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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卖国汉奸们也随之步入了他们的黄泉末路。
被国民党逮捕的 从1945年9月下旬起，蒋介石委派军统局在南京、上海、北平、广州等地开始逮捕汉奸，汪伪巨奸纷纷落网。
逮捕汉奸基本都是采取诱捕的方法。在上海，1945年9月20日的中秋之夜，军统局局长戴笠向周佛海、缪斌和汪伪特工总部主任丁默邨等数百名汪伪高级官员和将领发出请柬，邀请他们出席中秋赏月晚宴。酒过三巡，戴笠站起来说：“八年抗战，现已胜利，在座的不少人在抗战期间出任伪职，这当然有各种原因。从今天起，只要能立功赎罪，政府是宽大为怀、既往不咎的……”戴笠的话被热烈的掌声打断了。稍停，他乘着酒兴继续说：“解决汉奸问题，政治重于法律。要相信蒋委员长，相信政府。”
9月23日，戴笠手下的100多个行动小组，把印制精美的请柬又送到了汉奸们的家中。这些汉奸耳边还回响着3天前戴笠在中秋月下的诺言，做梦也不会想到今天就会成为阶下囚，所以一个个都毫无戒备地跟着来到军统局愚园路公馆。等到进入大院，只见四周站满了荷枪实弹的军警特务，先到一步的伪职人员一个个垂头丧气、惊慌不安，后到的情知不妙，也只好束手就擒。当夜预捕的100多名汉奸无一漏网。第二天晚上，又捕捉到100多人，连同第一批捕捉到的汉奸，全部关进原汪伪特工总部76号的监狱里，后来因人越来越多，只好在南京市又建了一个新的看守所，把一部分汉奸分流到那里关押。
1945年11月23日，国民政府正式颁布了《处理汉奸案件条例》，1946年底为告发汉奸截止日期。这年冬天，国民政府开展了对汉奸案的审理和结案工作，至1947年底基本办结。1948年1月5日，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长谢冠生宣布：据各省市已报汉奸案件经检查办结案内，起诉的为30828人，免予起诉的为20718人，其他的为13323人。审判办结的25155案内，科刑的为14932人，其中死刑369人，无期徒刑979人，有期徒刑13570人，罚金14人。大汉奸陈公博、褚民谊、王揖唐、齐燮元、殷汝耕、梅思平、林柏生、梁鸿志、丁默邨和大间谍川岛芳子等50余人被判死刑；陈璧君（1959年病死于上海监狱）、罗君强（1970年病死于上海监狱）等近百人被判无期徒刑。周佛海先被判处死刑后被蒋介石赦免，改判无期徒刑，1948年2月，心脏病复发，死于老虎桥监狱的囚室之中。此外，王克敏被押不久便病死狱中，汪伪内政部长陈群、逃跑通缉的汪伪江苏省长高冠吾等自杀。
被苏联红军逮捕的 1945年8月8日，苏联政府对日本宣战。8月9日，百万苏联红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向盘踞在我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起攻击，关东军顷刻间土崩瓦解。8月19日，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和溥杰、两个妹夫、三个侄子、一个医生及随侍大李分乘两架飞机从通化出发去沈阳，准备在那里换乘大型飞机逃往日本。上午11时，溥仪乘坐的飞机先到了沈阳机场，在机场休息室里，等候另一架飞机。等了不久，忽然响起了一阵震耳的飞机马达声。原来是苏军飞机着陆了。一队队手持冲锋枪的苏联士兵走下飞机，立即将机场上的日本军队缴了械，溥仪也被抓获。第二天，便被苏联飞机押往苏联远东监狱。另外，伪满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伪满参议府议长、兴亚国民运动大会总司令臧式毅，伪满第二军管区司令官、伪皇帝侍从武官长、伪尚书府大臣吉兴，伪满第九军管区司令官甘珠尔扎布，伪满最高检察院检察官徐良儒，伪满军事部大臣邢土康等60多名伪满洲国军政要员被苏军逮捕。1950年7月，苏军将这些伪满洲国战犯和1000多名日本战犯移交我国抚顺战犯管理所。
被蒙古国逮捕的 日本投降后，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副主席李守信被蒋介石任命为第十路军总司令、东北民众自卫军司令等职。内战爆发后，受命到内蒙古东部地区招纳旧部，组织武装，配合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1947年，其部众被人民解放军全歼于开鲁，他逃往北平，后又辗转到台湾。
