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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官僚政治是世界历史上普遍存在的一种政治体系。对于它的认识各国学者莫衷一是,各有其论点。对于中国的官僚政治,马克思主义学者王亚南先生提出了个人独到的见解。这本诞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著作,由于王先生知识视野的开阔,史论结合的研究方法,观察问题的立意高远,使它获得了长久的学术生命力,至今仍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关键词:官僚政治 技术性专制官僚政体
在上个世纪中叶,中国有两大经济学家,人称“北马南王”,一个是北大校长马寅初,另一个是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王亚南先生青年时期自学经济学,后因与郭大力先生合译了《资本论》而闻名遐迩。王亚南对经济学的贡献除参加翻译以上名著大著外,就是他自己的等身著述,撰著了《中国经济原论》、《中国经济论丛》等书,创办并主编了《经济科学》、《社会科学》杂志。《中国经济原论》出版后被学术界誉为“一部中国式的《资本论》”,被译成多国文字。
一个搞经济学的人是如何踏入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的园地的,说来也属偶然。王亚男先生在其《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的序言中,曾专门提到这一段中西学术史上的机遇。1943年,英国学者李约瑟来华访问,王亚南在粤北坪石一个旅馆中同李约瑟作过两度长谈。临到分手的时候,李约瑟突然提出“中国官僚政治”这个话题,要王亚南从历史与社会方面,作一扼要解释。王亚南回忆说:“他是一个自然科学者,但对一般经济史,特别是中国社会经济史,饶有研究兴趣,他提出这样一个话题来,究是由他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发生疑难,抑是由于他当时旅游中国各地临时引起的感触,我不曾问个明白,我实在已被这个平素未大留意的问题窘住了。当时虽然以‘没有研究,容后研究有得,再来奉告’的话敷衍过去,但此后却随时像有这么一个难题在逼着我去解答。我从此即注意搜集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资料了。”
这些客观认真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态度,摒弃政治的,阶级的偏见,只求得学术的独立性和尊严性,至今对我们从事学术研究无疑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中国,典型的官僚政治出现在秦至清末这两千多年的时间里,通过分析得出:
(一)官僚政治得从技术的社会的两方面去说明,而当作一种社会体制来研究的官僚政治,宁是重视它的社会的方面,虽然我们同时没有理由不注意到它的技术的方面。
(二)一旦官僚政治在社会方面有了存在依据,它在技术上的官僚作风,就会更加厉害;反之,如果官僚不可能把政府权力全部掌握在自己手中,并按照自己的利益而摆布,则属于事务的技术的官场流弊,自然是可能逐渐设法纠正的。
(三)技术性的官僚作风,不但可能在一切设官而治的社会存在,在政府机关存在且可能如杜拉斯教授所说,在一切大规模机构,如教会、公司、乃至学校存在,可是,真正的官僚政治,当作一个社会体制看的典型的官僚政治,却只允许在社会的某一历史阶段存在,就欧洲说,却只允许在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末,乃至十九世纪初的那一个历史阶段存在 。
在比较了世界各国的官僚政治在其历史阶段的不同的发展模式之后,王先生认为中国的官僚政治却不会轻易退出历史的舞台,将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存在,并发生“现代的变形”。
“中国的官僚政治,也正如同世界其他各国的官僚政治一样,是一个历史的表象。由它的发生形态到形成为一个完整的体制,以至在现代的变形,其间经过了种种变化,我们要指出它的特点,至少应就过去官僚政治与现代官僚政治两方面来说。
在研究的程序上,我们须得从中国古典官僚政治形态的诸特殊表象讲起那些特殊表象,分别体现在它的以次三种性格中:
(一)延续性——那是指中国官僚政治延续期间的悠久。它几乎悠久到同中国传统文化相始终。
(二)包容性——那是指中国官僚政治所包摄范围的广阔,即官僚政治的活动,同中国各种社会文化现象如伦理、宗教、法律,财产、艺术等方面,发生了异常密切而协调的关系。
(三)贯彻性——那是指中国官僚政治的支配作用有深入的影响,中国人的思想活动乃至他们的整个人生观,都拘囚锢蔽在官僚政治所设定的樊笼中。”
王亚南先生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是我国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系统剖析传统官僚政治的著作。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代表性学者,王亚南知识视野开阔,深厚的理论素养和广博的中外历史知识,使他观察问题立意高远,学术格局博大,故能分析问题深入透彻,达到相当高的高度。谢泳先生在《新京报》中指出:“在当代中国社会变革中,官僚政治和“官民冲突”依然是社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如何从前辈学术传统中获取思想和学术灵感,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学术和文化创造力,这是考验当代中国学者的一个真实问题。” 李万生认为:“中国的学者中,长于中国历史研究的人往往缺乏世界学术的眼光,长于世界历史研究的人往往缺乏中国学问的根基,甚至悉秦汉者不知唐宋,精隋唐者不懂明清,究俄国者疏于德法,明美英者昧于日韩,也在在可见,而理论修养的不足,又使不少的学者在论述问题时往往满足于具体事象的考证描述,难于显示认识的高度。 学问必求通达始有可观,而此通达且有理论支持方为可贵。《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在通达和理论两方面都堪称典范。”所以几十年后,本书的学术价值依然获得了生命力,并对当代社会变革富有启发意义,他当时提出的许多问题,在今天依然有探索的价值。正如其弟子孙越生在给老师王先生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所写的序中这样写到:“先师王亚南先生的这部书,就是以冷静的辨证唯物主义态度研究旧中国官僚政治的一部富有创造性的科学著作。它无疑将为我国和世界学术界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官僚政治提供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1]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15页.
