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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生活中农民工几乎被排除在城市基层民主选举之外，绝大多数的农民工没有参与过城市的各种政治活动。
民工政治参与是指农民工依据国家宪法、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以及一些其他的规范性法律文件规定的制度、方式和程序向国家机关、自治组织及其工作人员提出意见和建议，或者通过国家司法机关主张诉讼权利，参与公共事务和国家事务的行为及过程。无论是从维护社会的公平、保护个人合法权利的角度出发，还是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健康快速发展的角度考虑，农民工城市政治参与权利的实现意义十分重大。
但在现实生活中农民工是几乎被排除在城市基层民主选举之外，绝大多数的农民工没有参与过城市的各种政治活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构建和谐社会与农民工政治参与问题研究”课题组于2008年11月起至2008年12月在湖南长沙市和广东广州市两地进行的“农民工公共参与与公共意识调查问卷”调研。在1256份调查问卷中，参加过城市社区居委会选举的仅占5.7%，参加过所在单位民主管理活动的仅占12.9%。对于与农民工自身政治权益密切相关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城镇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了解程度，只有2.5%的农民工表示“非常了解”，33.0%的农民工“从未听说过”。 这些调研结果都说明农民工参与城市政治活动的比例非常低。
究其原因，我国农民工政治权利在现实生活中遭受了来自经济、制度、文化及自身素质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使他们的政治权利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和落实。
制约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外因
制约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外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制度不完善。制度是一个群体获得社会资源、生存发展的重要外在环境。在现代民主制国家，有效的政治参与是靠一整套健全的制度来保障和实现的。在我国，农民工这一庞大群体的政治权利被空置与我国社会制度的不完善有密切关系。
这种制度障碍主要表现在我国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的限制。当前我国城市管理体系仍是以1958年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为基础的。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体制，人为地将国民按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区分开来，并据此将国家承担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财政负担和其他一些生活资源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长期的行政控导致城乡居民对国民财富的分配不均，对社会资源占有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集中体现在城乡居民的就业养老、医疗保险、子女教育、住房福利等权益保障方面的不平等上。从社会公平角度来说，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是一种社会屏蔽制度，它所屏蔽的对象是进入城市、为城市繁荣做出突出贡献的农民工。要改变这种不公平现象，必须改革户籍制度，逐步取消和抛弃与户口相联系的各种福利关系，剥离户籍制度所附加的诸多经济政治功能，使户口不再成为一种制度性身份，这也是消除对农民工身份歧视和使之有效进入国家政治生活的根本所在。
第二，政治参与渠道不畅通。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基层民主建设的进步，公民有效的政治参与渠道增多，民主权利实现形式日益丰富，但对于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而言，还需要开辟适合这个群体特征的政治参与渠道。比如，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国家权力机关，是公民政治参与的主要途径和利益表达的重要渠道，各个阶层的利益代表通过行使代表权影响政治决策的。农民工群体虽然数量庞大，农民工利益诉求无法通过这种制度性的渠道来实现，一直到2004年的“两会”才有史以来的出现了第一位农民工代表。此外，基层民主体系是农民工群体制度性政治参与的主要渠道，我国的基层民主制度主要包括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农村基层民主、以社区居民自治为核心的城市基层民主和以职工代表大会为核心的企业基层民主，但是这些基层民主制度都不适用于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
