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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掌ATP大旗只有16个月的澳大利亚人布拉德。德拉维特的生命永远停留在了2013年5月3日，此时距离他55岁的生日只有两个半月的时间。如今，我们只能通过他的朋友，来回忆布拉德与上海、与中国网球的点滴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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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5月10日上午，德拉维特的葬礼在悉尼郊区的一个社区教堂举行，数百位亲朋好友和同事一起送别了这位网球界的传奇人物。上海大师赛和中网的高层以及国内资深网球人士也都前往悉尼参加布拉德的葬礼，一同悼念这位中国乃至亚洲网球事业的重要推动者。
“他的葬礼对我的震撼是巨大的。”亲赴现场的上海久事国际赛事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姜澜说。长达一个小时的追忆，始终围绕着一个主题：好父亲、好丈夫、好同事、好朋友。400多人的现场中，鲜有商贾巨富，也没有政界要人的身影。没有人把他看做一个高官和成功人士，也很少有人提及他作为球员获得的成绩以及成为高层后领导ATP取得的成就，人们都在回忆布拉德生前的一些小故事，讲述他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他在孩子心中是怎样的一位好父亲。他的儿子很骄傲地说了一句话，让姜澜印象深刻，“我有权利叫你父亲。”与布拉德相识40多年的挚友讲述着他在生活中重视友情、乐于助人的往事，时而令全场一片唏嘘，时而又激起一阵笑声。澳洲的电视网球评论员Alan Jones在葬礼上做了40分钟的长篇发言，他将包括球员、业内资深人士、ATP同事以及WTA等在内所有对于布拉德的评价汇集在一起做了综述。姜澜说，布拉德给人们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他是一个好人”，而Alan Jones的话能够代表很多人的心声：“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foreverything you done，for everything you given us！”
“在前年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他的身体出了一些状况，感觉他的嗓子有些沙哑，人也略显消瘦，但精神状态还很好。大家见面还一起喝了茅台。”姜澜回忆，那是布拉德第一次喝白酒，他感到很新奇，“中国的白酒简直就是酒精啊！”到了2012年大师赛期间，姜澜再次见到布拉德时，他说话已经有些含糊不清了，但交流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我们都不清楚他是得了这个病，见面的时候总是问他是不是喉咙出现了问题，后来才知道这只是运动神经元疾病症状的初步体现。当时大家都没有想到病情的发展速度会如此之快。”姜澜得知布拉德明年二月将进行第二次手术，两人就约定2013年的4月份为德拉维特安排一个家庭式的假期，“我对他说，抽几天时间，把你的家人带上，我以朋友的身份请你，带你去看一看北京上海这种大都市之外中国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也是希望他能做一个休养。”
去年十月份的大师赛是姜澜最后一次见到德拉维特，之后他们也保持着邮件往来，在今年一月份得到他的病情公布的消息后，姜澜第一时间给他发了邮件，“我对他说‘让我们一起来面对，任何奇迹都会发生。’他在给我的回复中询问是否有可能采用中医治疗，因为在去年和上海市的领导会面时，市领导询问起布拉德的病情，曾建议他可以尝试中医治疗。”姜澜马上把这一情况向分管医疗的副市长汇报，市领导非常重视这件事情，调来布拉德的病档之后立即召集上海市的医疗专家进行会诊，并将作出了医疗建议委托姜澜转给德拉维特，同时承诺，如果布拉德选择到上海治疗，将会提供最好的医疗服务。与上海一样，世界各地的医疗机构都为布拉德提供了自己的医疗建议，从这一点上也显现了布拉德在网球圈中良好的人缘和崇高的威望。姜澜透露，布拉德甚至不反对成为“试验品”，如果有好的医疗手段他非常愿意配合，即便治疗失败也是为未来攻克病症做出一份贡献。
