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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建设和谐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一系列重要思想，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崭新平台。同时为建构当代形态美学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为中国的当代美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划时代语境。
在和谐社会语境中，审美理想和社会理想，艺术发展和社会进步，民族文化传统和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等各种视界交汇融合，展现出中国当代美学形态转换与体系建构的广阔前景。
一
在审美的历史上，美是以多种形态出现的，每一个时代的审美理想，每一个大的审美思潮，都是与一定时期社会相联系的，审美理想和社会理想，艺术发展和社会关系的具体性质之间存在着依赖关系。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大战略思想，是在新形势下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新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建立当代形态的美学理论，首先应该在观念上统一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上来。
和谐社会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理想社会，这种理想社会形态需要健全和完善合理的社会结构，通过健康地可持续地向前发展，从和谐的低级形态走向和谐的高级形态。使现实性和理想性辩证统一，最终达到和实现的是人的全面发展。
所谓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人身上精神力量和肉体（物质）力量处于自由的、和谐的统一之中，而不是精神力量与肉体（物质）力量互相压制。但是，要使人达到自由的发展，使它的肉体力量与精神力量能够和谐地发展，而不互相压制，就需要有相应的社会条件，需要一种周围世界作为它达到实现的一般基础。然而，并不是任何一种社会的制度和国家制度都对人的发展同样有利，都能成为发展人的精神本性和肉体本性的不同方面提供同样的广阔天地，以有利于人自由发展。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一般世界情况对人的自由发展是有利，从而对艺术的繁荣最有利，最能实现艺术的理想呢？只有社会和个人之间没有对抗，而且存在着直接的、生动的统一，个人一方面是完全自由的，一方面又完全服从于社会共同的理想的这样一种性质的世界情况，才有利于人的自由发展，从而才能有利于艺术的繁荣，同时也最能实现艺术的理想。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归宿来看，只有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后阶段——共产主义社会，人的自由自觉的本质才能真正全面实现，人类的一切活动则是自由的创造，都带有审美的性质，正如马克思在《一八八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论述的，共产主义“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是人与自然界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然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①。马克思还深刻预见“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人都是艺术家”。因此说我们党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从根本上来讲，是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同时为实现审美理想和社会理想的统一。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中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它涉及到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和领域，其中建设和谐文化是重要的一维。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是一种先进的文化、科学的文化、创新的文化。它包含着和谐社会全部的价值和理想。从价值的层面上来讲，它促进人与社会、人与人、个体与群体、人与自然的和谐；从理想的层面来讲，它支撑人们的精神世界，引导人们向更高的和谐社会迈进。当代美学和当代艺术是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美是和谐，和谐即美，和谐是美学的一个最核心范畴。周来祥先生在对美是和谐的逻辑分析中指出了和谐的四层含义：“（１）形式的和谐。人、物、艺术、外在因素的大小、比例及其组合的均衡、和谐（形式美）。（２）内容的和谐。即主观与客观、心与物、情感与理智的和谐（内容美）。（３）形式和内容的和谐统一（生活美，特别是艺术美更以此为主要的要求）。从唯物主义说，首先是内容的和谐，内容的和谐要求着形式的和谐，并规定着内容和形式之间的和谐统一。（４）而内容的和谐又被决定于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个体与社会的和谐自由关系，这种和谐自由的关系集中体现为完美的、发展的人（艺术中则体现为理想的典型和意境）。所以和谐为美，归根结底是以全面发展的人为理想。”② 如果我们把这一和谐美的逻辑内容具体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功能结构中，那么，和谐美学不仅是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一个有机部分，而且和谐美学本身充分地包含、展现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精神。
二
党中央提出的建设和谐文化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既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的理论概括，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和谐文化构建和谐社会的科学论述的当代发展和理论创新，同时又是对以和谐为主要特征的中华民族文化的和谐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中华民族文化的和谐传统是在中华民族独立自存的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因此是古老的、纯种的、发育完善的、自生根的和谐文化。这种和谐文化传统充分体现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相和谐的“和合”精神，以及在审美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宗教性格和伦理性格。
