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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从行为经济学角度出发，对国际投资行为进行研究，并从国内及国外研究现状两方面，对国际投资行为的现状进行梳理，力图从新的角度分析国际投资行为。
关键词：国际投资;行为经济学;过度自信
一、国外研究现状
Roll（1986）提出大部分兼并活动与经理人过度自信有关，这就是所谓的“自大假设”（hubris）理论，即并购常常是由于经理人过于自负、判断失误而造成的，当然会损害公司价值。由于过度自信的存在，经理人会过于重视自己的主观判断而轻视已披露信息揭示的的客观情况（尤其当信息不完全时），对凭借个人努力获得成功过度乐观。人们尤其对他们自认为是能控制的结果更为过度自信。从事并购的经理人显然正在取代目标的管理者，成功的并购实质上加强了经理人目前的地位和工作前景。因此，他可能存在对结果控制的幻觉并低估最终失败的可能性（March 和Shapira， 1997）。因此，经理人在进行并购决策时很容易受过度自信心理的影响，相信并购行为能挽救经营不善的目标公司，给其盈利带来奇迹，实现管理协同效应;或是对并购活动的投资收益持过分乐观态度，认为其智慧的并购决策能给公司带来受益;或是认为自己掌握了可靠信息，找到了市场价值低于内在价值，即价值低估的目标公司，意图实施并购––购买便宜货以提升公司价值。
Malmendier和Tate（2002）讨论了经理人过度自信对并购的影响。由于经理人高估并购能带来的受益，同时认为其公司股票被市场低估，所以倾向于做出并购决策。他们通过《福布斯》500强公司的样本数据实证检验，发现过度自信经理人比理性经理人更可能从事不可能增加价值的并购计划，更可能进行各种类型的投标。过度自信经理人更倾向于从事破坏性并购，这在经济和统计意义上是显著的。而且过度自信的经理人易于从事多元化并购，但平均来说不可能比理性经理人创造更多的价值。
行为经济学认为，跨国公司在选择FDI时考虑的第一因素是东道国与投资国的文化差异性（如民族、宗教、语言等）对FDI的影响。Nohria and Ghoshal（1994）和Roth and O’ Donnell（1996）的研究表明，跨国公司的投资范围越广、投资区域与总部文化差异越大，则总部对分公司的监管困难越大，Gomer-Mejia and Polick（1997）研究表明总部对分公司的管理成本是文化差异变量的增函数。
行为经济学考虑的第二个因素是东道国国内的政治稳定性变量，这一变量中又包含革命运动、军事政变、国际制裁、暴动等多种因素。I.Shihata（1998）研究表明政治稳定性是决定跨国公司商业成功重要外部变量。Hosseini（1994）认为，在东道国政治环境不稳定情况之下跨国公司是否选择FDI取决于经理人对东道国信息收集处理和理解能力。从决策管理系统视角来看，跨国公司FDI决定过程就是一个具有有限能力的经理个人或团队面对多变复杂的国际变量的决策与选择过程，符合R.Heiner（1983，1985）的所谓C-D模型（Capacity-Difficulty Gap Model）。
二、国内研究现状
李飞在（2012）指出，在央企境外投资活动中，投资决策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着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和项目的实施成功。典型案例案例就是中钢集团2008年曾“冲动投资”以14亿美元收购澳大利亚中西部矿业公司等，结果导致了该央企的巨额亏损，陷入了困境。某种意义上讲，决策失误是最大失误。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盲目决策，二是决策实施过程失控，一些企业在实施境外投资决策时，正是因为缺乏风险意识和风险制约机制，在项目投资、环境分析、地址选择、合作伙伴确定、投资方式及项目实施等，缺乏必要的可行的科学论证，最终导致决策重大失误，新加坡“中航油”事件就是惨痛的教训。
李国平（2006）指出，公司管理者的过度自信与过度乐观等非理性行为可以影响公司的投资决策与资本结构。米黎钟，李国平（2005）指出，行为金融研究表明，公司由于经营管理者盲目扩张和过度自信，往往会造成认知偏差，从而导致投资与并购的失败，造成巨额的损失。
徐学锋（2010年）提到，美国《商业周刊》（1999年）的研究结果表明：75%的企业并购是完全失败的。美国著名的麦肯锡咨询公司曾对《财富》500强和《金融时报》250强的大企业在1998年以前进行的116项收购案例做过统计：其中23%的企业通过并购获得了效益，61%的企业失败，还有16%的企业成败未定。可见，在决策中，对于投资并购案并不能简单以1+1>2来考量。在国际金融危机中，我国金融机构在海外投资并购惨遭失败的案例，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在激烈的国内外竞争中，经营决策的理性与否是我国金融企业能否健康顺利发展之关键。饶育蕾、张轮（2005）提到，过度自信和过度乐观往往是公司进行非理性、大规模购并的心理动因。心理学研究认为当一个人过于肯定未来事件的某个特定结果时，就会产生乐观偏差。如管理者经常过高估计其购并公司获取利润的能力，个人想法与公司氛围促使管理者对公司未来发展持过度乐观态度等。
三、总结
从国内外对国际投資行为的研究来看，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对经理人的过度自信行为的研究，二是对东道国的环境因素的研究。伴随着国内外学者的不断探索，希望在国际投资的行为经济学研究方面能有所突破。
参考文献：
[1]徐学锋.行为金融视角下金融机构管理者非理性决策行为分析[J].企业经济，2010（4）：164-166.
[2]李心丹.行为金融学––理论及中国的证据[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203-205.
