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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前后，由一位爱好文学的议员的妻子奥托琳·莫雷尔的介绍，著名的哲学家罗素与作家劳伦斯结识了。奥托琳夫人，这位资助过许多文学家的“沙龙”女主人认为，他们俩人应当相互敬佩。事实上，相识之初，罗素和劳伦斯的确都产生了类似的感觉。
罗素后来在一篇文章中说：“最初将我吸引到劳伦斯身边的，是某种富有生气的品质和一种对人们易于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设想进行挑战的习惯。”罗素出身贵族，受过极好的科班教育，此时任剑桥大学教授，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但是，当时“和平主义使我（罗素）在内心里产生了一种剧烈的反抗情绪……”劳伦斯出身下层，对资本主义工业化初期对人精神的戕害认识相当深透，表达的言辞也颇为激烈。在这种反抗精神的鼓荡下，罗素似乎在劳伦斯身上寻到了共同点。在一开始，俩人的交往甚至“都像婚礼上的钟声那样令人兴高采烈。”（罗素语）
劳伦斯从与罗素的交流中，同样感到某种程度的契合。在不久后给一位友人的信里，他甚至说：“我们得组织一个革命党。我已就此事跟各类人谈过了——包括伯特兰·罗素。”在给他们之间牵线人奥托琳夫人的信中，他告诉说：“伯特兰·罗素写信给我，我感到有一种真正、迫切的感觉促使我去亲近他……”作为一直生活在贵族、学者圈子中的罗素，刚接触劳伦斯时，颇为其勃勃生气所感染，“我喜欢他的感情的热烈和活力”，所以，他将劳伦斯引进自己学者的圈子，让他与在剑桥颇有影响的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等人见面，到自己家去做客。虽然劳伦斯当时就极为偏颇地议论包括凯恩斯在内的学人“麻木不仁，了无生机，统统死了”，但罗素仍认为他这是对人们“易于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设想进行挑战的习惯”。因为罗素常常被他人认为过分屈从理性，受到劳伦斯“无理性”观点的刺激，他感到新鲜甚至富有生机。
交往之初，他们曾打算在当年（1915）秋天在伦敦举行一系列演讲活动。最初的设想，罗素讲授伦理学，而劳伦斯讲永恒存在之类课题。他们甚至开始寻找演讲大厅。这个时期，劳伦斯为自己能够触动罗素这样的人物感到振奋：“我从内心感到高兴，因为我们正在重新统一到一点上。我真希望他（罗素）能致力于绝对论的研究，致力于永恒的研究……他要对永恒有一种真正的、实际的、合乎逻辑的信念，基于这一点他才能工作—— 一种对绝对的信念，永恒之中的存在。这种信念非常好，我很高兴”（致奥托琳夫人函）。为了准备演讲，罗素也写出一系列讨论社会政治观念的提要，寄给劳伦斯。虽然其内容遭到劳伦斯的批评，罗素后来仍将这些讲稿以《社会复兴的诸原理》发表出来。
经过一个短暂的友谊“蜜月”（的确可以用月来计量），首先是罗素，感到了许多不习惯。在给罗素的一些信里，劳伦斯用了许多粗鲁、锐利的语言。如议论到另一位小说家福斯特时，说“他为什么不能带着一个女人去为他那基本的、原始的存在而斗争。”他认为：“当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在一起时，他仅是在自身上重复一种已知的反应，而不是寻求新的反应——发现。这就像是手淫或发泄。”并说：“这正是几乎所有的英国人都正在做的事情。”还特别指出：“一个受过教育阶层的普通英国人去找一个女人，就是为了发泄自己……”这“受过教育阶层”，当然包括着收信人罗素。
劳伦斯也意识到了彼此的不一致。在给奥托琳夫人的信里，他曾说：“关于讲演一事，我和罗素发生了争论。他不愿意在他的哲学思想中接受把这种无穷、无限和永恒的观念作为真正的出发点。”不久的另一封信里，劳伦斯透露：“我和罗素已分开了一段时间，但这是自然的进程”。
