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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人，身着统一带有灰帽的运动衫，黑着眼圈，胡子拉碴，面容憔悴，正排队等候接受核辐射检测。他们显得疲惫、恐惧，无奈中透着宿命，仿佛告诉人们，他们刚从地狱回来。
他们是“福岛50死士”，刚从福岛核电站事故救援现场撤下来。那里已成“人间地狱”。几个小时后，他们将重返“地狱”，去轮替坚持战斗在那里的同事。
3月15日，福岛第一核电站2号机组发生爆炸，核泄漏危机急速升级，数百名工作人员火速撤离，但有50名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员工，怀着必死的信念留下死守。之后，更多人加入其中，180人，300人……他们以50人一组的方式轮流执勤，“福岛50死士”成为日本精神的新代名词。
然而，十多天过去了，由于种种原因，日本方面对“福岛50死士”的真实情况始终讳莫如深，他们隐藏在“聚光灯中心的黑暗”中，成了“看不见的英雄”。直到3月27日，英国《星期日电讯报》发出了第一篇关于这些“死士”的专访……
“面对看不见的敌人”
3月15日，深夜11点，东京消防队“超级救援队”负责人Kazuhiko Fukudome正在家中。突然，电话铃响了。电话内容很简单：“集合你的人，赶往福岛。”然后就挂了。他回头对妻子说：“我要去福岛。”她看上去吓坏了，但很快就镇定下来，只说了两个字：“小心。”她知道，此时，如果她表现勇敢，对丈夫是一种力量。
此前，媒体已有“福岛50死士”的报道。一名东京电力公司职员决定留守福岛后，只简单地给妻子发了条短信：“我不回来了。”另一位妻子收到的丈夫短信说：“我恐怕回不去了，请你好好活着。”一位还有半年就要退休的东电员工，自愿成为留守者。他说：“核能发电的未来取决于我们如何应对，我将带着一种使命感参与抢险。”……
违抗命令？
这一念头从未闪过Fukudome的脑海，但其他杂念汹涌而来。在前往核电站的路上，寂静无声，谁都没有说话。“无尽的担忧笼罩着我们。我们执行过许多任务，其中绝大多数都在平时训练中练习过，但这次，面对的却是一个看不见的敌人，”Fukudome说。
抵达核电站时已是凌晨两点，3号机组开始发生核燃料棒熔毀。周围漆黑一片，透过消防员的头灯，看得见反应堆上冒着烟和蒸汽。所有消防设施都被毁了，他们得到通知：喷注海水，让反应堆冷却下来。
消防队被分成三组。第一组开一辆消防车到距核电站800米远的海边，抽取所需海水；第二组在距离反应堆约2米处，实施喷注；第三组在前二组中间位置，随时准备接应。
“情况远比我想象的糟糕。一切都被埋在碎石之下，”Fukudome说，“钢筋混凝土石块随处可见，所有下水道检修盖都被掀掉了，道路阻塞。我们根本无法把车开到海边，所以只能扛着软管，在黑暗中奔跑八百多米到海边。”
附近停着一辆逃生车，始终处于发动状态。如果放射性物质水平大幅上升，救生车将载着救援人员迅速撤离现场。而此时，对人体有害的核辐射，正源源不断从反应堆迅速扩散。
“我们彼此大声呼喊，‘很快就到了！坚持到底！再把软管拉过来一点！’都是类似的话，” Fukudome说，“我们都戴着呼吸器，所以必须大声喊叫。当看到水从软管中喷出来射向反应堆时，我们都大声欢呼‘成了’并向空中挥舞拳头。然后，我们退后一些，因为软管可以自动操作。”
除了呼吸器，他们只穿了平常的工作服，橘黄色的连衫裤上印着一只瑞士圣伯纳德救护犬的卡通图案。“我知道那里有放射性物质，但我不知道到底有多少，我就穿着平时的衣服，”Fukudome说，“外面再套一件薄薄的白色衣服，除此之外，再没有什么了。”
那他有没有受到辐射？