德拉维特在2013年澳网期间被诊断出患有运动神经元病（ALS），它的学名是葛雷克氏症，又称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是累及上运动神经元，又影响到下运动神经元及其支配的躯干、四肢和头面部肌肉的一种慢性进行性变性疾病。患者肌肉逐渐萎缩和无力，以致瘫痪，史蒂芬·霍金在1963年被诊断出患有该病症。目前对该病的病因和发病机制尚未研究清楚，所以患者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得这种病，而且常规的检查很难查出，一旦确诊，基本没有有效的医疗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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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上帝匆匆将布拉德带入天堂，但他在有限的生命中对中国网球的发展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十年前他在这片土地上埋下了希望的种子，在今天已然成长为参天大树。姜澜这样评价这位ATP主席对于中国网球的影响：“布拉德对中国网球的意义是基础性的，如果没有他，中国网球的市场拓展和发展速度很难能达到今天这样的水准。他对于中国网球的影响不仅仅在于将众多赛事引入中国，而且在体制变革和能力提升方面都起到了很大作用。”
大师杯赛将布拉德与上海这座城市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实际上，上海提出申办2002年大师杯赛的重要原因是为了申办2010年的世界博览会，这是参照了汉诺威申办世博会的经验：在获得举办权之前，汉诺威已经连续承办了四年的年终总决赛（ATP Tour World Championships），给世界博览局的委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上海市领导希望利用承办网球赛事做一次全球的公关推广，以求提升上海的城市形象和国际知名度。最终决定根据在2002年12月将确定2010年世界博览会举办城市的日程，提出了申办2002年网球大师杯赛的初步设想。随后，在1999年11月，上海市体育局和巴士公司派出代表团专程前往汉诺威考察了总决赛的组织和推广工作。
孙雷当时也在赶赴德国的代表团中，“2000年的时候正式提出申办构想，布拉德也是从2000年开始对上海这座城市产生关注。”参与了从2002年开始上海大师杯赛时代的经营推广、并在2009年和2010年担任大师赛联合赛事总监的孙雷回忆说，2001年初，经过认真论证和准备，上海正式申办一年后的大师杯赛。2001年2月，德拉维特和斯考特第一次踏上上海的土地，大师杯赛的正式谈判拉开大幕。十年前的大师杯赛还是由ATP、大满贯及国际网联三方共同拥有，布拉德参与了上海在申办2002年大师杯赛的整个谈判过程，正是由于他的扶助，从未有过举办大师杯经验的上海出色地完成了递交申办报告以及赴巴黎陈述等关键环节；第一次参与国际赛事承办竞争的上海尚不熟悉很多程序和细节，也正是德拉维特通过自己在圈内的关系进行了多方面的游说工作，才使上海战胜了里斯本、圣保罗、悉尼和佛鲁里安那波里斯等强劲对手，获得2002年大师杯赛的主办权。布拉德随后还在场馆、运营、项目合作方式等方面为上海的筹备团队提出了很多自己的建议。 作为上海方面与德拉维特交往最多的中方人士之一，孙雷可以说是与布拉德携手见证了上海以及中国网球十年来的发展。
“布拉德初到上海时对这座城市和这个国家一无所知，他最初的目的无疑是为了开拓中国的市场。但在2002年大师杯赛之后，他对中国产生了很深的好感，他希望能够在中国看到更多更好的赛事。”孙雷表示，这次赛事也是他与布拉德从相识到熟悉的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大师杯赛结束后，三大组织均作出了“空前成功”的评价。根据有关部门的统计，2002年，上海发生了三件大事，APEC会议、申办世博会成功和网球大师杯，而在国际媒体的报道上，大师杯的新闻报道量超过了另外两个事件的总和。
