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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厌恶）未必“弃”（舍弃）
在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中，《论语》的《季氏将伐颛臾》和李密的《陈情表》被分别编入第四册和第五册。
这样，分析《陈情表》的主题和内容，我们就会自然地联想到孔子在《季氏将伐颛臾》中说的一句话：“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把这句话翻译成白话文，就是：君子厌恶那些不肯直说自己想要怎样而偏要给它另找借口的人。君子厌恶“另找借口”，孔子本人是不是就凡事均不“另找借口”，“欲”（想法）和“辞”（借口）就始终如一了呢？《论语选读》告诉我们：不是。阳货想见到孔子，孔子却不愿意见阳货，阳货便赠送给孔子一只烤乳猪。孔子尽管不愿意却又不能不答谢，就故意在打听到阳货不在家的时候赶过去拜谢……
放眼历史，类似的例子其实很多，且就近而举三例：
（1）抗战前期，张冲（字淮南）作为国民党代表参加国共谈判，同周恩来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新四军正副军长叶挺和项英在工作上产生分歧和矛盾，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去皖南调解。然而，当身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向蒋介石请假离开重庆时，却未能获准。周恩来转而向张冲求助。张冲给他出主意，建议周恩来以回浙江绍兴老家祭祖为由，向注重孝道的蒋介石请假，然后顺道去皖南。此招果然有效，于是周恩来便有了1939年春天在抗日烽火中的东南之行。（详见周恩来：《悼张淮南先生》，1941年11月9日《新华日报》头版；另见电视连续剧《烽火千里行》和《周恩来在重庆》）
（2）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1936年曾赴陕北采访毛泽东等人，写成名著《西行漫记》；但他1960年获准重返中国采访，却不是用记者的名义，而是用作家的名义，因为当时中美对抗，中国不允许美国记者来华采访。周恩来总理和他一见面就强调：“我们不把你看成记者，而是作家，这就是我们破例的原因。我们认为你是一个作家和历史学家，绝不是记者。”（斯诺：《大河彼岸》，《斯诺文集》第4卷，新华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67页）
（3）高行健的文学创作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在国内引起争议，甚至遭到封杀。1988年德国官方文化组织DAAD（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就请他以画家而非作家的名义去德国，他后来转赴法国，取得法国国籍，2000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王蒙：《一辈子的活法——王蒙的人生历练》，北京出版社2011年出版，第264页）
由此可见，“疾”（厌恶）未必“弃”（舍弃），一边厌恶“另找借口”，一边却不得不“另找借口”，这也是人之常情。所以，世事难料，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另找借口”，而在于怎样“另找借口”。
“辞”（借口）务必“真”（真实）
李密为什么要写作《陈情表》呢？他写给晋武帝这篇著名奏表的标题，是不是仅仅用《陈情表》三个字就已完整地概括了文章的意蕴？
李密原是蜀汉官员，蜀汉被曹魏所灭。司马炎代魏建晋，但还有东吴未灭，为了一统天下，就征召蜀汉旧臣出任晋职。蜀汉被曹魏所灭，原因在于谯周力促后主刘禅向邓艾投降。唐朝诗人温庭筠《经五丈原》云：“象床宝帐无言语，从此谯周是老臣。”李密曾经师从谯周，是学者谯周的著名弟子，自然成为晋武帝重点征召的对象。但是，李密却对蜀汉后主刘禅的统治较为认可，对魏灭蜀汉并不服气。同时，司马氏以血腥手段夺取曹魏政权，稽康等名士均遭灭顶之灾，《广陵散》由此绝世，《思旧赋》由此传世。“谁不和我们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谁反对我们，谁就是我们的敌人；而敌人就应该用一切手段加以消灭。”——这虽然是俄国民粹派名言，但中国古人其实早已奉行。稽康等名士并无对抗司马氏政权的能力和行为，他们只是对司马氏政权抱不合作的态度，他们就被托故铲除！对司马氏政权抱不合作的态度都不允许，在蜀被魏灭、魏被晋代的背景下被晋武帝征召，想起“伴君如伴虎”的名言，连是福是祸都难定论，李密怎么敢冒险奉诏出仕，又怎么敢拒绝接受晋武帝的征召命令？
