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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拟从对人的力量的肯定、对国民性的改造、人的意识的理智化等方面，评述战国策派学人对战时人的命题的关注，同时，分析其代表学人陈铨对人的命题的绝对化、偏激认识，以加深对战国策派在政治立场上对人的命题的关注所呈现出的某些功利化倾向和盲视特点的认识。
关键词：战国策派；人的命题；陈铨
战国策派，是抗战时期兴起于大后方昆明和重庆两地的一个文学流派，代表人物有陈铨、雷海宗、林同济、贺麟等人。他们以“战国时代重演”、“民族文化重构”等主张惊世于20世纪40年代的抗战文坛。学界历来对其的研究也多是“民族文化运动”、“一切皆战”等民族意识的伸张，而较少探讨其对个人意识的关注，乃至对抗战根基“人的命题”的关注。正如林同济所言：“中国问题，千头万绪。归根结底，一切在‘人’”[1]。
1对人的力量的肯定
“一切人都是力，虽然其力亦有大小之别”。“我即是力！”[2]林同济在《柯白尼宇宙观——欧洲人的精神》一文中，明确指出，每个人都是力量的象征，每个人都是力。陈铨在《论英雄崇拜》一文中，也谈到：“人类意志发展努力的过程，的确创造了人类历史的全部。”[3]诚然，这源于柯白尼宇宙观和尼采学说的影响。但从一个侧面也说明，战国策派学人对人的力量的肯定。
2对国民性的改造
在战国策派学人那里，对人的力量的肯定，对人的活力的推崇，是用来填筑国家的活力和生机的。因为40年代的“战国时代”需要人民的力量，需要英雄的力量，需要积极向上，聚集蓬发的向心力。但是中国国民的精神面貌却为之衰颓，国民的人生观为之谦忍，这就使得战派学人大力疾呼刚道人格和战士式人生观的重塑。战派学人在揭露国民劣根性的同时，疾呼国民性的改造。他们试图借用浮士德精神、尼采哲学、柯白尼宇宙观等思想来塑造一种“刚道的人格”。这种人格的塑造，其一是要克服儒家的德感主义影响，在思想文化里融入一种尚力特质，使国民成为有敏捷的行动的斗士；其二是要国民塑立一种“嫉恶如仇”的“战士式人生观”。正如林同济所说，“专把自己逼上一个位置，非要与恶势力决斗，没有出路之可能——这就是战士处世之方”[4]；其三是要把伦理观由“孝为百行先”变为“忠为百行先”；其四是要注重培养国民文武兼备的特质。在战派学人看来，文武兼备的人能“锻炼出一种刚毅不屈，慷慨悲壮，光明磊落的人格”[5]，这对于羸弱的国民性无疑是有益的。
3个人意识的理智化
学界对战国策派的批评，其中不乏源于其标榜的“大战国时代”集体主义对个人主义的“绝对化压制”，强调民族主义而忽视个人主义，主张战国时代的集体意识，否定五四时期的个性意识等观点。认真分析战派学人的文章和作品，不难发现，这种对个人意识的忽视和置若罔闻，批评中有中肯的地方，也有失真的地方。因为战派学人对个人意识与民族意识的处理，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已经衍生出了一种理智化的倾向。
（1）个人意识溶于组织，更加倾向于集体意识。林同济在《我看尼采——〈从叔本华到尼采〉序言》一文中就明确指出，五四作风的转变只有“五四的个性解放的要求一变而为集体的保障”一条道路可走，“这并不是说五四新文化运动里不曾含有民族集体意识，也不是说目前民族生存运动和高潮中再也没有保留些（并且应当保留）个性解放的因子”。“真正的个性解放并不与集体团结相冲突。”[6]大战国时代，需要借助民族意识来凝聚组织，也需要个体意识来进一步释放活力，靠近组织。只是不同时期的侧重点不一样，抗战就是要个人意识过多地倾向于组织，走民族意识道路。
