的国民党军数万人投诚起义，并直扣新疆大门，既粉碎了马步芳、马鸿逵残部逃蹿新疆的美梦，又直接促成了新疆的国民党10万官军和平起义，使新疆在兵不血刃中获得新生。在风雪弥漫的祁连山顶，王震为第二军指战员不畏艰险、一往无前的大无畏英雄主义气概所震憾和感动，即情即景赋诗一首：
白雪罩祁连，乌云盖山巅；
草原秋风狂，凯歌进新疆。
部队进入张掖后，该诗经随军宣传员、后成为著名音乐家的王洛宾谱曲之后，被第二、第六两军一路高歌唱到新疆。
王震在挥师西进过程中，不仅一如既往地勤学苦读，还特别留心于广泛收集各种书报资料，网罗各类知识分子和专家学者。当所部解放了驻地高校较多的武功县城后，他首先亲往西北农学院与师生们见面，积极动员他们参军。他在师生动员会上的讲话中，饱含深情地说：“你们知识分子是我们国家的宝贝，我今天来就是探宝来的，就是请你们这些国宝去参加我们的队伍。不是要你们去我们部队里扛枪打敌人，那个仗没有多久打的了。另一个战场就要开始了，那个战场上我们消灭的不是人，是贫穷，是落后，是愚昧，是荒凉，是洋人对我们中华民族的掠夺和歧视。为了这些，打完了仗我们就要去搞建设，到边疆办工厂、办农业、修水利、办学校、搞科学研究，这些都需要你们，愿意参加者就去报名，我们表示热烈欢迎！”会后，很快就有200余名各专业的师生报名入伍。王震非常高兴地特别指示政治机关要关心这批知识分子的生活，并将他们先编成城市工作队，深入学习城市政策，以便沿途开展城市工作，同时招到更多的知识分子。
5月21日，第二军第四师进入宝鸡县下辖的虢镇。当王震听说该镇有位毕业于英国利物浦大学热电专业的名叫刘明环的企业家，其所开办的兴新纺织厂因受国民党苛捐杂税的盘剥正陷于举步维艰的境地时，就亲自登门拜访。当王震了解到他的纺织厂目前所面临的困境后，爽朗地笑着宽慰道：“莫愁，现在改天换地了，人民的天下从此开始了。你有知识，你的天下也应该从头开始！一个热电专家，办一个小小的纺织厂，本来就非你所长。你只要愿意，就请跟我们走，到新疆去，在那里有多少力量你就可以使多少力量，我保你能发挥全部才能。”
由于刘明环仍心存疑虑，王震又第二次、第三次上门去做思想工作。经过一番深入交谈，王震始知刘担心的是他出身不好，便进一步劝勉道：“莫要那么多顾虑。出身有什么要紧……你是个总工程师啊！即使是资产阶级，也是个小小的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嘛！重要的是你那颗心，心向人民，跟我们到边疆去，为建设社会主义出力，就是我们的同志，我王震说话不骗人。”刘明环终于心悦诚服了。
刘明环一来，一年间就被王震先后任命为第一兵团后勤部军械处副处长、新疆军区军工部部长，连升数级。这一做法自然又引起了周围一些人的议论，甚至怪话连篇。王震听后，就驳斥道：“你们都是近视眼！人总要有点学问啊！你们好好学习，谁有这个水平，同样给你们师级干部待遇。你们要懂得，子弹打不到的地方，科学知识是可以打到的。”
部队进驻天水后，王震就把自武功、宝鸡等地招来的知识分子和机关干部组编为十多个城市工作队，以安定社会秩序，宣传我党的政策，并深入到宗教人士和回民家中做宣传工作，同时继续在此收集书报，吸纳知识分子入伍。
8月11日，当第一兵团向陇南进发途径甘谷境内时，在渭河岸边的一棵大树下，王震和兵团政治部副主任曾涤召集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朱家胜及第二军教导团政委贺振新谈话。他说：“你们一个是兵团组织部长，一个是教导团政委，都是管理干部和培养干部的。我和曾副主任找你们两位来，主要研究一下部队西进时，如何大量招收知识分子的问题。知识分子问题也是个干部问题嘛。”开宗明义、直接点题后，他又以极其兴奋的口吻说：“为了适应大西北的解放，适应我军的建设，就必须有大量的知识分子参加到我们部队中来。一方面充当部队的文化教员，以提高部队的文化素质和马列主义水平；更要有大量的有文化、有政治水平的同志到地方上去，协助地方党组织建立各级人民政权，保证工业、农业、文化教育事业的车轮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迅速运转起来……所以大量招收知识分子参军，是一件刻不容缓的大事情，一定要抓紧、抓好、抓狠。”稍微停顿了一下，他又接口说道：“招收知识分子的工作，过去我们就很重视。现在，部队要继续西进，你们要留下来，在甘谷、漳县、武山、陇西、渭源、临洮等县招收知识青年参军。人数不限，越多越好，完成任务后再来与主力会合，我们一起到新疆去！”随后，他又对诸如招收知识分子的办法以及知识分子来到部队后的生活问题等都一一做了安排。
当王震率第二军和第六军和平解放新疆后，聚集在其麾下的各类知识分子总数已高达万余名，他们后来在新疆的开发和建设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屯垦创伟业