第三，传统政治文化的消极影响。政治文化是围绕当代社会政治、人们的政治行为和政治活动过程的一种主观意识和社会心理的反映，它包括政治意识、政治认知、政治态度、政治心理、政治观念、政治道德、政治信仰、政治价值观等方面。我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产生于以自然经济为基础和以专制主义为特征的社会，政治文化里长期保留了专制思想和家族观念。虽然新中国成立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治文化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得到进一步发展，但是受到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政治文化影响，中国的政治文化或多或少留下了传统专制主义的阴影，如等级观念、权利本位、家长作风等等封建文化观念的大量沉积，给农民工政治参与带来了负面影响。
第四，缺少新闻媒体的有效支持。电视和报纸是农民工接触频率最多的媒介，农民工接触媒介的三个最主要原因依次是看看新闻、娱乐消遣和帮助学习，增长见识，很少有农民工是为了了解政治形势而接触媒体。 在信息时代，人们通过这些大众传媒来掌握各种信息，农民工群体却很少通过媒体来了解关系自身利益的政治信息，或者利用媒体来表达政治诉求，这也是农民工政治参与比例低的重要原因之一。
制约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内因
制约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内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农民工经济地位较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治参与作为一种政治活动自然也受到这个普遍规律的制约，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现状，最终还是由农民工经济地位决定的。实践也表明，一个社会的政治参与水平与它的经济发展水平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农民工的收入和社会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还没有多余的财力和精力能够投入到政治参与中来，大部分时间不得不为生计而劳碌。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的生存环境和社会保障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日益关注，但是农民工经济地位的低下仍然是个不争的事实。农民工阶层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却没有水涨船高式地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果实，农民工依然在所生活在城市里从事着脏、累、重、险的工作，而不享有普通市民的一切权利，不仅在就业的社会福利待遇方面与城市正式职工有相当大的差距，而且在住房、医疗、劳动保险、就业稳定性、孩子入托上学等一系列城市服务方面，农民工都遇到比一般城市居民更多的困难。
农民工这一庞大群体并非缺乏政治参与的热情，沉重的经济压力和生活重担抑制了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热情。只有在有了一定的经济收入，在衣食无忧的生活状况下，农民工的政治参与的热情才能释放。
第二，农民工受教育程度较低。受教育的程度与参政经历有着明显的因果关系。一般情况下，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参与政治活动主动性较强，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其主动参与政治活动的可能性较低。我国的农民工受教育的程度普遍较低，不了解国家的相关政策、文件、法律等知识和法律，不知道自己能够享有的相关合法权利和法律赋予的维权途径。当他们需要表达政治权利或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受到损害时，不懂得或者无法充分利用法律武器捍卫自身的权益，或者是采取其它合法的、理智的方式保护自己的权益。虽然近年来农民工的整体文化素质有所提高，但总的来说，在农民工这个庞大的群体中仍然存在一个庞大的文盲和半文盲阶层。可见，农民工受教育程度低是导致农民工无法进行有效政治参与的一个主要原因。
第三，农民工政治参与意识较低。在进入城市工作之前，我国农民工基本生活在一种半封闭或小农经济状态下, 受民主政治文化影响较小，因而政治参与的态度也并不积极。大部分农民工进城一般从事体力劳动，时间长、环境差、收入低，在物质生活水平、居住条件、业余生活方式、健康状况等方面都居于弱势，是城市社会中居于边缘地位的弱势群体。农民工整日超负荷的工作，他们对于自身经济利益的关注要远远大于对政治的关注，也不会主动参与到政治活动之中，从而产生了政治冷漠感。此外，农民工政治效能感较弱。大部分农民工认为政治参与不能改变他们的经济和生活状况，对政治参与主体而言，如果所面临的选择与自己的生活没有重要联系，会认为自己的行为不能有效改变事物的发展，他们很容易放弃选举或参与政治活动。因此，即便是农民工参与了城市社区选举等政治活动，如果发现这些活动和自身利益没有紧密联系，他不会太在意自己的一票，甚至根本不去投票；只有政治参与主体意识到选票可能产生对自己有利的结果，他才会积极去投票，甚至不计较投票成本。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农民工城市政治参与问题是由多种因素综合而致：社会制度不完善、政治参与渠道不畅通、传统政治文化的消极影响、政治信息传播不畅、城市基层管理工作薄弱等等是造成农民工政治参与低的客观原因，而农民工群体素质低又直接影响了农民工政治参与的态度和积极性。这是一个伴随着我国转型期农民工问题的出现的综合性的难题，如何解决这个难题，确保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权利得以实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者单位：武汉工业学院工商学院）