（2）理智战胜情感，个人意识让位于民族国家利益。战派学人陈铨创造的一系列作品是这种倾向最好的例证。《野玫瑰》里，女主人公夏艳华以26岁的芳龄嫁给了长她22岁的北平伪政委会的主席王立民，为了完成国家交予的任务，她默默地埋藏了对昔日恋人刘云樵的感情，同时还促成刘云樵和“女儿”曼丽的团圆。她选择了一条以牺牲个人幸福来换取国家利益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她有纠结与懊恼，但是最终理智战胜情感。这是民族利益高于个人价值的表现，是国家民族遮掩个体的体现，这其中所蕴含的个人意识理智化了。《蓝蝴蝶》里，女主人公婉君周旋在丈夫钱孟群和昔日恋人秦有章之间，面临两难的抉择。她心向旧爱却不忍离弃丈夫，在痛苦的情感纠葛中，最终做出了自杀殉义的决定。
4对人的命题认识的偏激化代表——陈铨
战国策派学人对人的命题的关注，大多基于战时文化背景下整个民族意识和利益的倡导，因而带有明显的政治化色彩和功利化倾向。我们不否认这样一种功利化目的，对岌岌可危的中华民族号召全民集体抗战起到了较好的推动作用，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但也应该看到，正是这样一种政治立场的主张和推崇，也使得认识表现出偏执和盲视的特点。这其中，陈铨的认识可谓典型。
（1）个性解放与个人主义的混淆。五四先驱们在接受西方个人主义思潮时，提倡的人性解放和个性独立，强调的是站在启蒙立场上，对几千年来的封建伦理、专制文化的批判和指责，是一种非个人主义的倡导。他们旨在打破专制以获得个性的独立。而陈铨却把对五四的反思和批判，最终界定在了个人主义上面。他认为，“五四的领袖们，没有看清楚这个时代，本末倒置，一切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7]。从而结合春秋时代、非理智等因素，由对具体内容的否定走向了架空了的总体上的批判。
（2）平民与英雄的等级对立。陈铨一方面承认英雄作为个体力量的存在，以及他的先锋、领导作用；一方面也把与英雄相对的平民做了一个价值评判。他认为，“人是不平等的，有超人、伟人与愚者之分”。[8]“战争最伟大的意义，就是淘汰平庸的份子，创造有意义的生活”。[9]甚而至于，“千万的群众，不及一位天才”，如果“没有他们，宇宙间万事万物也许就停止了”。[10]这种过分夸大英雄而贬低群众的认识，犯了极端的二元化对立错误。此外，他还认为，在中国奋笔疾书的诗人“在工具论上下功夫”，“没有抓住时代的精神，他们心里无话可说。他们不但没有精神，他们更没有才气……真正伟大的事业，还要靠未来的天才。”[11]这种只把英雄当救世主，把人的力量作绝对化地等级区分的认识，显然有为主张树旗帜唯一而视的绝对化倾向。
分析以上，我们还发现，陈铨在接受西方文化时，往往直接以西方理论概以分析中国现实，而未具体把握中国的现实国情。如他对尼采的推崇到了“唯尼采是瞻”，“言必称尼采”的地步，为了力证自己民族至上的言论，他还把尼采的一些学说加以主观化发挥，以至绝对化。以这样的理解，他对尼采超人学说的盲目崇拜，使得对个人力量的差别认识有极端化和绝对化的倾向。
参考文献：
[1] 林同济.请自悔始[A].林同济.时代洪波[C].大东书局，1946.
[2] 林同济.柯白尼宇宙观——欧洲人的精神[A].林同济.时代洪波[C].大东书局，1946.
[3] [7] 温儒敏，丁晓萍.时代洪波——战国策派文化论著辑要[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
[4] [5] 林同济.大政治时代的伦理[J].今论衡，1938，1（5）.
[6] 林同济.我看尼采——<从叔本华到尼采>序言[A].林同济.时代洪波[C].大东书局，1946.
