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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浙江兰溪人唐彪，清初教育家、语文教学法家，其所著《家塾教学法》（分上、下两集《父师善诱法》和《读书作文谱》）是我国首次冠以教学法的著述。我国第一部“语文教学法”应出自这位浙江塾师之手。其学理价值和现实意义主要表现于：一、在“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上重视师生双方的积极性；二、在“教法”与“学法”的关系上，关注了学法的重要性；三、在“读写”与“识写”的关系上，强调了识字、写字的基础性；四、在读书的“口诵”与“理解”的关系上，揭示了两者之间的相关性；五、在“作文”与“修改”的关系上，提出了“三多”的整体性。
【关键词】唐彪 家塾教学法 首部语文教学法 学理价值 现实意义
唐彪，字翼修，浙江兰溪人。他是清初的教育家、语文教学法家，生卒年份不详，当生活在康熙年间。作这样推算的根据是他在所著书《父师善诱法》中记录长子唐正心九岁那年恰逢甲寅（1674）福建兵乱，估计当时唐彪在三十岁光景。同时在毛奇龄和仇兆鳌为其所作“序”中均自署为“年家眷弟”，也可见他们都是年齿相当的人。唐彪曾受学于应嗣寅（1619～1687）、王言远（是顺治六年进士），曾一度出任武林（杭州）学官，后退居还乡，以执教家塾、整理教学著作为主要生活内容。同代大学者毛奇龄称他为“久历详序”“出为师氏者若干年”，仇兆鳌称他为“秉铎武林，课徒讲学”，可见他是从教多年的名师宿儒。其传世作品有《家塾教学法》（分上、下两集《父师善诱法》和《读书作文谱》）和《身易》。
《家塾教学法》是《父师善诱法》和《读书作文谱》合集的旧名。这从毛奇龄所作的“序”中可见：“其书旧名《家塾教学法》，吾愿爱其书而求其法者。”在清初提出“教学法”这样的概念，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我们通常认为我国最早的近乎教学法的著作应是《礼记》中的《学记》，确实早就从教与学的两者关系中提出了许多可贵的教学论观点，如“教学相长”“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等，但没有明确提出以“教学法”来命名。从《学记》之后到唐彪，虽以儒学为主的教学法著作辈出，但都没有以“教学法”这样的概念来论说。西方推崇的古罗马昆体良（35～95）被称为“教育史上第一个教学法理论家”，也没有明确以“教学法”命名其著作。17世纪的捷克大教育家夸美纽斯于1632年写成《大教授论》（现在译名为《大教学论》），讲的主要是“教授术”，而唐彪以上集《父师善诱法》和下集专论学法《读书作文谱》，统称为《家塾教学法》，不能不说是对夸美纽斯的一种超越。我国现代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认为“先生的责任不在教，而在教学，而在教学生学”，并且提出应将“教授法”改为“教学法”。陶行知的教学观当然比夸美纽斯更深入到了教学的本质，而唐彪却在陶行知之前200多年，就把自己的著作称为《家塾教学法》，这不能不令我们惊叹中华教学文化之源远流长。
更令人惊叹的是，《家塾教学法》不仅是第一部以“教学法”命名的教育著述，它还是我国第一部“语文教学法”。因为在我国古代漫长的几千年历史中语文是不单独设科的，而是与经学、哲学、史学等混杂在一起。旧时的学塾课程也是以读经明道、学语习文为主要内容，语文独立设科应始于1903年实行癸卯学制、推行新式学堂之后的事。所以，当时唐彪的《家塾教学法》也就是《语文教学法》。《父师善诱法》讲的是教法，而《读书作文谱》说的是学法。
由是观之，我国第一部“语文教学法”出自浙江塾师唐彪之手，这不仅承载了“浙派语文”的精神血脉，而且又融合成为“浙派语文”的丰富内蕴，对中国语文教学发生着强大的穿透力和影响力。
那么，我们穿越时空的隧道，审视唐彪的《家塾教学法》又有着怎样的学理价值和现实意义呢？在这里，笔者只能略陈管窥之见，以作引玉之砖。
一、 在“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上，重视了师生双方的积极性