“布拉德力排众议将大师杯带到上海的举措极有前瞻性，他在这片新兴市场的培育上花费了很大的心思，倾注了极大的心血。”姜澜在谈到与布拉德相识十年的感触时如是说，“我觉得他在这片市场培育上做的很多工作都是无私的，在上海举办大师杯的这些年里，他每年都要多次来到上海，很多事情他甚至是手把手教你应对的方法，他并不是在转让一份商业权力，纯粹地去寻找一个收入来源，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跟我们的感情越来越深。”
在他的支持与帮助下，两年之后，上海击败休斯敦等竞争城市，将大师杯赛连续四年留在上海。但大师杯回归的第一年便遭遇了“退赛风波”，对于孙雷而言，在与德拉维特共事的十年中，2005年留给他的记忆最为深刻，那届大师杯赛参赛的八位大师中罗迪克、休伊特、纳达尔、阿加西接连退赛，周一当天就失去了两位——纳达尔和阿加西，上座率一度跌到了70%以下。“这是总决赛历史上最严重的退赛情况，当时包括布拉德在内，大家都坐在组委会的办公室里，每个人的脸色都不好看，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在抽烟，非常愁啊，还险些‘惊动了’烟雾报警器。”孙雷说，在遇到困难后，大家没有互相指责，更多地是在考虑这项赛事的公信力，双方都本着解决问题的态度进行合作，布拉德也很能理解作为网球新兴市场的中国球迷面对这一情况的不满情绪，“这种融洽的关系使得大家在第二天早上就达成了一个共识，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2006年的普通票全部打六折，以弥补2005年的退赛潮对球迷造成的损失和影响。”
在遭遇大师接连退赛的风波后，身为大师杯赛事总监的德拉维特也许是背负压力最大的，姜澜在回顾当时的情况时说，布拉德在面对媒体时始终表明对于上海主办方工作能力的认可，并强调退赛的问题只是“杯子里的风暴”，他坚信比赛仍然会很成功，明星球员的缺失并不等于高质量比赛的消失。而费德勒与纳尔班迪安在决赛上演的经典对决，也许是最令布拉德欣慰的事情。
大师杯赛重回上海的同一年，德拉维特运作大师赛落户中国的筹划也开始进行，孙雷透露，布拉德曾经明确告诉他们，他希望能有一站高级别的赛事长期落户中国，而一旦整个赛季的赛程结构造成这种可能性出现，他会立即通知上海方面。2005年的上半年，印第安维尔斯大师赛的债务已经高达4000～美元，赛事的利润已经无法支付利息，拥有印第安维尔斯大师赛50%所有权的IMG希望通过出售赛事来挽回巨大的商业损失。在印第安维尔斯方面有了转让赛事的意向后，德拉维特亲自飞抵上海告知了这一消息。“他希望这片自己精心布局的市场，能够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姜澜说，布拉德希望任何出现的机会都不要与上海失之交臂，这其中必然包含了他对于这座城市的情感。虽然最终因当地政府以及美国网球协会的介入而未能操作成功，但在2007年，上海仍旧通过ATP在赛程改革中“大师赛洗牌”的计划拿到了ATP1000赛事的永久举办权，2007年4月，德拉维特亲自主持签署了上海自2009年起承办ATP1000大师赛的协议。上海也成为亚洲第一个拥有ATP1000大师赛的城市，成为ATP“亚洲赛季”的核心，这是布拉德精心筹划结出的丰硕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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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澜第一次和布拉德接触是在2004年，“和他在一起，你感觉不到身边是一位国际组织的领导人物。他到上海来，按照中国人的习惯，我们应该是有一些应酬性的礼节的，但是他从来不要，他从来都是悄悄地来，悄悄地走，当他打电话给你的时候人已经在上海了，工作结束离开上海也不需要你去送。”姜澜回忆，与布拉德的谈话不需要特意安排会客室或贵宾室，他每次都是直接到姜澜的办公室，坐下就开始谈事。他做事简洁，拒绝繁文缛节。“与布拉德的交往中，我完全想不出任何一件双方涉及利益争执的事情来，也从来不用去费尽心机去考虑如何对付布拉德，他确实是带着自己的热情和个人的好感来到这片土地上。”而上海乃至中国也给了布拉德很大的回报，从2009年举办开始，上海大师赛已经连续四年获得ATP100最佳赛事，布拉德三次亲赴上海颁奖，这也是对他的战略眼光和不遗余力的推广的一种肯定。他成功地培育并拓展了中国的市场，现在中国已经成了ATP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而不再是可有可无的边缘角色，这在1998年的时候几乎没有人能够想到。同样，他能够在2012年1月成为ATP主席，这与他担任ATP国际区总裁期间在亚洲尤其是中国取得的成绩亦有很大关联。