[8] [9][10] 陈铨.尼采的政治思想[J].战国策，1940（9）.
[11] 陈铨.民族文学运动[J].民族文学，1943（1）.
关键词：战国策派；人的命题；陈铨
战国策派，是抗战时期兴起于大后方昆明和重庆两地的一个文学流派，代表人物有陈铨、雷海宗、林同济、贺麟等人。他们以“战国时代重演”、“民族文化重构”等主张惊世于20世纪40年代的抗战文坛。学界历来对其的研究也多是“民族文化运动”、“一切皆战”等民族意识的伸张，而较少探讨其对个人意识的关注，乃至对抗战根基“人的命题”的关注。正如林同济所言：“中国问题，千头万绪。归根结底，一切在‘人’”[1]。
1对人的力量的肯定
“一切人都是力，虽然其力亦有大小之别”。“我即是力！”[2]林同济在《柯白尼宇宙观——欧洲人的精神》一文中，明确指出，每个人都是力量的象征，每个人都是力。陈铨在《论英雄崇拜》一文中，也谈到：“人类意志发展努力的过程，的确创造了人类历史的全部。”[3]诚然，这源于柯白尼宇宙观和尼采学说的影响。但从一个侧面也说明，战国策派学人对人的力量的肯定。
2对国民性的改造
在战国策派学人那里，对人的力量的肯定，对人的活力的推崇，是用来填筑国家的活力和生机的。因为40年代的“战国时代”需要人民的力量，需要英雄的力量，需要积极向上，聚集蓬发的向心力。但是中国国民的精神面貌却为之衰颓，国民的人生观为之谦忍，这就使得战派学人大力疾呼刚道人格和战士式人生观的重塑。战派学人在揭露国民劣根性的同时，疾呼国民性的改造。他们试图借用浮士德精神、尼采哲学、柯白尼宇宙观等思想来塑造一种“刚道的人格”。这种人格的塑造，其一是要克服儒家的德感主义影响，在思想文化里融入一种尚力特质，使国民成为有敏捷的行动的斗士；其二是要国民塑立一种“嫉恶如仇”的“战士式人生观”。正如林同济所说，“专把自己逼上一个位置，非要与恶势力决斗，没有出路之可能——这就是战士处世之方”[4]；其三是要把伦理观由“孝为百行先”变为“忠为百行先”；其四是要注重培养国民文武兼备的特质。在战派学人看来，文武兼备的人能“锻炼出一种刚毅不屈，慷慨悲壮，光明磊落的人格”[5]，这对于羸弱的国民性无疑是有益的。
3个人意识的理智化
学界对战国策派的批评，其中不乏源于其标榜的“大战国时代”集体主义对个人主义的“绝对化压制”，强调民族主义而忽视个人主义，主张战国时代的集体意识，否定五四时期的个性意识等观点。认真分析战派学人的文章和作品，不难发现，这种对个人意识的忽视和置若罔闻，批评中有中肯的地方，也有失真的地方。因为战派学人对个人意识与民族意识的处理，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已经衍生出了一种理智化的倾向。
（1）个人意识溶于组织，更加倾向于集体意识。林同济在《我看尼采——〈从叔本华到尼采〉序言》一文中就明确指出，五四作风的转变只有“五四的个性解放的要求一变而为集体的保障”一条道路可走，“这并不是说五四新文化运动里不曾含有民族集体意识，也不是说目前民族生存运动和高潮中再也没有保留些（并且应当保留）个性解放的因子”。“真正的个性解放并不与集体团结相冲突。”[6]大战国时代，需要借助民族意识来凝聚组织，也需要个体意识来进一步释放活力，靠近组织。只是不同时期的侧重点不一样，抗战就是要个人意识过多地倾向于组织，走民族意识道路。