民工政治参与是指农民工依据国家宪法、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以及一些其他的规范性法律文件规定的制度、方式和程序向国家机关、自治组织及其工作人员提出意见和建议，或者通过国家司法机关主张诉讼权利，参与公共事务和国家事务的行为及过程。无论是从维护社会的公平、保护个人合法权利的角度出发，还是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健康快速发展的角度考虑，农民工城市政治参与权利的实现意义十分重大。
但在现实生活中农民工是几乎被排除在城市基层民主选举之外，绝大多数的农民工没有参与过城市的各种政治活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构建和谐社会与农民工政治参与问题研究”课题组于2008年11月起至2008年12月在湖南长沙市和广东广州市两地进行的“农民工公共参与与公共意识调查问卷”调研。在1256份调查问卷中，参加过城市社区居委会选举的仅占5.7%，参加过所在单位民主管理活动的仅占12.9%。对于与农民工自身政治权益密切相关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城镇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了解程度，只有2.5%的农民工表示“非常了解”，33.0%的农民工“从未听说过”。 这些调研结果都说明农民工参与城市政治活动的比例非常低。
究其原因，我国农民工政治权利在现实生活中遭受了来自经济、制度、文化及自身素质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使他们的政治权利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和落实。
制约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外因
制约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外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制度不完善。制度是一个群体获得社会资源、生存发展的重要外在环境。在现代民主制国家，有效的政治参与是靠一整套健全的制度来保障和实现的。在我国，农民工这一庞大群体的政治权利被空置与我国社会制度的不完善有密切关系。
这种制度障碍主要表现在我国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的限制。当前我国城市管理体系仍是以1958年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为基础的。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体制，人为地将国民按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区分开来，并据此将国家承担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财政负担和其他一些生活资源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长期的行政控导致城乡居民对国民财富的分配不均，对社会资源占有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集中体现在城乡居民的就业养老、医疗保险、子女教育、住房福利等权益保障方面的不平等上。从社会公平角度来说，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是一种社会屏蔽制度，它所屏蔽的对象是进入城市、为城市繁荣做出突出贡献的农民工。要改变这种不公平现象，必须改革户籍制度，逐步取消和抛弃与户口相联系的各种福利关系，剥离户籍制度所附加的诸多经济政治功能，使户口不再成为一种制度性身份，这也是消除对农民工身份歧视和使之有效进入国家政治生活的根本所在。
第二，政治参与渠道不畅通。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基层民主建设的进步，公民有效的政治参与渠道增多，民主权利实现形式日益丰富，但对于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而言，还需要开辟适合这个群体特征的政治参与渠道。比如，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国家权力机关，是公民政治参与的主要途径和利益表达的重要渠道，各个阶层的利益代表通过行使代表权影响政治决策的。农民工群体虽然数量庞大，农民工利益诉求无法通过这种制度性的渠道来实现，一直到2004年的“两会”才有史以来的出现了第一位农民工代表。此外，基层民主体系是农民工群体制度性政治参与的主要渠道，我国的基层民主制度主要包括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农村基层民主、以社区居民自治为核心的城市基层民主和以职工代表大会为核心的企业基层民主，但是这些基层民主制度都不适用于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
第三，传统政治文化的消极影响。政治文化是围绕当代社会政治、人们的政治行为和政治活动过程的一种主观意识和社会心理的反映，它包括政治意识、政治认知、政治态度、政治心理、政治观念、政治道德、政治信仰、政治价值观等方面。我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产生于以自然经济为基础和以专制主义为特征的社会，政治文化里长期保留了专制思想和家族观念。虽然新中国成立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治文化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得到进一步发展，但是受到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政治文化影响，中国的政治文化或多或少留下了传统专制主义的阴影，如等级观念、权利本位、家长作风等等封建文化观念的大量沉积，给农民工政治参与带来了负面影响。
