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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松低垂，大地举哀，2013年2月14日5点57分，人们尊敬的谢飞老人走完了101年的人生。
2005年初春，我受党组织委派给谢老当秘书。这位百岁老人一生充满传奇，给我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记忆。
革命低潮时入党
1913年2月3日，谢飞出生在海南省文昌市茶园村的一个贫苦家庭。儿时的谢飞聪慧好学，胆识过人，13岁考入广东省立第六师范学校，在共产党人的影响下，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上街演文明戏、唱革命歌，唤醒民众。1927年2月18日，谢飞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8月，在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不满15岁的她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她深情地对党组织说：“我要从入党这一天起，什么苦都能吃，什么困难都能克服，什么危险都不怕。”
1927年12月13日，广州起义失败后，反动武装到处捕杀革命者，谢飞全家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追杀，父母兄嫂等12位亲人相继惨遭杀害。她把失去亲人的痛苦和悲伤埋在心里，始终站在公开斗争和隐蔽斗争的前沿。不久，她接受组织安排，在广东省委（香港）担任掩护工作，后又受党派遣，只身漂洋过海来到新加坡、马来西亚从事地下工作。1932年回国后，她先后在福州和厦门中心市委担任机要秘书，冒着随时被捕的危险，勇敢机智地与叛徒、特务周旋，遇到紧急情况，经常把机密文件吞入腹中，以此来保护市委领导和机关的安全。
长征途中差点被“寄”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经过严格选拔，谢飞和蔡畅、邓颖超、康克清、贺子珍等30名红军女战士随中央红军行动，参加了举世瞩目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在强渡大渡河时，谢飞发起了高烧。有人说：“把她寄了吧。”“寄”是一个很敏感的字眼，它意味着将失去部队，失去战友。谢飞一听，急了，连连摇头说：“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跟党走，跟红军队伍走到底。”
看着不远处的泸定桥，她咬着牙站起来，可没走几步身子一软就跌倒在地上。她想出了一个办法：由低向高处走时就往上爬，由高处向低处走时就向下滑；爬不动滑不动时，就两手撑地一点点向前挪。这时候部队已经过桥两个多小时了，她才爬到泸定桥边，在小警卫员的帮助下，她咬紧牙关，用双手扶地，一点点挪到桥头。这时，小警卫员的体力也不支了。谢飞有气无力地对他说：“别管我了，你先走。”她鼓足勇气爬上了摇摇晃晃的泸定桥。脚下就是万丈深渊，一失脚就会掉下桥被激流吞没。她咬紧牙关，手脚并用，双手死死地抓住桥上的木板，一点点地向前挪，经过半个多小时的爬行，终于过了泸定桥。两个小时后，她以惊人的毅力赶到了部队的宿营地。大姐们看到她，心里一块石头落地了，纷纷夸她说：“别看阿香人小，但是志气大，什么困难也吓不倒她。”
长征中部队经常断炊，而最受饥饿煎熬的是通过四川的卓克基和毛儿盖那段时间。在这两个地方，刚开始还有一点青稞和荞麦充饥，后来一点吃的也没有了，红军被迫去挖野菜、尝“百草”、啃树皮，再后来能吃的草和树皮也没有了，就只能吃皮鞋、皮带来抵挡饥饿。
谢老常讲过草地的往事。一次，她和战友们在牲口圈的粪堆上发现了玉米粒，像发现了宝贝一样高兴。她们仔细挑选出牲口没消化的玉米粒，拿到河边反复清洗，再放入锅里炒，直到这些玉米粒散发出阵阵香气。解决了几天的干粮，她和战友们兴奋不已。有些战士知道了，向谢飞要玉米粒，她爽快地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送给战友。一路上，这个战士要一点，那个战士要一点，谢飞好高兴。一位战士拿出一直舍不得用的半块肥皂，想和谢飞换玉米粒，谢飞慷慨地抓出一把送给该战士说：“这么好的肥皂，你自己留着吧，玉米粒送给你吃。”
