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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人们对于翻译比喻的喜爱和认识，往往停留在单一、彼此孤立的层面，至今未能把它作为一个专门领域来全面、系统地开发和研究。本文的目的，即是为了填补译学研究领域目前存在的此种缺憾。本文立足于当代翻译学的描写原则和方法，主要从比较和历时的不同角度，对中西方翻译研究中出现过的各种翻译比喻进行一次较全面而系统的扫描。通过举例，旨在分析比喻实例来比较研究中西译论传统的相似特征。
二、翻译原则的相似
前文提及严复的“信、达、雅”与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如出一辙，可见中西翻译原则的相似性。尤其翻译中“信”或“忠实”这一原则问题，自古以来都是中西译论的核心议题。在西方，这个议题的提出最早可以追溯到贺拉斯（Horace）的名篇《诗艺》，他在谈论诗歌创作时，告诫人们不要“像忠实译者那样逐字翻译。”在我国译史上，“信”的概念最早见于支谦的《法句经序》，文中所引老子之言“美言不信，信言不美”（参见陈福康1992：15）。
法国雨果(Hugo)谓“翻译如以宽颈瓶中水灌注狭颈瓶中”，其中旁倾而流失者必多，也就是说译者对原作的删繁从简，没有忠实于原作的翻译。又如法国伏尔泰(Voltaire)的“从板刻复制中睹原画色彩”；法国梅西里阿克(Bachet de Meziriac)提倡准确翻译，提出“不得给原著塞私货”，并指出，“要评价一部译作的好坏单凭文字优美是不够的。谁都会承认，优秀译者的最大特点是忠实于原作……意大利人说得好，偏离原作意思的翻译不是翻译，而是背叛”。再如斯图尔特·贝茨(E. Stuart Bates)认为“翻译就和婚事一样，对于好的结合，怎么忠实也不算过分，而对于坏的结合，忠实则是多余的。不论是结婚还是翻译，衡量好坏，唯一合适的标准就是忠于对方。”
三、翻译方法的相似
涉及到“怎么译”即翻译方法时，自古以来，中西方翻译理论都区分了“直译”和“意译”，“死译”和“活译”两对概念。古时西方翻译理论的代表人物西塞罗和我国翻译理论的开山大师支谦都在各自的译论传统中，率先提出了“直译”与“意译”的概念。西塞罗与支谦对“直译”与“意译”的区分，得到了同时代和后世翻译理论家的响应和发扬。
德莱顿认为“Translating is much like dancing on ropes with fettered legs”(Dryden, 1997:172)。此喻让我们联想到“带着脚镣跳舞”是副何等的累赘感和束缚感，丝毫不能给译作读者提供些许美感，听着那脚镣相互敲击的刺耳的声音甚至反而会流露出丝丝的痛感，难道这是译者想要取得的效果吗？泰特勒给“优秀翻译”下的结论是将原作优秀完全移植在译作的语言中，“翻译”就是画家的“临摹”风格，被后人所效仿。可见泰特勒此处所说的“临摹”就是把原作所有的优秀的东西全部移入译语中的，不包括那些糟糕的劣等的部分，翻译是有所取舍的，并非全盘照搬，译者不能照搬原作的笔法，而必须用自己的笔法来译出完美的“摹本”，即并非直译或死译。这说明英国翻译家们大都反对直译、死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再现原作的精神，他们对意译的观点很有共识。
古代支谦、道安、鸠摩罗什等人主导的“质”、“丽”之争，其实近似于西方译论中的“意译”与“直译”之争。我们再来看罗什曾与僧睿论西方辞体时说的一段话：“天竺国俗，甚重文藻。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凡觐国王，必有赞德。见佛之仪，以歌三礼为尊，经中偈颂，皆其式也。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秽也。”（参见马祖毅1998：42）此处使用了“嚼饭与人”这个妙喻，即把天竺辞体译成汉语后，其美处全失，虽然保存了大意，但辞体却很不相类，好似把饭嚼烂了给别人吃，不仅无味，且令人恶心呕吐。可见罗什极度反对直译而倾向于意译。我们还可从他所译的《大庄严论》中发现他常删掉原文的繁复之处，而且不拘原文体制，经常变易原文，说明他秉承的是“意译”原则。
四、结语
除上所述中西翻译史中还有对翻译功能或译者角色的比喻说法，如托德·伯勒尔指出“翻译是通天塔”；歌德说“翻译是人民的先知”；郭沫若把翻译和创作比作“媒婆与处女”的关系；郑振铎更把翻译比作“奶娘”；钱钟书认为翻译仿佛做媒似的，使国与国之间缔结了“文学因缘”；余光中认为“理想的译诗之中，最好是不见译者之‘我’的。在演技上，理想的译者应该是‘千面人’，不是‘性格演员’”。诸如此类比喻比比皆是，看来为把自己的理论、思想阐述清楚，翻译家们采取了比喻这一佳径。精警的譬喻，往往使人精神为之一振，具有一种奇特的力量，可以使事物突然清晰起来。所有这些列举的比喻，都各有各的道理，并且不论中西，都易于理解。可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西翻译家们对于翻译问题的形象思维是彼此相似或相通的。
参考文献：
[1]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
[2]郭沫若.谈文学翻译工作[A],1954.翻译研究论文(1949-1983),[C].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1984.
