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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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地名考录》一书是近年来不可多得的系统、完整而且全面地考释西域历史地名的工具书。（1）此书收录地名共6500余条（其中有重复的条目）、90余万言,全部词条、字数均比冯承钧先生1930年编著的《西域地名》710条（陆峻岭增订本增加到920条）（2）多出六倍以上。此书无论从所收地名词条的数量还是涉及的地理范围方面,远远超出了前者,而且大量增加了蒙元史及清代蒙古史上著名的一些蒙古地名条目。不过,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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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蒙古秘史》山川地名研究”（16XZ5003）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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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地名考录》一书是近年来不可多得的系统、完整而且全面地考释西域历史地名的工具书。（1）此书收录地名共6500余条（其中有重复的条目）、90余万言,全部词条、字数均比冯承钧先生1930年编著的《西域地名》710条（陆峻岭增订本增加到920条）（2）多出六倍以上。此书无论从所收地名词条的数量还是涉及的地理范围方面,远远超出了前者,而且大量增加了蒙元史及清代蒙古史上著名的一些蒙古地名条目。不过,
其他文献
西夏的西缘疆界地带即瓜沙-伊西地区存在着不同政治势力控制范围的起伏变化,不仅表现为西夏如何实质性地控制敦煌地区,而且一些文献、考古等资料表明西夏政权势力有深入伊州地区的迹象;复杂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了西夏西缘疆土的进退收缩,并对陆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演变产生深刻的交互影响。回鹘、西夏、契丹、吐蕃、宋朝等势力直接或间接参与西夏西缘疆界地带的争夺有其深刻的经济利益诱因,实质上是对陆上丝绸之路利益的瓜分和争夺,这加剧了西夏西缘疆界地区的复杂性;频繁的民间或官方交往和佛教力量的聚合,形成了10—13世纪天山东部抗衡伊斯
明代乡贤祠祀系统是由乡贤祠与乡贤专祠组成的双轨制体系。乡贤祠是合祀,属于一种常规典礼;乡贤专祠则是特祀,用以祭祀杰出乡贤,是常典之外的特殊典礼。不同于乡贤祠的地区分布均衡、规制统一,乡贤专祠在全国分布极不均衡,建祠模式、运转方式等复杂多样。作为王朝政教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明代乡贤专祠必然承载着政治教化的使命,但地方士绅、乡贤后裔往往在乡贤专祠的政治教化意义之外赋予其另外的意义,表达他们的诉求,实现他们各自的目标。故明代乡贤专祠的发展、乡贤文化的繁荣,其背后交织着多种社会力量,这些社会力量深刻影响了明代乡贤
因明代乡试分经取士的原则,使得同一解额区内,所业本经相同的科举群体,存在着竞争关系。受此影响,明代南直隶地区的《春秋》经取士,大致呈现为两个阶段的变化。正德以前,《春秋》经科举成功者几乎为徽州籍士子独占,嘉靖、万历之后,苏州开始崛起,常州、镇江等地也纷纷占据一席之地,地区间的《春秋》经竞争呈现多元化的格局。在此过程中,又可见元明之际地方科举传统因国家干涉造成的中断,科举竞争加剧背景下科举人士的改经与科举家族的新旧更替,以及商业出版冲击下地方习经风气的流转等现象。对南直隶科举《春秋》经现象的考察,为重新理解
在秦律体系中,“家罪”主要是指“同居”在一起的父与子、主与奴之间的犯罪。“家罪”作为维护家庭秩序的法律规范,始见于《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法律答问》。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中有关“家罪”的条文摘录如下:家人之论,父时家罪殹(也),父死而(甫)告之,勿听。
北宋第八位皇帝赵佶,庙号徽宗,元丰五年(1082)生,元符三年(1100)即位,宣和七年(1125)传位太子赵桓(钦宗),自称太上皇,在位26年。靖康二年(1127)为金人俘虏北去,南宋绍兴五年(1135)死于金朝五国城,享年54岁。绍兴十二年(1142)徽宗梓宫(帝棺)南归,葬于绍兴府。从其即位,到传位,到离别北迁,再到其梓宫回归,都与“龙德宫”有着特殊的情缘和悲欢故事。北宋都城东京(即汴京,今河南开封市)的龙德宫,也因此具有不寻常的标志性地位和后世影响。
儿童或者说童年是每一个成年个体生命最初的“身份”,这已经是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认识。然而,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的儿童史研究者眼里,儿童(Child)概念却并非如此简单,它被认为是一个由成年人“建构”的文化概念,童年(Childhood)则是一种“结构性”存在,而不是指生理上或年龄上可以与成年人一分为二的自然而然的人生阶段。儿童史研究者正是从与儿童相关的一切历史现象的社会文化史意义出发,将目光转向被历史书写者和史学研究者长期有意或无意忽视的儿童主题。
《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0154页）卷四一九，哲宗元祜三年闰十二月丙辰条：“应小使臣初补及改转，并隶兵部，拟钞画闻讫，送枢密院降宣。”据此，似当理解为：小使臣的初补和改转都属兵部之责，并由兵部拟官、具钞画闻后，送枢密院降宣。
《元史》卷一一《世祖纪八》：“（至元十八年十月）丁未（十五日），安南国置宣慰司，以北京路达鲁花赤孛颜帖木儿参知政事，行安南国宣慰使，都元帅、佩虎符柴椿、忽哥儿副之。”其中标点有误。
正嘉之际是中葡两国实质交往的第一重要阶段,这期间葡使来华,谋求建立与中国的通商贸易关系。面对素未闻知的全新外交对象,明朝亦开始了对葡外交的探索过程。在此过程中,奏呈《请却佛郎机贡献疏》的丘道隆是一位举足轻重的关键人物。丘道隆从道义原则和现实利害两个方面建议拒绝葡萄牙人的＂封贡＂请求,勒令葡归还业已侵占的马六甲疆土,从而为明朝处理早期中葡关系提供了可资参照的决策思路。此后出台的明朝对葡政策,大体依循了丘道隆的建议,是对丘道隆奏疏的最终落实。
在传世本《尚书·金縢》篇中,周公为求武王病愈而向先王祷告,当言及武王之名时,作＂元孙某＂,伪孔传释曰：＂元孙,武王;某,名;臣讳君,故曰某。＂（1）与此不同的是,《史记·鲁周公世家》述及周公祈祷时并不避讳,作＂元孙王发＂（2）。对于这一差异,刘起釪先生也曾注意到,他在总结前人观点时说：《孔疏》：＂郑玄云：‘讳之者,由成王读之也。’当谓成王开匮得书,王自读之,至此字改为‘某’,史官录为此篇,因逐成王所读而讳之。＂江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