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国强从小就知道自己要成为一个艺术家。他儿时在福建海边画画，长大后去上海读书，到东京留学，又在纽约定居，仿佛偌大世界里的一个旅行者。
　　羁旅感伴随了他一生。他的生活，既孤独，又热闹：他从不缺观众，一个英语不流利的中国艺术家，在世界上历史最悠久、最神圣的建筑里轮番开个展，从西班牙的普拉多美术馆、意大利的乌菲齐美术馆到美国的古根海姆博物馆，他不断刷新观展人数纪录，创造着这个时代属于中国艺术家的巅峰神话。
　　他的热闹，还来自于他的“武器”：火药。他把最古老的发明融入现代艺术，在画布、陶瓷、玻璃之类的媒介上撒下火药，引燃、爆破，由火药肆意喷溅形成自由浪漫、极富张力的画。后来，他对自由的追求突破了画布的限制，视野投向了天空，火药开始以另一种更为潇洒的形态——烟花，奉献更具感染力的表演。2008年北京奥运开幕式上的29个“大脚印”，就出自他之手。
　　如今，蔡国强把个展带回了故宫，取名“远行与归来”。他说，“艺术家像一艘船，博物馆就像港口，故宫是我里程碑式的一个港口，但船的归宿是星辰大海，是海平线，甚至是海底。这些都是旅行者的故事。”

梦游紫禁城

　　在故宫东华门附近的一座四合院里，《环球人物》记者见到了蔡国强，那是他在北京的家，也是他的工作室。他身材高瘦，两肩平直，皮肤黝黑，有些“南人北相”。一张口是乡音未改的福建普通话，说到得意处，他流露出少年一样的兴奋，说到创作，他神情恳切，语调平缓，在艺术家和“大男孩”间自由切换。
　　去年12月8日，是故宫建成600年的日子，也是蔡国强63岁的生日。
　　他和故宫的缘分不止于此。上世纪80年代初，蔡国强还是上海戏剧学院舞美系的学生，那时他常到北京看展览，找好友李毅华玩，李毅华工作的故宫出版社就在紫禁城里面。
　　从前，“进宫”要取道神武门。蔡国强清楚记得，那时候，李毅华会和他一起骑自行车到神武门前停下，再推车进去，李毅华的车筐里经常搁着一个包，里面放着馒头和咸菜，这是两人的午餐，“那个包挺保温的，我印象很深”。黄昏时候，故宫里没什么人，四下空旷寂寥，蔡国強优哉游哉骑着自行车，辗过紫禁城的一块块青砖，感受一个帝国的漫长往事、绵薄力量和步入黄昏的情绪。这种隐秘而伟大的氛围对在福建泉州长大的他来说，遥远又陌生，带来强烈的震撼。

　　30多年后，蔡国强把个展搬到了故宫午门展厅，压轴作品叫《梦游紫禁城》。他从泉州挑选了汉白玉，找工人耗时5个月雕刻出紫禁城全貌，再运到湖南浏阳，在汉白玉紫禁城上空燃放彩色烟花，记录下影像。故宫内不宜燃放烟花，他找人用VR技术将汉白玉故宫和真实的故宫影像合二为一，在展览现场，游客可以通过VR眼镜观看故宫上空“燃放”白日焰火。
　　明明是白日焰火，为什么是“梦游”呢？“白日梦”，蔡国强脱口而出，“艺术家就是善于做白日梦的人，对吧？在白天的阳光里，我好像靠在红墙上睡着了，梦见烟花在紫禁城里放出来，就开始梦游600年前的紫禁城往事。”
　　像这样的烟花表演，蔡国强已经驾轻就熟。烟花的原料是火药，“操纵”火药的能力，蔡国强是在日本留学期间练熟的。
　　大学毕业后，蔡国强想留学。李毅华帮他找了日方担保人，当时的故宫副院长杨新帮他写了推荐信，向日本人介绍蔡国强时，推荐人说“这个年轻人到日本，一定会爆炸的”。
　　蔡国强没有让这句话落空。1986年12月，抵达日本后，他开始抛弃颜料，纯粹使用火药作画。“希望火药的能量更自由自在，就把颜色都抽掉，水墨也抽掉，虽然那时候也有彩色火药，但我就故意用黑火药。”
　　用火药作画前，蔡国强一般会手工剪裁好一个模子，覆盖在画布上，然后把火药撒在空白处或是模子下，撒火药的层次和数量都有讲究，这个过程有时很迅速，有时要花费一整天。完成后用木板盖在画布上，再用砖头、石块等重物压住，只把引信留在外面。如果画布不大，爆破的一瞬也许只需一秒。
　　火药入画的创意很快引起了媒体的注意，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有个用火药画画的人。
　　难以控制、充满意外，这是蔡国强眼中火药的魅力。直到今天，他还一直在探索火药的更多可能性，在丝绸、陶瓷或是玻璃、镜子上使用火药，不断让自己面对新问题。他沉迷于火药带来的“生涩感、未成熟感”，“就像跟恋人的关系一样，你感到她不仅是你的，她也是她，这一点很重要，你们就会一直处在有一定张力的关系里。”蔡国强说。

视觉之外的艺术

　　蔡国强最为人熟知的作品，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从永定门沿中轴线一路直抵鸟巢的“大脚印”焰火表演。对他来说，那是一个艺术家以天空为画布的作品。
　　奥运会以后，蔡国强想要去到处走走。第一个想法就是重走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画家埃尔·格列柯的人生之路。他从格列柯出生的希腊小岛启程，途经威尼斯、罗马、马德里，最后到了格列柯去世的西班牙小城托雷多。当年格列柯走过的河流山谷如今依然流水潺潺，蔡国强站在那里看了很久。透过澄澈的河面，他仿佛看见小时候，那个经常对着家乡的池塘、海岸独自画画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