姜澜说，双方共事的过程中建立起了高度的信任感，布拉德对中国人的评价是非常高的，他把上海称作是他的“第二故乡”，有时他一年到上海的频率达到三四次，家人也会一同前来，但却很少能够抽出时间近距离观赏这座城市，繁忙的工作也使得布拉德无法找出空闲的时间去游览中国的名胜风景。“谈起这个事情我是非常遗憾的”，在去年大师赛的时候，姜澜跟德拉维特在赛场旁边聊天，“布拉德，我们相识快十年了，你每次来上海都是为了工作，我从来没有见过你到哪里转一转，除了上海、北京和广州我不知道你还去过中国的其他哪些地方。”
2011年的时候，在一次聊天中布拉德对孙雷说，他希望在退休之前，能使中国拥有一项能与四大满贯抗衡的顶级赛事。显然，他对中国抱有着更大的期待。与布拉德的一件事令孙雷记忆犹新：有一次到北京出差，布拉德说起他从来没有去过故宫，第二天上午孙雷便陪同他游览了一回，“他去过很多地方，也曾由各级领导陪同去过很多地方，但很少拥有自己的私人时间可以出去逛一逛。”孙雷说那次真的是非常难得，只有他们两个人，没有人陪同，德拉维特可以静下心来体味中国文化的深厚积淀。“游览后我们聊了很多，他对我说，中国真的是有太多可以学习的东西。你从他的言语中能够感受到，他对中国的感情已经不仅仅是做生意了。”
“如果让我对布拉德做出评价，他首先是一个好人，诚挚、厚道、热心。很多时候他做事情并不是在追逐某种利益，而是在执着地坚持自己的理念。他如此努力地工作也是在把梦想付诸于现实，而上海可以称得上是他的梦想之地。”姜澜说。
“布拉德是一个很称职的人，正直，敬业，平易近人。”在孙雷心中，布拉德既是老师又是朋友，当他与布拉德聊起自己对于工作的想法和和未来的规划，布拉德总是很乐意帮他分析，并提供一些建议。孙雷坦言布拉德教会了他很多东西。“而上海这座城市在他的职业生涯中的确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布拉德也在这里找到了他的情感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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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5月10日上午，德拉维特的葬礼在悉尼郊区的一个社区教堂举行，数百位亲朋好友和同事一起送别了这位网球界的传奇人物。上海大师赛和中网的高层以及国内资深网球人士也都前往悉尼参加布拉德的葬礼，一同悼念这位中国乃至亚洲网球事业的重要推动者。
“他的葬礼对我的震撼是巨大的。”亲赴现场的上海久事国际赛事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姜澜说。长达一个小时的追忆，始终围绕着一个主题：好父亲、好丈夫、好同事、好朋友。400多人的现场中，鲜有商贾巨富，也没有政界要人的身影。没有人把他看做一个高官和成功人士，也很少有人提及他作为球员获得的成绩以及成为高层后领导ATP取得的成就，人们都在回忆布拉德生前的一些小故事，讲述他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他在孩子心中是怎样的一位好父亲。他的儿子很骄傲地说了一句话，让姜澜印象深刻，“我有权利叫你父亲。”与布拉德相识40多年的挚友讲述着他在生活中重视友情、乐于助人的往事，时而令全场一片唏嘘，时而又激起一阵笑声。澳洲的电视网球评论员Alan Jones在葬礼上做了40分钟的长篇发言，他将包括球员、业内资深人士、ATP同事以及WTA等在内所有对于布拉德的评价汇集在一起做了综述。姜澜说，布拉德给人们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他是一个好人”，而Alan Jones的话能够代表很多人的心声：“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foreverything you done，for everything you given us！”