“是的，”他说，但看上去似乎并不十分担心。“我们在现场呆了26个小时，然后去了休息处，在那里他们为我们做了检测。我的衣服、袜子上都有很多放射性物质，所以都被没收了。我们洗了淋浴，然后又做了检测。我依然不算‘彻底干净’，但已经‘足够干净’。”
东电公司在撒谎
供“福岛50死士”暂时歇息的地方很特别，是一艘名叫Kaiwo Maru的漂亮四桅帆船。它停泊在距离核电站十几公里远的海港小名滨。这艘船原本准备开往夏威夷檀香山进行学员航海训练，现在被临时调来执行这一特殊任务。
小名滨也遭遇了海啸重创，码头周围的船只都严重受损，水电设施均无法使用。但Kaiwo Maru自备发电机、淡水，还有一些原本为航海学员准备的供给。
船上的餐桌旁，几名“死士”正吃着用咖喱烹煮的食品。这是他们几天来吃的第一顿热饭。甲板上有热水淋浴可以冲洗，船舱里有舒适的床铺可以睡觉。如果想放松紧张的情绪，这里还有一个小型图书馆，有不少漫画书和各种报纸。
但没人感到放松。疲倦、焦虑，笼罩着这些沉默的工作人员。“他们非常安静，”船长Susumu Toya说，“吃饭时没人说话。”给他们啤酒，他们也不喝。当尝试着与他们说话时，从他们的脸上分明可以读到一阵又一阵的恐惧和担心。沉默，还是沉默。
“核电站后来能恢复电力，实在是上帝的庇护，因为在如此黑暗的条件下工作，实在是太可怕了，我感到很不安全，”来自岩手县的电力维修工Akira Tamura说。
和消防员们一样，这些维修工进入核污染区后只有最基本的防护配备。他们每个人都配有呼吸器，但全套的防护服只有几十名长时间呆在核电站的高层工作人员拥有，不可能人手一套。
大多数工作人员穿的是用高密度聚乙烯制成的白色套装，和普通油漆工或清洁工穿的制服材料一样，可以防止放射性物质接触皮肤或进入人体，但不能抵挡大多数辐射。为了避免辐射物附着在制服表面，这些制服只能使用一次。目前，核电站里已堆积了上百件废弃的制服。
他们的主要防护来自两个能追踪放射性物质的“徽章”，一旦达到危险标准，它们会发出警报。“我们最大的希望，就是我们没有一直呆在最危险的区域里，”一名“死士”说，“他们对我们说，只要我们不是一直呆在那里，附着在制服表面的放射性物质就不会影响我们的身体。”
这些工人只能寄希望于他们说的是真的。但越来越多的事实却在指证，他们似乎并没有说真话。
3月24日，来自东京电力公司合作企业的两名抢险工人在3号机组涡轮机房地下室架设电缆时，由于受污染的冷却水进入靴子，他们脚踝以下的皮肤受到2至6西弗辐射（1西弗＝1000毫西弗），是正常水平的1万倍。日本厚生劳动省3月16日将核电站工作人员容许暴露的辐射量法定上限，从原先的50毫西弗上调至500毫西弗。即便按这一标准，这两名工人所遭受的辐射量也达到了全年承受量的24倍。同时，两人的尿液中也检测到了放射性物质，这意味着他们体内也受到辐射影响，以后可能出现灼伤症状。
而日本新闻网指出，早在3月18日，3号机组就已经检测出高放射性物质；3月24日作业前，1号机组也检测出超高辐射量，但东电方面并没有及时将这些信息据实告知现场作业员工。日本原子能安全保安院3月25日表示，抢险员工中，已有17人遭受了100毫西弗以上的核辐射。
日本首相菅直人3月26日承认，核电站的情况依然“不稳定”，他敦促周围20至30公里范围内的人员“自愿撤离”。而这一范围，也包括停泊着Kaiwo Maru的小名滨港。
他们别无去处
冷却反应堆的工作结束后，接着便是抢修电力。只有恢复电力，核电站系统才能真正得到控制。Tamura亲历着这个过程。
最初，他和他的同事只能在核电站席地而睡，因为当时还没有实行轮班制，他们需要24小时待命。现在情况有所好转，不过，“我到这里（帆船休息处）来也只是洗个澡，明天我还要回去，”Tamura说，“我们一般工作一小时后，换下来休息两小时，用这种方法尽量减少暴露在放射性物质中。开始做这工作的只有10人，现在有30人，让我们有时间吃点东西。”
