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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2005），江西瑞金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参加长征。1935年12月，她和钟赤兵在瓦窑堡结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江西省委妇委书记、省妇联主任，华南农垦总局副局长，江西省政协常委。
挽救蘑菇中毒的众人
在长征路上，危秀英是救人最多、抬担架最多的女红军之一。1935年6月，部队到达四川毛儿盖沙窝地区，粮食奇缺，几乎全靠野菜和野蘑菇充饥。一天晚上，危秀英从藏胞家做宣传回到宿营地时，见邓六金、廖似光、刘彩香3个女战士和哨兵、通讯员都躺在地上，身边还留着一碗黑糊糊的蘑菇汤。危秀英推了推她们，却没有一点反应。糟糕！几人都是野蘑菇中毒。她心里咯噔一下，感到事情有点不妙。马上抬起刘彩香的头，抄起水碗就往她的嘴里灌了几口。慢慢地，刘彩香醒了过来。“你们怎么搞的，蘑菇全都吃掉了，只留一点汤给我。”危秀英见刘彩香醒了就开始埋怨她。“你亏了没吃，我们好像是吃蘑菇中毒了。”刘彩香有气无力地说。手头什么解药也没有，她俩只好去河沟里打些清水，然后挨着个儿地往嘴里灌。没过多久，她们一个个又都醒过来了。这些女人的命真的很大，集体中毒也能集体解毒，还是在没有任何解药的情况下。多亏危秀英及时赶到，如果时间再久的话，情况就很难说了。
传送危重伤员担架的流水线
在中央纵队的30多位女红军中，个子最矮的当数危秀英。她虽然人矮，但她人小力气大，头脑灵活，为人处事的思想境界却非常高，大家都亲切地称呼她“矮子”。在行军途中，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身材矮小的女子背着许多东西，跑起来腿脚很是有力。渡乌江时，红军在江面上架设了几座浮桥。可是，江岸渡口的台阶又高又陡，抬担架的民夫跨不上去，担架都堵在了浮桥上。已经到了对岸的危秀英见状，忙回过头冲到岸边，跳到浮桥上，从民夫手里夺过担架，不知她哪里来的力气，两手举起担架高过自己的头顶。站在岸边台阶上的人立刻明白过来，接过她手上的担架。此时的危秀英，虽然个子矮小、身体单薄，却像巨神一样，用使不完的力气，将一副副担架送上了渡口台阶。此时的乌江渡口，形成了一个传送危重伤员担架的流水线。道路疏通后，红军渡河的速度加快了，危秀英露出自豪的笑容。
牛肚子里出来的“纯净水”
在赶往安顺场的路上，又是一路昼夜不停地急行军，为的是抢在敌人的前面。饿了，就从干粮袋里掏出干粮啃两口。渴了，危秀英却没了水，临行前带的水早被其他同志喝了。这时，天已经黑下来，口干舌燥的她只好在黑暗中去路边上找水。没找到河流，却发现一个小水坑，在月光下闪烁着一缕清辉。渴到了极点的危秀英丝毫没有其他的考虑，拿起搪瓷缸舀起水“咕嘟咕嘟”喝了下去，直喝到口不再干了，又把水壶灌满去追赶队伍。天亮了，有个男同志跑来找她要水喝。爽快的危秀英二话没说，摘下水壶就递给了他。当他喝到第二口时，却带着奇怪的表情来问危秀英：怎么回事，你们女同志的水怎么有一股尿腥味？危秀英也感到奇怪，夜里还好好的，只放了一晚上就有味了？当危秀英从那个男同志手中接过杯子仔细一看，才发现杯里的“水”黄澄澄的，杯子底部还存留着一小块牛粪。此时的危秀英突然大笑不止。原来，昨天夜里在那个亮闪闪的小坑里舀的“水”竟是牛尿，由于渴得厉害，危秀英一时竟没有喝出什么味道来。这个不管不顾的危秀英呀！恍然明白之后，她连忙向那个男同志解释，并笑着说：“同志，没关系，我们江西有句话，‘不干不净，吃了没病。”那个和她一样渴得厉害的男同志，也为自己打着圆场说：“说得对，说得对，没干没净，吃了没病嘛！”说完，一口气把剩下的半杯牛尿全喝进了肚子里。这是那个特殊的环境中特殊的一幕。
