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法中列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它对惩治腐败起了一定作用。不过，司法实践表明，犯罪嫌疑人在被发现其财产超出合法来源时，如果态度老实，讲明其超出部分是贪污受贿所得，数额超过10万元的，按刑法规定，就有可能被处10年以上徒刑乃至死刑，倘若态度恶劣，故意隐瞒贪污受贿行为，拒不说明财产来源的，即使他有千万元甚至上亿元难以查清的犯罪所得，其最高刑罚也只有5年徒刑。
　　于是，腐败者在案发后，往往对巨额财产的来源，揣着明白装糊涂，一口咬定“想不起来了”，以至他们的来源不明的财产，常常大于贪污受贿款项。安徽省阜阳市原市长肖作新与其妻子胡继美，非法所得折合人民币2000多万元，其中受贿仅200多万元，而来源不明的财产却高达1800万元。湖南省郴州市原纪委书记曾锦春涉嫌收受贿赂1200万元，另外则有6800余万元不能说明来源。又不是几千几万块钱，而是几千万元的巨款，贪官们怎么可能对其来源“想不起来了”呢？只不过因为巨额财产不明罪最高刑期只有5年，较贪污受贿罪的处罚要轻得多，他们就钻这个“不明”的空子，将其作为“避难所”和“免死牌”。
　　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量刑标准偏轻，人们早有意见表露。8月底，提请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审议的刑法修正案（七）草案，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最高刑期从5年提高到10年，并扩大了受贿罪的主体。这意味着我国正通过完善相关法律制度，进一步加大了反腐败的力度。
　　不过，刑法这样修正，似乎还无法充分发挥其对腐败分子的震慑力。因为，“不明”的最高10年的徒刑，较之“明”的要处以10年以上乃至死刑，贪官自然会“两害相权取其轻”，在案发后继续患“健忘症”，对其非法所得拒不说清来源。不明来源财产越多，意味着他们的贪污受贿数额越少，这样，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会成为一些贪官面临法律制裁时的“挡箭牌”。
　　更有力地打击“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需要让这些财产“明”起来。这既有赖侦查机关在案发前后的调查取证，更需要在平时就有一套完善的监督制度，其中最重要的是官员财产申报、登记和公布制度的切实建立。这一制度最早起源于230多年前的瑞典，后被世界许多国家所借鉴，成为极具约束力的反腐机制，被称为阳光法案和终端反腐法案。我国在上世纪80年代，就有对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讨论。此后陆续出台过一些有关的政策规定。由于没有正式立法，刚性不足，加之执行不严，监督不力，远不能使官员的财产收入放到阳光之下，以至一些官员的巨额财产都“来源不明”。有效地防腐反腐，极需加快对官员财产申报的立法。
　　官员的财产依法申报、登记、公布，处于众目睽睽之下，无法进行瞒与骗，就会约束他们不敢胡作非为，也不能浑水摸鱼。一旦有人作奸犯科，由于对他们的财产有案可查，他们也就无法装糊涂，患“健忘症”，钻“不明”的空子了。倘若真的还有什么“巨额财产来源不明”，那就仿效新加坡等国的法律，以贪污受贿论罪。因为巨额财产不会自己跑来的，肯定是自有由来，对官员来说，不是贪污，就是受贿。当然也可能有人还干了贩毒、走私、偷盗一类勾当，然而对这些罪恶勾当的惩罚力度都比贪污受贿重，因而以贪污受贿给“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入罪，是冤枉不了“来路黑”的贪官的。如此，贪官们也就无意再以“想不起来了”作抗拒交代的“挡箭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现象定会大大减少。
　　基于此，我以为，惩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釜底抽薪的办法，是让来源不明的财产“明”起来。■
　　图：陆华 编辑：卢劲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