在罗素一方，问题也许要严重些。在短暂的新鲜感过后，这位哲学家的清晰理性思维又逐渐占了上风。劳伦斯那一套在他看来过于极端的理论和带有嘲笑的言辞，使罗素日生反感。从总体看，罗素是民主的坚定信仰者；而劳伦斯的信中却说：“我不相信民主管理。我认为劳动者只能选举切身环境中的管理者或监工，仅此而已。必须彻底修改选举法……随着阶级层次的提高，每一个阶层可以选举高一级的管理者。事物所必然达到的终点是一个真正的首脑，这就和所有的有机物质所必然达到的一样——绝不是由愚蠢的总统管理的愚蠢的共和国，而是一个推选出来的国王，一个像朱利叶斯·恺撒一样的人物。”像这类言论，罗素后来评价为：“他早在政治家们考虑到法西斯主义之前，就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的法西斯主义哲学。”并且认为劳伦斯自己“在想象里所设想的是，当这样一个专政建立之后，他将是这个朱利叶斯·恺撒。”对此，罗素说：这是“我们之间根本分歧的意识。”
他们之间交往之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罗素站在和平主义立场上，坚决地反对战争。可劳伦斯却在他的一封信里，指责罗素：“你，那个根本的你，需要终极的和平，这丝毫也不真实。你在用间接、虚伪的方式满足你要猛击和痛打的欲望。要么用一种直接而体面的方式，说：‘我憎恨你们所有的人，说谎的人和猪猡，我是来迎击你们的’，要么只钻研数学，在那里你是可以真实的。但是，说到和平的天使——不，我宁要一千个提尔皮茨（提尔皮茨：德国海军上将，为德国军国主义出力甚大）也不要这种角色。”
这封信，使罗素产生了强烈反应。虽然劳伦斯认为罗素的和平主义观点植根于血液的欲望中时，罗素还接受认可，但因此而说罗素“虚伪”，叫罗素完全无法理喻。这种指责是否表明罗素本人缺少某种可以透彻事物本质的洞察力？按罗素后来的回忆，这封信对他产生了强烈的“破坏性作用”。他当时考虑自己是否不配活下去，甚至应当去自杀。
终于，劳伦斯完全激怒了罗素：“你（罗素）是全人类的敌人，充满了仇恨的欲望。激发你的灵感的不是对谎言的憎恶，而是对血肉之躯的人民的憎恶，是一种反常的思想中的血液欲望。你为什么不承认它呢？”以这样的语言，以这样的思路来批评一个有清醒理智的和平主义者，罗素受到强烈激发，他认识到应当反思劳伦斯的信念。
经过思考，“一种更为健康的反应取而代之。”罗素认为劳伦斯的这种信念是病态的，并决定和这种病态思想一刀两断。他告诉劳伦斯，他已经不再是老师，而我（罗素），也不是他的学生。
除去这些大的观念问题，在其他认识上，随着交流深入，他们的分歧也愈来愈暴露出来。劳伦斯常常指责罗素的为人：“像你这样生活到底有什么用处？我不相信你讲的课会好。课快讲完了吧，是不是？你一头扎在那条该死的船上，用商人身份的旅行者语言对他们发表演说，高谈阔论，这有什么用处？你为什么不从这整个的表演中脱身出来？如今一个人必定是亡命徒，而不是导师或传教士。”罗素认为，劳伦斯这里不过在玩弄辞令。自己已经走得很远（较他的地位身份），已成为一个比他（劳伦斯）更为地道的亡命徒。可罗素不理解劳伦斯为何仍对自己不满。
有时候，也许并非不满，劳伦斯就是这样一种态度或者风格，但罗素仍不能接受。例如，劳伦斯一次给罗素写信：“千万彻底停止工作和写作，做一个动物而不是机械的工具。千万离开那条社会之船。为了你的自尊心，千万成为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物，一只鼹鼠，一只靠感觉行走从不思考的动物。看在上帝的份上，千万当一个婴儿，而不再做专家学者。不要再做任何事——但是看在上帝的份上，开始存在，以勇气的名义，一切从头开始，做一个十足的婴儿。”这封信让罗素看来，似乎是嘲笑自己所受的教育，因而认为内中充满敌意。罗素通过劳伦斯的言行，认为劳伦斯并非真有使世界变得更好的愿望，不过是陶醉在关于世界如何糟糕的雄辩式的独白之中而已。
劳伦斯的生活一直较为困窘，见到罗素富足的状况，在写信时，便开玩笑地说：“噢，我还想请求你，当你写遗嘱时，千万给我留下一笔足以让我生存下去的财产。我愿你能永远活下去。但是我想让你把我当做某种程度上你的继承人。”这话也引起了罗素的反感。多年之后，他还带有调侃口吻地回应：这个方案的唯一困难是，如果我采纳了它，我将不会有任何可以留下的财产。