在我国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影响下，教师处在相当高层的位置。所谓的“天、地、君、亲、师”，教师是仅次于皇上和爹娘的，由此带来的“师道尊严”，自然会令学生望而生畏。然而，唐彪对此却有着比较辩证的看法。他在《父师善诱法》上卷中首先承认“师之关系至重也。有孔子而后有七十二贤，有二程而后有三十高弟，有朱吕讲学于丽泽（书院名），而后金华（因兰溪隶属于金华）诸贤哲后先相继，迭出而不已，非得师成就之明验乎！”但他也指出，可以称之为教师的，必须是“明师”，并认为“明师”的标准应是勤、严、优。批评“今人第谓蒙师贵勤与严，不必学优，皆属偏见”“惟于三者皆备，乃明师也”。唐彪特别指出的是三者有一个综合表现便是“教法”是否得当，能使学生受益才是“明师”的根本标准，强调从学生“学”的角度来评价教法，“其优劣在教法之善与不善，学生之受益与不受益耳”（《父师善诱法》下卷）。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唐彪在阐述“师之关系至重也”时也强调了学生的主体性和主动性之重要，即学生不能“事事皆委之于师”“师窥我意淡漠，恐亦不尽心训悔矣”。他十分强调学生“自悟”的重要，学生学习得靠自己的“悟”，即灵感，“或得于他书，或得于他物，或通于他事，突然心窍顿开，从前疑义彻底了解，有不明解而自解者”。那么，学生应如何去捕捉灵感以求“悟”呢？其方法是“或静坐之时，或夜气清明之际，偶尔思维忽然心窍开通，精思妙理层叠而生。过一二日，心窍复闭，前所得者，又不复记忆矣。故须求其心窍开时，即便登记，不可迟也”（《读书作文谱》卷三）。那么，如何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这就要激发动机，培养兴趣。他引用王阳明的话说：“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譬之时雨春风，沾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若冰霜剥落，则生意萧索，日就枯槁矣。”
唐彪还提倡生生互动和教学相长。“勤学学长”，学生可以辅助教师教学，同学之间更宜切磋“训悔”……所有这些，都体现了师生互补、教学相长的真知灼见。
二、在“教法”与“学法”的关系上，关注了“学法”的重要性 当然，在语文教学中诵读之重要自不待言，理解之深度应视学生的年龄与认知能力有所区别对待，也毋庸置疑，但是不应把两者截然对立，理解与诵读的相关性探究方是正道。这也正是我们读解唐彪《家塾教学法》中关于诵读与理解关系中的一个着眼点。
五、在“作文”与“修改”的关系上，提出了“三多”的整体性
在我国作文教学的传统经验里，有主张多写必工的，有主张多读破万卷的，也有主张多修改方能出好文的……显然，这些经验都有道理，都是极宝贵的，但只强调一个方面，难免会有失偏颇。唐彪的作文观，借用永叔的见地，特别提倡“三多”（多读、多做、多商量）的整体性。
所谓“多读”，也就是“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意思。读与写密不可分，“读写结合”也就成了人们的共识，正如唐彪所言：“所作之文之工拙，必本于所读之文之工拙，用不离乎体也。”（《读书作文谱》卷五）“读”对“写”为什么如此重要，唐彪不乏真知灼见：“文章读之极熟，则与我为化，不知是人之文，我之文也。作文时，吾意所欲言，无不随意所欲，应笔而生，如泉之涌，滔滔不绝。”这种境界，便是因为所读之书已内化为我的脑汁血脉，“彼之气机皆我之气机，彼之句调皆我之句调，笔一举而皆趋赴矣”！
所谓“多做”，就是光读书还不行，得多进行写作的实践。因为“多读乃藉人之工夫，多做乃切实求己工夫，其益相去远矣”（《读书作文谱》卷五）。“世人既懒读书， 又苦作文少。每一篇出，即求过人，如此少有至者。又疵病不待人指摘，多作自能见之。”提倡从写作中学写作，完全符合从写作实践中培养写作能力这一规律。当然这不是说写作理论的指导完全用不上了，但主要靠实践，才能生成写作能力是基本的、首要的。
所谓“多商量”，不仅仅指修改，修改是一种商量，但是自我反思斟酌、与人切磋研究也都是商量。正如唐彪所言：“盖作文如攻玉然，今日攻去石一层，而玉微见；明日又攻去石一层，而玉更见；再攻不已，石尽而玉全出矣。”他还引用南宋朱弁的话：“读欧阳公文疑其随意写出，不假斫削工夫。及见其草，修饰之后与始落笔有十不存五六者，乃知文章全藉改窜也。”（《读书作文谱》卷三）
显然，以“多读、多做、多商量”来涵盖作文之道是相当全面的见地。这样的整体思维也是完全符合人们的认识规律的。