[3]饶育蕾，张轮.行为金融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168-175.
关键词：国际投资;行为经济学;过度自信
一、国外研究现状
Roll（1986）提出大部分兼并活动与经理人过度自信有关，这就是所谓的“自大假设”（hubris）理论，即并购常常是由于经理人过于自负、判断失误而造成的，当然会损害公司价值。由于过度自信的存在，经理人会过于重视自己的主观判断而轻视已披露信息揭示的的客观情况（尤其当信息不完全时），对凭借个人努力获得成功过度乐观。人们尤其对他们自认为是能控制的结果更为过度自信。从事并购的经理人显然正在取代目标的管理者，成功的并购实质上加强了经理人目前的地位和工作前景。因此，他可能存在对结果控制的幻觉并低估最终失败的可能性（March 和Shapira， 1997）。因此，经理人在进行并购决策时很容易受过度自信心理的影响，相信并购行为能挽救经营不善的目标公司，给其盈利带来奇迹，实现管理协同效应;或是对并购活动的投资收益持过分乐观态度，认为其智慧的并购决策能给公司带来受益;或是认为自己掌握了可靠信息，找到了市场价值低于内在价值，即价值低估的目标公司，意图实施并购––购买便宜货以提升公司价值。
Malmendier和Tate（2002）讨论了经理人过度自信对并购的影响。由于经理人高估并购能带来的受益，同时认为其公司股票被市场低估，所以倾向于做出并购决策。他们通过《福布斯》500强公司的样本数据实证检验，发现过度自信经理人比理性经理人更可能从事不可能增加价值的并购计划，更可能进行各种类型的投标。过度自信经理人更倾向于从事破坏性并购，这在经济和统计意义上是显著的。而且过度自信的经理人易于从事多元化并购，但平均来说不可能比理性经理人创造更多的价值。
行为经济学认为，跨国公司在选择FDI时考虑的第一因素是东道国与投资国的文化差异性（如民族、宗教、语言等）对FDI的影响。Nohria and Ghoshal（1994）和Roth and O’ Donnell（1996）的研究表明，跨国公司的投资范围越广、投资区域与总部文化差异越大，则总部对分公司的监管困难越大，Gomer-Mejia and Polick（1997）研究表明总部对分公司的管理成本是文化差异变量的增函数。
行为经济学考虑的第二个因素是东道国国内的政治稳定性变量，这一变量中又包含革命运动、军事政变、国际制裁、暴动等多种因素。I.Shihata（1998）研究表明政治稳定性是决定跨国公司商业成功重要外部变量。Hosseini（1994）认为，在东道国政治环境不稳定情况之下跨国公司是否选择FDI取决于经理人对东道国信息收集处理和理解能力。从决策管理系统视角来看，跨国公司FDI决定过程就是一个具有有限能力的经理个人或团队面对多变复杂的国际变量的决策与选择过程，符合R.Heiner（1983，1985）的所谓C-D模型（Capacity-Difficulty Gap Model）。
二、国内研究现状
李飞在（2012）指出，在央企境外投资活动中，投资决策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着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和项目的实施成功。典型案例案例就是中钢集团2008年曾“冲动投资”以14亿美元收购澳大利亚中西部矿业公司等，结果导致了该央企的巨额亏损，陷入了困境。某种意义上讲，决策失误是最大失误。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盲目决策，二是决策实施过程失控，一些企业在实施境外投资决策时，正是因为缺乏风险意识和风险制约机制，在项目投资、环境分析、地址选择、合作伙伴确定、投资方式及项目实施等，缺乏必要的可行的科学论证，最终导致决策重大失误，新加坡“中航油”事件就是惨痛的教训。
李国平（2006）指出，公司管理者的过度自信与过度乐观等非理性行为可以影响公司的投资决策与资本结构。米黎钟，李国平（2005）指出，行为金融研究表明，公司由于经营管理者盲目扩张和过度自信，往往会造成认知偏差，从而导致投资与并购的失败，造成巨额的损失。
徐学锋（2010年）提到，美国《商业周刊》（1999年）的研究结果表明：75%的企业并购是完全失败的。美国著名的麦肯锡咨询公司曾对《财富》500强和《金融时报》250强的大企业在1998年以前进行的116项收购案例做过统计：其中23%的企业通过并购获得了效益，61%的企业失败，还有16%的企业成败未定。可见，在决策中，对于投资并购案并不能简单以1+1>2来考量。在国际金融危机中，我国金融机构在海外投资并购惨遭失败的案例，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在激烈的国内外竞争中，经营决策的理性与否是我国金融企业能否健康顺利发展之关键。饶育蕾、张轮（2005）提到，过度自信和过度乐观往往是公司进行非理性、大规模购并的心理动因。心理学研究认为当一个人过于肯定未来事件的某个特定结果时，就会产生乐观偏差。如管理者经常过高估计其购并公司获取利润的能力，个人想法与公司氛围促使管理者对公司未来发展持过度乐观态度等。
三、总结
从国内外对国际投資行为的研究来看，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对经理人的过度自信行为的研究，二是对东道国的环境因素的研究。伴随着国内外学者的不断探索，希望在国际投资的行为经济学研究方面能有所突破。
参考文献：
[1]徐学锋.行为金融视角下金融机构管理者非理性决策行为分析[J].企业经济，2010（4）：164-166.
[2]李心丹.行为金融学––理论及中国的证据[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203-205.
[3]饶育蕾，张轮.行为金融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168-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