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祖父刘菊初老先生已经离开我们将近半个世纪了，但他的音容笑貌至今还历历在目。在我的记忆中，他中等身材、白净方正的面孔，留着花白的胡须，既慈祥又严肃。
　　 外祖父于1879年农历九月初一出生在山西省柳林县（原属离石县）高 村一个较为殷实的农家。原名安芳，字馨圃，号菊初，参加革命后以号代名。自幼熟读诗书，18岁时就考中秀才。清朝末年，外祖父毅然弃科举入新学，先入介休学堂学习两年，于光绪三十年肆业，适值山西省河汾中学成立，遂又考入该校学习，于光绪三十二年肆业，因学习成绩优异，由县府推荐，旋即考入新成立的山西省优级师范学校（预科一年，本科三年），宣统元年毕业，成绩优秀，获得举人学衔。从此，外祖父开始了他的教书生涯。抗日战争爆发前，他曾先后受聘于离石、柳林、平遥、兴县等地中小学任教，并曾担任过离石县立高小及柳林镇高小校长、县教育会会长、劝学所所长等职务。
　　 外祖父的教学态度非常认真严谨，他把所教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恨不得把自己的知识全部传授给学生，使所教学生个个成才。在教学当中，他善于对学生进行启发诱导，还一贯遵循“有教无类”的教学原则，对所教学生不论出身富贵或贫穷，都一视同仁。对学习成绩优良者，予以表扬鼓励，对学习成绩差者，也能耐心施教，尤其是对学习成绩优良，但因家境困难、无力求学者，更是同情关怀，在自身并不十分富裕的情况下，能慷慨解囊相助。如“锄沟”学生刘琮、景宝玉（景星）等人，都是在外祖父的鼓励和资助下，才得以完成学业，后又参加革命。外祖父在离石县高小任教期间，提倡学生参加课外劳动，他带领学生在城外种地，并烧制陶器，以增加学生实践知识，培养学生劳动观念，因而屡得山西省教育厅的褒奖。
　　 外祖父的学生为数众多，真可谓桃李满天下。其中有的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如我党第五、六大中央委员、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贺昌；有些则成为我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如原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刘墉如、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牛荫冠，原兰州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辛安亭，原北京航空学院党委书记王大昌，原西北军政委员会财政处长冯静川等。
　　 在旧中国漫长的黑暗岁月里，外祖父恪守“治家勤劳克俭，处世正直无阿”的祖训，洁身自好，淡泊自甘，以教书为本，不喜趋炎附势，不与地方权势合污，故而常受到地方劣绅的排挤，曾被迫多次更换任教学校。民国初年，党派林立，争权夺势，党派头人曾拉拢外祖父入伙，并许诺他为运动县长之职，都被外祖父谢绝。外祖父常对人说：“余执教一生，别无他求，只愿出卖苦力，博得青毡一片，曰师曰弟，晤对一堂，以尽天职，冀得有青胜于蓝之学生出于门墙，余愿已足。”外祖父对自己的子女教育，尤为严谨，要求他（她）们既要重学业，更要重人品。他以自己微薄之薪水供子女上学，上不起自费的学校就上官费的师范或求助于人，家中老小则尽量节衣缩食，以保证子女们的学业。在外祖父言传身教的影响下，他的六个子女（三男三女），都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了革命、入了党，成为我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
　　 外祖父一生不但热爱自己从事的教育事业，还十分关心社会公益事业，凡有益于群众的事，他都鼎力相助。民国初年，新政派提倡移风易俗，如剪辫子、禁缠足、戒大烟。他在乡间积极响应，大力宣传，晓以利害，并动员吸大烟者到戒烟所戒烟，在自身并不十分富裕的情况下，还尽力给戒烟者以经济资助。为发展家乡的教育事业，他还曾捐资办学。民国10年，官绅不顾民众之疾苦，为修公路，将故乡三村十余里水渠填压，使千亩水田顿成旱地，百姓叫苦连天。外祖父经乡亲们推举，当仁不让，自费奔走呼号，排除重重阻挠，争得修渠款项，使千亩水田得以恢复，乡里百姓对此举赞不绝口。1954年，他老人家去世后，邻村百姓都自动前来灵前焚香祭奠，三日不绝。
　　


　　 外祖父的一生与烟酒无缘，打牌、搓麻将等聚赌游戏他都从不问津，唯独喜爱诗文、书法及篆刻。我小的时候，他除经常为我书写仿帖外，还曾为我刻过一枚石印章，算来已经54年了，至今仍被我珍藏。外祖父的文学功底较深，文思敏捷。据他的学生张申吾（原河北唐山卫生学校校长）回忆，外祖父在离石县高小任校长时，校园内所养花草常被淘气学生折损，校方屡禁不止，外祖父触景生情，挥笔提诗一首于花前所插木牌上，诙谐而幽默地规劝了破坏花草的学生，不料此举竟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之后，再无人糟践校园内的花草。
　　
