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町是台湾青年人聚集的时尚潮流之地，深受市民和游客欢迎，有日本原宿之称。因此，台湾政治选举为吸引青年选票，也常选择西门町作为造势场地。但这潮流之地最近却不太平，出现了很多黑帮集团和辍学的中学生，强收路人和商家保护费，并为抢夺盘口大打出手。为何台湾黑帮能禁而不倒，这是很多人的疑惑。
　　国民党的原罪
　　台湾最负盛名的是“竹联帮”、“四海帮”、“天道盟”，被并称为台湾三大黑帮。“竹联帮”、“四海帮”属于“外省挂”，说起它们的产生，又是香港黑帮电影般的少年惨痛往事。台湾“228事件”之后，外省人成为泄愤对象。眷村子弟不甘受排挤欺负，于是团结起来抵抗。而这些孩子多是成长于军人、公务员、教师家庭，原本都是谦谦有礼有正义感的少年。
　　台湾之所以有“台独”民意基础，一方面是政治的操弄，另一方面与历史有关。
　　1945年10月，台湾光复，国民政府军队登陆基隆港，刚刚摆脱殖民统治的台湾民众真诚地欢迎来自祖国的军队。但是国民党政府大肆搜刮台湾资源，运往大陆支撑战局，导致台湾本土人对大陆来的外省人反感与日俱增。1947年2月28日，台湾行政长官公署的守军，冷血枪杀请愿民众，终于触动全岛掀起反政府暴动，外省人成为原住民的宣泄对象。这场“228事件”两个月后在国民政府的派兵镇压下惨烈结束，很多的台湾人和本土精英在事后被清算、枪决。台湾从此烙上省籍仇恨的深刻印记。
　　若干年后，曾任“竹联帮”帮主的陈启礼在柬埔寨接受采访时回忆起小学生活，当时连他在内一共3个外省人，就常常被打，那个下课铃声对当年年幼的他来说，就像是拳击台上、擂台上的铃声，铃声一响，就是一场拳击赛。
　　为求自保，这些外省人开始联合起来，与本土势力抗衡，以暴制暴。1953年，以冯祖语为首的44名大一、大二学生在台大校园成立帮派，以“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订立帮名。一般认为，“四海帮”是台湾第一个最具组织规模的青少年帮派组织，短短几年时间内组织发展至万人之众。其实，“四海帮”最初不过是在一起打篮球的球友，为结伴回家不受欺侮而已。在“四海帮”之后，“中和帮”和“竹联帮”也相继成立。
　　“竹联帮”由“中和帮”发展而来。1955年，“中和帮”帮主因杀人被捕，帮派溃散，有的帮众另组新帮，有的投奔四海帮。第二年，“中和帮”余众，在台北永和市的竹林路聚会，成立“竹林联盟”，简称“竹联帮”，陈启礼是出席成员之一，属“鸭”字辈，外号“旱鸭子”。
　　“外省挂”政治立场反台独，因此也被国民党利用，成为政治的牺牲品。陈启礼卷入“江南案”即是一例。“四海帮”前帮主蔡冠伦也曾感叹“政治人物都是大骗子”。
　　政治联结
　　蒋经国之后，台湾政党政治步入活跃期，民众手中的选票成为所有政治势力争夺的焦点。但面对缺少广泛政治认同的台湾民众，无论什么政治势力都需要寻找素与民众接触紧密的“桩脚”。如此一来，遍布城乡，在最基层维护秩序的黑帮成员们成为许多政客拉拢的对象。越来越多的黑帮开始与政治势力结合，在选举中帮助后者摇旗助威，选举胜利后则论功行赏。
　　台湾黑道有社会型黑道、经济型黑道与政治型黑道之分，对选举介入的方式也不同。社会型黑道以勒索、恐吓、威胁等索取金钱为主，给候选人造成巨大的精神压力，是选举血腥暴力的主要来源；经济型黑道则多从事非法与合法的事业，介入助选则是以威胁、强迫等方式进行买票、盯票与护票，对选举结果影响甚大；政治型黑道由社会型、经济型黑道发展而来，是台湾黑道发展的高级形态，这些黑道兄弟不是具有刑事前科或犯罪记录，便是曾被地方警察局列管的黑道分子，其介入政治的途径就是通过参与选举进入地方政坛。