中国古代和谐文化创立者华夏民族的原始初民生活在气候温和的内陆腹地，狩猎、农耕是当时他们的主要生存和生产方式。在这种生存生产方式中自然环境对他们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风调雨顺，初民们则得以生息繁衍，反之，则面临巨大的生存危险，这就造就了初民们与自然环境的—种亲密关系。对于山川草木、星云雷电，他们怀着一种深切的依赖、依恋情感，于是在劳作之余、收获之后，他们围着篝火起舞欢唱，感谢自然的体恤和顾惜。在这些原始的艺术活动中，初民们体味着与自然神灵交往融合的无限安慰和快乐，个体的有限和无助在其中得到了有效的缓解和消融，这里，孕育着初民们审美意识的最初萌芽。这些原始舞蹈、歌唱逐渐演变成后来的祭祀礼仪，与神灵对话的意识加强了，在对话中人们更加坚信他们能够与自然神灵彼此了解、相互交流进而融为一体，于是人与自然“和谐一体”的观念树立起来了。中国社会由原始至奴隶而封建，社会形态尽管有所更变，以氏族土地所有制和血缘宗亲关系为主的社会组织方式却一直未被破坏。因此，初民们建立起来的原始观物方式和天人和谐的观念也被保留下来，并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不断充实完善，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和关键，也成为独具魅力的中国古典美学的文化根基和特征渊源。
中国传统和谐文化关注的焦点是人，是人与外部环境的和谐，这包括人与社会的和谐和人与自然的和谐两个层次。这使得它不仅要解决人在社会中安身立命的问题，还要关注人的心灵的安适与自由。逐渐发展起来的庞大、稳固的伦理文化指导人们如何在社会中各居其位、和谐生存，作为其补充和延伸的中国古典艺术精神则回答了心灵如何超越个体和有限、超越社会的拘役和人世的牵绊达到与自然宇宙同游的自由境界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国传统和谐文化特别富有美学意义和精神，或者说中国古典美学和艺术精神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着崇高的地位。
天人和谐的文化观念不仅造就了传统文化的美学品格，还孕育了其独特的观察和把握世界的方式。它以无为本，认为有无不是对立而是可以相融相生的；它重整体、重模糊、重感性直观、主张心灵体悟，这使它能够在有限中超越自身而通向无限，不依赖具体手段而直接达到对整体的把握，使它能够运用直觉省略一切中间环节，直接抓住整体中有决定意义的本质的东西，体悟和利用宇宙大化而达到心灵自由。中国传统文化独特的美学品格和思维方式正蕴涵着中国古典美学现代发展的巨大可能性，但其生长点的确定还要通过与西方文化与美学特征的对比以及对现代美学人文背景的考察才能显现出来。
西方文化和美学思想的发展所走过的一条与中国完全不同的道路，游牧和航海生活使西方人从一开始就特别注重对外部自然规律的探索。与中国的天人和谐观念不同，西方的人与自然是分裂、对立的。人不是作为自然的一分子而是自然的征服者和主宰者。这种天人分裂的观念使西方文化注重理性，崇尚工具，追求明晰确定的实在，西方的审美意识便是从这种人对自然的征服和胜利，对自然的肯定和礼赞中孕育生长起来的，对实在、明晰、确定性的追求是西方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对外部实在和确定性的追求使其自然科学的发展特别是在近代突飞猛进，远远超出了东方；对内部实在和明晰性追求的结果，是理性主义统治了西方现代以前的全部心灵史。但到了现代，崇尚科学和理性的西方渐渐发现其文化中存在着无法解决的内部矛盾；现象与本质的对应并不如理性预言的那样齐整；意识与无意识呈现的是两个全然不同的世界；“测不准定律”更是给自认为能穷尽物理的自然科学界以沉重一击……对明晰的追求得到的是模糊，对确定性的崇尚受到了无法确定的现实的嘲讽，理性和科学在现代遇到了全面怀疑和挑战，于是现代派纷起。
西方文化的现代危机根源于它天人分裂的文化观念。人总是也只能是在自身所及的范围内认识出世界，创造明晰的形式，发展理性。但这种认识和发展不可避免地带有人的主观局限，其深度和广度也必然要依赖于人的主体力量的发展程度。人在有限时空，有限的主体认识能力中要穷尽无穷自然，把握无限宇宙这本身是个无法彻底实现的目标，因此西方理性发展到现代出现了无法解决的内在矛盾。要走出困境，需从更高更广阔的思维视角重新审视人自身在自然宇宙中的位置和当下的生存境遇，这正是现代西方思潮的总体思路。
美学研究的对象是审美活动，所谓审美活动，应理解为人类对自身作为有限的个体和生命的超越活动，审美愉悦正是来自这种超越带来的对主体的肯定和激赏。从以上中西文化内在结构的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在现代以前的审美愉悦主要源自心灵对外在自然的把握。在这里，心灵只是超越了与自身相对立的有限自然，在对这有限自然的把握和认识中肯定、赞赏主体力量，但它尚未自赏到心灵本身的有限，更未能自觉寻找超越心灵自身局限的途径。应该说，西方古典美学所涵盖的审美活动只是他们的理性认识活动的副产品，美学和艺术活动尚未取得其真正应有的地位。相比之下，中国古典美学一开始就抓住了人超越个体和有限而进入真正的审美境界的关键：生也有涯，但心灵可以与自然宇宙同生死，无际无涯。这得益于天人和谐的文化观念和思维方式。中国古典美学将人的审美心灵定位于自然相融洽相同一的大化之心，为有限的个体和生命找到了心灵永久的安顿之所，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较西方更高层次上的美学和人的性灵的自觉。也正是因此，我们说中国古典美学蕴涵着现代发展的巨大可能性。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古典美学优于西方美学，在现时代我们只需谨守传统便可以诠释当下的审美现象，事实上，与西方理性主义美学的现代危机相呼应，中国古典艺术和美学精神在现代也走入了困境，深入剖析这一困境的深层内容，是我们寻找古典美学现代突破点的必要步骤。
人的精神和心灵生活尽管相对物质生活有一定的独立性，文化的发展一般说来会有自己独立的路线，但经济的发展状况最终会以曲折的方式影响、最后决定文化的时代色彩和具体形态。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经济的发展是缓慢的，诗画作为古典艺术的主流几乎历时千年未变。当然，这其中更有传统文化轻工具理性、轻技术技法的思想对艺术手段和形式发展的不利影响。到了明代，经济的缓慢积累终于形成了繁荣的市场，市民阶层的出现、新的经济因素的出现影响到了传统的文化艺术领域，晚明人文浪漫思潮中戏曲、小说等新的艺术样式的生成就是突出的表现。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惰性太大了，仍居统治地位的封建意识也不允许新的艺术形式自由地传播新的思想，因此，这一时期虽然艺术更新发展的可能性出现了，但新艺术形式的发展仍十分缓慢。只有到了近代封建经济方式的崩溃和西方经济的入侵才彻底破坏了传统的以农耕为主的宁静生活，人们的视野被拓展，生活方式多样化了，现象界变得复杂起来，情感和心灵活动不可能仍像以前那样纯静单一。多样化了的社会生活和复杂化的心灵现象呼唤多样化的艺术方式和手段表达人们的审美感受，抒发心灵情感。传统诗画中的玄远意境显然已经不能涵盖现代审美情感，韵律悠扬的诗词曲赋也因文言与现代汉语的隔膜失去了继续成为现代艺术形式的可能：一方面是天人和谐的传统美感根基被破坏了，与自然同一的自足人格和心灵在现代社会受到越来越严重的侵蚀；另一方面表达主体复杂化的心灵的艺术手段依然陈旧、单一，这是古典美学和艺术陷入现代危机的关键之一。