劳伦斯与罗素间的友谊，严格说来一年时间也不到。双方相互认可不久，便产生了分歧。这样的分歧，按罗素的最终概括：我们之间的差别远远超出了他或我与德国皇帝之间的差距。但在劳伦斯，也许因为罗素表达方式较为含蓄的缘故，他倒没有早早将罗素从友人圈中划出。他们在相互已不通信的第二年，罗素因发表反战演说，被剑桥三一学院剥夺了讲课权利。这时，劳伦斯在写给奥托琳夫人的信里，还以较亲切的口气谈到罗素：“我听说伯蒂（罗素昵称）陷入愈来愈深的困境，对此我深感遗憾。”他对罗素行为的评价是：“我相信，在这令人绝望的时代要从事绝望的事业是毫无意义的。”这透露出劳伦斯的偏颇，但从态度看，他对罗素并没有显出敌意。之后，他们似乎再未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直至劳伦斯逝世。
罗素与劳伦斯的交往是在1915年，1930年，劳伦斯逝世。依常理，他们彼此之间，无论恩怨，都可以尘埃落定。但是，活着的罗素，仍对这段交往不能释怀。事隔数十年，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罗素，一次在阅读到劳伦斯给他的那些书信时，怨怼之意再一次爆发。他以回忆为线索，写出一篇《戴·赫·劳伦斯》。对劳伦斯的思想进行了全面而犀利地批判：
“当时劳伦斯对战争抱有两种态度：一方面，由于他的妻子是德国人，他的爱国主义不可能是完全彻底的；另一方面，他强烈地憎恨着全人类，以致于他认为就其双方相互憎恨这一点来说，交战双方肯定都是正确的。”
劳伦斯曾对罗素说过：“除了大脑和神经，还有另一个意识活动的中心，有一个血液的意识，它独立于普通的思想意识而存在于我们身上……当我喜欢上一个女人时，血液的感知是超于一切的……我们应当认识到我们有一个血液的存在，一个血液的意识，一个血液的灵魂，它自成一体，独立于思想与神经的意识。”这也许是劳伦斯对人类自身的一种感受和思考，但罗素此时却嗤之以鼻：“在我看来这显然是废话，所以我激烈地反驳这种观点，尽管那时我还不知道它后来直接导致奥斯维辛。”将劳伦斯的想法与二战中德国纳粹建立的最大集中营相联系，是否延伸过度且不说，内中的不满情绪却一览无余。
除去这种对某方面的探讨，对劳伦斯的整个思想，罗素也下结论道：“我仍不认为它们有任何价值。”甚至认为：“这些思想属于一个敏感的，想要成为暴君的人，因为全世界的人们没有马上听从他的命令，他就对整个世界发脾气。”
文章最后，罗素也没有对劳伦斯有一丝宽宥：
“两次大战之间的世界强烈地趋向疯狂。纳粹主义是这种趋向中最突出的表现主义。劳伦斯则是这场疯狂崇拜中一个合格的组成部分。”
从我们所读到的劳伦斯著述及给罗素的函件看，似乎很难得出劳伦斯的思想中“形成了一整套的法西斯主义哲学”，也不能看出其中有导致德国纳粹集中营的可能联系，但在理性清明、智慧超群的罗素那里，却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从整篇文章看去，罗素有相当情绪化的成分。从时间看，此时距他们的交往已有三十多年，距劳伦斯逝世也有十数年，但中间流露的态度，却可见罗素对此事的耿耿于怀。不足一年的友谊，却实实在在造成了数十年的怨怼，而这又发生在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和杰出的小说家之间，这是让人深感意外的。
劳伦斯虽较罗素晚出生十多年，他却不幸在40多岁辞世。他的作品，尤其《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等，至今为人们研究阅读着；罗素，虽以哲学著称于世，但他在数学、教育学、政治学方面，均有卓越贡献。他的哲学文章，由于宽博的视野、清晰的思维、流畅的文笔，至今受到读者的喜爱和重视。所以，最初读到俩人的信件和交往资料，是颇感讶异的。根据这些资料看去，他们之间的冲突当然主要是观念思想上的，但是，家庭出身和教育，以至由此形成的性格，也是最终导致彼此间恶言相向、长久怨怼的重要因素。了解注意到这些，对我们试图阅读、接近他们，乃至接近和阅读更多的文人学者，大约应有许多裨益。