虽然目前有数百人在现场实施抢险，但真正具有专业电工技能的人很少。外界通过报道得到的印象是，核电站的情况正在好转，但工人们并不那么自信。抢修队队长Nobuhide Suzuki说：“整个队伍精神十分紧张，那里的情况很危急，但我们必须坚持到底。我们都感觉到肩负的重任，希望能渡过难关。我们一直感到恐惧，但全世界都在看着我们。”
在轮休的两个小时里，他们撤到一栋楼里。它位于核电站中心位置，建于去年10月，可以防御强震。在那里，他们可以脱掉呼吸器，靠着墙席地而坐，吃点简单食品，比如方便面、瓶装水等。大约有50名高级管理人员和操作员，包括核电站站长，几乎全天候呆在这个建筑物里。
“我一直都很害怕，”一名32岁的年轻人说，“但我知道，我的工作很重要，必须去做，这就是我的动力。”
一名地震发生时正在现场的工人描绘当时的场景：顷刻之间，主电力网瘫痪，4号机组发出可怕的轰鸣声，地面出现巨大的裂缝，建筑物的墙壁也在开裂。在海啸到来之前，他们慌忙逃离核电站。随着形势的恶化，3月14日，3号机组发生第一次爆炸。当时，正好有6名来自日本中央生化核武器防御部队的士兵乘坐两辆车抵达机组，6人全部牺牲，被埋在废墟之下。
在帆船上歇息的“死士”们，自从执行抢险任务以来，至今尚无一人与家人见面。“如果我现在能做一件事的话，我真的非常希望见到我的妻子和父母，”Tamura说，“我给他们发过邮件，他们回复说他们非常担心。”Suzuki说，他只和家里通过一次电话，孩子们对他说：“我们支持你。”而他的妻子却几乎说不出话来，“她实在太伤心了”。
这些“死士”的家人，除了暂时与丈夫离别之外，大多数还经受着另一重伤痛：失去家园。他们住在避难所里，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那里就是他们的家。
勇气，并不会因为害怕而缺席，它一直都在，哪怕在你感到恐惧之时。按照这一标准，这些“死士”都是真正的“勇士”。
但除了骄傲和责任，也许还有另一个理由来解释他们为何坚守岗位：他们别无去处。
他们是“福岛50死士”，刚从福岛核电站事故救援现场撤下来。那里已成“人间地狱”。几个小时后，他们将重返“地狱”，去轮替坚持战斗在那里的同事。
3月15日，福岛第一核电站2号机组发生爆炸，核泄漏危机急速升级，数百名工作人员火速撤离，但有50名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员工，怀着必死的信念留下死守。之后，更多人加入其中，180人，300人……他们以50人一组的方式轮流执勤，“福岛50死士”成为日本精神的新代名词。
然而，十多天过去了，由于种种原因，日本方面对“福岛50死士”的真实情况始终讳莫如深，他们隐藏在“聚光灯中心的黑暗”中，成了“看不见的英雄”。直到3月27日，英国《星期日电讯报》发出了第一篇关于这些“死士”的专访……
“面对看不见的敌人”
3月15日，深夜11点，东京消防队“超级救援队”负责人Kazuhiko Fukudome正在家中。突然，电话铃响了。电话内容很简单：“集合你的人，赶往福岛。”然后就挂了。他回头对妻子说：“我要去福岛。”她看上去吓坏了，但很快就镇定下来，只说了两个字：“小心。”她知道，此时，如果她表现勇敢，对丈夫是一种力量。
此前，媒体已有“福岛50死士”的报道。一名东京电力公司职员决定留守福岛后，只简单地给妻子发了条短信：“我不回来了。”另一位妻子收到的丈夫短信说：“我恐怕回不去了，请你好好活着。”一位还有半年就要退休的东电员工，自愿成为留守者。他说：“核能发电的未来取决于我们如何应对，我将带着一种使命感参与抢险。”……
违抗命令？
这一念头从未闪过Fukudome的脑海，但其他杂念汹涌而来。在前往核电站的路上，寂静无声，谁都没有说话。“无尽的担忧笼罩着我们。我们执行过许多任务，其中绝大多数都在平时训练中练习过，但这次，面对的却是一个看不见的敌人，”Fukudome说。
