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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8年末商务印书馆一年一度的好书评选中，一套与商务印书馆历史相关的大部头书，以其厚重而典雅的质感，牢牢吸引了众人眼光，它后来也进入了商务印书馆本年度的十大好书之列。参与评选的学者解玺璋评价说：“商务今年大部头的书特别多，而且都很重要，像 《涵芬楼烬余书录》 这个书其实非常重要。日本对文化的摧残是有实证的，而 《涵芬楼烬余书录》 是一本见证史实、深藏文化价值的好书，它是一笔非常重要的财富。”
《涵芬楼烬余书录》 由商务前辈张元济先生所著，张菊老曾自序谓“题曰‘烬余’，所以志痛”者也;顾廷龙先生后序称，发表 《涵录》，“不仅烬余之书有一详细之纪载，亦且示举世毋忘日寇之暴行，更惕励后人作勿替之爱护也”。
一本版本目录学专著，为什么如此重要？一个“烬”字，又带出怎样的历史之痛？这本书2018年在上海书展所做的一次现场活动中，专家学者对此做了充分解读。
—— 原编者
张稷 （主持人）：商务印书馆百年文化研究中心总编辑
张人凤：张元济嫡孙，商务印书馆馆史专家
陈先行：上海图书馆研究员，《涵芬楼烬余书录》 整理者
周武：历史学家，研究课题之一为张元济和商务印书馆历史
陈小文：商务印书馆副总编
主持人：今天我们带来一套新出的图书与大家见面：商务印书馆创始人之一张元济先生的一部版本目录学专著 《涵芬楼烬余书录》。这部书的写作，前后历经18年。今天的对谈，就围绕这部图书，先请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陈小文先生介绍一下背景情况。
陈小文：大家都知道，商务印书馆创办于1897年，创始地是上海，鼎盛时期，是在上世纪20年代、30年代，为亚洲最大的出版社，同时在世界也能排到前三。可以说，商务印书馆在上海达到了自己的鼎盛时期。所以我们回到这儿，一方面有家的亲切感，一方面又有家的荣耀感，真的每次都非常高兴。
这场活动是 《涵芬楼烬余书录》 专家对谈会，对于这本书的缘起，我想接着主持人的话再讲一下。书中说的“涵芬楼”是商务印书馆的藏书楼，当时收集图书是解决编辑用书的问题，后来收藏了很多古今中外的各种图书，最后达51万本。这个时候扩充创立了东方图书馆，到1924年建成时，超过了当时国有图书馆北平图书馆的藏书总数。涵芬楼则成为东方图书馆中专门珍藏善本古籍的宝库。书名中的“烬”字意为“志痛”，日本人炸毁了东方图书馆，将一大批珍贵藏书化为灰烬。商务印书馆是文化单位，是和平单位，日本侵略军有预谋地投下了六个炸弹，把厂房、編译所、印刷厂炸了，又派人到东方图书馆纵火。他们认为，文献古籍没有了，会断绝中华文脉，造成毁灭性打击。当时51万册图书化为灰烬，纸灰飘扬几十里。
“余书”体现了张元济先生的智慧，张元济先生事先把涵芬楼原来保存的珍本古籍，优中选优，将其中547部移存银行保管柜，这幸存的547部善本成为“烬余书”。我们实际上是怀着非常沉痛的心情，来做这本影印的 《涵芬楼烬余书录》。
我还想说一说张元济先生的大智慧。张先生收藏古籍不是为了升值，他是希望通过出版，把这些书介绍给中国人。我学生时代读 《庄子》，书中说“藏舟于壑，藏山于泽”，都有可能被偷走。但是“藏天下于天下”，谁也不能动。张元济先生通过收集善本整理出版以后，让中国每个人读到这本书，他实际上藏天下于天下，不仅仅中国人，而且世界上的人，每个人都能读到这本书。这也是我们商务印书馆的宗旨：昌明教育，开启民智。我们今天谈涵芬楼与烬余书录，不仅仅回顾惨痛的经历，而且要看到中华民族永不屈服的精神，尤其张菊老救国救民、开启民智的精神。
主持人：一本小小的书目，价值到底是什么？原稿本是从哪里到了上海图书馆？原来这里有一个渊源：因为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先生是张元济先生的弟子，所以张元济很多东西都通过这个路径传下来了。事隔多年，为什么上图又把它整理出来？我想请陈先生介绍一下这本书的来龙去脉，以及张元济为什么要这样悉心地去整理这个书目？