危机的另一个内在原因是新的经济文化背景下的主体性的现代自觉。如我们在分析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时见到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关注的是人的现世生存和心灵自由问题，人们崇尚的自由首先是社会生活的自由，这自由获得的前提是恪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绝对原则，遭逢乱世或怀才不遇，便转向“游心于道”的庇所，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建功立业的宏图大志与逍遥物外的清高情怀是中国古典诗画的主要内容。但仔细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游心于物的艺术精神尽管突破了个体和有限的囿苑，在宇宙大化中获得了心灵的自由，但这种自由美感的获得不是以肯定主体而是以放弃、背离主体为代价的。在这里，人融入了自然大化，但是也被非人化、物化了，“至美至乐”的心灵愉悦也只是因为无欲无求，与世、与己无争；大化境界的获得是脱离现实生存、虚化主体的结果。超越现实与社会的艺术精神是对个性、主体的背弃，在现世人生中生长起来的伦理精神更是对个体独立心灵价值的否定，不同的是前者将个体化入自然、后者将个体消解于人伦规范。于是我们便看到这样一幅因果相悖的图景：以人为中心、人的心灵自由为旨归的中国古典美学越走向它的成熟形态越表现出对人的主体性的否定和背弃。
与成熟形态的中国古典艺术精神中对主体的背弃相对应，是新的经济因素新的文化背景中主体性的现代自觉。这以明末的浪漫洪流为先声，经新文化运动发展壮大，到改革开放以后的时期而形成不可逆转的精神主潮。传统的美学与当下主体自觉的时代精神显然是相冲突的，这是中国古典美学现代危机的另一个原因。
曾有研究者指出：西方的科学理性是一柄双刃剑，它在刺破人自身之外的未知自然的沉沉黑幕的同时，也伤害了人作为自然本身的生动完整性，使人孤立于外在自然、找不到安顿心灵的永恒家园。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感性直观也是一柄双刃剑，它一面消除人与自然之界，突破个体的有限而使其进入大化自然获得超越和永生，—面也扼杀了人作为自然中独立个体的自主性，压抑了个体的多样发展，导致主体的萎缩乃至丧失。于是我们看到：西方的主体观念、人神对立观念促进着西方文化中理性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也正是人神对置的主体性观念阻碍了他们超越心灵局限的步伐，使其无法实现诗意栖居的理想；同样，中国传统的天人和谐的观念突破了有限与无限自然的隔绝，而其重整体、轻工具，重感性、轻理性的思维模式又使得人的心性在具体的、无限丰富多样的现象界中无法得到发展完善，妨碍了主体心灵触角的自由伸展和生长，从而同样不能真正完全地达到心灵自由的审美境界——文化的发展中充满了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不同的文化从不同的方向拓展着人类的精神原野，从不同的角度完善着人类的心灵。
以上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深层结构的分析，我们看到了中国古典美学现代发展的可能性和其陷入现代危机的两方面内在原因，由此我们或许可以尝试确定其现代化的生长点。
艺术理论的建设也有类似的情形。我们曾有丰富的古典美学思想，这些美学思想散落在诸多的诗论、画论、书论中，理论形式也是感悟、印象式的。许多古典艺术理论著作本身也是极优秀的艺术作品。这种特殊的理论模式固然是重整体、轻理性思维的表现，却也是独特的古典艺术本身决定的。以中国古典美学中最重要的“意境”理论为例，其产生是在“恍若神助”、“然遗其身”的状态中；其表达的是“言外之意”、“境外之境”；其追求的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在“意境”中情理是交融无隙的，言、意是无迹可寻的。在这样和谐、感情的艺术面前，理性的分析显然无力无用。古典艺术理论总结的是古典艺术，用它指导和解说内容、形式都已变化了的现代艺术当然会出现“失语”的现象。现代艺术理论的建设需要在深入研究当下艺术现象的前提下，充分发展其分支部门，如艺术心理学、社会学、哲学等等。同样，这种发展既可能是源于古典艺术理论，也可能是外来理论的引入和运用。
但是，古典“和谐”精神的被破坏，古典艺术理论和形式的不适于现当代，并不意味着中国古典美学的完全终结和彻底断裂。正如我们在前文中已经指出的，古典美学中仍蕴含着当代发展的巨大可能性。以物观物的体察方式，不仅超越外在而且超越心灵本身的思维方式和视角，都会在当代艺术和美学的发展途中起到防止误入迷途的重要作用。当代美学的发展会在很多方面借助西方的智慧成果，但因为这深厚的文化和艺术背景的存在，我们决不会仅仅是步西方的后尘。曾经的思想精华尽管不会再以具体的艺术、理论形式再现，但它肯定会以被浓缩了的方式沉入我们的无意识，在我们的艺术、理论成熟之时流溢其中。
中华民族和谐文化传统曾为人类心灵的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中国古典美学和古典艺术更有着无数令人陶醉的珍品传统。在今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深入挖掘中华民族和谐文化传统和中国古典美学的深层内涵，在与西方文化、西方美学的交流对话中实现其现代转型，是每一个美学研究者、每—个人类心灵关怀者的责任。
三
在和谐社会语境中，当代形态的和谐美学应充分体现现代和谐观，在审美理想、审美观念、审美趣味中贯穿着更高的辩证和谐精神。
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一个动态的、充满活力的社会有机体，它有着一个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的发展过程。在某一发展阶段，会出现矛盾、冲突、对立等不和谐因素。就目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过程中而言，不可避免出现的经济结构的不合理、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文化教育资源分配不平等、环境破坏等诸多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交织在一起，自然会出现个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不和谐现象。这种不和谐现象只具有阶段性、暂时性特征，只要我们站在现代人的自觉辩证思维的高度来解决这一矛盾和问题，最终必定达到一种更高的和谐。和谐与矛盾、对立与冲突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事物本身既存在着差异、矛盾、对立和冲突一面，也存在着统一、同一、融合与和谐一面。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追求和谐精神，并不是否认矛盾，不要斗争，而是站在现代人思维高度认识矛盾，通过一些积极有效的方式来解决矛盾、化合冲突，自觉地经受斗争的磨炼，逐步健全和完善合理的社会结构，通过健康地可持续地向前发展，使社会主义社会从和谐的初级形态走向和谐的高级形态。即是一个个体与社会、人与自然、理想与现实、自由与必然由矛盾对立走向和谐统一的社会现实。