“在前年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他的身体出了一些状况，感觉他的嗓子有些沙哑，人也略显消瘦，但精神状态还很好。大家见面还一起喝了茅台。”姜澜回忆，那是布拉德第一次喝白酒，他感到很新奇，“中国的白酒简直就是酒精啊！”到了2012年大师赛期间，姜澜再次见到布拉德时，他说话已经有些含糊不清了，但交流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我们都不清楚他是得了这个病，见面的时候总是问他是不是喉咙出现了问题，后来才知道这只是运动神经元疾病症状的初步体现。当时大家都没有想到病情的发展速度会如此之快。”姜澜得知布拉德明年二月将进行第二次手术，两人就约定2013年的4月份为德拉维特安排一个家庭式的假期，“我对他说，抽几天时间，把你的家人带上，我以朋友的身份请你，带你去看一看北京上海这种大都市之外中国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也是希望他能做一个休养。”
去年十月份的大师赛是姜澜最后一次见到德拉维特，之后他们也保持着邮件往来，在今年一月份得到他的病情公布的消息后，姜澜第一时间给他发了邮件，“我对他说‘让我们一起来面对，任何奇迹都会发生。’他在给我的回复中询问是否有可能采用中医治疗，因为在去年和上海市的领导会面时，市领导询问起布拉德的病情，曾建议他可以尝试中医治疗。”姜澜马上把这一情况向分管医疗的副市长汇报，市领导非常重视这件事情，调来布拉德的病档之后立即召集上海市的医疗专家进行会诊，并将作出了医疗建议委托姜澜转给德拉维特，同时承诺，如果布拉德选择到上海治疗，将会提供最好的医疗服务。与上海一样，世界各地的医疗机构都为布拉德提供了自己的医疗建议，从这一点上也显现了布拉德在网球圈中良好的人缘和崇高的威望。姜澜透露，布拉德甚至不反对成为“试验品”，如果有好的医疗手段他非常愿意配合，即便治疗失败也是为未来攻克病症做出一份贡献。
德拉维特在2013年澳网期间被诊断出患有运动神经元病（ALS），它的学名是葛雷克氏症，又称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是累及上运动神经元，又影响到下运动神经元及其支配的躯干、四肢和头面部肌肉的一种慢性进行性变性疾病。患者肌肉逐渐萎缩和无力，以致瘫痪，史蒂芬·霍金在1963年被诊断出患有该病症。目前对该病的病因和发病机制尚未研究清楚，所以患者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得这种病，而且常规的检查很难查出，一旦确诊，基本没有有效的医疗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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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上帝匆匆将布拉德带入天堂，但他在有限的生命中对中国网球的发展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十年前他在这片土地上埋下了希望的种子，在今天已然成长为参天大树。姜澜这样评价这位ATP主席对于中国网球的影响：“布拉德对中国网球的意义是基础性的，如果没有他，中国网球的市场拓展和发展速度很难能达到今天这样的水准。他对于中国网球的影响不仅仅在于将众多赛事引入中国，而且在体制变革和能力提升方面都起到了很大作用。”
大师杯赛将布拉德与上海这座城市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实际上，上海提出申办2002年大师杯赛的重要原因是为了申办2010年的世界博览会，这是参照了汉诺威申办世博会的经验：在获得举办权之前，汉诺威已经连续承办了四年的年终总决赛（ATP Tour World Championships），给世界博览局的委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上海市领导希望利用承办网球赛事做一次全球的公关推广，以求提升上海的城市形象和国际知名度。最终决定根据在2002年12月将确定2010年世界博览会举办城市的日程，提出了申办2002年网球大师杯赛的初步设想。随后，在1999年11月，上海市体育局和巴士公司派出代表团专程前往汉诺威考察了总决赛的组织和推广工作。