陈先行：今天我们影印出版这本书，是为了不忘近代文化史上的这场大灾难，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得我们蒙受了这样巨大的文化损失。所谓的烬余书，不只是说“一·二八事变”那场大火烧剩下来的书。之前张老真的很有远见，涵芬楼是收藏善本的藏书处，应该有3000或4000部的善本，张老在善本当中又挑了500多部，我自己认为相当于我们现在国家一二级文物性质的古籍，移存在上海金城银行，因为有这样的动作，使这一批古籍免于遭难。“一·二八事变”以后张老要为留在金城银行这批善本编写类似藏书志的目录，介绍给世人。也就是说商务影印古籍，所以就去收藏了这样一批书，但是因为有了那场灾难，张元济就希望把留存的部分，介绍给世人。
张元济工作非常忙碌，所以前后断断续续写了18年，一直到1951年，方才正式由商务印书馆排印出版铅印本。
出版之前顾廷龙先生配合做了不少工作。当时情况是这样的，张元济是上海私立合众图书馆创办人之一，当时创办者主要有三个，一个是张元济，一个是叶景葵先生，还有一个陈陶遗先生。在出版烬余书录的时候，上图还是合众图书馆，所以书稿就放在了合众图书馆。到了1953年，合众图书馆的董事会在张元济主持下，决定把合众图书馆捐给公家，也把涵芬楼的藏书代表商务印书馆捐给公家。
合众图书馆1953年捐给公家以后，1955年改名为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到了1958年和其他三家图书馆合并成为新的上海图书馆，所以这个书稿一直由上海图书馆珍藏。然而学术界对这部书稿不是太了解，因为一般都是用1951年的排印本，稿本几乎没有人做过比较研究。当我们提出这个影印选题，好像还是张人凤先生说，为了纪念商务、纪念张元济，我才把稿本和排印本从头至尾做了校阅，我发现这不仅仅是一个纪念，也不仅仅是一个志痛，这部稿本在版本学、版本目录方面，是有相当高的文献价值的。
主持人：刚才陈老师谈了书稿在上海图书馆的来龙去脉，以及上图与其前身合众图书馆的关系。这涉及到了一个时代大背景，就是近代传统出版向现代出版的过渡，传统藏书向现代图书馆事业的过渡。张元济先生参与了这个过程，成为现代出版与现代图书馆事业重要的发起缔造人之一。我想请周武老师介绍一下，张元济为什么会投身到图书馆事业，为什么用建图书馆的方式搜购中外图书和善本古籍？
周武：张元济先生很年轻的时候，即在北京办通艺学堂时，就开始他的图书馆事业。当时通艺学堂就有图书室，而且制定了阅览规则，这也是近代图书馆最早的阅览规则。张元济先生到上海加盟商务之后是编译所所长，当时出版社跟我们现在概念是不一样的，很多书由出版社自己编辑出版，编译所要编书，就得要有很多参考资料，收集各种各样的图书最初是作为编辑编书的参考，所以设立了图书室，1919年把图书室正式命名为涵芬楼。他做了一些区分，普通的读本作为参考书放在图书馆，涵芬楼慢慢发展成为收藏善本古籍的图书室。
张元济先生后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想法，就是甲午战争以后，中国开始有学习西方的浪潮。但是向西方学习的同时，不能把中国自身的东西扔掉，所以他有意识收集古籍，商务印书馆建馆30周年的时候，建立东方图书馆，他把涵芬楼放到东方图书馆里面，变成古籍部，专门收集这方面的书。
正如陈先生所讲，他非常有远见，他觉得这些善本要有妥善的保存，放在涵芬楼不是很安全，所以就把收集来的善本当中最好的、最佳的、最重要的版本，单独移存银行，这些烬余书就是金城银行保存的一批。所以这个书跟 “一·二八事变”是联系在一起。是要让大家记住，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曾经发生过这样一场劫难。
主持人：张人凤先生，这本书写作的时间特别漫长，在您记忆当中，有没有张元济先生整理、写作 《涵芬楼烬余书录》 这本书的相关情景？
张人凤：我有记忆的时候，我的祖父张元济先生年纪很大了。他当时做 《涵芬楼烬余书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慢慢做一点又做一点。“七七事变”以前，他主要在商务主编两部大的古籍丛书，四部丛刊续编三编，还有百衲本二十四史，所以 《涵芬楼烬余书录》 是抽时间做起来的，现在可以查到的资料，有文字记录的应该是1933年就开始了，他给商务丁英桂先生的信里提到做 《涵芬楼烬余书录》。大体上初步定稿大约在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他请江苏常熟的大藏书家瞿启甲老先生写了一篇后记，一部书大体上初步有眉目了，才会写后记，后来这本书又有修改。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占上海租界，这个时候就很危险了，这547部书当时是寄存在金城银行的保险库里。金城银行当年在江西中路200号，现在是交通银行的总部。那时是一家股份制的银行，叫金城银行，下面有很大的保险柜、保险库。