罗素后来在一篇文章中说：“最初将我吸引到劳伦斯身边的，是某种富有生气的品质和一种对人们易于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设想进行挑战的习惯。”罗素出身贵族，受过极好的科班教育，此时任剑桥大学教授，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但是，当时“和平主义使我（罗素）在内心里产生了一种剧烈的反抗情绪……”劳伦斯出身下层，对资本主义工业化初期对人精神的戕害认识相当深透，表达的言辞也颇为激烈。在这种反抗精神的鼓荡下，罗素似乎在劳伦斯身上寻到了共同点。在一开始，俩人的交往甚至“都像婚礼上的钟声那样令人兴高采烈。”（罗素语）
劳伦斯从与罗素的交流中，同样感到某种程度的契合。在不久后给一位友人的信里，他甚至说：“我们得组织一个革命党。我已就此事跟各类人谈过了——包括伯特兰·罗素。”在给他们之间牵线人奥托琳夫人的信中，他告诉说：“伯特兰·罗素写信给我，我感到有一种真正、迫切的感觉促使我去亲近他……”作为一直生活在贵族、学者圈子中的罗素，刚接触劳伦斯时，颇为其勃勃生气所感染，“我喜欢他的感情的热烈和活力”，所以，他将劳伦斯引进自己学者的圈子，让他与在剑桥颇有影响的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等人见面，到自己家去做客。虽然劳伦斯当时就极为偏颇地议论包括凯恩斯在内的学人“麻木不仁，了无生机，统统死了”，但罗素仍认为他这是对人们“易于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设想进行挑战的习惯”。因为罗素常常被他人认为过分屈从理性，受到劳伦斯“无理性”观点的刺激，他感到新鲜甚至富有生机。
交往之初，他们曾打算在当年（1915）秋天在伦敦举行一系列演讲活动。最初的设想，罗素讲授伦理学，而劳伦斯讲永恒存在之类课题。他们甚至开始寻找演讲大厅。这个时期，劳伦斯为自己能够触动罗素这样的人物感到振奋：“我从内心感到高兴，因为我们正在重新统一到一点上。我真希望他（罗素）能致力于绝对论的研究，致力于永恒的研究……他要对永恒有一种真正的、实际的、合乎逻辑的信念，基于这一点他才能工作—— 一种对绝对的信念，永恒之中的存在。这种信念非常好，我很高兴”（致奥托琳夫人函）。为了准备演讲，罗素也写出一系列讨论社会政治观念的提要，寄给劳伦斯。虽然其内容遭到劳伦斯的批评，罗素后来仍将这些讲稿以《社会复兴的诸原理》发表出来。
经过一个短暂的友谊“蜜月”（的确可以用月来计量），首先是罗素，感到了许多不习惯。在给罗素的一些信里，劳伦斯用了许多粗鲁、锐利的语言。如议论到另一位小说家福斯特时，说“他为什么不能带着一个女人去为他那基本的、原始的存在而斗争。”他认为：“当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在一起时，他仅是在自身上重复一种已知的反应，而不是寻求新的反应——发现。这就像是手淫或发泄。”并说：“这正是几乎所有的英国人都正在做的事情。”还特别指出：“一个受过教育阶层的普通英国人去找一个女人，就是为了发泄自己……”这“受过教育阶层”，当然包括着收信人罗素。
劳伦斯也意识到了彼此的不一致。在给奥托琳夫人的信里，他曾说：“关于讲演一事，我和罗素发生了争论。他不愿意在他的哲学思想中接受把这种无穷、无限和永恒的观念作为真正的出发点。”不久的另一封信里，劳伦斯透露：“我和罗素已分开了一段时间，但这是自然的进程”。