在美的历史上，大致形成了像周来祥先生所总结的美的三大历史形态，即古典和谐美，近代的崇高和现代新型的和谐美。“古典的和谐美是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个体与社会、自由与必然素朴的和谐统一；近代崇高是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个体与社会、自由与必然在统一中偏重于对立；而现代新型的和谐美，则是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个体与社会、自由与必然在深刻对立的基础上重新达到更高层次的和谐统一。”③ 当代形态的和谐美学和新型的对立统一的和谐美，它应不断促进主体与客体、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身关系平衡和协调，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强大的精神力量。
当代形态的和谐美学，不仅是作为一种理论、作为一种体系来建构，更重要的是将被用于解决个人、社会以及世界的生活问题，表现出一种全球性关怀，创造出更有价值的生活，来弥补经济全球化的不足，从而丰富人们的生活，有益于人类的全面发展。那么，什么是全球性关怀？我们认为全球性关怀主要内容是关注人类生存的根基——地球、人与自然、人与生态的和谐，打破以人类为中心封闭的体系，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我和你”的关系，而不是“我和它”的关系。总之，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是21世纪以及未来世纪的主题。早在1946年海德格尔在《论人类中心的信》中在反对西方传统的“以人为中心”的同时，发出了“拯救地球”的呼吁，并明确声明与西方传统的人类中心论决裂。他认为，欧洲许多世纪以来，一直以人为中心，以人为主宰，把大自然看成征服和进攻的对象，无限制地通过近现代技术去对大自然进行掠夺和剥削，势必最终破坏人类的基本生存条件，危及人类生存。因此，他在后期集中反对欧洲传统的人类中心论，强调人类与大自然应该共生共荣。④ 世界级的大学者汤因比在与池田大作1973年5月的对话中，明确提出在未来的世纪里，应“寻求终极的实体”。所谓“终极实体”，既不是人，也不是神，而是包含在宇宙生命内部的“法”。这种“法”是宇宙的各种现象的根本规律，是在宇宙的森罗万象之间保持协调的各种法则的根本的实体——地球。他说，人如果陷于自私，按自我中心的思维来放纵自己，那就会打乱这种协调。相反，如果立志寻求包含在宇宙生命内部的“法”，那就会恢复宇宙的协调。⑤ 在寻求宇宙的内在生命、寻求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生态和谐共处的方案中，这些世界级的大学者们不约而同地“奔向东方”。如汤因比博士说，如果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出生，他希望“生为印度的鸟”；如果必须要出生为人的话，他“希望出生在中国”，因为他感到中国对全人类的未来将会起重要的作用。他表示希望中国为世界的统一做出贡献，努力争取使世界的潮流从以物质为中心的方向朝以精神为中心的方向转变。⑥ 罗素也指出，中国如能取得政治、特别是文化上的独立，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就可以形成与近代西方的物质文明不同的新的文明。他确信，今后中国将在“最关键的时刻给予人类以全新的希望……这个希望是可以实现的，因此中国将取得最高的地位”⑦。杜维明教授在谈到西方困境与儒家资源时指出：“西方现代化从19世纪，在西方中心论形成以后，出现了一个强烈的人类中心主义。在这强烈的人类中心主义后面导引它的是一种浮士德精神。这是一种要了解世界、征服世界、永不知足的精神：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甚至灵魂都可以出卖。而且，其后面有工具理性。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离开了神学，离开了神学的领域。神学的魔咒被解除以后，人类对自然进行了大规模的掠夺，来征服自然，人定胜天……这股力量为人类造成了两大困境：第一，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人类对环境的破坏达到这样惊人的程度，使得人类自身的生存也成了问题。人使许多其他的种类灭绝，结果是人类可能也会成为一种灭绝的种类。第二是各种不同社群的解体，从家庭一直到人类社群。西方自法国大革命提出自由平等博爱。博爱的意思就是社群，但是社群的价值在现代西方没有充分的发展，越来越走向个人主义。家庭，族群，社会，国家，都在一种解体的过程中。”在谈到吸收外来文化资源时杜维明明确提出，一种来自西方传统本身，譬如说回到希腊，回到希伯莱，回到基督教去吸收养分。二是回到非西方的轴心文明，包括佛教、回教。三是从原住民那里学习：像美国的印第安人，新西兰的毛利人，中国的少数民族等。并说：“如果世界有预言家的话，地球就是预言家，告诉我们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真正能够听到地球的声音，听到地球预言的，就是这些和泥土和社群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原住民，他们有敬畏、爱护自然环境的最基本的知识。”四是要吸收西方社会本身掀起的有普世意义的一些运动，如环保运动、女权主义运动、多元宗教的运动，甚至后现代主义所提出的一些有价值的东西。⑧
当代和谐美学的终极目的是人类的和谐，个体与群体、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当代和谐美学与宗教、伦理相通，它超出美学之外作为一种治愈技术文明疾症的良药，其重人与自然亲和共生的特性有助于“生态伦理学”的形成。当代和谐美学以不同的方式呈现了对生命、生活、人生、感性、世界的肯定和执着。“主张为生命、生存、生活而积极活动，要求在活动中保持人际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与作为环境的外在自然的和谐与作为身体、情欲的内在自然的和谐）。”⑨ 自觉地运用这一生存智慧，可以有效地整合当代人类所面临的人与自然的紧张、人与社会的对峙、人与人的疏离等价值难题。
注 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0页
②③周来祥：《文艺美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8页。
④参见宋祖良：《拯救地球和人类未来——海德格尔的后期思想》。
⑤⑥参见《池田大作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21页、第322页。
⑦山本新等编：《未来属于中国——汤因比论中国传统文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9页。