但是放在保险库里也有一定的危险，因为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的古籍是很关注的，他们想要。一旦他们下手的话，我们就很难抗拒了。所以商务印书馆有几个董事私下商议，把其中一部分转移出来，放在各个董事家里，这个事情做得非常秘密，不让外面知道，特别是不能有消息走漏给日本人或者汉奸。那么在我们家里也会有一点转移过来。一直到抗战胜利以后，把这些书又集中起来，清点归回到保险库里面，在这个过程当中，张元济先生抽空再看看书，再修改一点，补充一点，来做这个目录。到抗战胜利以后，有好几种张元济批注了可以发排，就是可以定稿发排了。
但还有几种要做进一步修订，1949年，张元济先生中风，事情又中断了，后来50年代初他的身体稍微好一点，商务印书馆老前辈李拔可先生又请顾廷龙先生帮助他，一起最后定稿。我记得比较清楚，1950年下半年几乎每天下午，顾廷龙先生都到我家里来，张元济先生中风，左边不能动，瘫痪了坐在床上，摆在床上有一个矮桌，在上面吃饭写字，顾先生坐在他旁边，两个人谈。大概每天三点多钟，老先生睡个午觉醒来，顾先生就来了。合众图书馆离我们家很近，在富民路和长乐路拐角上，西北角这个楼还在，楼底下还有顾廷龙先生纪念馆。我们家在淮海路常熟路，十来分钟就走到了，每天下午顾先生来了，我在门口招呼，顾先生那个时候穿长袍，他们两个就坐在一起谈书稿的事情。很快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线装的六册排印本。
主持人：张人凤老师讲的这些故事特别生动，我相信这样的画面会一直陪伴着我们，让我们体会张元济先生写这部书的艰难。张元济先生加入商务之际，正值社会大转型大变动之时，中华文化存亡绝续的关键时期，张元济就依托商务印书馆的雄厚实力，有系统地抢救性整理出版中华传统典籍。这是一场由知识分子发起的古籍抢救运动。张元济先生在这场运动中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成就非常大，他的工作影响了我们今天看待古籍、整理古籍、保存古籍的方方面面。今天我们看到的文化的留存，与那一代人的努力分不开。那么，这些古籍又是从哪里找到的？张人凤先生，您有没有听到前辈们谈到过搜集珍本古籍创建涵芬楼的故事？
张人凤：这段历史很长了。涵芬楼的成立是这样，商务印书馆1897年成立，最开始是搞印刷，创办人夏瑞芳主要搞印刷，后来夏瑞芳决定做出版，出版含金量更高，所以他請到张元济先生做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所长。商务自己要建立一个编译所，要请一批知识分子在那儿编书，1903年初编译所成立，张元济那个时候加入商务印书馆正式创立编译所，创立以后第二年，即1904年张元济编了很多图书，编译要参考很多图书，所以张先生特别重视版本，版本不好，里面内容不正确的话，反而贻误很多，所以一定要收集好的版本，这个时候商务经营得到发展，资金多起来了。最好的版本第一批是蔡元培先生介绍的，绍兴有一家姓徐的藏书家，他的藏书要卖出，蔡元培是绍兴人，跟他们相熟，介绍到商务，商务涵芬楼第一批书就买了绍兴徐家的书，一共50大柜买来了。
然后陆陆续续购藏很多，由于张元济先生自己对版本比较熟悉也喜欢，有一些老专家，像缪荃孙这样的版本目录学大师，京师图书馆和江南图书馆首任馆长，给予了他指点。后来又认识了北京的版本目录学家傅增湘。从民国初年开始，我们能够看到张元济和傅增湘的通信，民国元年 （1912年） 两个人通信200多封，加起来共有五六百封信。他们讲怎么样收购书，因为那个时候是社会的大变动时代，清朝结束，民国建立，整个社会变动很大，很多藏书家也变故很多，有一些藏书楼的书就慢慢散佚出来，所以借这个机会，张元济先生想利用商务印书馆的资金，把这些书买下来。 这些是有利条件，老一辈专家的指点，有北京的好朋友也是专家的帮助。同时反过来，也碰到一些使他很痛心的事情，比如说江南湖州有一个叫皕宋楼，有200本宋版书，其主人陆氏要把这批书卖掉，日本人知道了这个消息，马上来买到日本去了，张元济想截留留不住。