孙雷当时也在赶赴德国的代表团中，“2000年的时候正式提出申办构想，布拉德也是从2000年开始对上海这座城市产生关注。”参与了从2002年开始上海大师杯赛时代的经营推广、并在2009年和2010年担任大师赛联合赛事总监的孙雷回忆说，2001年初，经过认真论证和准备，上海正式申办一年后的大师杯赛。2001年2月，德拉维特和斯考特第一次踏上上海的土地，大师杯赛的正式谈判拉开大幕。十年前的大师杯赛还是由ATP、大满贯及国际网联三方共同拥有，布拉德参与了上海在申办2002年大师杯赛的整个谈判过程，正是由于他的扶助，从未有过举办大师杯经验的上海出色地完成了递交申办报告以及赴巴黎陈述等关键环节；第一次参与国际赛事承办竞争的上海尚不熟悉很多程序和细节，也正是德拉维特通过自己在圈内的关系进行了多方面的游说工作，才使上海战胜了里斯本、圣保罗、悉尼和佛鲁里安那波里斯等强劲对手，获得2002年大师杯赛的主办权。布拉德随后还在场馆、运营、项目合作方式等方面为上海的筹备团队提出了很多自己的建议。 作为上海方面与德拉维特交往最多的中方人士之一，孙雷可以说是与布拉德携手见证了上海以及中国网球十年来的发展。
“布拉德初到上海时对这座城市和这个国家一无所知，他最初的目的无疑是为了开拓中国的市场。但在2002年大师杯赛之后，他对中国产生了很深的好感，他希望能够在中国看到更多更好的赛事。”孙雷表示，这次赛事也是他与布拉德从相识到熟悉的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大师杯赛结束后，三大组织均作出了“空前成功”的评价。根据有关部门的统计，2002年，上海发生了三件大事，APEC会议、申办世博会成功和网球大师杯，而在国际媒体的报道上，大师杯的新闻报道量超过了另外两个事件的总和。
“布拉德力排众议将大师杯带到上海的举措极有前瞻性，他在这片新兴市场的培育上花费了很大的心思，倾注了极大的心血。”姜澜在谈到与布拉德相识十年的感触时如是说，“我觉得他在这片市场培育上做的很多工作都是无私的，在上海举办大师杯的这些年里，他每年都要多次来到上海，很多事情他甚至是手把手教你应对的方法，他并不是在转让一份商业权力，纯粹地去寻找一个收入来源，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跟我们的感情越来越深。”
在他的支持与帮助下，两年之后，上海击败休斯敦等竞争城市，将大师杯赛连续四年留在上海。但大师杯回归的第一年便遭遇了“退赛风波”，对于孙雷而言，在与德拉维特共事的十年中，2005年留给他的记忆最为深刻，那届大师杯赛参赛的八位大师中罗迪克、休伊特、纳达尔、阿加西接连退赛，周一当天就失去了两位——纳达尔和阿加西，上座率一度跌到了70%以下。“这是总决赛历史上最严重的退赛情况，当时包括布拉德在内，大家都坐在组委会的办公室里，每个人的脸色都不好看，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在抽烟，非常愁啊，还险些‘惊动了’烟雾报警器。”孙雷说，在遇到困难后，大家没有互相指责，更多地是在考虑这项赛事的公信力，双方都本着解决问题的态度进行合作，布拉德也很能理解作为网球新兴市场的中国球迷面对这一情况的不满情绪，“这种融洽的关系使得大家在第二天早上就达成了一个共识，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2006年的普通票全部打六折，以弥补2005年的退赛潮对球迷造成的损失和影响。”
在遭遇大师接连退赛的风波后，身为大师杯赛事总监的德拉维特也许是背负压力最大的，姜澜在回顾当时的情况时说，布拉德在面对媒体时始终表明对于上海主办方工作能力的认可，并强调退赛的问题只是“杯子里的风暴”，他坚信比赛仍然会很成功，明星球员的缺失并不等于高质量比赛的消失。而费德勒与纳尔班迪安在决赛上演的经典对决，也许是最令布拉德欣慰的事情。