⑧《新儒家、全球化与古代文论——杜维明教授访谈录》，《中外文化与文论》第五辑，第73页。
⑨李泽厚：《试谈中国的智慧》，《李泽厚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第76页。
（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文学院）
在和谐社会语境中，审美理想和社会理想，艺术发展和社会进步，民族文化传统和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等各种视界交汇融合，展现出中国当代美学形态转换与体系建构的广阔前景。
一
在审美的历史上，美是以多种形态出现的，每一个时代的审美理想，每一个大的审美思潮，都是与一定时期社会相联系的，审美理想和社会理想，艺术发展和社会关系的具体性质之间存在着依赖关系。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大战略思想，是在新形势下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新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建立当代形态的美学理论，首先应该在观念上统一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上来。
和谐社会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理想社会，这种理想社会形态需要健全和完善合理的社会结构，通过健康地可持续地向前发展，从和谐的低级形态走向和谐的高级形态。使现实性和理想性辩证统一，最终达到和实现的是人的全面发展。
所谓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人身上精神力量和肉体（物质）力量处于自由的、和谐的统一之中，而不是精神力量与肉体（物质）力量互相压制。但是，要使人达到自由的发展，使它的肉体力量与精神力量能够和谐地发展，而不互相压制，就需要有相应的社会条件，需要一种周围世界作为它达到实现的一般基础。然而，并不是任何一种社会的制度和国家制度都对人的发展同样有利，都能成为发展人的精神本性和肉体本性的不同方面提供同样的广阔天地，以有利于人自由发展。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一般世界情况对人的自由发展是有利，从而对艺术的繁荣最有利，最能实现艺术的理想呢？只有社会和个人之间没有对抗，而且存在着直接的、生动的统一，个人一方面是完全自由的，一方面又完全服从于社会共同的理想的这样一种性质的世界情况，才有利于人的自由发展，从而才能有利于艺术的繁荣，同时也最能实现艺术的理想。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归宿来看，只有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后阶段——共产主义社会，人的自由自觉的本质才能真正全面实现，人类的一切活动则是自由的创造，都带有审美的性质，正如马克思在《一八八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论述的，共产主义“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是人与自然界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然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①。马克思还深刻预见“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人都是艺术家”。因此说我们党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从根本上来讲，是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同时为实现审美理想和社会理想的统一。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中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它涉及到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和领域，其中建设和谐文化是重要的一维。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是一种先进的文化、科学的文化、创新的文化。它包含着和谐社会全部的价值和理想。从价值的层面上来讲，它促进人与社会、人与人、个体与群体、人与自然的和谐；从理想的层面来讲，它支撑人们的精神世界，引导人们向更高的和谐社会迈进。当代美学和当代艺术是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美是和谐，和谐即美，和谐是美学的一个最核心范畴。周来祥先生在对美是和谐的逻辑分析中指出了和谐的四层含义：“（１）形式的和谐。人、物、艺术、外在因素的大小、比例及其组合的均衡、和谐（形式美）。（２）内容的和谐。即主观与客观、心与物、情感与理智的和谐（内容美）。（３）形式和内容的和谐统一（生活美，特别是艺术美更以此为主要的要求）。从唯物主义说，首先是内容的和谐，内容的和谐要求着形式的和谐，并规定着内容和形式之间的和谐统一。（４）而内容的和谐又被决定于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个体与社会的和谐自由关系，这种和谐自由的关系集中体现为完美的、发展的人（艺术中则体现为理想的典型和意境）。所以和谐为美，归根结底是以全面发展的人为理想。”② 如果我们把这一和谐美的逻辑内容具体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功能结构中，那么，和谐美学不仅是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一个有机部分，而且和谐美学本身充分地包含、展现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精神。
二
党中央提出的建设和谐文化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既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的理论概括，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和谐文化构建和谐社会的科学论述的当代发展和理论创新，同时又是对以和谐为主要特征的中华民族文化的和谐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中华民族文化的和谐传统是在中华民族独立自存的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因此是古老的、纯种的、发育完善的、自生根的和谐文化。这种和谐文化传统充分体现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相和谐的“和合”精神，以及在审美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宗教性格和伦理性格。