主持人：这确实是非常艰难的过程。在现代图书馆事业未成规模的时候，日本人盯上了中国的古籍，此时又爆发了“一·二八事变”。请周武老师介绍“一·二八事变”及其对商务对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
周武：“一·二八事变”对商务来讲，可以说是空前的灾难，商务到20年代、30年代初的时候达到了鼎盛，“一·二八事变”毁掉了商务印书馆总厂，剩下一些小厂，生产能力已经不行了，到2月1日的时候，日本人又把东方图书馆纵火焚烧了。张元济先生自己讲，其他东西都可以恢复，但是这些书恢复不了，40多万册图书都被毁掉，这是中国图书史上空前的大浩劫。这些书包括2600多部的地方志。地方志当时没有转移到别的地方，都在涵芬楼所在的东方图书馆，张元济对此痛心地说，如果我不辛苦地把地方志收藏在一起，恐怕不会被毁掉，他非常自责。
主持人：所以，这部书首先是志痛，但如何志痛？张元济是以传承学问。陈先行先生整理的时候做了非常细致的工作，请陈先生从专业角度，关于这部书对于中国古籍的传承，尤其对中国版本目录学传承做一个介绍，另外也介绍下这些书现在的保存情况。
陈先行：《涵芬楼烬余书录》，大家不要以为就是把那批没有烧的书编个目录而已，其实不然。从版本学角度简单介绍一下，有人把 《涵芬楼烬余书录》 看成旧社会最后一批藏书目录，我看成新中国第一部公藏书志，因为在正式出版不久，这批书就捐给了国家，藏于北京图书馆，就是现在的中国国家图书馆。
张元济先生是一个在民国时期、一直到50年代中国学界的一位版本学大家。刚才张人凤先生讲了傅增湘，北京有傅增湘，南方有张元济。
《涵芬楼烬余书录》 不是简单记录，是一部不输给日本人对汉籍的研究的书，是我心目当中第一部藏书志。这部藏书志，实际上对当时和以前中国的版本学成就做了总结，是一部很重要的版本学、版本目录著作。我在前言里面对 《涵芬楼烬余书录》 的特点做了粗浅的揭示，讲到版本学过去只重“刻”而不重“本”。一般我们比较注重一部书是哪个年代的，是宋刻还是元刻，但是不注意印本的区别。在这一点上，张元济先生对推动版本学发展是很有成就的，我们学习张元济，应该把这个特点传承下来。所以，今天影印这部书，学术方面是很有意义的。
需要强调一下，这部书是一个稿本，与1951年排印本须区分开来。稿本和排印本有什么区别？稿本里面有很多张元济做的版本校记。因为过程太烦琐，删掉了，所以排印本是没有的，只能从稿本当中看到张元济当时是如何研究版本的。这个很重要。尤其从事文科研究，这本书不可或缺。商务不惜工本把这部稿本影印出来，为学术界对稿本和排印本的比较研究，提供了极大方便。第二点，说实话这套书印得非常精美，本身我觉得也有非常大的收藏价值。
主持人：中国是文物大国，典籍大国，古往今来通过文物和典籍的形式传承文化的精华，在现代印刷业兴起之前，这种文物的流传和保存的过程，要通过许多人的抄录和刻印，会产生偏差，出现真伪，版本目录学鉴别这些古籍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好的，哪些版本在排版和装帧上是美的，所以我说，版本目录学保证了我们古籍流传的“真、善、美”。
最后，我想请他们用一句话就这本书给读者送一句寄语，先请陈先生。
陈先行：还是讲这个书吧！我觉得 《涵芬楼烬余书录》 是对中国版本学的总结，是对那个时代的一个总结，我们研究版本学，研究版本目录学绕不过 《涵芬楼烬余书录》。《涵芬楼烬余书录》这部著作的歷史意义，需要通过我们不断的学习研究和付诸实践，才会慢慢地体现出来，或者说不断地体现出来。
张人凤：这部书读了以后，除了陈先生讲的很深刻的专业知识以外，可以看到我们中华文化的传承，一方面它有强大的生命力，从古代到近代到今天。同时读了这部书可以看到，一代代中国的学人，怎么样在各种艰难环境下面，把我们中华文化传承下来，他们的精神，我们应该学习，应该借鉴。
周武：我理解这本书，是张元济向中国文化致敬，他其实怀着非常大的敬意来编撰这本书，看这个书的时候，可以感觉到虽然是“志痛”，但实际上更重要的是，要把他的敬意也都化入到书里面去。那个时候他已经年纪很大了，他花了整整18年的时间，而且最后瘫痪在病榻上面最终完成这部书稿，了结了他此生最大的心结。他对在近代大背景底下，如何延续中华文脉的传承，事实上寄予了非常大的关怀。