新疆和平解放之初，我驻疆部队近20万将士多源自于内地，其父母亲友又均在内地，他们因连年战争等客观因素，大多仍是清一色的光棍汉，无家无配偶致使他们难以安心扎根新疆。这种状况让王震忧心如焚。他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一个从内地招收女兵以解决广大官兵的婚姻和家庭问题的办法。他首先想到了自己的家乡湖南，便于1950年春给时任该省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黄克诚去信一封，提出“在湖南招收大量女兵……要她们来新疆织布、纺纱、生儿育女”的要求，得到该省的积极支持和大力配合。随即，新疆省人民政府和新疆军区司令部联合组建了以时任第二军第六师政委兼焉耆地委书记的熊晃为团长的招聘团，前往长沙市开展这项工作。经过新疆和湖南双方的共同努力，陆续有约计8000名湘籍女青年分三批西进天山。但这离实际需要缺口仍很大，为此，新疆军区政治部于1953年6月3日向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并西北军区政治部呈递了《新疆军区请求输送妇女入疆的报告》，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组织部很快就对此作了批复，并于同年7月24日制定了《军委关于输送妇女入疆的五年计划之初步意见（一九五三年下半年至一九五八年下半年）》。为便于做好宣传、动员、组织内地妇女来疆的工作，新疆军区还专门成立了下辖有15个大队的“新疆建设妇女工作总队”，赴山东等地招聘了一大批青年妇女入疆。与此同时，王震鼓励将士们说：“你们可以拍一张照片寄回家去，让你们家中的亲朋给你介绍一个爱人，接到新疆来。你们接家眷来新疆的，由公家负担旅费。”他还要求那些在内地有家属、亲属的官兵给家里写信，动员其来疆，也给报销路费。通过上述多种途径和各项措施，屯垦官兵的婚姻难题逐步得到了缓解。1960年9月，王震第三次来疆时，仍念念不忘老军垦们的婚姻问题，凡见到熟悉的老战士，他首先关心的还是他们结婚没有以及是否有孩子等。当他得知，不仅老军垦们大部分已娶妻生子，而且这支屯垦大军中的第二代也已茁壮成长起来，以致历代封建王朝在新疆实施军事屯田那种半途而废、一代而终的历史终于被彻底改写时，他的脸上不禁绽露出灿烂欣慰的笑容。
新疆民族成分众多，经济文化落后，各业百废待兴。要建党建政并展开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迫切需要大量有经验、懂政策的各族干部特别是专业技术人才。时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书记兼新疆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和代理政委的王震，便在新疆省人民政府委员会成立时，破格将已在此工作了多年，并对当地情况十分熟悉的水利专家王鹤亭和农学家、新疆学院副院长涂治分别重用提拔为省水利厅厅长及省政府委员兼农业厅厅长。在王鹤亭和涂治等专家的辛勤努力下，新疆先后兴建了迪化（今乌鲁木齐）红雁池水库、绥来（今玛纳斯县）大海子水库、迪化猛进水库、库尔勒十八团渠、焉耆开都河南岸解放一渠和北岸解放二渠、玛纳斯河西岸大渠等一批大中小型水利设施，大大地提高了农田的可灌溉面积，为农业和屯垦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凝聚、使用好现有的和新疆本地的各业技术人才的同时，王震又拓宽视野，亲往上海请时任该市市长的陈毅帮忙，从那里聘请来了资本家兼炼钢专家余铭钰、轧钢专家顾乃义、纺织专家刘仲奇和纤维专家应寿纪，同时招收了一些纺织技术人员，依靠驻疆部队开源节流、节衣缩食、捐献军饷并出工投劳，建起了新疆军区八一钢铁总厂（移交地方管理后更名为新疆八一钢铁厂）、新疆七一棉纺织厂等一批为国计民生所急需的基础产业，使塞外边陲从此充满了钢花飞溅、机器轰鸣的现代化工业气息。
王震非常重视教育和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工作。他和时任新疆省副主席的赛福鼎·艾则孜等人积极主动地与中央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委沟通协调，从内地调来了不少干部和专业人才，充实到新疆的党政机关、科教文卫等部门，并重点加强了新疆学院的师资力量。同时，他又调集部队官兵参与校舍修建，并把由驻疆广大指战员自力更生、勤俭节约省出的一部分钱物等投入新疆学院，用于改善该院的办学条件和师生的生活，使该院迅速成为具有一定规模和档次的综合性大学——新疆大学。随后，一所专门为新疆培养输送农业科技人才的新疆八一农学院也很快兴办起来。