第四，缺少新闻媒体的有效支持。电视和报纸是农民工接触频率最多的媒介，农民工接触媒介的三个最主要原因依次是看看新闻、娱乐消遣和帮助学习，增长见识，很少有农民工是为了了解政治形势而接触媒体。 在信息时代，人们通过这些大众传媒来掌握各种信息，农民工群体却很少通过媒体来了解关系自身利益的政治信息，或者利用媒体来表达政治诉求，这也是农民工政治参与比例低的重要原因之一。
制约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内因
制约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内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农民工经济地位较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治参与作为一种政治活动自然也受到这个普遍规律的制约，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现状，最终还是由农民工经济地位决定的。实践也表明，一个社会的政治参与水平与它的经济发展水平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农民工的收入和社会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还没有多余的财力和精力能够投入到政治参与中来，大部分时间不得不为生计而劳碌。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的生存环境和社会保障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日益关注，但是农民工经济地位的低下仍然是个不争的事实。农民工阶层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却没有水涨船高式地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果实，农民工依然在所生活在城市里从事着脏、累、重、险的工作，而不享有普通市民的一切权利，不仅在就业的社会福利待遇方面与城市正式职工有相当大的差距，而且在住房、医疗、劳动保险、就业稳定性、孩子入托上学等一系列城市服务方面，农民工都遇到比一般城市居民更多的困难。
农民工这一庞大群体并非缺乏政治参与的热情，沉重的经济压力和生活重担抑制了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热情。只有在有了一定的经济收入，在衣食无忧的生活状况下，农民工的政治参与的热情才能释放。
第二，农民工受教育程度较低。受教育的程度与参政经历有着明显的因果关系。一般情况下，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参与政治活动主动性较强，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其主动参与政治活动的可能性较低。我国的农民工受教育的程度普遍较低，不了解国家的相关政策、文件、法律等知识和法律，不知道自己能够享有的相关合法权利和法律赋予的维权途径。当他们需要表达政治权利或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受到损害时，不懂得或者无法充分利用法律武器捍卫自身的权益，或者是采取其它合法的、理智的方式保护自己的权益。虽然近年来农民工的整体文化素质有所提高，但总的来说，在农民工这个庞大的群体中仍然存在一个庞大的文盲和半文盲阶层。可见，农民工受教育程度低是导致农民工无法进行有效政治参与的一个主要原因。
第三，农民工政治参与意识较低。在进入城市工作之前，我国农民工基本生活在一种半封闭或小农经济状态下, 受民主政治文化影响较小，因而政治参与的态度也并不积极。大部分农民工进城一般从事体力劳动，时间长、环境差、收入低，在物质生活水平、居住条件、业余生活方式、健康状况等方面都居于弱势，是城市社会中居于边缘地位的弱势群体。农民工整日超负荷的工作，他们对于自身经济利益的关注要远远大于对政治的关注，也不会主动参与到政治活动之中，从而产生了政治冷漠感。此外，农民工政治效能感较弱。大部分农民工认为政治参与不能改变他们的经济和生活状况，对政治参与主体而言，如果所面临的选择与自己的生活没有重要联系，会认为自己的行为不能有效改变事物的发展，他们很容易放弃选举或参与政治活动。因此，即便是农民工参与了城市社区选举等政治活动，如果发现这些活动和自身利益没有紧密联系，他不会太在意自己的一票，甚至根本不去投票；只有政治参与主体意识到选票可能产生对自己有利的结果，他才会积极去投票，甚至不计较投票成本。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农民工城市政治参与问题是由多种因素综合而致：社会制度不完善、政治参与渠道不畅通、传统政治文化的消极影响、政治信息传播不畅、城市基层管理工作薄弱等等是造成农民工政治参与低的客观原因，而农民工群体素质低又直接影响了农民工政治参与的态度和积极性。这是一个伴随着我国转型期农民工问题的出现的综合性的难题，如何解决这个难题，确保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权利得以实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者单位：武汉工业学院工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