当然，唐彪的《家塾教学法》毕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从语文教学的当代发展来对照，难免会有不少不适合今天这个时代要求的东西。例如书中有不少篇幅（《读书作文谱》中卷七至卷九）都是论述八股文的读写要领。这是他无法超越的历史局限性。瑕不掩瑜，唐彪在语文教学方法上的许多高见卓识，在今天依然是承传中国语文教育传统的精华。唐彪不愧是浙派语文足以彪炳史册、光照中华的一位名师。
（浙江省绍兴市鲁迅小学教育集团和畅堂校区 312000）
【关键词】唐彪 家塾教学法 首部语文教学法 学理价值 现实意义
唐彪，字翼修，浙江兰溪人。他是清初的教育家、语文教学法家，生卒年份不详，当生活在康熙年间。作这样推算的根据是他在所著书《父师善诱法》中记录长子唐正心九岁那年恰逢甲寅（1674）福建兵乱，估计当时唐彪在三十岁光景。同时在毛奇龄和仇兆鳌为其所作“序”中均自署为“年家眷弟”，也可见他们都是年齿相当的人。唐彪曾受学于应嗣寅（1619～1687）、王言远（是顺治六年进士），曾一度出任武林（杭州）学官，后退居还乡，以执教家塾、整理教学著作为主要生活内容。同代大学者毛奇龄称他为“久历详序”“出为师氏者若干年”，仇兆鳌称他为“秉铎武林，课徒讲学”，可见他是从教多年的名师宿儒。其传世作品有《家塾教学法》（分上、下两集《父师善诱法》和《读书作文谱》）和《身易》。
《家塾教学法》是《父师善诱法》和《读书作文谱》合集的旧名。这从毛奇龄所作的“序”中可见：“其书旧名《家塾教学法》，吾愿爱其书而求其法者。”在清初提出“教学法”这样的概念，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我们通常认为我国最早的近乎教学法的著作应是《礼记》中的《学记》，确实早就从教与学的两者关系中提出了许多可贵的教学论观点，如“教学相长”“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等，但没有明确提出以“教学法”来命名。从《学记》之后到唐彪，虽以儒学为主的教学法著作辈出，但都没有以“教学法”这样的概念来论说。西方推崇的古罗马昆体良（35～95）被称为“教育史上第一个教学法理论家”，也没有明确以“教学法”命名其著作。17世纪的捷克大教育家夸美纽斯于1632年写成《大教授论》（现在译名为《大教学论》），讲的主要是“教授术”，而唐彪以上集《父师善诱法》和下集专论学法《读书作文谱》，统称为《家塾教学法》，不能不说是对夸美纽斯的一种超越。我国现代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认为“先生的责任不在教，而在教学，而在教学生学”，并且提出应将“教授法”改为“教学法”。陶行知的教学观当然比夸美纽斯更深入到了教学的本质，而唐彪却在陶行知之前200多年，就把自己的著作称为《家塾教学法》，这不能不令我们惊叹中华教学文化之源远流长。
更令人惊叹的是，《家塾教学法》不仅是第一部以“教学法”命名的教育著述，它还是我国第一部“语文教学法”。因为在我国古代漫长的几千年历史中语文是不单独设科的，而是与经学、哲学、史学等混杂在一起。旧时的学塾课程也是以读经明道、学语习文为主要内容，语文独立设科应始于1903年实行癸卯学制、推行新式学堂之后的事。所以，当时唐彪的《家塾教学法》也就是《语文教学法》。《父师善诱法》讲的是教法，而《读书作文谱》说的是学法。
由是观之，我国第一部“语文教学法”出自浙江塾师唐彪之手，这不仅承载了“浙派语文”的精神血脉，而且又融合成为“浙派语文”的丰富内蕴，对中国语文教学发生着强大的穿透力和影响力。
那么，我们穿越时空的隧道，审视唐彪的《家塾教学法》又有着怎样的学理价值和现实意义呢？在这里，笔者只能略陈管窥之见，以作引玉之砖。
一、 在“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上，重视了师生双方的积极性
在我国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影响下，教师处在相当高层的位置。所谓的“天、地、君、亲、师”，教师是仅次于皇上和爹娘的，由此带来的“师道尊严”，自然会令学生望而生畏。然而，唐彪对此却有着比较辩证的看法。他在《父师善诱法》上卷中首先承认“师之关系至重也。有孔子而后有七十二贤，有二程而后有三十高弟，有朱吕讲学于丽泽（书院名），而后金华（因兰溪隶属于金华）诸贤哲后先相继，迭出而不已，非得师成就之明验乎！”但他也指出，可以称之为教师的，必须是“明师”，并认为“明师”的标准应是勤、严、优。批评“今人第谓蒙师贵勤与严，不必学优，皆属偏见”“惟于三者皆备，乃明师也”。