大师杯赛重回上海的同一年，德拉维特运作大师赛落户中国的筹划也开始进行，孙雷透露，布拉德曾经明确告诉他们，他希望能有一站高级别的赛事长期落户中国，而一旦整个赛季的赛程结构造成这种可能性出现，他会立即通知上海方面。2005年的上半年，印第安维尔斯大师赛的债务已经高达4000～美元，赛事的利润已经无法支付利息，拥有印第安维尔斯大师赛50%所有权的IMG希望通过出售赛事来挽回巨大的商业损失。在印第安维尔斯方面有了转让赛事的意向后，德拉维特亲自飞抵上海告知了这一消息。“他希望这片自己精心布局的市场，能够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姜澜说，布拉德希望任何出现的机会都不要与上海失之交臂，这其中必然包含了他对于这座城市的情感。虽然最终因当地政府以及美国网球协会的介入而未能操作成功，但在2007年，上海仍旧通过ATP在赛程改革中“大师赛洗牌”的计划拿到了ATP1000赛事的永久举办权，2007年4月，德拉维特亲自主持签署了上海自2009年起承办ATP1000大师赛的协议。上海也成为亚洲第一个拥有ATP1000大师赛的城市，成为ATP“亚洲赛季”的核心，这是布拉德精心筹划结出的丰硕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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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澜第一次和布拉德接触是在2004年，“和他在一起，你感觉不到身边是一位国际组织的领导人物。他到上海来，按照中国人的习惯，我们应该是有一些应酬性的礼节的，但是他从来不要，他从来都是悄悄地来，悄悄地走，当他打电话给你的时候人已经在上海了，工作结束离开上海也不需要你去送。”姜澜回忆，与布拉德的谈话不需要特意安排会客室或贵宾室，他每次都是直接到姜澜的办公室，坐下就开始谈事。他做事简洁，拒绝繁文缛节。“与布拉德的交往中，我完全想不出任何一件双方涉及利益争执的事情来，也从来不用去费尽心机去考虑如何对付布拉德，他确实是带着自己的热情和个人的好感来到这片土地上。”而上海乃至中国也给了布拉德很大的回报，从2009年举办开始，上海大师赛已经连续四年获得ATP100最佳赛事，布拉德三次亲赴上海颁奖，这也是对他的战略眼光和不遗余力的推广的一种肯定。他成功地培育并拓展了中国的市场，现在中国已经成了ATP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而不再是可有可无的边缘角色，这在1998年的时候几乎没有人能够想到。同样，他能够在2012年1月成为ATP主席，这与他担任ATP国际区总裁期间在亚洲尤其是中国取得的成绩亦有很大关联。
姜澜说，双方共事的过程中建立起了高度的信任感，布拉德对中国人的评价是非常高的，他把上海称作是他的“第二故乡”，有时他一年到上海的频率达到三四次，家人也会一同前来，但却很少能够抽出时间近距离观赏这座城市，繁忙的工作也使得布拉德无法找出空闲的时间去游览中国的名胜风景。“谈起这个事情我是非常遗憾的”，在去年大师赛的时候，姜澜跟德拉维特在赛场旁边聊天，“布拉德，我们相识快十年了，你每次来上海都是为了工作，我从来没有见过你到哪里转一转，除了上海、北京和广州我不知道你还去过中国的其他哪些地方。”
2011年的时候，在一次聊天中布拉德对孙雷说，他希望在退休之前，能使中国拥有一项能与四大满贯抗衡的顶级赛事。显然，他对中国抱有着更大的期待。与布拉德的一件事令孙雷记忆犹新：有一次到北京出差，布拉德说起他从来没有去过故宫，第二天上午孙雷便陪同他游览了一回，“他去过很多地方，也曾由各级领导陪同去过很多地方，但很少拥有自己的私人时间可以出去逛一逛。”孙雷说那次真的是非常难得，只有他们两个人，没有人陪同，德拉维特可以静下心来体味中国文化的深厚积淀。“游览后我们聊了很多，他对我说，中国真的是有太多可以学习的东西。你从他的言语中能够感受到，他对中国的感情已经不仅仅是做生意了。”
“如果让我对布拉德做出评价，他首先是一个好人，诚挚、厚道、热心。很多时候他做事情并不是在追逐某种利益，而是在执着地坚持自己的理念。他如此努力地工作也是在把梦想付诸于现实，而上海可以称得上是他的梦想之地。”姜澜说。
“布拉德是一个很称职的人，正直，敬业，平易近人。”在孙雷心中，布拉德既是老师又是朋友，当他与布拉德聊起自己对于工作的想法和和未来的规划，布拉德总是很乐意帮他分析，并提供一些建议。孙雷坦言布拉德教会了他很多东西。“而上海这座城市在他的职业生涯中的确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布拉德也在这里找到了他的情感寄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