在罗素一方，问题也许要严重些。在短暂的新鲜感过后，这位哲学家的清晰理性思维又逐渐占了上风。劳伦斯那一套在他看来过于极端的理论和带有嘲笑的言辞，使罗素日生反感。从总体看，罗素是民主的坚定信仰者；而劳伦斯的信中却说：“我不相信民主管理。我认为劳动者只能选举切身环境中的管理者或监工，仅此而已。必须彻底修改选举法……随着阶级层次的提高，每一个阶层可以选举高一级的管理者。事物所必然达到的终点是一个真正的首脑，这就和所有的有机物质所必然达到的一样——绝不是由愚蠢的总统管理的愚蠢的共和国，而是一个推选出来的国王，一个像朱利叶斯·恺撒一样的人物。”像这类言论，罗素后来评价为：“他早在政治家们考虑到法西斯主义之前，就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的法西斯主义哲学。”并且认为劳伦斯自己“在想象里所设想的是，当这样一个专政建立之后，他将是这个朱利叶斯·恺撒。”对此，罗素说：这是“我们之间根本分歧的意识。”
他们之间交往之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罗素站在和平主义立场上，坚决地反对战争。可劳伦斯却在他的一封信里，指责罗素：“你，那个根本的你，需要终极的和平，这丝毫也不真实。你在用间接、虚伪的方式满足你要猛击和痛打的欲望。要么用一种直接而体面的方式，说：‘我憎恨你们所有的人，说谎的人和猪猡，我是来迎击你们的’，要么只钻研数学，在那里你是可以真实的。但是，说到和平的天使——不，我宁要一千个提尔皮茨（提尔皮茨：德国海军上将，为德国军国主义出力甚大）也不要这种角色。”
这封信，使罗素产生了强烈反应。虽然劳伦斯认为罗素的和平主义观点植根于血液的欲望中时，罗素还接受认可，但因此而说罗素“虚伪”，叫罗素完全无法理喻。这种指责是否表明罗素本人缺少某种可以透彻事物本质的洞察力？按罗素后来的回忆，这封信对他产生了强烈的“破坏性作用”。他当时考虑自己是否不配活下去，甚至应当去自杀。
终于，劳伦斯完全激怒了罗素：“你（罗素）是全人类的敌人，充满了仇恨的欲望。激发你的灵感的不是对谎言的憎恶，而是对血肉之躯的人民的憎恶，是一种反常的思想中的血液欲望。你为什么不承认它呢？”以这样的语言，以这样的思路来批评一个有清醒理智的和平主义者，罗素受到强烈激发，他认识到应当反思劳伦斯的信念。
经过思考，“一种更为健康的反应取而代之。”罗素认为劳伦斯的这种信念是病态的，并决定和这种病态思想一刀两断。他告诉劳伦斯，他已经不再是老师，而我（罗素），也不是他的学生。
除去这些大的观念问题，在其他认识上，随着交流深入，他们的分歧也愈来愈暴露出来。劳伦斯常常指责罗素的为人：“像你这样生活到底有什么用处？我不相信你讲的课会好。课快讲完了吧，是不是？你一头扎在那条该死的船上，用商人身份的旅行者语言对他们发表演说，高谈阔论，这有什么用处？你为什么不从这整个的表演中脱身出来？如今一个人必定是亡命徒，而不是导师或传教士。”罗素认为，劳伦斯这里不过在玩弄辞令。自己已经走得很远（较他的地位身份），已成为一个比他（劳伦斯）更为地道的亡命徒。可罗素不理解劳伦斯为何仍对自己不满。
有时候，也许并非不满，劳伦斯就是这样一种态度或者风格，但罗素仍不能接受。例如，劳伦斯一次给罗素写信：“千万彻底停止工作和写作，做一个动物而不是机械的工具。千万离开那条社会之船。为了你的自尊心，千万成为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物，一只鼹鼠，一只靠感觉行走从不思考的动物。看在上帝的份上，千万当一个婴儿，而不再做专家学者。不要再做任何事——但是看在上帝的份上，开始存在，以勇气的名义，一切从头开始，做一个十足的婴儿。”这封信让罗素看来，似乎是嘲笑自己所受的教育，因而认为内中充满敌意。罗素通过劳伦斯的言行，认为劳伦斯并非真有使世界变得更好的愿望，不过是陶醉在关于世界如何糟糕的雄辩式的独白之中而已。
劳伦斯的生活一直较为困窘，见到罗素富足的状况，在写信时，便开玩笑地说：“噢，我还想请求你，当你写遗嘱时，千万给我留下一笔足以让我生存下去的财产。我愿你能永远活下去。但是我想让你把我当做某种程度上你的继承人。”这话也引起了罗素的反感。多年之后，他还带有调侃口吻地回应：这个方案的唯一困难是，如果我采纳了它，我将不会有任何可以留下的财产。