[2]塞利格曼,《社会科学大辞典》第三卷,第70页.
关键词:官僚政治 技术性专制官僚政体
在上个世纪中叶,中国有两大经济学家,人称“北马南王”,一个是北大校长马寅初,另一个是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王亚南先生青年时期自学经济学,后因与郭大力先生合译了《资本论》而闻名遐迩。王亚南对经济学的贡献除参加翻译以上名著大著外,就是他自己的等身著述,撰著了《中国经济原论》、《中国经济论丛》等书,创办并主编了《经济科学》、《社会科学》杂志。《中国经济原论》出版后被学术界誉为“一部中国式的《资本论》”,被译成多国文字。
一个搞经济学的人是如何踏入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的园地的,说来也属偶然。王亚男先生在其《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的序言中,曾专门提到这一段中西学术史上的机遇。1943年,英国学者李约瑟来华访问,王亚南在粤北坪石一个旅馆中同李约瑟作过两度长谈。临到分手的时候,李约瑟突然提出“中国官僚政治”这个话题,要王亚南从历史与社会方面,作一扼要解释。王亚南回忆说:“他是一个自然科学者,但对一般经济史,特别是中国社会经济史,饶有研究兴趣,他提出这样一个话题来,究是由他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发生疑难,抑是由于他当时旅游中国各地临时引起的感触,我不曾问个明白,我实在已被这个平素未大留意的问题窘住了。当时虽然以‘没有研究,容后研究有得,再来奉告’的话敷衍过去,但此后却随时像有这么一个难题在逼着我去解答。我从此即注意搜集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资料了。”
这些客观认真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态度,摒弃政治的,阶级的偏见,只求得学术的独立性和尊严性,至今对我们从事学术研究无疑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中国,典型的官僚政治出现在秦至清末这两千多年的时间里,通过分析得出:
(一)官僚政治得从技术的社会的两方面去说明,而当作一种社会体制来研究的官僚政治,宁是重视它的社会的方面,虽然我们同时没有理由不注意到它的技术的方面。
(二)一旦官僚政治在社会方面有了存在依据,它在技术上的官僚作风,就会更加厉害;反之,如果官僚不可能把政府权力全部掌握在自己手中,并按照自己的利益而摆布,则属于事务的技术的官场流弊,自然是可能逐渐设法纠正的。
(三)技术性的官僚作风,不但可能在一切设官而治的社会存在,在政府机关存在且可能如杜拉斯教授所说,在一切大规模机构,如教会、公司、乃至学校存在,可是,真正的官僚政治,当作一个社会体制看的典型的官僚政治,却只允许在社会的某一历史阶段存在,就欧洲说,却只允许在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末,乃至十九世纪初的那一个历史阶段存在 。
在比较了世界各国的官僚政治在其历史阶段的不同的发展模式之后,王先生认为中国的官僚政治却不会轻易退出历史的舞台,将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存在,并发生“现代的变形”。
“中国的官僚政治,也正如同世界其他各国的官僚政治一样,是一个历史的表象。由它的发生形态到形成为一个完整的体制,以至在现代的变形,其间经过了种种变化,我们要指出它的特点,至少应就过去官僚政治与现代官僚政治两方面来说。
在研究的程序上,我们须得从中国古典官僚政治形态的诸特殊表象讲起那些特殊表象,分别体现在它的以次三种性格中:
(一)延续性——那是指中国官僚政治延续期间的悠久。它几乎悠久到同中国传统文化相始终。
(二)包容性——那是指中国官僚政治所包摄范围的广阔,即官僚政治的活动,同中国各种社会文化现象如伦理、宗教、法律,财产、艺术等方面,发生了异常密切而协调的关系。
(三)贯彻性——那是指中国官僚政治的支配作用有深入的影响,中国人的思想活动乃至他们的整个人生观,都拘囚锢蔽在官僚政治所设定的樊笼中。”
王亚南先生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是我国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系统剖析传统官僚政治的著作。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代表性学者,王亚南知识视野开阔,深厚的理论素养和广博的中外历史知识,使他观察问题立意高远,学术格局博大,故能分析问题深入透彻,达到相当高的高度。谢泳先生在《新京报》中指出:“在当代中国社会变革中,官僚政治和“官民冲突”依然是社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如何从前辈学术传统中获取思想和学术灵感,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学术和文化创造力,这是考验当代中国学者的一个真实问题。” 李万生认为:“中国的学者中,长于中国历史研究的人往往缺乏世界学术的眼光,长于世界历史研究的人往往缺乏中国学问的根基,甚至悉秦汉者不知唐宋,精隋唐者不懂明清,究俄国者疏于德法,明美英者昧于日韩,也在在可见,而理论修养的不足,又使不少的学者在论述问题时往往满足于具体事象的考证描述,难于显示认识的高度。 学问必求通达始有可观,而此通达且有理论支持方为可贵。《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在通达和理论两方面都堪称典范。”所以几十年后,本书的学术价值依然获得了生命力,并对当代社会变革富有启发意义,他当时提出的许多问题,在今天依然有探索的价值。正如其弟子孙越生在给老师王先生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所写的序中这样写到:“先师王亚南先生的这部书,就是以冷静的辨证唯物主义态度研究旧中国官僚政治的一部富有创造性的科学著作。它无疑将为我国和世界学术界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官僚政治提供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1]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15页.
[2]塞利格曼,《社会科学大辞典》第三卷,第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