（选自《北京晚报》2018年11月22日）
《涵芬楼烬余书录》 由商务前辈张元济先生所著，张菊老曾自序谓“题曰‘烬余’，所以志痛”者也;顾廷龙先生后序称，发表 《涵录》，“不仅烬余之书有一详细之纪载，亦且示举世毋忘日寇之暴行，更惕励后人作勿替之爱护也”。
一本版本目录学专著，为什么如此重要？一个“烬”字，又带出怎样的历史之痛？这本书2018年在上海书展所做的一次现场活动中，专家学者对此做了充分解读。
—— 原编者
张稷 （主持人）：商务印书馆百年文化研究中心总编辑
张人凤：张元济嫡孙，商务印书馆馆史专家
陈先行：上海图书馆研究员，《涵芬楼烬余书录》 整理者
周武：历史学家，研究课题之一为张元济和商务印书馆历史
陈小文：商务印书馆副总编
壹 以幸存的547部善本，做成这本“烬余书”
主持人：今天我们带来一套新出的图书与大家见面：商务印书馆创始人之一张元济先生的一部版本目录学专著 《涵芬楼烬余书录》。这部书的写作，前后历经18年。今天的对谈，就围绕这部图书，先请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陈小文先生介绍一下背景情况。
陈小文：大家都知道，商务印书馆创办于1897年，创始地是上海，鼎盛时期，是在上世纪20年代、30年代，为亚洲最大的出版社，同时在世界也能排到前三。可以说，商务印书馆在上海达到了自己的鼎盛时期。所以我们回到这儿，一方面有家的亲切感，一方面又有家的荣耀感，真的每次都非常高兴。
这场活动是 《涵芬楼烬余书录》 专家对谈会，对于这本书的缘起，我想接着主持人的话再讲一下。书中说的“涵芬楼”是商务印书馆的藏书楼，当时收集图书是解决编辑用书的问题，后来收藏了很多古今中外的各种图书，最后达51万本。这个时候扩充创立了东方图书馆，到1924年建成时，超过了当时国有图书馆北平图书馆的藏书总数。涵芬楼则成为东方图书馆中专门珍藏善本古籍的宝库。书名中的“烬”字意为“志痛”，日本人炸毁了东方图书馆，将一大批珍贵藏书化为灰烬。商务印书馆是文化单位，是和平单位，日本侵略军有预谋地投下了六个炸弹，把厂房、編译所、印刷厂炸了，又派人到东方图书馆纵火。他们认为，文献古籍没有了，会断绝中华文脉，造成毁灭性打击。当时51万册图书化为灰烬，纸灰飘扬几十里。
“余书”体现了张元济先生的智慧，张元济先生事先把涵芬楼原来保存的珍本古籍，优中选优，将其中547部移存银行保管柜，这幸存的547部善本成为“烬余书”。我们实际上是怀着非常沉痛的心情，来做这本影印的 《涵芬楼烬余书录》。
我还想说一说张元济先生的大智慧。张先生收藏古籍不是为了升值，他是希望通过出版，把这些书介绍给中国人。我学生时代读 《庄子》，书中说“藏舟于壑，藏山于泽”，都有可能被偷走。但是“藏天下于天下”，谁也不能动。张元济先生通过收集善本整理出版以后，让中国每个人读到这本书，他实际上藏天下于天下，不仅仅中国人，而且世界上的人，每个人都能读到这本书。这也是我们商务印书馆的宗旨：昌明教育，开启民智。我们今天谈涵芬楼与烬余书录，不仅仅回顾惨痛的经历，而且要看到中华民族永不屈服的精神，尤其张菊老救国救民、开启民智的精神。
贰 善本中有一部分，因为移存在银行，免于被毁
主持人：一本小小的书目，价值到底是什么？原稿本是从哪里到了上海图书馆？原来这里有一个渊源：因为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先生是张元济先生的弟子，所以张元济很多东西都通过这个路径传下来了。事隔多年，为什么上图又把它整理出来？我想请陈先生介绍一下这本书的来龙去脉，以及张元济为什么要这样悉心地去整理这个书目？
陈先行：今天我们影印出版这本书，是为了不忘近代文化史上的这场大灾难，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得我们蒙受了这样巨大的文化损失。所谓的烬余书，不只是说“一·二八事变”那场大火烧剩下来的书。之前张老真的很有远见，涵芬楼是收藏善本的藏书处，应该有3000或4000部的善本，张老在善本当中又挑了500多部，我自己认为相当于我们现在国家一二级文物性质的古籍，移存在上海金城银行，因为有这样的动作，使这一批古籍免于遭难。“一·二八事变”以后张老要为留在金城银行这批善本编写类似藏书志的目录，介绍给世人。也就是说商务影印古籍，所以就去收藏了这样一批书，但是因为有了那场灾难，张元济就希望把留存的部分，介绍给世人。