劳伦斯与罗素间的友谊，严格说来一年时间也不到。双方相互认可不久，便产生了分歧。这样的分歧，按罗素的最终概括：我们之间的差别远远超出了他或我与德国皇帝之间的差距。但在劳伦斯，也许因为罗素表达方式较为含蓄的缘故，他倒没有早早将罗素从友人圈中划出。他们在相互已不通信的第二年，罗素因发表反战演说，被剑桥三一学院剥夺了讲课权利。这时，劳伦斯在写给奥托琳夫人的信里，还以较亲切的口气谈到罗素：“我听说伯蒂（罗素昵称）陷入愈来愈深的困境，对此我深感遗憾。”他对罗素行为的评价是：“我相信，在这令人绝望的时代要从事绝望的事业是毫无意义的。”这透露出劳伦斯的偏颇，但从态度看，他对罗素并没有显出敌意。之后，他们似乎再未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直至劳伦斯逝世。
罗素与劳伦斯的交往是在1915年，1930年，劳伦斯逝世。依常理，他们彼此之间，无论恩怨，都可以尘埃落定。但是，活着的罗素，仍对这段交往不能释怀。事隔数十年，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罗素，一次在阅读到劳伦斯给他的那些书信时，怨怼之意再一次爆发。他以回忆为线索，写出一篇《戴·赫·劳伦斯》。对劳伦斯的思想进行了全面而犀利地批判：
“当时劳伦斯对战争抱有两种态度：一方面，由于他的妻子是德国人，他的爱国主义不可能是完全彻底的；另一方面，他强烈地憎恨着全人类，以致于他认为就其双方相互憎恨这一点来说，交战双方肯定都是正确的。”
劳伦斯曾对罗素说过：“除了大脑和神经，还有另一个意识活动的中心，有一个血液的意识，它独立于普通的思想意识而存在于我们身上……当我喜欢上一个女人时，血液的感知是超于一切的……我们应当认识到我们有一个血液的存在，一个血液的意识，一个血液的灵魂，它自成一体，独立于思想与神经的意识。”这也许是劳伦斯对人类自身的一种感受和思考，但罗素此时却嗤之以鼻：“在我看来这显然是废话，所以我激烈地反驳这种观点，尽管那时我还不知道它后来直接导致奥斯维辛。”将劳伦斯的想法与二战中德国纳粹建立的最大集中营相联系，是否延伸过度且不说，内中的不满情绪却一览无余。
除去这种对某方面的探讨，对劳伦斯的整个思想，罗素也下结论道：“我仍不认为它们有任何价值。”甚至认为：“这些思想属于一个敏感的，想要成为暴君的人，因为全世界的人们没有马上听从他的命令，他就对整个世界发脾气。”
文章最后，罗素也没有对劳伦斯有一丝宽宥：
“两次大战之间的世界强烈地趋向疯狂。纳粹主义是这种趋向中最突出的表现主义。劳伦斯则是这场疯狂崇拜中一个合格的组成部分。”
从我们所读到的劳伦斯著述及给罗素的函件看，似乎很难得出劳伦斯的思想中“形成了一整套的法西斯主义哲学”，也不能看出其中有导致德国纳粹集中营的可能联系，但在理性清明、智慧超群的罗素那里，却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从整篇文章看去，罗素有相当情绪化的成分。从时间看，此时距他们的交往已有三十多年，距劳伦斯逝世也有十数年，但中间流露的态度，却可见罗素对此事的耿耿于怀。不足一年的友谊，却实实在在造成了数十年的怨怼，而这又发生在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和杰出的小说家之间，这是让人深感意外的。
劳伦斯虽较罗素晚出生十多年，他却不幸在40多岁辞世。他的作品，尤其《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等，至今为人们研究阅读着；罗素，虽以哲学著称于世，但他在数学、教育学、政治学方面，均有卓越贡献。他的哲学文章，由于宽博的视野、清晰的思维、流畅的文笔，至今受到读者的喜爱和重视。所以，最初读到俩人的信件和交往资料，是颇感讶异的。根据这些资料看去，他们之间的冲突当然主要是观念思想上的，但是，家庭出身和教育，以至由此形成的性格，也是最终导致彼此间恶言相向、长久怨怼的重要因素。了解注意到这些，对我们试图阅读、接近他们，乃至接近和阅读更多的文人学者，大约应有许多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