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季来到台北，很可能一时找不着宿位。只有在台北，连牛肉面店老板也会遥遥一指，“没地方睡，就上诚品过夜吧。”诚品书店二十四小时营业，早成了远近观光客必至的“文化地标”，但只有身临台北，才能觉出诚品这么做原来很正常，这里大大小小的书店都要迟至深夜十一二点打烊。
　　入夜，出双入对在书店里的情侣，和101大楼精品店的门可罗雀，与对岸大陆的都会风景恰成比照，似乎应验着这座城市远非华丽的外表所示的实情，是久困于经济高速发展后的阻滞。以至本地作家唐诺预言，“台北已经活在它的回忆里，注定留给未来华人世界一座历史名城”。
　　历史的论资排辈如何轮得到台北？不要说历朝古都北京、西安、南京，比起二十四史记载里几近一片荒漠的上海，台北的建城史还短了近半个世纪。但从“总统府”、中山纪念堂构成的行政广场移步到由台大、台师大繁衍出的城南文化地段，政治中心被反包围于文化中心的奇特构建，像是一种隐喻，凝缩着华语文学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曲折。

纪州庵的传奇

　　从中山纪念堂往南一公里，在旅游团挥动着小旗子收队、或是从自由广场撤下来的抗议人群重新分散成涓涓小股的地方，台北的首善之区像是一下隐入了剧烈的政治地壳运动之下，被吸收进市井琐细的巷弄之中。
　　深入城南的巷弄，机车族也在身边陡然多了起来。头盔和护目镜屏蔽了他们的年龄差异，倒是同一种手掌笼头、脚搁踏板的潇洒，像是踩着风火轮的“青少年哪吒”。
　　机车在楼与楼之间的夹弄里停停走走，往来有行驶在田埂上的自如。台北的住宅楼，与其说是城中公寓，倒不如说更有“村”的味道，它们在一坪不大的宅基上层层加高堆垛起来，有的是邻我不犯的派头。
　　台北的城南，乍看是布局杂乱的。没有土地开发商的算计，未经政府统一拆建的干预，这带自生自长起来的民宅，早已湮没了战后刚接手时，日本人留下的政要官邸区的轮廓。十多年前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更把突出在视野里的城南“地标”焚毁殆尽。
　　那原是一栋三层大坡顶的木头房子，在日据时期曾是台北城南最兴盛的日式料理屋，名唤“纪州庵”。它的传奇始于主人出走之后，林海音、柏杨、余光中、王文兴，这些台湾文坛响当当的名字，都曾出没在它的左近。王文兴的小说《家变》堪称现代汉语的《尤利西斯》，干脆将主场景设在这五十方榻榻米大小的空间里，一个困守于此的青年为家国身份的裂变而苦恼。
　　如今原址重修的“纪州庵”离屋（另有主屋尚在修葺），从屋背后探出的椰树英挺的枝干与当年“帝国大学”（现台湾大学）中所种的行道木属同种，反讽地见证着日本人以台湾为东南亚典范殖民地的野心凋敝。在我们拜访纪州庵时，一场亚热带午后的暴雨来得毫无征兆，让从四近重聚起来的老街坊，相视一泯雨水沾湿了须发的狼狈。
　　王文兴已年近花甲，面部线条仍如斧凿刀削，他日日苦吟，以写诗的方法作小说。《家变》的语言试验当年曾引来激烈的攻讦，这场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在台湾文坛的“现代主义”之争（是从西方的现代主义出发“横的移植”，还是在本身的汉语传统中“纵的继承”），先后涌现出以夏济安为首的《文学杂志》和白先勇、余光中、李欧梵等人的《现代文学》。
　　风起云涌的一时气象，用纪州庵的老街坊、诗人隐地的话说，“也就是一圈人撸撸麻将，抛出来的念头”。
　　王文兴一直要到成家自立门户，才搬出纪州庵；而他家出门往西，走过一段百来步长的巷子，左拐就到了余光中家。余光中形容两家的“近”，台风季“一阵风吹来，两家屋顶都会同时摇摆”。
　　这一挂一挂的台北文人，结庐立户，兀自生长。“在林海音先生还在的时候，只消她一声招呼，不论现代的、师古的，本省的、外省的，上了她家的餐桌都是客”。曾获提名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洛夫、以抗议歌手之名在大陆为人熟知的侯德健，都曾是城南文学森林里的一叶。
　　在那个岛内政治飘摇的年代，流亡、自逐者的离去归来，成了这个城南文学社会小聚的借口。每次小聚之后，人人都会收到林海音寄出的相片。相片背面，是林海音亲自标注的注脚，对应着相片上每一个在场者的姓名。“若干年后，记不清当年同桌的某某，拿起林先生给的照片，就什么都回来了。”隐地说。
　　当年这个在屋后的草棚里忙于编辑《联合文学》副刊，帮林海音搭个手的小伙，如今已然文坛的“老头子”了。念叨起台北的城南旧事，林海音好像又回到老街坊中间，在灶披间里偶尔探头一笑，在年轻人争得口舌干燥之际，“不经意间一道十全十美的菜就上来了。”只可惜这位“文学老祖母”一走，故人也再难聚起。

“奇迹”已逝

　　年轻时的余光中在城南的文化圈中，是个恃才傲物的人物。等到步入成熟之年，声名日隆的他，在人前越是谦恭起来，见人就伸手来握，不管师长辈还是年轻后生。而另一个从城南的巷子里，文名远播开去的作家，现在重提这个名字，却让老友们犯难蹙眉。
　　这个外来者的故事，像是在海峡的涡流里打旋的一片木叶，敲打人心。
　　“余秋雨是从我们这里红回大陆的。”余秋雨在台湾的出版人是尔雅书坊的始创者隐地。在台北城南的文学巷弄里，王文兴住东头，余光中住西头，尔雅、洪范两家诗人创立的出版社夹在当中，也是台湾目前唯二的两家纯文学出版社。
　　“尔雅”有着年出新书二十本雷打不动的“家规”，长年靠朋友情面，“套牢”了白先勇、王鼎均这样的扛鼎作家。隐地第一次听说余秋雨这个名字，还是出自白先勇之口。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一次白先勇在大陆巡回讲座，台下一位年轻人悄悄塞过来一篇自己的文章。此文后来被录入尔雅版的《台北人》。爱才的白先勇如获至宝，极力向隐地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