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钓鱼岛争端和南海争端呈现同时升温、同时激化的态势，应对这两个方向上的挑战，成为重大而紧迫的战略性问题。
　　以“战略重点”原则为指导统筹处理海上争端问题，意味着我们必须采取“争东海、稳南海”的策略。“争东海”是指，以积极进取的姿态，加强执法维权力度，反制日本的挑衅行为，推进我国在钓鱼岛主权和东海划界问题上的政策主张早日实现。与此同时，“稳南海”则是指，考虑到南海问题的特殊性、复杂性及广泛的影响性，应采取以“防止争端激化、维持局势稳定”为主旨的策略，努力消除紧张局势，促使争端降温，加强冲突管控，恢复关系稳定，为以双边谈判方式寻求争端的逐步解决创造条件。
　　争端本身的特点有所不同。东海争端只涉及日本一国，是一对一的双边争端；南海争端则包括东南亚方面的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文莱四国，加上我国在内，是一个典型的多边性质的争端。这种多边性决定了其应对和解决过程的复杂性和困难性。任何一方针对另一方的行动都有可能引起其他各方的警惕和反对，而多边争端一旦出现激化趋向，往往具有更强的“扩散性”。
　　争端涉及的国家间关系的性质有所不同。当前我国与东盟国家的关系可以用“总体睦邻友好”来概括，相互吸引、相互合作已成为双方关系的主流特点。除南海问题外，双方之间已不存在任何足以使彼此政策发生逆转、彼此关系发生倒退的隐患。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日关系则已陷入空前严重的战略对抗。
　　争议国对待争端的态度及政策有所不同。南海争端虽然一直存在，但并没有阻断中国同有关争议国以及东盟组织发展关系的进程。这是因为双方都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置于更重要的位置，不愿意让南海问题成为阻力。目前，在主权声索方面，东南亚争议国虽然依然固守己见，越、菲两国的政策还出现了激进化和强硬化的趋势，但有一点是未变的：那就是避免把南海问题与中国的总体友好关系挂钩，避免因此而导致与中国在其他方面的合作受阻，尤其是不愿意因此而与中国彻底交恶或走向军事冲突。也就是说，它们采取了一种可以被称为“政经分离”的政策。这种政策虽然不利于我国在南海维权，但也为彼此继续保持接触、探讨合作解决争端的途径及方法提供了可能。不仅如此，在中国与有关争议国之间还不时地出现通过合作管控和解决争议的努力，如与越南达成一系列有关协议以及与东盟启动“南海行为准则”的正式磋商等。尽管菲律宾目前仍死抱僵硬和挑衅的政策不放，但菲的做法并不能代表其他各争议方的立场，不能因为这一国的举动而忽视总体趋势。反观日本，其当政者公开否认两国之间曾经有过“搁置争议”的共识，顽固坚持“不承认、不谈判、不搁置”的傲慢政策，而且不断挑起事端，升级对抗，显示出远比以往更具挑衅性和敌对性的政策取向。
　　争端所引起的国际关注度及外部介入有所不同。钓鱼岛及其所在的东海海域的地缘经济及战略的重要性更多地是针对该海域周边国家而言，主要是中、日、韩、朝，以及（在较小程度上也包括）俄罗斯。而由于韩、朝和俄都与日本存在领土争端、历史恩怨或是历史认识等问题上的严重分歧，所以，这几国都对日本政治右倾化极为不满。相比之下，它们与中国则一直保持着比较友好的关系，因此，在中日间的领土争端中，这几国是不会支持日本同中国对抗的，至少会保持中立。至于该地区以外的国家，由于利害关系不大，要么保持沉默，要么一般性地表示关注。惟一实质性介入的区外大国只有美国。美国的介入的确会加大我维权的困难，但由于该争端所引起的国际关注度有限，也就使得美国的介入显得曲高和寡。
　　而南海方向则完全是另一种局面。南海作为沟通两大洋和两大洲的“十字路口”和东西方海上交通的要冲，决定了该海域争端一旦升温必然会受到广泛的国际关注。目前，已经实质性介入该争端的不仅包括东盟一些非争议国和东盟组织，还包括美、日、印、澳等区外多国。这种介入既不利于我国在南海维权以及争端的妥善解决，也不利于我国战略安全环境的改善。因此，无论从排除外部干涉，还是从维护我国战略安全环境的需要出发，在南海推行“稳”的政策都是必不可少的。
　　（作者为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