　　李登辉时代，在台湾社会民主化程度越来越高的同时，黑金政治也日益泛滥，黑道人物通过各种贿选行为，在台湾政坛物色代理人或者保护伞。而台湾政坛某些政治人物因为选举拉票需要，也需要黑道的支持，这就造成黑金政治日益严重。吴敦义就评价认为，在李登辉执
　　政的13年内，台湾黑金政治最为猖獗最为泛滥。
　　这一模式并非国民党独有，民进党主政的8年亦是陈水扁与黑道撇不清关系的8年。2000年，曾为“竹联帮”帮主陈启礼和“天道盟”盟主罗福助等黑道大佬担任律师的陈水扁高举“反黑”大旗取得政权，实现了开放党禁以来的第一次政党更替。上任之初，陈水扁一度雄心勃勃，宣示以重拳打击黑帮，厘清黑金政治，这点甚至在一些黑帮片里都有所反映。无奈陈水扁雄心维持没多久，就被金钱俘虏，黑金力量甚至进入民进党。台湾“竹联帮”前总护法张安乐接受电视采访时反问：“你从陈水扁以下，你的所作所为，可以经得起阳光吗？是你黑还是我黑？不表示你穿白衣服，你就不黑，不要因为我穿黑衣服，我就黑。”
　　据说“本省挂”帮派“天道盟”的成立就与陈水扁有关。1984年，台当局“一清专案”扫黑行动后，被扫入狱的台湾各地方角头不满“竹联帮”仗势欺人，便提议共组“天道盟”，成立宗旨即强调“除暴安良、替天行道”，罗福助被推为总联络。当时罗福助与陈水扁被关在绿岛的同一间监狱里面，成立“天道盟”就是陈水扁给罗福助出的主意。
　　身份漂白
　　在被问及希望什么样的人胜选时，台湾百姓的回答总是惊人的一致：能为百姓办事的人。如果单从这个角度来看，黑帮的表现远胜许多行政官员。在自己的选区内，黑道中人远比官僚更加勤勉，而有势力的大佬们则时常布施百姓，更让他们广受支持。有人气，有实力，熟悉规则，选票便如雪片般累积到大佬的手中。他们既是地方一霸，又是秩序的维护者，在极大程度上享受着地方民众的拥戴。而且更加有趣的是，台湾人总是指责对手们与黑帮有染，却毫不在意自己的支持者是黑社会老大。
　　也因为台湾的黑白不分明，台湾人便对政治人物与黑金有染的消息形成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刻板印象”。所以，政治人物与黑道大哥之间的关系通常是隐秘的，但在黑道人物的红白喜事中，这种关系就暴露无遗了。台中曾经的著名角头颜清标家里办婚事，马英九、宋楚瑜、连战、王金平悉数到场祝贺。2007年11月8日，台湾最大黑帮“竹联帮”精神领袖陈启礼的葬礼云集岛内黑白巨头。台“立法院长”王金平是治丧委员会的荣誉主委，此外还有民进党大佬柯建铭、新党主席郁慕明等。
　　当然，“上进”的黑帮人物也会慢慢漂白自己的身份。政治漂白是重要途径之一。依台湾警方的统计，目前台湾省有黑道背景的“民意代表”超过150人，地方议会有黑道背景的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有黑道背景或犯罪记录的某届各县市议会正副议长更超过95%。“天道盟”的罗福助出狱后也走向从政之路，连续6年当选台湾“立法院”委员，连负责扫黑的法务部长都要向他做报告。
　　另一个漂白途径就是经商。台湾经济的飞速发展给了有暴力后盾的黑帮组织漂白“机遇”。黑道组织涉足建筑、房地产、传媒娱乐、运输、证券等各个行业，形成“以企业养兄弟”的模式。到了70年代末，台湾的黑帮已经跻身商界巨头。今天台湾利润最丰厚的黑道事业，就是与白道勾结，介入各类公共工程，通过“围标”、“绑标”获取巨额利润。黑道企业化给台湾扫黑增加了难度，在没有切实证据下，可以说是束手无策。这也是为何“清廉简朴”的马英九在2008年当选后，要在任内重拳打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