　　 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对日军侵略祖国的义愤和对蒋、阎勾结日军屈辱投降的不满，1940年2月，晋西北新政权成立之初，外祖父毅然抛弃家园，北上晋西北，到四专署参加革命工作，受到四专署苏谦益专员的热情接待。在解放区，他耳闻目睹了共产党八路军团结一致、坚决抗日的政治主张和解放区生动活泼的民主生活，感慨万分地逢人便说：“旧社会尔虞我诈、争权夺利，解放区互敬互助、为国为民。”心情十分舒畅。在解放区，他曾先后担任过晋西北四分区大众医院收发员、晋绥边区第一中学校文书、晋绥边区四专署教育科科长、晋绥边区临时参议会两届参议员、晋绥边区行政公署行政委员、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职务。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又出任建新中学（后改名贺昌中学）校长、解放区战犯调查委员会晋绥分会委员、晋绥边区第三专署教育科督学、离石县议会副议长、离石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副主席、山西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及筹备委员、离石县政府委员、离石县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等职务。
　　 在1941年、1942年间，日军对我解放区实行铁壁合围、大扫荡的残酷岁月里，他已是62岁高龄的老人，仍经常跟随部队跋山涉水、夜行六七十里，与日军周旋于荒山旷野之间，始终是精神饱满、心情乐观，对中国人民的抗日解放事业充满着火一般的热情和必胜的信念。1942年金秋10月，外祖父和与会同仁赴晋西北行署，出席边区临参会，途经临县紫金山，遂冒雨登山，在登山途中，他远眺山峦层叠、俯瞰黄叶遍地，不觉心潮起伏，思绪万千，咏诗言志，赋五言律诗“登临县紫金山”一首：“紫金登未半，已见众山低。咫尺云迷路，风潇雨又凄。苍苔黄叶地，鸟迹交兽蹄。不为临参会，谁复与攀跻。”到会后又致贺词，其一曰：“露白葭苍十月天，临参会上聚群贤，知无不言言必尽，毋负人民选议员。”
　　 在战争年代里，外祖父不顾自己年事已高，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兢兢业业为党和人民辛勤工作。1942年，他随由牛友兰、刘少白率领的晋西北士绅参观团赴延安参观，亲耳聆听了毛主席等中央首长的教诲，目睹了革命圣土延安广大军民的工作、生活实况，进一步认识到国民党政权的黑暗腐败及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人民政权欣欣向荣，从而更加坚定了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必胜的信念。在此期间，他写下了数万言的“延安参观日记”，记述了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以及延安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详情。回到晋西北后，他不顾年迈及旅途疲劳，立即到边区各部队、机关和学校，向广大干部、战士及学员们巡回作报告，介绍延安军民的工作与生活情况和中央首长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分析，宣传我党我军的抗日救国主张和民主革命思想。他以教育家的口才，诙谐幽默生动的比喻，句句深入人心，使会场上不时发出会心的笑声，达到了很好的宣讲效果。
　　 抗日战争胜利后，家乡得到了解放，外祖父回到劫后久别的故乡，在解放区民主政权的领导下，亲手创办起了第一所人民自己的中学（先为建新中学，后更名为贺昌中学），并出任校长，还兼教语文课。他教学有方，讲课深入浅出，生动活泼，很受全校师生的尊敬和爱戴。贺昌烈士的父亲贺子云老先生曾有诗赠外祖父云：“爱君生平最和平，人道好谦憎恶盈。桃李满门无类教，一炉陶冶大裁成。”
　　 外祖父一生谦虚谨慎，严于律己，宽厚待人，对革命事业尽职尽责，忠心不二，爱憎分明。1943年，他以63岁高龄，参加了我党领导的整风运动，在临县开化村召开的整风学习运动会上，他对自己参加革命工作以来的思想表现作了深刻认真的自我检查，并写出“四三年整风会上的自我检查结语”，在结语中他讲：“……大家前进，我步后尘。老当益壮，白首知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此心此志，愿以终身。”外祖父是这样讲的，也是这样做的（见《现代咏晋诗词选》）。
　　 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惨杀了李公朴、闻一多两位爱国民主人士，当时担任解放区战犯调查委员会晋绥分会委员的外祖父，在追悼大会上致词悼念，痛斥国民党反动派之倒行逆施，决心步二位烈士之后尘，把民族民主革命进行到底（悼词见当年《晋绥日报》）。