（1909—1983），广东番禹人，邓发的妻子。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任中共闽粤赣边区特别委员会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1932年任中共闽粤赣边省委妇女部部长。1934年参加长征。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广东省民政厅副厅长、省总工会副主席。
战火中的婴啼
长征开始，部队出发，考虑到陈慧清身怀有孕，没有安排她的工作，而是跟随总卫生部一同行军。部队四渡赤水时，由于她肚子越来越大，行动不便，邓发曾要她留在当地老百姓家里，但她拒绝了。她不懂当地语言，这里又不像苏区那样有群众基础，留下不就意味着死亡？清晨，部队刚刚离开宿营地开始急行军，陈慧清就面临分娩。董必武、侯政、医生孙仪之抬着陈慧清的担架走出了行进中的队伍。正好路旁有一个草屋，他们匆匆商议了一下，没有别的办法，就把陈慧清抬进去等待分娩。
陈慧清是难产，别说手术条件不具备，就连最基本的消毒、药品也没有。陈慧清躺在草屋里，肚子疼得满地打滚，一边哭一边大骂邓发。然而更使人焦急的是，战斗的枪炮声越来越近，敌人追兵就快追上来了。此时，站在门外的董必武心急如焚，听着密集的枪炮声，如果再这样拖延下去是很危险的。当他得知是第五军团在堵截敌人后，马上派身边的警卫员报告军团长董振堂，有个女红军在生孩子，让他一定要顶住敌人的进攻。也许婴儿不想遭受生下来就与母亲永别，因而迟迟不肯离开母体。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陈慧清也被折磨得筋疲力尽，羊水、血水和汗水湿透了她身下铺着的毯子。
在不到一公里外的阵地上，时间也在一分一秒地过去，每拖延一分钟，战士的生命就会受到威胁，部队有可能付出血的代价。到了中午时分，婴儿才呱呱坠地。所有人提到嗓子眼儿的心才又回到了原位。昏迷不醒的陈慧清被匆匆抬走了。董必武亲自写了一封信留给孩子和收养孩子的人，便和其他人一起赶路去了。这似乎成了长征途中生育而又舍弃的惯用模式，但在当时那种境况下，这也许是没有办法的唯一办法。
丈夫跑来见一面
8月下旬，部队开始进入大草地。第一天晚上宿营时，陈慧清坐在一块油布上，行李包还没有打开。远远地，看见了一个披块破油布的人朝她跑来。陈慧清忙站起身，她一看便知是她的丈夫邓发。夫妻已经很长时间没见面了，这天正好两人离得不太远。邓发知道干部休养连就在附近后，跑过来看一眼妻子。陈慧清端详着丈夫，看他瘦得眼睛都大了，心里酸酸地，拉过行李就去给邓发弄吃的。很快，多半茶缸面糊糊端到了邓发的面前：“老邓，你不说我也知道，茴茴草都快让你们给吃光了，快趁热把面糊糊吃了。”邓发哪里肯接，他知道，干部休养连弄到一点粮食也很不容易，而且前一段时间陈慧清生孩子受了很多苦，身体一直很虚弱。于是，他从自己的干粮袋里掏出了一个黑乎乎、又干又硬的菜团子，向陈慧清要了点开水，就这样开始了他在大草地的第一顿晚餐。不管吃的是什么，这毕竟是坐在妻子的身边，这位工人运动的领袖已经非常心满意足了。
（1907—1956），湖南平江人。1930年6月参加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任中共湘鄂赣省委妇女部部长。1932年春任红军总政治部巡视员，红军中央军政学校党总支书记等职。1934年参加长征，随干部休养连行动。后因其丈夫袁国平患病，又随红三军团行动，任军团卫生部党支部书记。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省委监察委员会书记。
牵着衣角走长征
过雷公岩时，红军大学共青团总支书记兼指导员邱一涵，在攀登一座悬崖时眼镜掉在石头上，镜片摔碎了，再没有地方去配。这样一来，眼力不济的她在行军途中可算是吃尽了苦头。长征开始时，她的一只手就患上了无名肿毒，胳膊用绷带吊在脖子上。此时，一副眼镜戴在鼻梁上，却没有镜片，走在路上只能紧紧地牵着前面人的行李或是衣角，深一脚浅一脚地蹒跚前行，行军、宿营、吃饭都成问题。她没有配备马匹，也没有担架抬着，在第三军团指挥作战的丈夫袁国平帮不上她的任何忙，她硬是凭着坚强的毅力，一步一步地走在行进的队伍中。