张元济工作非常忙碌，所以前后断断续续写了18年，一直到1951年，方才正式由商务印书馆排印出版铅印本。
出版之前顾廷龙先生配合做了不少工作。当时情况是这样的，张元济是上海私立合众图书馆创办人之一，当时创办者主要有三个，一个是张元济，一个是叶景葵先生，还有一个陈陶遗先生。在出版烬余书录的时候，上图还是合众图书馆，所以书稿就放在了合众图书馆。到了1953年，合众图书馆的董事会在张元济主持下，决定把合众图书馆捐给公家，也把涵芬楼的藏书代表商务印书馆捐给公家。
合众图书馆1953年捐给公家以后，1955年改名为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到了1958年和其他三家图书馆合并成为新的上海图书馆，所以这个书稿一直由上海图书馆珍藏。然而学术界对这部书稿不是太了解，因为一般都是用1951年的排印本，稿本几乎没有人做过比较研究。当我们提出这个影印选题，好像还是张人凤先生说，为了纪念商务、纪念张元济，我才把稿本和排印本从头至尾做了校阅，我发现这不仅仅是一个纪念，也不仅仅是一个志痛，这部稿本在版本学、版本目录方面，是有相当高的文献价值的。
叁 为什么张元济要通过建图书馆的方式收集善本古籍
主持人：刚才陈老师谈了书稿在上海图书馆的来龙去脉，以及上图与其前身合众图书馆的关系。这涉及到了一个时代大背景，就是近代传统出版向现代出版的过渡，传统藏书向现代图书馆事业的过渡。张元济先生参与了这个过程，成为现代出版与现代图书馆事业重要的发起缔造人之一。我想请周武老师介绍一下，张元济为什么会投身到图书馆事业，为什么用建图书馆的方式搜购中外图书和善本古籍？
周武：张元济先生很年轻的时候，即在北京办通艺学堂时，就开始他的图书馆事业。当时通艺学堂就有图书室，而且制定了阅览规则，这也是近代图书馆最早的阅览规则。张元济先生到上海加盟商务之后是编译所所长，当时出版社跟我们现在概念是不一样的，很多书由出版社自己编辑出版，编译所要编书，就得要有很多参考资料，收集各种各样的图书最初是作为编辑编书的参考，所以设立了图书室，1919年把图书室正式命名为涵芬楼。他做了一些区分，普通的读本作为参考书放在图书馆，涵芬楼慢慢发展成为收藏善本古籍的图书室。
张元济先生后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想法，就是甲午战争以后，中国开始有学习西方的浪潮。但是向西方学习的同时，不能把中国自身的东西扔掉，所以他有意识收集古籍，商务印书馆建馆30周年的时候，建立东方图书馆，他把涵芬楼放到东方图书馆里面，变成古籍部，专门收集这方面的书。
正如陈先生所讲，他非常有远见，他觉得这些善本要有妥善的保存，放在涵芬楼不是很安全，所以就把收集来的善本当中最好的、最佳的、最重要的版本，单独移存银行，这些烬余书就是金城银行保存的一批。所以这个书跟 “一·二八事变”是联系在一起。是要让大家记住，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曾经发生过这样一场劫难。
肆 张元济整理、写作这本书十八年中的一些回忆
主持人：张人凤先生，这本书写作的时间特别漫长，在您记忆当中，有没有张元济先生整理、写作 《涵芬楼烬余书录》 这本书的相关情景？
张人凤：我有记忆的时候，我的祖父张元济先生年纪很大了。他当时做 《涵芬楼烬余书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慢慢做一点又做一点。“七七事变”以前，他主要在商务主编两部大的古籍丛书，四部丛刊续编三编，还有百衲本二十四史，所以 《涵芬楼烬余书录》 是抽时间做起来的，现在可以查到的资料，有文字记录的应该是1933年就开始了，他给商务丁英桂先生的信里提到做 《涵芬楼烬余书录》。大体上初步定稿大约在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他请江苏常熟的大藏书家瞿启甲老先生写了一篇后记，一部书大体上初步有眉目了，才会写后记，后来这本书又有修改。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占上海租界，这个时候就很危险了，这547部书当时是寄存在金城银行的保险库里。金城银行当年在江西中路200号，现在是交通银行的总部。那时是一家股份制的银行，叫金城银行，下面有很大的保险柜、保险库。