　　 1948年秋季，三年解放战争我胜敌负已成定局，我军围困太原期间，外祖父上书政府，建议以兵力为后盾，组织劝降团，深入城下，劝敌归降，使太原城内之民众免遭炮火之灾，此举受到边区行署武新宇主任的赞扬，武在给外祖父的回函中说：“……先生为国家民族，以高度热忱，关怀人民……，虽以年迈之身，仍欲奋力而起，此种精神，深深感动……”后因战局变化，此举虽未实现，但外祖父忧国忧民之心，于此可见一斑。
　　 外祖父对自己在历史上所受的不公正待遇，能识大局、谅时弊，客观评价，正确对待，从不耿耿于怀。1947年，晋绥“土改”在康生“郝家坡试点”及陈伯达“木兰杆试点”的错误指导下，违背毛主席划分阶级成分的原则，大搞“搬石头”、“查三代”，把我党许多优秀干部的家庭成分错划成“地主”或“富农”，并把他们撤职送回家，交群众进行批斗。原晋绥边区临时参议会副议长、晋绥边区贸易总局局长兼西北农民银行行长牛荫冠同志就因家庭出身是“地主”，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交他的家乡兴县全县农民代表大会进行批斗，迫其交待家中“底财”，并将其父、开明士绅牛友兰老先生酷刑摧残致死。同时，在兴县黑峪口村（刘少白家乡）斗争了边区临参会副议长、开明士绅、我党秘密党员刘少白老先生。年近七旬的外祖父，也因“地主”成分被关进了监狱。外祖母及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党员、大姨母刘守玉也被遣送回家，坐禁闭、挨批斗，直至“扫地出门”，生活无着，沿村乞讨。1948年中央对晋绥“土改”进行纠偏后，外祖父才被释放出狱，经过狱中一年的折磨，老人骨瘦如柴、举步维艰，急需好好调养一段时间，体力才能恢复。此时的外祖父，丝毫未改相信党中央、拥护毛主席的初衷，对“土改”中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以及自己的身体状况毫无怨言、毫不介意。正如他在出狱后写的“述怀”中所讲：“土改以来突破旧习，脱离阶级范围，从此一身轻快，好仍向我人民政府劳苦大众竭诚服务。我政府明烛贤奸，所以不揣老迈无能，愿仍随我人民政府，做一点工作，于心始安，一息尚存，此志不移。”于是，外祖父在劫后余生、体力不佳的情况下，立即奉命赴工作岗位，为恢复贺昌中学（1946年因战事和灾荒被撤销），夜以继日地工作。1948年的春节，外祖父也未能回家与外祖母团聚，外祖母孤身一人，只好到大姨母家中过年。在学校举行的春节聚餐会上，外祖父思妻惦女，百感交集，赋《元旦有感》七言绝句一首，其云：“校中元旦盛开筵，转忆老荆①别绪牵。室中无火炕无席②，随到女家伙过年。”（注：①：即老妻。②：土改中外祖母及大姨母均被没收家产，扫地出门，生活无着，沿村乞讨。）
　　


　　 1948年冬，贺昌中学正式恢复，他又被任命为贺昌中学校长，晋绥边区行署为他恢复了名誉。1949年初，中央老解放区慰问团到山西老区慰问，表彰了他执教多年、广培桃李的功绩，并授予他《解放奖章》。1950年3月，他出席了山西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并当选为筹委会委员。他还见到了当年的老战友、当时出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的刘少白老先生，刘少白即席赋诗一首赠外祖父，诗曰：“忆昔参观共赴延，而今会议聚群贤。鞠躬尽瘁难辞老，为国勤劳即是仙。”当时的山西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王世英同志，也为他题词嘉勉。
　　 外祖父对于写字也非常重视，小的时候，经常给我讲“字是出马枪。”他除亲自为我书写仿帖、装钉仿本外，还千方百计为我购买名人字帖，供我临摹。在解放区困难的岁月里，为了让我练习写字，他还亲自动手用煤烟掺胶刷在小木板上，自制成小黑板，用黄土加水搓成小泥棍，晒干后代替粉笔。可惜当时我年幼贪玩，没有认真练习，现在想起来，真是辜负了他老人家的一片良苦用心。
　　 1949年，我到北京上学，祖甥俩虽远隔千里，外祖父总是在书来信往中一再嘱咐我要注意身体、好好学生，争取将来做建设新中国的有用人才，并要我克服孤僻性格，和周围的人搞好团结。还提醒我进大城市后要注意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不要沾染上恶习。见我去信中有错白字或不通顺的句子时，他老人家总是在百忙之中，抽时间给我纠正后，再随信给我寄回。当看到我在学习上有点滴进步时，就及时表扬鼓励我。
　　 外祖父还非常热爱祖国的文物事业，他常对人说：“这是我们祖国的宝贵遗产啊！”20世纪50年代，在他的热心帮助下，山西省文教厅胜利完成了离石县境内魏碑等文物的发掘工作，主管部门把这些发掘出来的文物运到山西省博物馆展出，使广大劳动人民认识到祖国的伟大。多年来，他还利用工作之余，对离石县境内的文物古迹进行了详细的调查考证，写出了《离石文物古迹见闻录》，供国家文物部门及广大文物爱好者整理研究我国古代文物时参考。他还不时向政府反映文物保护情况，如对离石马茂庄及柳林杨家坪的汉墓石雕情况的反映，得到山西省政府文物管理委员会崔斗辰主任多次致函鼓励与赞扬。
　　 1999年8月
　　 （责编 张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