所以，李密对晋武帝的征召命令，既不敢说真话——难以接受，又不能说假话——乐于接受。他写作《陈情表》，其言说策略就是在夹缝中求生存，可以用季羡林教授的一句名言来归纳：“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因为一说假话就犯欺君之罪，那无异于自取灭亡；但真话却可以有选择地说，一方面，是捡自己无法隐瞒的事实说，“臣少仕伪朝，历职郎署，本图宦达，不矜名节”；另一方面，是捡皇上乐于听到的话说，大谈他和祖母如何相依为命，可收“以子之矛陷子之盾”的效果。
即此而论：李密给晋武帝奏表的标题，准确地说，其实应该不仅仅是《陈情表》，而是《陈情缓仕表》。“陈情”是状语，是手段，“缓仕”才是谓语，是目的：我并不是不想出仕，而是现在还不能出仕，因为还有年老的祖母需要我悉心赡养。皇上不是提倡“以孝治天下”么？“臣尽节于陛下之日长，报刘之日短也”，皇上何必急于这一时！
“明逆”（表面对抗）而“暗合”（实际共赢）
表面上看，晋武帝下诏征召李密，李密却并不奉诏而行，似乎是皇上败而李密胜——但论其实质，他们却是“双赢”！李密胜，胜在他最终获准暂不出仕上；皇上赢，又赢在哪里呢？
皇上赢，是赢在治国理念上。李密托辞要对祖母尽孝而缓仕，通过奏表陈述他对祖母深挚的孝心，“武帝览之曰：‘士之有名，不虚然哉！’”“嘉其诚，赐奴婢二人，使郡县供其祖母奉膳”；“后刘终，服阕，复以洗马征至洛”（《晋书·李密传》）……李密对其治国理念没有质疑，只有认同！
皇上赢，还赢在用人气度上。李密虽然还没有为朕所用，但他的奏表却已经对朕的用人气度作了最好的礼赞：“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后刺史臣荣，举臣秀才”，这说的是事实，但还只是臣下的事实；“诏书特下，拜臣郎中，寻蒙国恩，除臣洗马，猥以微贱，当侍东宫，非臣陨首所能上报”，这说的也是事实，但已经是皇上的事实了；“臣具以表闻，辞不就职。诏书切峻，责臣逋慢；郡县逼迫，催臣上道；州司临门，急于星火”，这更是君臣一致急于用贤了——这个蜀汉旧臣说得多好：“逮奉圣朝，沐浴清化”！如此文章，传到东吴，可收何等攻心作用呀！传到后世，于朕也只有利而无害呀！
李海林教授早就强调：“语文教育是一种言语智慧教育。”（《言语智慧教育论》，《语文学习》2000年第3期）按照上述思路解读《陈情表》的主题和内容，能在“言语智慧”上和学生达成怎样的共识呢？人生在世，弱者和强者相遇，并不是你是弱者不想说话就可以不说话的；弱者向强者说话，如果不想以卵击石，直言贾祸，那就需要“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应当更加重视名正言顺，这“辞”（借口）可以不合乎“欲”（内心可隐瞒的想法），但却不能不合乎“事”（外部已呈现的事实），讲的应该是经得起验证的真话，而不是假话；同时，话语内容的选择，应该认真考虑话语接收者的需求，尽可能使对话各方都进入“共赢”的境界。
[作者通联：浙江东阳市教师进修学校]
在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中，《论语》的《季氏将伐颛臾》和李密的《陈情表》被分别编入第四册和第五册。
这样，分析《陈情表》的主题和内容，我们就会自然地联想到孔子在《季氏将伐颛臾》中说的一句话：“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把这句话翻译成白话文，就是：君子厌恶那些不肯直说自己想要怎样而偏要给它另找借口的人。君子厌恶“另找借口”，孔子本人是不是就凡事均不“另找借口”，“欲”（想法）和“辞”（借口）就始终如一了呢？《论语选读》告诉我们：不是。阳货想见到孔子，孔子却不愿意见阳货，阳货便赠送给孔子一只烤乳猪。孔子尽管不愿意却又不能不答谢，就故意在打听到阳货不在家的时候赶过去拜谢……
放眼历史，类似的例子其实很多，且就近而举三例：
（1）抗战前期，张冲（字淮南）作为国民党代表参加国共谈判，同周恩来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新四军正副军长叶挺和项英在工作上产生分歧和矛盾，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去皖南调解。然而，当身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向蒋介石请假离开重庆时，却未能获准。周恩来转而向张冲求助。张冲给他出主意，建议周恩来以回浙江绍兴老家祭祖为由，向注重孝道的蒋介石请假，然后顺道去皖南。此招果然有效，于是周恩来便有了1939年春天在抗日烽火中的东南之行。（详见周恩来：《悼张淮南先生》，1941年11月9日《新华日报》头版；另见电视连续剧《烽火千里行》和《周恩来在重庆》）
（2）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1936年曾赴陕北采访毛泽东等人，写成名著《西行漫记》；但他1960年获准重返中国采访，却不是用记者的名义，而是用作家的名义，因为当时中美对抗，中国不允许美国记者来华采访。周恩来总理和他一见面就强调：“我们不把你看成记者，而是作家，这就是我们破例的原因。我们认为你是一个作家和历史学家，绝不是记者。”（斯诺：《大河彼岸》，《斯诺文集》第4卷，新华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67页）