中国古代和谐文化创立者华夏民族的原始初民生活在气候温和的内陆腹地，狩猎、农耕是当时他们的主要生存和生产方式。在这种生存生产方式中自然环境对他们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风调雨顺，初民们则得以生息繁衍，反之，则面临巨大的生存危险，这就造就了初民们与自然环境的—种亲密关系。对于山川草木、星云雷电，他们怀着一种深切的依赖、依恋情感，于是在劳作之余、收获之后，他们围着篝火起舞欢唱，感谢自然的体恤和顾惜。在这些原始的艺术活动中，初民们体味着与自然神灵交往融合的无限安慰和快乐，个体的有限和无助在其中得到了有效的缓解和消融，这里，孕育着初民们审美意识的最初萌芽。这些原始舞蹈、歌唱逐渐演变成后来的祭祀礼仪，与神灵对话的意识加强了，在对话中人们更加坚信他们能够与自然神灵彼此了解、相互交流进而融为一体，于是人与自然“和谐一体”的观念树立起来了。中国社会由原始至奴隶而封建，社会形态尽管有所更变，以氏族土地所有制和血缘宗亲关系为主的社会组织方式却一直未被破坏。因此，初民们建立起来的原始观物方式和天人和谐的观念也被保留下来，并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不断充实完善，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和关键，也成为独具魅力的中国古典美学的文化根基和特征渊源。
中国传统和谐文化关注的焦点是人，是人与外部环境的和谐，这包括人与社会的和谐和人与自然的和谐两个层次。这使得它不仅要解决人在社会中安身立命的问题，还要关注人的心灵的安适与自由。逐渐发展起来的庞大、稳固的伦理文化指导人们如何在社会中各居其位、和谐生存，作为其补充和延伸的中国古典艺术精神则回答了心灵如何超越个体和有限、超越社会的拘役和人世的牵绊达到与自然宇宙同游的自由境界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国传统和谐文化特别富有美学意义和精神，或者说中国古典美学和艺术精神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着崇高的地位。
天人和谐的文化观念不仅造就了传统文化的美学品格，还孕育了其独特的观察和把握世界的方式。它以无为本，认为有无不是对立而是可以相融相生的；它重整体、重模糊、重感性直观、主张心灵体悟，这使它能够在有限中超越自身而通向无限，不依赖具体手段而直接达到对整体的把握，使它能够运用直觉省略一切中间环节，直接抓住整体中有决定意义的本质的东西，体悟和利用宇宙大化而达到心灵自由。中国传统文化独特的美学品格和思维方式正蕴涵着中国古典美学现代发展的巨大可能性，但其生长点的确定还要通过与西方文化与美学特征的对比以及对现代美学人文背景的考察才能显现出来。
西方文化和美学思想的发展所走过的一条与中国完全不同的道路，游牧和航海生活使西方人从一开始就特别注重对外部自然规律的探索。与中国的天人和谐观念不同，西方的人与自然是分裂、对立的。人不是作为自然的一分子而是自然的征服者和主宰者。这种天人分裂的观念使西方文化注重理性，崇尚工具，追求明晰确定的实在，西方的审美意识便是从这种人对自然的征服和胜利，对自然的肯定和礼赞中孕育生长起来的，对实在、明晰、确定性的追求是西方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对外部实在和确定性的追求使其自然科学的发展特别是在近代突飞猛进，远远超出了东方；对内部实在和明晰性追求的结果，是理性主义统治了西方现代以前的全部心灵史。但到了现代，崇尚科学和理性的西方渐渐发现其文化中存在着无法解决的内部矛盾；现象与本质的对应并不如理性预言的那样齐整；意识与无意识呈现的是两个全然不同的世界；“测不准定律”更是给自认为能穷尽物理的自然科学界以沉重一击……对明晰的追求得到的是模糊，对确定性的崇尚受到了无法确定的现实的嘲讽，理性和科学在现代遇到了全面怀疑和挑战，于是现代派纷起。
西方文化的现代危机根源于它天人分裂的文化观念。人总是也只能是在自身所及的范围内认识出世界，创造明晰的形式，发展理性。但这种认识和发展不可避免地带有人的主观局限，其深度和广度也必然要依赖于人的主体力量的发展程度。人在有限时空，有限的主体认识能力中要穷尽无穷自然，把握无限宇宙这本身是个无法彻底实现的目标，因此西方理性发展到现代出现了无法解决的内在矛盾。要走出困境，需从更高更广阔的思维视角重新审视人自身在自然宇宙中的位置和当下的生存境遇，这正是现代西方思潮的总体思路。
美学研究的对象是审美活动，所谓审美活动，应理解为人类对自身作为有限的个体和生命的超越活动，审美愉悦正是来自这种超越带来的对主体的肯定和激赏。从以上中西文化内在结构的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在现代以前的审美愉悦主要源自心灵对外在自然的把握。在这里，心灵只是超越了与自身相对立的有限自然，在对这有限自然的把握和认识中肯定、赞赏主体力量，但它尚未自赏到心灵本身的有限，更未能自觉寻找超越心灵自身局限的途径。应该说，西方古典美学所涵盖的审美活动只是他们的理性认识活动的副产品，美学和艺术活动尚未取得其真正应有的地位。相比之下，中国古典美学一开始就抓住了人超越个体和有限而进入真正的审美境界的关键：生也有涯，但心灵可以与自然宇宙同生死，无际无涯。这得益于天人和谐的文化观念和思维方式。中国古典美学将人的审美心灵定位于自然相融洽相同一的大化之心，为有限的个体和生命找到了心灵永久的安顿之所，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较西方更高层次上的美学和人的性灵的自觉。也正是因此，我们说中国古典美学蕴涵着现代发展的巨大可能性。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古典美学优于西方美学，在现时代我们只需谨守传统便可以诠释当下的审美现象，事实上，与西方理性主义美学的现代危机相呼应，中国古典艺术和美学精神在现代也走入了困境，深入剖析这一困境的深层内容，是我们寻找古典美学现代突破点的必要步骤。
人的精神和心灵生活尽管相对物质生活有一定的独立性，文化的发展一般说来会有自己独立的路线，但经济的发展状况最终会以曲折的方式影响、最后决定文化的时代色彩和具体形态。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经济的发展是缓慢的，诗画作为古典艺术的主流几乎历时千年未变。当然，这其中更有传统文化轻工具理性、轻技术技法的思想对艺术手段和形式发展的不利影响。到了明代，经济的缓慢积累终于形成了繁荣的市场，市民阶层的出现、新的经济因素的出现影响到了传统的文化艺术领域，晚明人文浪漫思潮中戏曲、小说等新的艺术样式的生成就是突出的表现。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惰性太大了，仍居统治地位的封建意识也不允许新的艺术形式自由地传播新的思想，因此，这一时期虽然艺术更新发展的可能性出现了，但新艺术形式的发展仍十分缓慢。只有到了近代封建经济方式的崩溃和西方经济的入侵才彻底破坏了传统的以农耕为主的宁静生活，人们的视野被拓展，生活方式多样化了，现象界变得复杂起来，情感和心灵活动不可能仍像以前那样纯静单一。多样化了的社会生活和复杂化的心灵现象呼唤多样化的艺术方式和手段表达人们的审美感受，抒发心灵情感。传统诗画中的玄远意境显然已经不能涵盖现代审美情感，韵律悠扬的诗词曲赋也因文言与现代汉语的隔膜失去了继续成为现代艺术形式的可能：一方面是天人和谐的传统美感根基被破坏了，与自然同一的自足人格和心灵在现代社会受到越来越严重的侵蚀；另一方面表达主体复杂化的心灵的艺术手段依然陈旧、单一，这是古典美学和艺术陷入现代危机的关键之一。