遵照毛泽东1949年12月对西北民族工作的指示和新疆要在三年内培养出1万名本地民族干部的指示精神，新疆分局于1950年4月1日创办了分局地方干部训练班（后发展为新疆分局党校）。为了加大新疆民族干部培训工作的力度，尽快提高新疆少数民族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王震等人建议在中央马列学院（后发展为中央党校）内专设一个为新疆培养高级民族干部的班，并从新疆向苏联派出留学生。他这些富有远见卓识的意见很快被党中央、国务院所采纳。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央党校专设的新疆班持续为新疆培养造就了一大批中、高级行政管理干部特别是民族干部，成为新疆民族干部人才的摇篮。
鉴于当时新疆农业生产力低下、粮食供应紧张的状况，王震积极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关于要求人民解放军驻地方部队参加生产劳动的指示，除了从20万驻疆部队中分出一半继续执行守卫边防、剿匪肃特和维护地方社会治安等任务外，其余10万多官兵在他的带领下，自1950年起即奔赴天山南北，挺进亘古荒原，开始了轰轰烈烈、蔚为壮观的塞外军垦生涯。当年，垦荒部队的全体官兵就开荒85万亩，生产粮食3427万公斤、棉花37.5万公斤，代农民上缴粮食500万公斤，不仅实现了粮油自给，大大改善了生活，而且也减轻了新疆各族人民群众的负担。这一切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赞誉。毛泽东在1952年4月签署的《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中指出：“我王震部入疆，首先全力注意精打细算，自力更生，生产自给。现在他们已站稳脚跟，取得了少数民族的热烈拥护。”
以王震为首的新疆军区，于1953年根据中央军委命令，将驻疆部队明确分编为国防部队和生产部队。在此基础上，1954年10月，根据王震的建议，中央军委又命令驻疆生产部队官兵集体转业，并将其与新疆军区生产管理部合并，成立了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后更名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下简称“兵团”），使其成为一支集生产队、工作队和战斗队为一体的特殊的党、政、军三结合组织，成为一支一手持镐、一手把枪的劳武结合型的屯垦部队。从此，新疆的屯垦事业进入正规化和机械化国营农场建设的新时期，获得篷勃发展，其先进的农业生产力曾一度领先，成为新疆农村的示范和榜样，兵团亦逐步成为堪与新疆地方鼎足而立的一个雄厚经济实体。同时，它也在加强民族团结、维护新疆稳定方面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真情注新疆
1954年2月，因工作需要，王震被调任铁道兵司令员兼政委，1956年5月又兼任国家农垦部首任部长。往后的岁月里，虽然身在北京，但他依然情系新疆，时刻关注着曾经由自己开创的兵团屯垦事业。至1993年初，他先后17次来疆，或出席自治区以及兵团举行的有关会议、活动，或深入兵团国营农场视察，仅对塔里木垦区的考察和调研就达5次。1962年7月20日，当王震来疆出席了兵团党委扩大会议，并作重要讲话之后，他再次前往塔里木垦区考察。他不仅听取了当地工作汇报，而且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他发现这里的农场职工年龄结构严重老化，年轻人特别是知识青年稀少，对兵团事业的后续发展极为不利。于是，他当即给国务院周恩来总理写了关于动员上海知识青年来塔里木垦区支援参加发展蚕桑生产的申请。在周恩来的支持下，经王震以农垦部的名义与上海市委大力协调，时任兵团第二政委的张仲瀚即携兵团农一师党委有关领导亲赴上海，先后动员、组织了10万多名上海知识青年来疆安家落户。
在十年内乱中，兵团和师两级机构于1975年3月被撤销，原兵团所属各团场及企事业单位归地方农垦部门统一管理，使农垦事业遭受挫折。已身处逆境的王震对此痛心疾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便积极筹划着恢复兵团的有关事宜。在1980年9月至1981年5月的200多天里，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常委等职的王震先后四次往返于新疆与北京之间，竭尽全力做了大量深入的调研等前期工作。在此基础上，他于1981年6月30日郑重其事地给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写信，建议中央尽早恢复兵团体制。邓小平在这封信上批示：“请王震同志牵头，约请有关部门领导同志，对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必要性作一系统的报告，并为中央拟一决议，以凭决定。”同年8月13日，王震陪同邓小平来到新疆，进行深入实地考察。之后，邓小平指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恢复起来确有必要。但组织形式与军垦农场不同，任务还是党、政、军结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是现在的农垦部队，是稳定新疆的核心。”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很快于12月3日联合做出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决定，使兵团再次步入顺利发展的正确轨道。