（2）理智战胜情感，个人意识让位于民族国家利益。战派学人陈铨创造的一系列作品是这种倾向最好的例证。《野玫瑰》里，女主人公夏艳华以26岁的芳龄嫁给了长她22岁的北平伪政委会的主席王立民，为了完成国家交予的任务，她默默地埋藏了对昔日恋人刘云樵的感情，同时还促成刘云樵和“女儿”曼丽的团圆。她选择了一条以牺牲个人幸福来换取国家利益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她有纠结与懊恼，但是最终理智战胜情感。这是民族利益高于个人价值的表现，是国家民族遮掩个体的体现，这其中所蕴含的个人意识理智化了。《蓝蝴蝶》里，女主人公婉君周旋在丈夫钱孟群和昔日恋人秦有章之间，面临两难的抉择。她心向旧爱却不忍离弃丈夫，在痛苦的情感纠葛中，最终做出了自杀殉义的决定。
4对人的命题认识的偏激化代表——陈铨
战国策派学人对人的命题的关注，大多基于战时文化背景下整个民族意识和利益的倡导，因而带有明显的政治化色彩和功利化倾向。我们不否认这样一种功利化目的，对岌岌可危的中华民族号召全民集体抗战起到了较好的推动作用，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但也应该看到，正是这样一种政治立场的主张和推崇，也使得认识表现出偏执和盲视的特点。这其中，陈铨的认识可谓典型。
（1）个性解放与个人主义的混淆。五四先驱们在接受西方个人主义思潮时，提倡的人性解放和个性独立，强调的是站在启蒙立场上，对几千年来的封建伦理、专制文化的批判和指责，是一种非个人主义的倡导。他们旨在打破专制以获得个性的独立。而陈铨却把对五四的反思和批判，最终界定在了个人主义上面。他认为，“五四的领袖们，没有看清楚这个时代，本末倒置，一切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7]。从而结合春秋时代、非理智等因素，由对具体内容的否定走向了架空了的总体上的批判。
（2）平民与英雄的等级对立。陈铨一方面承认英雄作为个体力量的存在，以及他的先锋、领导作用；一方面也把与英雄相对的平民做了一个价值评判。他认为，“人是不平等的，有超人、伟人与愚者之分”。[8]“战争最伟大的意义，就是淘汰平庸的份子，创造有意义的生活”。[9]甚而至于，“千万的群众，不及一位天才”，如果“没有他们，宇宙间万事万物也许就停止了”。[10]这种过分夸大英雄而贬低群众的认识，犯了极端的二元化对立错误。此外，他还认为，在中国奋笔疾书的诗人“在工具论上下功夫”，“没有抓住时代的精神，他们心里无话可说。他们不但没有精神，他们更没有才气……真正伟大的事业，还要靠未来的天才。”[11]这种只把英雄当救世主，把人的力量作绝对化地等级区分的认识，显然有为主张树旗帜唯一而视的绝对化倾向。
分析以上，我们还发现，陈铨在接受西方文化时，往往直接以西方理论概以分析中国现实，而未具体把握中国的现实国情。如他对尼采的推崇到了“唯尼采是瞻”，“言必称尼采”的地步，为了力证自己民族至上的言论，他还把尼采的一些学说加以主观化发挥，以至绝对化。以这样的理解，他对尼采超人学说的盲目崇拜，使得对个人力量的差别认识有极端化和绝对化的倾向。
参考文献：
[1] 林同济.请自悔始[A].林同济.时代洪波[C].大东书局，1946.
[2] 林同济.柯白尼宇宙观——欧洲人的精神[A].林同济.时代洪波[C].大东书局，1946.
[3] [7] 温儒敏，丁晓萍.时代洪波——战国策派文化论著辑要[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
[4] [5] 林同济.大政治时代的伦理[J].今论衡，1938，1（5）.
[6] 林同济.我看尼采——<从叔本华到尼采>序言[A].林同济.时代洪波[C].大东书局，1946.
[8] [9][10] 陈铨.尼采的政治思想[J].战国策，1940（9）.
[11] 陈铨.民族文学运动[J].民族文学，194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