人们对于翻译比喻的喜爱和认识，往往停留在单一、彼此孤立的层面，至今未能把它作为一个专门领域来全面、系统地开发和研究。本文的目的，即是为了填补译学研究领域目前存在的此种缺憾。本文立足于当代翻译学的描写原则和方法，主要从比较和历时的不同角度，对中西方翻译研究中出现过的各种翻译比喻进行一次较全面而系统的扫描。通过举例，旨在分析比喻实例来比较研究中西译论传统的相似特征。
二、翻译原则的相似
前文提及严复的“信、达、雅”与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如出一辙，可见中西翻译原则的相似性。尤其翻译中“信”或“忠实”这一原则问题，自古以来都是中西译论的核心议题。在西方，这个议题的提出最早可以追溯到贺拉斯（Horace）的名篇《诗艺》，他在谈论诗歌创作时，告诫人们不要“像忠实译者那样逐字翻译。”在我国译史上，“信”的概念最早见于支谦的《法句经序》，文中所引老子之言“美言不信，信言不美”（参见陈福康1992：15）。
法国雨果(Hugo)谓“翻译如以宽颈瓶中水灌注狭颈瓶中”，其中旁倾而流失者必多，也就是说译者对原作的删繁从简，没有忠实于原作的翻译。又如法国伏尔泰(Voltaire)的“从板刻复制中睹原画色彩”；法国梅西里阿克(Bachet de Meziriac)提倡准确翻译，提出“不得给原著塞私货”，并指出，“要评价一部译作的好坏单凭文字优美是不够的。谁都会承认，优秀译者的最大特点是忠实于原作……意大利人说得好，偏离原作意思的翻译不是翻译，而是背叛”。再如斯图尔特·贝茨(E. Stuart Bates)认为“翻译就和婚事一样，对于好的结合，怎么忠实也不算过分，而对于坏的结合，忠实则是多余的。不论是结婚还是翻译，衡量好坏，唯一合适的标准就是忠于对方。”
三、翻译方法的相似
涉及到“怎么译”即翻译方法时，自古以来，中西方翻译理论都区分了“直译”和“意译”，“死译”和“活译”两对概念。古时西方翻译理论的代表人物西塞罗和我国翻译理论的开山大师支谦都在各自的译论传统中，率先提出了“直译”与“意译”的概念。西塞罗与支谦对“直译”与“意译”的区分，得到了同时代和后世翻译理论家的响应和发扬。
德莱顿认为“Translating is much like dancing on ropes with fettered legs”(Dryden, 1997:172)。此喻让我们联想到“带着脚镣跳舞”是副何等的累赘感和束缚感，丝毫不能给译作读者提供些许美感，听着那脚镣相互敲击的刺耳的声音甚至反而会流露出丝丝的痛感，难道这是译者想要取得的效果吗？泰特勒给“优秀翻译”下的结论是将原作优秀完全移植在译作的语言中，“翻译”就是画家的“临摹”风格，被后人所效仿。可见泰特勒此处所说的“临摹”就是把原作所有的优秀的东西全部移入译语中的，不包括那些糟糕的劣等的部分，翻译是有所取舍的，并非全盘照搬，译者不能照搬原作的笔法，而必须用自己的笔法来译出完美的“摹本”，即并非直译或死译。这说明英国翻译家们大都反对直译、死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再现原作的精神，他们对意译的观点很有共识。
古代支谦、道安、鸠摩罗什等人主导的“质”、“丽”之争，其实近似于西方译论中的“意译”与“直译”之争。我们再来看罗什曾与僧睿论西方辞体时说的一段话：“天竺国俗，甚重文藻。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凡觐国王，必有赞德。见佛之仪，以歌三礼为尊，经中偈颂，皆其式也。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秽也。”（参见马祖毅1998：42）此处使用了“嚼饭与人”这个妙喻，即把天竺辞体译成汉语后，其美处全失，虽然保存了大意，但辞体却很不相类，好似把饭嚼烂了给别人吃，不仅无味，且令人恶心呕吐。可见罗什极度反对直译而倾向于意译。我们还可从他所译的《大庄严论》中发现他常删掉原文的繁复之处，而且不拘原文体制，经常变易原文，说明他秉承的是“意译”原则。
四、结语
除上所述中西翻译史中还有对翻译功能或译者角色的比喻说法，如托德·伯勒尔指出“翻译是通天塔”；歌德说“翻译是人民的先知”；郭沫若把翻译和创作比作“媒婆与处女”的关系；郑振铎更把翻译比作“奶娘”；钱钟书认为翻译仿佛做媒似的，使国与国之间缔结了“文学因缘”；余光中认为“理想的译诗之中，最好是不见译者之‘我’的。在演技上，理想的译者应该是‘千面人’，不是‘性格演员’”。诸如此类比喻比比皆是，看来为把自己的理论、思想阐述清楚，翻译家们采取了比喻这一佳径。精警的譬喻，往往使人精神为之一振，具有一种奇特的力量，可以使事物突然清晰起来。所有这些列举的比喻，都各有各的道理，并且不论中西，都易于理解。可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西翻译家们对于翻译问题的形象思维是彼此相似或相通的。
参考文献：
[1]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
[2]郭沫若.谈文学翻译工作[A],1954.翻译研究论文(1949-1983),[C].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