（本栏目由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四渡赤水纪念馆协办）
责任编辑 / 彭月才
挽救蘑菇中毒的众人
在长征路上，危秀英是救人最多、抬担架最多的女红军之一。1935年6月，部队到达四川毛儿盖沙窝地区，粮食奇缺，几乎全靠野菜和野蘑菇充饥。一天晚上，危秀英从藏胞家做宣传回到宿营地时，见邓六金、廖似光、刘彩香3个女战士和哨兵、通讯员都躺在地上，身边还留着一碗黑糊糊的蘑菇汤。危秀英推了推她们，却没有一点反应。糟糕！几人都是野蘑菇中毒。她心里咯噔一下，感到事情有点不妙。马上抬起刘彩香的头，抄起水碗就往她的嘴里灌了几口。慢慢地，刘彩香醒了过来。“你们怎么搞的，蘑菇全都吃掉了，只留一点汤给我。”危秀英见刘彩香醒了就开始埋怨她。“你亏了没吃，我们好像是吃蘑菇中毒了。”刘彩香有气无力地说。手头什么解药也没有，她俩只好去河沟里打些清水，然后挨着个儿地往嘴里灌。没过多久，她们一个个又都醒过来了。这些女人的命真的很大，集体中毒也能集体解毒，还是在没有任何解药的情况下。多亏危秀英及时赶到，如果时间再久的话，情况就很难说了。
传送危重伤员担架的流水线
在中央纵队的30多位女红军中，个子最矮的当数危秀英。她虽然人矮，但她人小力气大，头脑灵活，为人处事的思想境界却非常高，大家都亲切地称呼她“矮子”。在行军途中，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身材矮小的女子背着许多东西，跑起来腿脚很是有力。渡乌江时，红军在江面上架设了几座浮桥。可是，江岸渡口的台阶又高又陡，抬担架的民夫跨不上去，担架都堵在了浮桥上。已经到了对岸的危秀英见状，忙回过头冲到岸边，跳到浮桥上，从民夫手里夺过担架，不知她哪里来的力气，两手举起担架高过自己的头顶。站在岸边台阶上的人立刻明白过来，接过她手上的担架。此时的危秀英，虽然个子矮小、身体单薄，却像巨神一样，用使不完的力气，将一副副担架送上了渡口台阶。此时的乌江渡口，形成了一个传送危重伤员担架的流水线。道路疏通后，红军渡河的速度加快了，危秀英露出自豪的笑容。
牛肚子里出来的“纯净水”
在赶往安顺场的路上，又是一路昼夜不停地急行军，为的是抢在敌人的前面。饿了，就从干粮袋里掏出干粮啃两口。渴了，危秀英却没了水，临行前带的水早被其他同志喝了。这时，天已经黑下来，口干舌燥的她只好在黑暗中去路边上找水。没找到河流，却发现一个小水坑，在月光下闪烁着一缕清辉。渴到了极点的危秀英丝毫没有其他的考虑，拿起搪瓷缸舀起水“咕嘟咕嘟”喝了下去，直喝到口不再干了，又把水壶灌满去追赶队伍。天亮了，有个男同志跑来找她要水喝。爽快的危秀英二话没说，摘下水壶就递给了他。当他喝到第二口时，却带着奇怪的表情来问危秀英：怎么回事，你们女同志的水怎么有一股尿腥味？危秀英也感到奇怪，夜里还好好的，只放了一晚上就有味了？当危秀英从那个男同志手中接过杯子仔细一看，才发现杯里的“水”黄澄澄的，杯子底部还存留着一小块牛粪。此时的危秀英突然大笑不止。原来，昨天夜里在那个亮闪闪的小坑里舀的“水”竟是牛尿，由于渴得厉害，危秀英一时竟没有喝出什么味道来。这个不管不顾的危秀英呀！恍然明白之后，她连忙向那个男同志解释，并笑着说：“同志，没关系，我们江西有句话，‘不干不净，吃了没病。”那个和她一样渴得厉害的男同志，也为自己打着圆场说：“说得对，说得对，没干没净，吃了没病嘛！”说完，一口气把剩下的半杯牛尿全喝进了肚子里。这是那个特殊的环境中特殊的一幕。
（1909—1983），广东番禹人，邓发的妻子。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任中共闽粤赣边区特别委员会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1932年任中共闽粤赣边省委妇女部部长。1934年参加长征。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广东省民政厅副厅长、省总工会副主席。