1949年，李守信返回内蒙古，在阿拉善旗参与组织“蒙古自治政府”的活动。阿拉善旗和平解放后，又出逃至蒙古人民共和国，于1950年被逮捕并引渡回国受审。
解放前后被我党逮捕的 一些汉奸虽然逃过了国民党的审判，但后来被我党抓获。张岚峰在1946年8月被蒋介石任命为汜东“清剿”副总指挥，1947年1月16日在山东曹县东南被中共晋冀鲁豫野战军俘获。孙殿英1947年在豫北战役中投降。伪天津市长温世珍，解放后被人民政府处以极刑。伪满司法部大臣、参议府参议张焕相在1945年苏军进攻长春时，潜回原籍抚顺，未被俘获，后在沈阳定居。1951年9月“镇反”时因群众检举，在沈阳大东区住所被捕并押至北迁到哈尔滨的战犯管理所。先后担任伪满洲国议院院长、伪华北政务委员会顾问的赵欣伯，被国民党逮捕后，买通司法部门，以“保外就医”的名义回到家中，从而逍遥法外。建国后，1951年7月20日，北京市公安局依法传讯了他，他深感自己恶贯满盈，心中万分不安，旧病高血压猝然发作，导致脑血栓，经抢救无效，死于看守所里。
非常遗憾的是，也有一些大汉奸逃脱了法网。曾任伪华北临时政府最高顾问、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的曹汝霖，1949年逃往台湾，后至日本、美国，死于底特律。任授道逃往香港，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饮马深圳河，任授道顿觉香港也难以立足，于是又举家远飞加拿大定居，1980年死于加拿大。汪伪“文胆”胡兰成逃到浙江，在省立温州高中当国文教员，一躲3年。1949年春夏之交，温州解放，他逃到上海，碰上伪军长邹平凡，一起逃到香港，半年后偷渡到日本。1982年7月25日客死东京。他是汪伪政权中惟一漏网的文人汉奸。
无论是生是死，这批汉奸卖国贼在抗日战争时期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是不可饶恕的，他们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笪
摘自《决策与信息》
被国民党逮捕的 从1945年9月下旬起，蒋介石委派军统局在南京、上海、北平、广州等地开始逮捕汉奸，汪伪巨奸纷纷落网。
逮捕汉奸基本都是采取诱捕的方法。在上海，1945年9月20日的中秋之夜，军统局局长戴笠向周佛海、缪斌和汪伪特工总部主任丁默邨等数百名汪伪高级官员和将领发出请柬，邀请他们出席中秋赏月晚宴。酒过三巡，戴笠站起来说：“八年抗战，现已胜利，在座的不少人在抗战期间出任伪职，这当然有各种原因。从今天起，只要能立功赎罪，政府是宽大为怀、既往不咎的……”戴笠的话被热烈的掌声打断了。稍停，他乘着酒兴继续说：“解决汉奸问题，政治重于法律。要相信蒋委员长，相信政府。”
9月23日，戴笠手下的100多个行动小组，把印制精美的请柬又送到了汉奸们的家中。这些汉奸耳边还回响着3天前戴笠在中秋月下的诺言，做梦也不会想到今天就会成为阶下囚，所以一个个都毫无戒备地跟着来到军统局愚园路公馆。等到进入大院，只见四周站满了荷枪实弹的军警特务，先到一步的伪职人员一个个垂头丧气、惊慌不安，后到的情知不妙，也只好束手就擒。当夜预捕的100多名汉奸无一漏网。第二天晚上，又捕捉到100多人，连同第一批捕捉到的汉奸，全部关进原汪伪特工总部76号的监狱里，后来因人越来越多，只好在南京市又建了一个新的看守所，把一部分汉奸分流到那里关押。
1945年11月23日，国民政府正式颁布了《处理汉奸案件条例》，1946年底为告发汉奸截止日期。这年冬天，国民政府开展了对汉奸案的审理和结案工作，至1947年底基本办结。1948年1月5日，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长谢冠生宣布：据各省市已报汉奸案件经检查办结案内，起诉的为30828人，免予起诉的为20718人，其他的为13323人。审判办结的25155案内，科刑的为14932人，其中死刑369人，无期徒刑979人，有期徒刑13570人，罚金14人。大汉奸陈公博、褚民谊、王揖唐、齐燮元、殷汝耕、梅思平、林柏生、梁鸿志、丁默邨和大间谍川岛芳子等50余人被判死刑；陈璧君（1959年病死于上海监狱）、罗君强（1970年病死于上海监狱）等近百人被判无期徒刑。周佛海先被判处死刑后被蒋介石赦免，改判无期徒刑，1948年2月，心脏病复发，死于老虎桥监狱的囚室之中。此外，王克敏被押不久便病死狱中，汪伪内政部长陈群、逃跑通缉的汪伪江苏省长高冠吾等自杀。