但是放在保险库里也有一定的危险，因为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的古籍是很关注的，他们想要。一旦他们下手的话，我们就很难抗拒了。所以商务印书馆有几个董事私下商议，把其中一部分转移出来，放在各个董事家里，这个事情做得非常秘密，不让外面知道，特别是不能有消息走漏给日本人或者汉奸。那么在我们家里也会有一点转移过来。一直到抗战胜利以后，把这些书又集中起来，清点归回到保险库里面，在这个过程当中，张元济先生抽空再看看书，再修改一点，补充一点，来做这个目录。到抗战胜利以后，有好几种张元济批注了可以发排，就是可以定稿发排了。
但还有几种要做进一步修订，1949年，张元济先生中风，事情又中断了，后来50年代初他的身体稍微好一点，商务印书馆老前辈李拔可先生又请顾廷龙先生帮助他，一起最后定稿。我记得比较清楚，1950年下半年几乎每天下午，顾廷龙先生都到我家里来，张元济先生中风，左边不能动，瘫痪了坐在床上，摆在床上有一个矮桌，在上面吃饭写字，顾先生坐在他旁边，两个人谈。大概每天三点多钟，老先生睡个午觉醒来，顾先生就来了。合众图书馆离我们家很近，在富民路和长乐路拐角上，西北角这个楼还在，楼底下还有顾廷龙先生纪念馆。我们家在淮海路常熟路，十来分钟就走到了，每天下午顾先生来了，我在门口招呼，顾先生那个时候穿长袍，他们两个就坐在一起谈书稿的事情。很快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线装的六册排印本。
主持人：张人凤老师讲的这些故事特别生动，我相信这样的画面会一直陪伴着我们，让我们体会张元济先生写这部书的艰难。张元济先生加入商务之际，正值社会大转型大变动之时，中华文化存亡绝续的关键时期，张元济就依托商务印书馆的雄厚实力，有系统地抢救性整理出版中华传统典籍。这是一场由知识分子发起的古籍抢救运动。张元济先生在这场运动中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成就非常大，他的工作影响了我们今天看待古籍、整理古籍、保存古籍的方方面面。今天我们看到的文化的留存，与那一代人的努力分不开。那么，这些古籍又是从哪里找到的？张人凤先生，您有没有听到前辈们谈到过搜集珍本古籍创建涵芬楼的故事？
张人凤：这段历史很长了。涵芬楼的成立是这样，商务印书馆1897年成立，最开始是搞印刷，创办人夏瑞芳主要搞印刷，后来夏瑞芳决定做出版，出版含金量更高，所以他請到张元济先生做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所长。商务自己要建立一个编译所，要请一批知识分子在那儿编书，1903年初编译所成立，张元济那个时候加入商务印书馆正式创立编译所，创立以后第二年，即1904年张元济编了很多图书，编译要参考很多图书，所以张先生特别重视版本，版本不好，里面内容不正确的话，反而贻误很多，所以一定要收集好的版本，这个时候商务经营得到发展，资金多起来了。最好的版本第一批是蔡元培先生介绍的，绍兴有一家姓徐的藏书家，他的藏书要卖出，蔡元培是绍兴人，跟他们相熟，介绍到商务，商务涵芬楼第一批书就买了绍兴徐家的书，一共50大柜买来了。
然后陆陆续续购藏很多，由于张元济先生自己对版本比较熟悉也喜欢，有一些老专家，像缪荃孙这样的版本目录学大师，京师图书馆和江南图书馆首任馆长，给予了他指点。后来又认识了北京的版本目录学家傅增湘。从民国初年开始，我们能够看到张元济和傅增湘的通信，民国元年 （1912年） 两个人通信200多封，加起来共有五六百封信。他们讲怎么样收购书，因为那个时候是社会的大变动时代，清朝结束，民国建立，整个社会变动很大，很多藏书家也变故很多，有一些藏书楼的书就慢慢散佚出来，所以借这个机会，张元济先生想利用商务印书馆的资金，把这些书买下来。 这些是有利条件，老一辈专家的指点，有北京的好朋友也是专家的帮助。同时反过来，也碰到一些使他很痛心的事情，比如说江南湖州有一个叫皕宋楼，有200本宋版书，其主人陆氏要把这批书卖掉，日本人知道了这个消息，马上来买到日本去了，张元济想截留留不住。
主持人：这确实是非常艰难的过程。在现代图书馆事业未成规模的时候，日本人盯上了中国的古籍，此时又爆发了“一·二八事变”。请周武老师介绍“一·二八事变”及其对商务对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