抵达核电站时已是凌晨两点，3号机组开始发生核燃料棒熔毀。周围漆黑一片，透过消防员的头灯，看得见反应堆上冒着烟和蒸汽。所有消防设施都被毁了，他们得到通知：喷注海水，让反应堆冷却下来。
消防队被分成三组。第一组开一辆消防车到距核电站800米远的海边，抽取所需海水；第二组在距离反应堆约2米处，实施喷注；第三组在前二组中间位置，随时准备接应。
“情况远比我想象的糟糕。一切都被埋在碎石之下，”Fukudome说，“钢筋混凝土石块随处可见，所有下水道检修盖都被掀掉了，道路阻塞。我们根本无法把车开到海边，所以只能扛着软管，在黑暗中奔跑八百多米到海边。”
附近停着一辆逃生车，始终处于发动状态。如果放射性物质水平大幅上升，救生车将载着救援人员迅速撤离现场。而此时，对人体有害的核辐射，正源源不断从反应堆迅速扩散。
“我们彼此大声呼喊，‘很快就到了！坚持到底！再把软管拉过来一点！’都是类似的话，” Fukudome说，“我们都戴着呼吸器，所以必须大声喊叫。当看到水从软管中喷出来射向反应堆时，我们都大声欢呼‘成了’并向空中挥舞拳头。然后，我们退后一些，因为软管可以自动操作。”
除了呼吸器，他们只穿了平常的工作服，橘黄色的连衫裤上印着一只瑞士圣伯纳德救护犬的卡通图案。“我知道那里有放射性物质，但我不知道到底有多少，我就穿着平时的衣服，”Fukudome说，“外面再套一件薄薄的白色衣服，除此之外，再没有什么了。”
那他有没有受到辐射？
“是的，”他说，但看上去似乎并不十分担心。“我们在现场呆了26个小时，然后去了休息处，在那里他们为我们做了检测。我的衣服、袜子上都有很多放射性物质，所以都被没收了。我们洗了淋浴，然后又做了检测。我依然不算‘彻底干净’，但已经‘足够干净’。”
东电公司在撒谎
供“福岛50死士”暂时歇息的地方很特别，是一艘名叫Kaiwo Maru的漂亮四桅帆船。它停泊在距离核电站十几公里远的海港小名滨。这艘船原本准备开往夏威夷檀香山进行学员航海训练，现在被临时调来执行这一特殊任务。
小名滨也遭遇了海啸重创，码头周围的船只都严重受损，水电设施均无法使用。但Kaiwo Maru自备发电机、淡水，还有一些原本为航海学员准备的供给。
船上的餐桌旁，几名“死士”正吃着用咖喱烹煮的食品。这是他们几天来吃的第一顿热饭。甲板上有热水淋浴可以冲洗，船舱里有舒适的床铺可以睡觉。如果想放松紧张的情绪，这里还有一个小型图书馆，有不少漫画书和各种报纸。
但没人感到放松。疲倦、焦虑，笼罩着这些沉默的工作人员。“他们非常安静，”船长Susumu Toya说，“吃饭时没人说话。”给他们啤酒，他们也不喝。当尝试着与他们说话时，从他们的脸上分明可以读到一阵又一阵的恐惧和担心。沉默，还是沉默。
“核电站后来能恢复电力，实在是上帝的庇护，因为在如此黑暗的条件下工作，实在是太可怕了，我感到很不安全，”来自岩手县的电力维修工Akira Tamura说。
和消防员们一样，这些维修工进入核污染区后只有最基本的防护配备。他们每个人都配有呼吸器，但全套的防护服只有几十名长时间呆在核电站的高层工作人员拥有，不可能人手一套。
大多数工作人员穿的是用高密度聚乙烯制成的白色套装，和普通油漆工或清洁工穿的制服材料一样，可以防止放射性物质接触皮肤或进入人体，但不能抵挡大多数辐射。为了避免辐射物附着在制服表面，这些制服只能使用一次。目前，核电站里已堆积了上百件废弃的制服。
他们的主要防护来自两个能追踪放射性物质的“徽章”，一旦达到危险标准，它们会发出警报。“我们最大的希望，就是我们没有一直呆在最危险的区域里，”一名“死士”说，“他们对我们说，只要我们不是一直呆在那里，附着在制服表面的放射性物质就不会影响我们的身体。”