战火中的婴啼
长征开始，部队出发，考虑到陈慧清身怀有孕，没有安排她的工作，而是跟随总卫生部一同行军。部队四渡赤水时，由于她肚子越来越大，行动不便，邓发曾要她留在当地老百姓家里，但她拒绝了。她不懂当地语言，这里又不像苏区那样有群众基础，留下不就意味着死亡？清晨，部队刚刚离开宿营地开始急行军，陈慧清就面临分娩。董必武、侯政、医生孙仪之抬着陈慧清的担架走出了行进中的队伍。正好路旁有一个草屋，他们匆匆商议了一下，没有别的办法，就把陈慧清抬进去等待分娩。
陈慧清是难产，别说手术条件不具备，就连最基本的消毒、药品也没有。陈慧清躺在草屋里，肚子疼得满地打滚，一边哭一边大骂邓发。然而更使人焦急的是，战斗的枪炮声越来越近，敌人追兵就快追上来了。此时，站在门外的董必武心急如焚，听着密集的枪炮声，如果再这样拖延下去是很危险的。当他得知是第五军团在堵截敌人后，马上派身边的警卫员报告军团长董振堂，有个女红军在生孩子，让他一定要顶住敌人的进攻。也许婴儿不想遭受生下来就与母亲永别，因而迟迟不肯离开母体。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陈慧清也被折磨得筋疲力尽，羊水、血水和汗水湿透了她身下铺着的毯子。
在不到一公里外的阵地上，时间也在一分一秒地过去，每拖延一分钟，战士的生命就会受到威胁，部队有可能付出血的代价。到了中午时分，婴儿才呱呱坠地。所有人提到嗓子眼儿的心才又回到了原位。昏迷不醒的陈慧清被匆匆抬走了。董必武亲自写了一封信留给孩子和收养孩子的人，便和其他人一起赶路去了。这似乎成了长征途中生育而又舍弃的惯用模式，但在当时那种境况下，这也许是没有办法的唯一办法。
丈夫跑来见一面
8月下旬，部队开始进入大草地。第一天晚上宿营时，陈慧清坐在一块油布上，行李包还没有打开。远远地，看见了一个披块破油布的人朝她跑来。陈慧清忙站起身，她一看便知是她的丈夫邓发。夫妻已经很长时间没见面了，这天正好两人离得不太远。邓发知道干部休养连就在附近后，跑过来看一眼妻子。陈慧清端详着丈夫，看他瘦得眼睛都大了，心里酸酸地，拉过行李就去给邓发弄吃的。很快，多半茶缸面糊糊端到了邓发的面前：“老邓，你不说我也知道，茴茴草都快让你们给吃光了，快趁热把面糊糊吃了。”邓发哪里肯接，他知道，干部休养连弄到一点粮食也很不容易，而且前一段时间陈慧清生孩子受了很多苦，身体一直很虚弱。于是，他从自己的干粮袋里掏出了一个黑乎乎、又干又硬的菜团子，向陈慧清要了点开水，就这样开始了他在大草地的第一顿晚餐。不管吃的是什么，这毕竟是坐在妻子的身边，这位工人运动的领袖已经非常心满意足了。
（1907—1956），湖南平江人。1930年6月参加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任中共湘鄂赣省委妇女部部长。1932年春任红军总政治部巡视员，红军中央军政学校党总支书记等职。1934年参加长征，随干部休养连行动。后因其丈夫袁国平患病，又随红三军团行动，任军团卫生部党支部书记。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省委监察委员会书记。
牵着衣角走长征
过雷公岩时，红军大学共青团总支书记兼指导员邱一涵，在攀登一座悬崖时眼镜掉在石头上，镜片摔碎了，再没有地方去配。这样一来，眼力不济的她在行军途中可算是吃尽了苦头。长征开始时，她的一只手就患上了无名肿毒，胳膊用绷带吊在脖子上。此时，一副眼镜戴在鼻梁上，却没有镜片，走在路上只能紧紧地牵着前面人的行李或是衣角，深一脚浅一脚地蹒跚前行，行军、宿营、吃饭都成问题。她没有配备马匹，也没有担架抬着，在第三军团指挥作战的丈夫袁国平帮不上她的任何忙，她硬是凭着坚强的毅力，一步一步地走在行进的队伍中。
（本栏目由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四渡赤水纪念馆协办）
责任编辑 / 彭月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