唐彪特别指出的是三者有一个综合表现便是“教法”是否得当，能使学生受益才是“明师”的根本标准，强调从学生“学”的角度来评价教法，“其优劣在教法之善与不善，学生之受益与不受益耳”（《父师善诱法》下卷）。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唐彪在阐述“师之关系至重也”时也强调了学生的主体性和主动性之重要，即学生不能“事事皆委之于师”“师窥我意淡漠，恐亦不尽心训悔矣”。他十分强调学生“自悟”的重要，学生学习得靠自己的“悟”，即灵感，“或得于他书，或得于他物，或通于他事，突然心窍顿开，从前疑义彻底了解，有不明解而自解者”。那么，学生应如何去捕捉灵感以求“悟”呢？其方法是“或静坐之时，或夜气清明之际，偶尔思维忽然心窍开通，精思妙理层叠而生。过一二日，心窍复闭，前所得者，又不复记忆矣。故须求其心窍开时，即便登记，不可迟也”（《读书作文谱》卷三）。那么，如何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这就要激发动机，培养兴趣。他引用王阳明的话说：“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譬之时雨春风，沾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若冰霜剥落，则生意萧索，日就枯槁矣。”
唐彪还提倡生生互动和教学相长。“勤学学长”，学生可以辅助教师教学，同学之间更宜切磋“训悔”……所有这些，都体现了师生互补、教学相长的真知灼见。
二、在“教法”与“学法”的关系上，关注了“学法”的重要性 当然，在语文教学中诵读之重要自不待言，理解之深度应视学生的年龄与认知能力有所区别对待，也毋庸置疑，但是不应把两者截然对立，理解与诵读的相关性探究方是正道。这也正是我们读解唐彪《家塾教学法》中关于诵读与理解关系中的一个着眼点。
五、在“作文”与“修改”的关系上，提出了“三多”的整体性
在我国作文教学的传统经验里，有主张多写必工的，有主张多读破万卷的，也有主张多修改方能出好文的……显然，这些经验都有道理，都是极宝贵的，但只强调一个方面，难免会有失偏颇。唐彪的作文观，借用永叔的见地，特别提倡“三多”（多读、多做、多商量）的整体性。
所谓“多读”，也就是“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意思。读与写密不可分，“读写结合”也就成了人们的共识，正如唐彪所言：“所作之文之工拙，必本于所读之文之工拙，用不离乎体也。”（《读书作文谱》卷五）“读”对“写”为什么如此重要，唐彪不乏真知灼见：“文章读之极熟，则与我为化，不知是人之文，我之文也。作文时，吾意所欲言，无不随意所欲，应笔而生，如泉之涌，滔滔不绝。”这种境界，便是因为所读之书已内化为我的脑汁血脉，“彼之气机皆我之气机，彼之句调皆我之句调，笔一举而皆趋赴矣”！
所谓“多做”，就是光读书还不行，得多进行写作的实践。因为“多读乃藉人之工夫，多做乃切实求己工夫，其益相去远矣”（《读书作文谱》卷五）。“世人既懒读书， 又苦作文少。每一篇出，即求过人，如此少有至者。又疵病不待人指摘，多作自能见之。”提倡从写作中学写作，完全符合从写作实践中培养写作能力这一规律。当然这不是说写作理论的指导完全用不上了，但主要靠实践，才能生成写作能力是基本的、首要的。
所谓“多商量”，不仅仅指修改，修改是一种商量，但是自我反思斟酌、与人切磋研究也都是商量。正如唐彪所言：“盖作文如攻玉然，今日攻去石一层，而玉微见；明日又攻去石一层，而玉更见；再攻不已，石尽而玉全出矣。”他还引用南宋朱弁的话：“读欧阳公文疑其随意写出，不假斫削工夫。及见其草，修饰之后与始落笔有十不存五六者，乃知文章全藉改窜也。”（《读书作文谱》卷三）
显然，以“多读、多做、多商量”来涵盖作文之道是相当全面的见地。这样的整体思维也是完全符合人们的认识规律的。
当然，唐彪的《家塾教学法》毕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从语文教学的当代发展来对照，难免会有不少不适合今天这个时代要求的东西。例如书中有不少篇幅（《读书作文谱》中卷七至卷九）都是论述八股文的读写要领。这是他无法超越的历史局限性。瑕不掩瑜，唐彪在语文教学方法上的许多高见卓识，在今天依然是承传中国语文教育传统的精华。唐彪不愧是浙派语文足以彪炳史册、光照中华的一位名师。
（浙江省绍兴市鲁迅小学教育集团和畅堂校区 31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