危机的另一个内在原因是新的经济文化背景下的主体性的现代自觉。如我们在分析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时见到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关注的是人的现世生存和心灵自由问题，人们崇尚的自由首先是社会生活的自由，这自由获得的前提是恪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绝对原则，遭逢乱世或怀才不遇，便转向“游心于道”的庇所，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建功立业的宏图大志与逍遥物外的清高情怀是中国古典诗画的主要内容。但仔细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游心于物的艺术精神尽管突破了个体和有限的囿苑，在宇宙大化中获得了心灵的自由，但这种自由美感的获得不是以肯定主体而是以放弃、背离主体为代价的。在这里，人融入了自然大化，但是也被非人化、物化了，“至美至乐”的心灵愉悦也只是因为无欲无求，与世、与己无争；大化境界的获得是脱离现实生存、虚化主体的结果。超越现实与社会的艺术精神是对个性、主体的背弃，在现世人生中生长起来的伦理精神更是对个体独立心灵价值的否定，不同的是前者将个体化入自然、后者将个体消解于人伦规范。于是我们便看到这样一幅因果相悖的图景：以人为中心、人的心灵自由为旨归的中国古典美学越走向它的成熟形态越表现出对人的主体性的否定和背弃。
与成熟形态的中国古典艺术精神中对主体的背弃相对应，是新的经济因素新的文化背景中主体性的现代自觉。这以明末的浪漫洪流为先声，经新文化运动发展壮大，到改革开放以后的时期而形成不可逆转的精神主潮。传统的美学与当下主体自觉的时代精神显然是相冲突的，这是中国古典美学现代危机的另一个原因。
曾有研究者指出：西方的科学理性是一柄双刃剑，它在刺破人自身之外的未知自然的沉沉黑幕的同时，也伤害了人作为自然本身的生动完整性，使人孤立于外在自然、找不到安顿心灵的永恒家园。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感性直观也是一柄双刃剑，它一面消除人与自然之界，突破个体的有限而使其进入大化自然获得超越和永生，—面也扼杀了人作为自然中独立个体的自主性，压抑了个体的多样发展，导致主体的萎缩乃至丧失。于是我们看到：西方的主体观念、人神对立观念促进着西方文化中理性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也正是人神对置的主体性观念阻碍了他们超越心灵局限的步伐，使其无法实现诗意栖居的理想；同样，中国传统的天人和谐的观念突破了有限与无限自然的隔绝，而其重整体、轻工具，重感性、轻理性的思维模式又使得人的心性在具体的、无限丰富多样的现象界中无法得到发展完善，妨碍了主体心灵触角的自由伸展和生长，从而同样不能真正完全地达到心灵自由的审美境界——文化的发展中充满了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不同的文化从不同的方向拓展着人类的精神原野，从不同的角度完善着人类的心灵。
以上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深层结构的分析，我们看到了中国古典美学现代发展的可能性和其陷入现代危机的两方面内在原因，由此我们或许可以尝试确定其现代化的生长点。
艺术理论的建设也有类似的情形。我们曾有丰富的古典美学思想，这些美学思想散落在诸多的诗论、画论、书论中，理论形式也是感悟、印象式的。许多古典艺术理论著作本身也是极优秀的艺术作品。这种特殊的理论模式固然是重整体、轻理性思维的表现，却也是独特的古典艺术本身决定的。以中国古典美学中最重要的“意境”理论为例，其产生是在“恍若神助”、“然遗其身”的状态中；其表达的是“言外之意”、“境外之境”；其追求的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在“意境”中情理是交融无隙的，言、意是无迹可寻的。在这样和谐、感情的艺术面前，理性的分析显然无力无用。古典艺术理论总结的是古典艺术，用它指导和解说内容、形式都已变化了的现代艺术当然会出现“失语”的现象。现代艺术理论的建设需要在深入研究当下艺术现象的前提下，充分发展其分支部门，如艺术心理学、社会学、哲学等等。同样，这种发展既可能是源于古典艺术理论，也可能是外来理论的引入和运用。
但是，古典“和谐”精神的被破坏，古典艺术理论和形式的不适于现当代，并不意味着中国古典美学的完全终结和彻底断裂。正如我们在前文中已经指出的，古典美学中仍蕴含着当代发展的巨大可能性。以物观物的体察方式，不仅超越外在而且超越心灵本身的思维方式和视角，都会在当代艺术和美学的发展途中起到防止误入迷途的重要作用。当代美学的发展会在很多方面借助西方的智慧成果，但因为这深厚的文化和艺术背景的存在，我们决不会仅仅是步西方的后尘。曾经的思想精华尽管不会再以具体的艺术、理论形式再现，但它肯定会以被浓缩了的方式沉入我们的无意识，在我们的艺术、理论成熟之时流溢其中。
中华民族和谐文化传统曾为人类心灵的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中国古典美学和古典艺术更有着无数令人陶醉的珍品传统。在今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深入挖掘中华民族和谐文化传统和中国古典美学的深层内涵，在与西方文化、西方美学的交流对话中实现其现代转型，是每一个美学研究者、每—个人类心灵关怀者的责任。
三
在和谐社会语境中，当代形态的和谐美学应充分体现现代和谐观，在审美理想、审美观念、审美趣味中贯穿着更高的辩证和谐精神。
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一个动态的、充满活力的社会有机体，它有着一个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的发展过程。在某一发展阶段，会出现矛盾、冲突、对立等不和谐因素。就目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过程中而言，不可避免出现的经济结构的不合理、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文化教育资源分配不平等、环境破坏等诸多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交织在一起，自然会出现个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不和谐现象。这种不和谐现象只具有阶段性、暂时性特征，只要我们站在现代人的自觉辩证思维的高度来解决这一矛盾和问题，最终必定达到一种更高的和谐。和谐与矛盾、对立与冲突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事物本身既存在着差异、矛盾、对立和冲突一面，也存在着统一、同一、融合与和谐一面。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追求和谐精神，并不是否认矛盾，不要斗争，而是站在现代人思维高度认识矛盾，通过一些积极有效的方式来解决矛盾、化合冲突，自觉地经受斗争的磨炼，逐步健全和完善合理的社会结构，通过健康地可持续地向前发展，使社会主义社会从和谐的初级形态走向和谐的高级形态。即是一个个体与社会、人与自然、理想与现实、自由与必然由矛盾对立走向和谐统一的社会现实。