（3）高行健的文学创作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在国内引起争议，甚至遭到封杀。1988年德国官方文化组织DAAD（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就请他以画家而非作家的名义去德国，他后来转赴法国，取得法国国籍，2000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王蒙：《一辈子的活法——王蒙的人生历练》，北京出版社2011年出版，第264页）
由此可见，“疾”（厌恶）未必“弃”（舍弃），一边厌恶“另找借口”，一边却不得不“另找借口”，这也是人之常情。所以，世事难料，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另找借口”，而在于怎样“另找借口”。
“辞”（借口）务必“真”（真实）
李密为什么要写作《陈情表》呢？他写给晋武帝这篇著名奏表的标题，是不是仅仅用《陈情表》三个字就已完整地概括了文章的意蕴？
李密原是蜀汉官员，蜀汉被曹魏所灭。司马炎代魏建晋，但还有东吴未灭，为了一统天下，就征召蜀汉旧臣出任晋职。蜀汉被曹魏所灭，原因在于谯周力促后主刘禅向邓艾投降。唐朝诗人温庭筠《经五丈原》云：“象床宝帐无言语，从此谯周是老臣。”李密曾经师从谯周，是学者谯周的著名弟子，自然成为晋武帝重点征召的对象。但是，李密却对蜀汉后主刘禅的统治较为认可，对魏灭蜀汉并不服气。同时，司马氏以血腥手段夺取曹魏政权，稽康等名士均遭灭顶之灾，《广陵散》由此绝世，《思旧赋》由此传世。“谁不和我们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谁反对我们，谁就是我们的敌人；而敌人就应该用一切手段加以消灭。”——这虽然是俄国民粹派名言，但中国古人其实早已奉行。稽康等名士并无对抗司马氏政权的能力和行为，他们只是对司马氏政权抱不合作的态度，他们就被托故铲除！对司马氏政权抱不合作的态度都不允许，在蜀被魏灭、魏被晋代的背景下被晋武帝征召，想起“伴君如伴虎”的名言，连是福是祸都难定论，李密怎么敢冒险奉诏出仕，又怎么敢拒绝接受晋武帝的征召命令？
所以，李密对晋武帝的征召命令，既不敢说真话——难以接受，又不能说假话——乐于接受。他写作《陈情表》，其言说策略就是在夹缝中求生存，可以用季羡林教授的一句名言来归纳：“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因为一说假话就犯欺君之罪，那无异于自取灭亡；但真话却可以有选择地说，一方面，是捡自己无法隐瞒的事实说，“臣少仕伪朝，历职郎署，本图宦达，不矜名节”；另一方面，是捡皇上乐于听到的话说，大谈他和祖母如何相依为命，可收“以子之矛陷子之盾”的效果。
即此而论：李密给晋武帝奏表的标题，准确地说，其实应该不仅仅是《陈情表》，而是《陈情缓仕表》。“陈情”是状语，是手段，“缓仕”才是谓语，是目的：我并不是不想出仕，而是现在还不能出仕，因为还有年老的祖母需要我悉心赡养。皇上不是提倡“以孝治天下”么？“臣尽节于陛下之日长，报刘之日短也”，皇上何必急于这一时！
“明逆”（表面对抗）而“暗合”（实际共赢）
表面上看，晋武帝下诏征召李密，李密却并不奉诏而行，似乎是皇上败而李密胜——但论其实质，他们却是“双赢”！李密胜，胜在他最终获准暂不出仕上；皇上赢，又赢在哪里呢？
皇上赢，是赢在治国理念上。李密托辞要对祖母尽孝而缓仕，通过奏表陈述他对祖母深挚的孝心，“武帝览之曰：‘士之有名，不虚然哉！’”“嘉其诚，赐奴婢二人，使郡县供其祖母奉膳”；“后刘终，服阕，复以洗马征至洛”（《晋书·李密传》）……李密对其治国理念没有质疑，只有认同！
皇上赢，还赢在用人气度上。李密虽然还没有为朕所用，但他的奏表却已经对朕的用人气度作了最好的礼赞：“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后刺史臣荣，举臣秀才”，这说的是事实，但还只是臣下的事实；“诏书特下，拜臣郎中，寻蒙国恩，除臣洗马，猥以微贱，当侍东宫，非臣陨首所能上报”，这说的也是事实，但已经是皇上的事实了；“臣具以表闻，辞不就职。诏书切峻，责臣逋慢；郡县逼迫，催臣上道；州司临门，急于星火”，这更是君臣一致急于用贤了——这个蜀汉旧臣说得多好：“逮奉圣朝，沐浴清化”！如此文章，传到东吴，可收何等攻心作用呀！传到后世，于朕也只有利而无害呀！
李海林教授早就强调：“语文教育是一种言语智慧教育。”（《言语智慧教育论》，《语文学习》2000年第3期）按照上述思路解读《陈情表》的主题和内容，能在“言语智慧”上和学生达成怎样的共识呢？人生在世，弱者和强者相遇，并不是你是弱者不想说话就可以不说话的；弱者向强者说话，如果不想以卵击石，直言贾祸，那就需要“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应当更加重视名正言顺，这“辞”（借口）可以不合乎“欲”（内心可隐瞒的想法），但却不能不合乎“事”（外部已呈现的事实），讲的应该是经得起验证的真话，而不是假话；同时，话语内容的选择，应该认真考虑话语接收者的需求，尽可能使对话各方都进入“共赢”的境界。
[作者通联：浙江东阳市教师进修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