这些工人只能寄希望于他们说的是真的。但越来越多的事实却在指证，他们似乎并没有说真话。
3月24日，来自东京电力公司合作企业的两名抢险工人在3号机组涡轮机房地下室架设电缆时，由于受污染的冷却水进入靴子，他们脚踝以下的皮肤受到2至6西弗辐射（1西弗＝1000毫西弗），是正常水平的1万倍。日本厚生劳动省3月16日将核电站工作人员容许暴露的辐射量法定上限，从原先的50毫西弗上调至500毫西弗。即便按这一标准，这两名工人所遭受的辐射量也达到了全年承受量的24倍。同时，两人的尿液中也检测到了放射性物质，这意味着他们体内也受到辐射影响，以后可能出现灼伤症状。
而日本新闻网指出，早在3月18日，3号机组就已经检测出高放射性物质；3月24日作业前，1号机组也检测出超高辐射量，但东电方面并没有及时将这些信息据实告知现场作业员工。日本原子能安全保安院3月25日表示，抢险员工中，已有17人遭受了100毫西弗以上的核辐射。
日本首相菅直人3月26日承认，核电站的情况依然“不稳定”，他敦促周围20至30公里范围内的人员“自愿撤离”。而这一范围，也包括停泊着Kaiwo Maru的小名滨港。
他们别无去处
冷却反应堆的工作结束后，接着便是抢修电力。只有恢复电力，核电站系统才能真正得到控制。Tamura亲历着这个过程。
最初，他和他的同事只能在核电站席地而睡，因为当时还没有实行轮班制，他们需要24小时待命。现在情况有所好转，不过，“我到这里（帆船休息处）来也只是洗个澡，明天我还要回去，”Tamura说，“我们一般工作一小时后，换下来休息两小时，用这种方法尽量减少暴露在放射性物质中。开始做这工作的只有10人，现在有30人，让我们有时间吃点东西。”
虽然目前有数百人在现场实施抢险，但真正具有专业电工技能的人很少。外界通过报道得到的印象是，核电站的情况正在好转，但工人们并不那么自信。抢修队队长Nobuhide Suzuki说：“整个队伍精神十分紧张，那里的情况很危急，但我们必须坚持到底。我们都感觉到肩负的重任，希望能渡过难关。我们一直感到恐惧，但全世界都在看着我们。”
在轮休的两个小时里，他们撤到一栋楼里。它位于核电站中心位置，建于去年10月，可以防御强震。在那里，他们可以脱掉呼吸器，靠着墙席地而坐，吃点简单食品，比如方便面、瓶装水等。大约有50名高级管理人员和操作员，包括核电站站长，几乎全天候呆在这个建筑物里。
“我一直都很害怕，”一名32岁的年轻人说，“但我知道，我的工作很重要，必须去做，这就是我的动力。”
一名地震发生时正在现场的工人描绘当时的场景：顷刻之间，主电力网瘫痪，4号机组发出可怕的轰鸣声，地面出现巨大的裂缝，建筑物的墙壁也在开裂。在海啸到来之前，他们慌忙逃离核电站。随着形势的恶化，3月14日，3号机组发生第一次爆炸。当时，正好有6名来自日本中央生化核武器防御部队的士兵乘坐两辆车抵达机组，6人全部牺牲，被埋在废墟之下。
在帆船上歇息的“死士”们，自从执行抢险任务以来，至今尚无一人与家人见面。“如果我现在能做一件事的话，我真的非常希望见到我的妻子和父母，”Tamura说，“我给他们发过邮件，他们回复说他们非常担心。”Suzuki说，他只和家里通过一次电话，孩子们对他说：“我们支持你。”而他的妻子却几乎说不出话来，“她实在太伤心了”。
这些“死士”的家人，除了暂时与丈夫离别之外，大多数还经受着另一重伤痛：失去家园。他们住在避难所里，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那里就是他们的家。
勇气，并不会因为害怕而缺席，它一直都在，哪怕在你感到恐惧之时。按照这一标准，这些“死士”都是真正的“勇士”。
但除了骄傲和责任，也许还有另一个理由来解释他们为何坚守岗位：他们别无去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