此后，王震又全力支持兵团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要求其在发展国营经济的同时，放手发展集体和个体经济，从而促进了兵团深化改革和广大职工致富奔小康的步伐。1989年，他亲自上书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和国务院总理的李鹏，提议将新疆兵团实行计划单列并得到批准，由此解决了兵团进一步发展中的实际困难，并使其获得了国家更多的政策优惠、物资支持以及更为广阔自由的发展空间。
作为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区，新疆的民族、宗教等问题始终是一个事关新疆社会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至关重要的问题。由于1980年8月下旬召开的自治区党委三级干部会议对当前新疆民族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作了不切实际的估计，所提出的贯彻落实《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新疆工作问题的纪要》的具体措施也欠妥当，会后新疆许多地方出现了不正常的民族纠纷，汉族干部纷纷要求调走，特别是知识分子大量调往内地，造成干部和群众的思想混乱，正常的工作受到影响。党中央为此于9月23日专门召开了新疆工作座谈会，会议除对搞好新疆的工作特别是民族团结工作作出明确的指示外，还决定派王震代表党中央前往慰问新疆各族干部、各族群众和解放军指战员。尽管当时王震刚做了膀胱癌手术不久，身体非常虚弱，但他仍毫不迟疑地抱病率领有关人员立即出发。他此次来疆视察历时半个多月，每天工作长达十多个小时，除了出席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的有关会议，听取工作汇报而外，还深入乌鲁木齐市、阿克苏地区和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等地，亲切看望了各族干部群众和驻疆部队指战员，先后与数百人交谈，会见了近万人，倾听和了解他们的心声，热情地做好他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在各种场合下，他都要语重心长地向大家特别强调民族团结的重要性。他说：“新疆地处祖国西北边陲，进一步搞好新疆各族人民之间和军民之间的团结非常重要。希望大家都做民族团结和军民团结的模范。”
返京后，王震即向党中央呈递了《赴新疆慰问的汇报提纲》。《提纲》除汇报了他新疆之行的详细情况，并提出了加强新疆的领导班子建设等一系列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外，还在最后说：“我请求党中央、中央军委让我以现在的职务、身份，在新疆帮助工作。”他的这一热切请求得到党中央的肯定和批准，于是一个以王震为团长的中央赴新疆巡视团便成立了。从此，他常来新疆，先后主持并圆满地化解了喀什、阿克苏和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垦区数千名上海支边青年不断上访要求返沪定居的问题，解决了喀什地区叶城县发生的极少数反革命分子煽动群众闹事的问题。
与此同时，王震还大力倡导新疆各级领导要多关心群众，给大家献身边疆创造有利的条件和环境。1984年4月，当时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王恩茂致信王震，谈到有必要为在疆干部职工恢复已中断了多年的边疆津贴问题时，王震当即表示支持，并将此信批示国务院有关部门，于1986年得到党中央的正式批准。通过王震的上述积极努力，新疆局势渐趋稳定。
在十多次的新疆之行中，王震满怀着对新疆大地的深情眷恋，曾一再表示：“死后要将骨灰撒在天山，永远同各族人民一起守卫社会主义祖国的西北边疆。”王震在与病魔顽强地进行了长期的拼搏之后，1993年3月12日溘然长逝于广州。遵照他的遗愿，他的骨灰运回了新疆乌鲁木齐，于4月5日被撒向巍巍天山，从而实现了他那刻骨铭心的一桩夙愿。○
题图 1994年10月，王震将军铜像在新疆石河子市落成揭幕
责任编辑 梅 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