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七十又九，怎么说也是老字辈了。因此，对新派诸公就有隔膜，就不甚了了，欣赏也就谈不上了。但惟独对文楼先生的作品却情有独钟，非但没有隔膜，而且十分欣赏，特别是他的“竹子”系列和“荷花”、“裂变”等等作品。我现在光就这一点谈谈我的体会。
　　竹子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它的挺拔、它的多节、它的耐寒、它的坚韧都体现了一种品质，一种在人类社会里为人们所珍视的优秀品质，甚至成为某种道德的原则。文人中流传一句诗叫做“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又说“可以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所以，爱竹几乎成为中国文人的“修养”和“品位”的标志。文楼先生是中国的文化人，他的灵魂深处渗透了中国文化的精英，他的爱竹也就是出自内心的“情结”。
　　竹子在中国绘画中早已成为普遍的题材，非但宋代的文与可开创了“墨竹”一科，到了元明以后几乎所有的大画家都画过墨竹，并且在工艺美术中，如石砚、笔筒、扇骨等等甚至建筑艺术中都有以浮雕形式出现的竹子。但是作为独立的以“竹子”为题材的雕刻作品却一件都没有（我没有见过，故认为没有）。这应该是件颇为奇怪的事。我猜想可能竹子的造型手段不适合雕塑艺术的特征吧，不适合整块体积为雕塑的主要造型手段。而竹子上大下小，上密下疏，竹叶又较为稀疏等等，的确不易用体积做整体性的表现，用石块及铸铜都不很适合，以致多年以来没有人能做成立体的雕塑作品。但是，现在文楼先生做到了。
　　文楼先生是20世纪成长的人，特别是他在台湾和香港生活，接受西方影响远较大陆为甚。而“西方”，应该说从18世纪、19世纪以来率先进行了工业革命，一种机械文明和工业生产密切联系的审美意识也应运而生。这时审美对象的审美意识和以农业为主的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的人们是截然不同的。举我自己的例子。我由于特殊的家庭教育，接受的中国古代文化多于一般的近、现代教育，加上生活在小城市，和农村环境有着更美好的联系，因此，我看到农村的景色，如此低矮的茅屋、小桥流水、老树昏鸦，就觉得“美”，觉得入画。看到机械设备、钢铁管道等就觉得不协调，在风景中能躲开就避而不画。画人体也要画完全自然的人体，绝不加以“几何化”、“抽象化”。理由和黄永玉先生一样，觉得天然的人体太美了，不忍心把它们抽象掉。改革开放了，大量接触了西方艺术，看到了亨利·摩尔的雕塑和绘画，令我惊讶的是发现了摩尔竟把人画成金属体块的组装体，当时百思不得其解,只是觉得这种金属焊接的人体有什么好，只是一种不成熟的探索吧。后来，有偶然的机会看到一张抽象的画，是用几笔粗犷无比的笔触所构成的，有点像巨大的钢梁，有点像起重机的巨臂。虽然只是几道几何体的组合，但使人感觉到完全不同的美感，是一种特别简洁、单纯、而又强烈的新时代的美感，是一种“机械”、“文明”的美。
　　十多年前，我有个亲戚在匈牙利当记者，给她留在北京的小女儿寄来积木玩具。那是一大堆钢铁小片，带有螺丝扣的洞眼和大包的螺丝帽，几个可以拧上、拆下的扳子和螺丝刀。她的小女儿很快就学会了，自己装成了火车、汽车，甚至简单的小人、小动物。当然都是几何体了，但也很有意思。这就使人从根本上懂得了工业革命、机械文明的审美训练。这是高度工业化的国家自然而然所产生的玩具，也自然而然地培养了工业文明的审美能力和审美习惯。这是西方现代艺术审美情趣的最根本的根据之一吧。也可能是亨利·摩尔把人体变成金属焊接物的自觉不自觉的原因。像亨利·摩尔这样的大家，他的审美原因是多方面的，绝不是上述简单原因能包容的，但起码是重要原因之一吧。所以，把工业文明看成是近现代艺术的土壤，把金属焊接看成是这种文明的组成部分，大概也出不了大格。很明显，首先是工业发展中功能性的需要，然后逐渐上升为审美对象，再上升为艺术品种，最后上升为人类在一定历史时期形成的一种艺术语言。
　　文楼先生是现代艺术家。他经过了抽象主义的洗礼，经过了把自然现象几何化的立体主义和构成主义的严格训练。因此，我上述的“竹子”难题就迎刃而解了，金属焊接在他的手里已成为一种高度敏感的艺术技巧。他把富有文化内涵的竹子进行了高度概括，变为简到不能再简、强烈到极致的又充满了情韵的现代艺术，真是独一无二的创造。我啰嗦地谈了自己的学习过程，当然是浅薄的，甚至是可笑的，但却是真诚的。谢谢文楼先生给了我这个学习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