在美的历史上，大致形成了像周来祥先生所总结的美的三大历史形态，即古典和谐美，近代的崇高和现代新型的和谐美。“古典的和谐美是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个体与社会、自由与必然素朴的和谐统一；近代崇高是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个体与社会、自由与必然在统一中偏重于对立；而现代新型的和谐美，则是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个体与社会、自由与必然在深刻对立的基础上重新达到更高层次的和谐统一。”③ 当代形态的和谐美学和新型的对立统一的和谐美，它应不断促进主体与客体、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身关系平衡和协调，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强大的精神力量。
当代形态的和谐美学，不仅是作为一种理论、作为一种体系来建构，更重要的是将被用于解决个人、社会以及世界的生活问题，表现出一种全球性关怀，创造出更有价值的生活，来弥补经济全球化的不足，从而丰富人们的生活，有益于人类的全面发展。那么，什么是全球性关怀？我们认为全球性关怀主要内容是关注人类生存的根基——地球、人与自然、人与生态的和谐，打破以人类为中心封闭的体系，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我和你”的关系，而不是“我和它”的关系。总之，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是21世纪以及未来世纪的主题。早在1946年海德格尔在《论人类中心的信》中在反对西方传统的“以人为中心”的同时，发出了“拯救地球”的呼吁，并明确声明与西方传统的人类中心论决裂。他认为，欧洲许多世纪以来，一直以人为中心，以人为主宰，把大自然看成征服和进攻的对象，无限制地通过近现代技术去对大自然进行掠夺和剥削，势必最终破坏人类的基本生存条件，危及人类生存。因此，他在后期集中反对欧洲传统的人类中心论，强调人类与大自然应该共生共荣。④ 世界级的大学者汤因比在与池田大作1973年5月的对话中，明确提出在未来的世纪里，应“寻求终极的实体”。所谓“终极实体”，既不是人，也不是神，而是包含在宇宙生命内部的“法”。这种“法”是宇宙的各种现象的根本规律，是在宇宙的森罗万象之间保持协调的各种法则的根本的实体——地球。他说，人如果陷于自私，按自我中心的思维来放纵自己，那就会打乱这种协调。相反，如果立志寻求包含在宇宙生命内部的“法”，那就会恢复宇宙的协调。⑤ 在寻求宇宙的内在生命、寻求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生态和谐共处的方案中，这些世界级的大学者们不约而同地“奔向东方”。如汤因比博士说，如果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出生，他希望“生为印度的鸟”；如果必须要出生为人的话，他“希望出生在中国”，因为他感到中国对全人类的未来将会起重要的作用。他表示希望中国为世界的统一做出贡献，努力争取使世界的潮流从以物质为中心的方向朝以精神为中心的方向转变。⑥ 罗素也指出，中国如能取得政治、特别是文化上的独立，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就可以形成与近代西方的物质文明不同的新的文明。他确信，今后中国将在“最关键的时刻给予人类以全新的希望……这个希望是可以实现的，因此中国将取得最高的地位”⑦。杜维明教授在谈到西方困境与儒家资源时指出：“西方现代化从19世纪，在西方中心论形成以后，出现了一个强烈的人类中心主义。在这强烈的人类中心主义后面导引它的是一种浮士德精神。这是一种要了解世界、征服世界、永不知足的精神：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甚至灵魂都可以出卖。而且，其后面有工具理性。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离开了神学，离开了神学的领域。神学的魔咒被解除以后，人类对自然进行了大规模的掠夺，来征服自然，人定胜天……这股力量为人类造成了两大困境：第一，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人类对环境的破坏达到这样惊人的程度，使得人类自身的生存也成了问题。人使许多其他的种类灭绝，结果是人类可能也会成为一种灭绝的种类。第二是各种不同社群的解体，从家庭一直到人类社群。西方自法国大革命提出自由平等博爱。博爱的意思就是社群，但是社群的价值在现代西方没有充分的发展，越来越走向个人主义。家庭，族群，社会，国家，都在一种解体的过程中。”在谈到吸收外来文化资源时杜维明明确提出，一种来自西方传统本身，譬如说回到希腊，回到希伯莱，回到基督教去吸收养分。二是回到非西方的轴心文明，包括佛教、回教。三是从原住民那里学习：像美国的印第安人，新西兰的毛利人，中国的少数民族等。并说：“如果世界有预言家的话，地球就是预言家，告诉我们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真正能够听到地球的声音，听到地球预言的，就是这些和泥土和社群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原住民，他们有敬畏、爱护自然环境的最基本的知识。”四是要吸收西方社会本身掀起的有普世意义的一些运动，如环保运动、女权主义运动、多元宗教的运动，甚至后现代主义所提出的一些有价值的东西。⑧
当代和谐美学的终极目的是人类的和谐，个体与群体、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当代和谐美学与宗教、伦理相通，它超出美学之外作为一种治愈技术文明疾症的良药，其重人与自然亲和共生的特性有助于“生态伦理学”的形成。当代和谐美学以不同的方式呈现了对生命、生活、人生、感性、世界的肯定和执着。“主张为生命、生存、生活而积极活动，要求在活动中保持人际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与作为环境的外在自然的和谐与作为身体、情欲的内在自然的和谐）。”⑨ 自觉地运用这一生存智慧，可以有效地整合当代人类所面临的人与自然的紧张、人与社会的对峙、人与人的疏离等价值难题。
注 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0页
②③周来祥：《文艺美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8页。
④参见宋祖良：《拯救地球和人类未来——海德格尔的后期思想》。
⑤⑥参见《池田大作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21页、第322页。
⑦山本新等编：《未来属于中国——汤因比论中国传统文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9页。
⑧《新儒家、全球化与古代文论——杜维明教授访谈录》，《中外文化与文论》第五辑，第73页。
⑨李泽厚：《试谈中国的智慧》，《李泽厚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第76页。
（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