被苏联红军逮捕的 1945年8月8日，苏联政府对日本宣战。8月9日，百万苏联红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向盘踞在我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起攻击，关东军顷刻间土崩瓦解。8月19日，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和溥杰、两个妹夫、三个侄子、一个医生及随侍大李分乘两架飞机从通化出发去沈阳，准备在那里换乘大型飞机逃往日本。上午11时，溥仪乘坐的飞机先到了沈阳机场，在机场休息室里，等候另一架飞机。等了不久，忽然响起了一阵震耳的飞机马达声。原来是苏军飞机着陆了。一队队手持冲锋枪的苏联士兵走下飞机，立即将机场上的日本军队缴了械，溥仪也被抓获。第二天，便被苏联飞机押往苏联远东监狱。另外，伪满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伪满参议府议长、兴亚国民运动大会总司令臧式毅，伪满第二军管区司令官、伪皇帝侍从武官长、伪尚书府大臣吉兴，伪满第九军管区司令官甘珠尔扎布，伪满最高检察院检察官徐良儒，伪满军事部大臣邢土康等60多名伪满洲国军政要员被苏军逮捕。1950年7月，苏军将这些伪满洲国战犯和1000多名日本战犯移交我国抚顺战犯管理所。
被蒙古国逮捕的 日本投降后，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副主席李守信被蒋介石任命为第十路军总司令、东北民众自卫军司令等职。内战爆发后，受命到内蒙古东部地区招纳旧部，组织武装，配合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1947年，其部众被人民解放军全歼于开鲁，他逃往北平，后又辗转到台湾。
1949年，李守信返回内蒙古，在阿拉善旗参与组织“蒙古自治政府”的活动。阿拉善旗和平解放后，又出逃至蒙古人民共和国，于1950年被逮捕并引渡回国受审。
解放前后被我党逮捕的 一些汉奸虽然逃过了国民党的审判，但后来被我党抓获。张岚峰在1946年8月被蒋介石任命为汜东“清剿”副总指挥，1947年1月16日在山东曹县东南被中共晋冀鲁豫野战军俘获。孙殿英1947年在豫北战役中投降。伪天津市长温世珍，解放后被人民政府处以极刑。伪满司法部大臣、参议府参议张焕相在1945年苏军进攻长春时，潜回原籍抚顺，未被俘获，后在沈阳定居。1951年9月“镇反”时因群众检举，在沈阳大东区住所被捕并押至北迁到哈尔滨的战犯管理所。先后担任伪满洲国议院院长、伪华北政务委员会顾问的赵欣伯，被国民党逮捕后，买通司法部门，以“保外就医”的名义回到家中，从而逍遥法外。建国后，1951年7月20日，北京市公安局依法传讯了他，他深感自己恶贯满盈，心中万分不安，旧病高血压猝然发作，导致脑血栓，经抢救无效，死于看守所里。
非常遗憾的是，也有一些大汉奸逃脱了法网。曾任伪华北临时政府最高顾问、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的曹汝霖，1949年逃往台湾，后至日本、美国，死于底特律。任授道逃往香港，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饮马深圳河，任授道顿觉香港也难以立足，于是又举家远飞加拿大定居，1980年死于加拿大。汪伪“文胆”胡兰成逃到浙江，在省立温州高中当国文教员，一躲3年。1949年春夏之交，温州解放，他逃到上海，碰上伪军长邹平凡，一起逃到香港，半年后偷渡到日本。1982年7月25日客死东京。他是汪伪政权中惟一漏网的文人汉奸。
无论是生是死，这批汉奸卖国贼在抗日战争时期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是不可饶恕的，他们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笪
摘自《决策与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