周武：“一·二八事变”对商务来讲，可以说是空前的灾难，商务到20年代、30年代初的时候达到了鼎盛，“一·二八事变”毁掉了商务印书馆总厂，剩下一些小厂，生产能力已经不行了，到2月1日的时候，日本人又把东方图书馆纵火焚烧了。张元济先生自己讲，其他东西都可以恢复，但是这些书恢复不了，40多万册图书都被毁掉，这是中国图书史上空前的大浩劫。这些书包括2600多部的地方志。地方志当时没有转移到别的地方，都在涵芬楼所在的东方图书馆，张元济对此痛心地说，如果我不辛苦地把地方志收藏在一起，恐怕不会被毁掉，他非常自责。
伍 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公藏书志
主持人：所以，这部书首先是志痛，但如何志痛？张元济是以传承学问。陈先行先生整理的时候做了非常细致的工作，请陈先生从专业角度，关于这部书对于中国古籍的传承，尤其对中国版本目录学传承做一个介绍，另外也介绍下这些书现在的保存情况。
陈先行：《涵芬楼烬余书录》，大家不要以为就是把那批没有烧的书编个目录而已，其实不然。从版本学角度简单介绍一下，有人把 《涵芬楼烬余书录》 看成旧社会最后一批藏书目录，我看成新中国第一部公藏书志，因为在正式出版不久，这批书就捐给了国家，藏于北京图书馆，就是现在的中国国家图书馆。
张元济先生是一个在民国时期、一直到50年代中国学界的一位版本学大家。刚才张人凤先生讲了傅增湘，北京有傅增湘，南方有张元济。
《涵芬楼烬余书录》 不是简单记录，是一部不输给日本人对汉籍的研究的书，是我心目当中第一部藏书志。这部藏书志，实际上对当时和以前中国的版本学成就做了总结，是一部很重要的版本学、版本目录著作。我在前言里面对 《涵芬楼烬余书录》 的特点做了粗浅的揭示，讲到版本学过去只重“刻”而不重“本”。一般我们比较注重一部书是哪个年代的，是宋刻还是元刻，但是不注意印本的区别。在这一点上，张元济先生对推动版本学发展是很有成就的，我们学习张元济，应该把这个特点传承下来。所以，今天影印这部书，学术方面是很有意义的。
需要强调一下，这部书是一个稿本，与1951年排印本须区分开来。稿本和排印本有什么区别？稿本里面有很多张元济做的版本校记。因为过程太烦琐，删掉了，所以排印本是没有的，只能从稿本当中看到张元济当时是如何研究版本的。这个很重要。尤其从事文科研究，这本书不可或缺。商务不惜工本把这部稿本影印出来，为学术界对稿本和排印本的比较研究，提供了极大方便。第二点，说实话这套书印得非常精美，本身我觉得也有非常大的收藏价值。
主持人：中国是文物大国，典籍大国，古往今来通过文物和典籍的形式传承文化的精华，在现代印刷业兴起之前，这种文物的流传和保存的过程，要通过许多人的抄录和刻印，会产生偏差，出现真伪，版本目录学鉴别这些古籍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好的，哪些版本在排版和装帧上是美的，所以我说，版本目录学保证了我们古籍流传的“真、善、美”。
最后，我想请他们用一句话就这本书给读者送一句寄语，先请陈先生。
陈先行：还是讲这个书吧！我觉得 《涵芬楼烬余书录》 是对中国版本学的总结，是对那个时代的一个总结，我们研究版本学，研究版本目录学绕不过 《涵芬楼烬余书录》。《涵芬楼烬余书录》这部著作的歷史意义，需要通过我们不断的学习研究和付诸实践，才会慢慢地体现出来，或者说不断地体现出来。
张人凤：这部书读了以后，除了陈先生讲的很深刻的专业知识以外，可以看到我们中华文化的传承，一方面它有强大的生命力，从古代到近代到今天。同时读了这部书可以看到，一代代中国的学人，怎么样在各种艰难环境下面，把我们中华文化传承下来，他们的精神，我们应该学习，应该借鉴。
周武：我理解这本书，是张元济向中国文化致敬，他其实怀着非常大的敬意来编撰这本书，看这个书的时候，可以感觉到虽然是“志痛”，但实际上更重要的是，要把他的敬意也都化入到书里面去。那个时候他已经年纪很大了，他花了整整18年的时间，而且最后瘫痪在病榻上面最终完成这部书稿，了结了他此生最大的心结。他对在近代大背景底下，如何延续中华文脉的传承，事实上寄予了非常大的关怀。
（选自《北京晚报》2018年11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