面对鸟都飞不过去的茫茫雪山，有的战士因看不清路坠入雪谷，或因饥饿倒在雪山上，而谢飞和红军女战士们还要抬担架。百多斤重的担架扛在她们柔弱的肩膀上，行军、爬山更加困难，但她们谁也没有停下来休息。她们靠着理想和信念，团结互助，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跟随部队一个月里连续翻越了五座大雪山。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终于结束了长达一年零三天的艰苦征战，胜利抵达陕甘两省交界处吴起镇。
任浙东余上县委书记
1940年秋，谢飞肩负刘少奇同志重托，在两名战士的护送下过了长江，到皖南新四军军部送急件，从此留在江南。在新四军中，谢飞任路东特委宣传部长兼《大众报》负责人，她亲自撰写社论，传递党中央声音，号召人民团结起来抗击敌寇。
1942年，谢飞受中共中央中原局委派，奔赴浙东抗日前线。谢飞在负责浙东区党委培训班时，针对地方干部存在的问题，运用在马列学院、中央党校所学到的知识对干部进行教育引导；不久，谢飞又担任中共浙东余上县委书记、组织部长和余上自卫大队政委等职务。她亲临前线，指挥部队作战，总结战斗经验，使地方部队的作战水平和应变力得到不断提高，保护了当地老百姓的生命安全，获得了苏浙军区二纵的嘉奖。
在复杂的斗争中，谢飞注重对县委干部和部队的思想教育。她对部队指战员强调要“绝对服从党的指挥，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每到一地，要为群众做好事，官兵之间团结友爱，互相学习”。在对干部进行考察时，她时常肯定干部的优点；对某些有缺点的干部，她讲事实，摆道理，当面进行批评，从不在背后评头论足。她的模范言行为广大指战员树立了榜样。
新中国第一代法学专家
1953年9月，40岁的谢飞以刻苦顽强、自强不息的精神考取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研究生，主修法律理论、宪法、民法、刑法等课程。她基础差年龄又大，靠信念，靠毅力，靠刻苦，潜心钻研。1956年11月，她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法律专业研究生毕业；次年2月被中央任命为政法干部学校副校长，完成了从老革命者到新教育家的角色转换，成为新中国成立以后自己培养的第一代法学专家。
1959年3月，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和公安学院合并，国务院任命谢飞为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副校长。尽管工作很忙，她依然兼任法律研究室主任。为了把教学计划制定得更合理、更实际，她发动大家认真讨论，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她说：“教育要走群众路线，教育不要关起门来搞。理论联系实际、群众路线，是党的光荣传统，要继承发扬。”她凭借丰富的教育管理经验，亲自撰写讲稿，主讲《宪法》《国际法》《婚姻法》等课程，为新中国公安、检察、法院、军队系统培训出一批又一批的业务骨干。
很多衣服都是自己动手做的
“文革”期间，谢飞被非法关押长达五年多，身心受到严重伤害，但她始终没有放弃对党的坚定信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谢飞的冤案彻底得以昭雪。1979年12月，谢老继续担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副校长。
谢老生活简单，从简从俭，甚至简单到凑合。一块猪肉，往水中一放，就成了水煮肉，倒点酱油，就是美味佳肴了。她心灵手巧，连衣裙、长裤、衬衣等都是自己设计、裁剪、缝制、熨烫，所选的衣料都是既便宜又实在的棉布和亚麻等。谢老一生只买过一件跌价的皮衣。那是20世纪60年代，市场上皮衣大跌价，学校办公室的一位同志买了一件皮大衣，回来后对谢飞说：“谢校长，这几天皮大衣很便宜，你的大衣太单薄，北方冷，你该去买一件！”第二天下班后，谢飞把那位同志叫到家里说：“你看，我买了，这件皮大衣好吗？”这是一件深咖啡色的狐皮大衣，也是谢飞多年来唯一一件从百货大楼买来的像样成衣。这件大衣在“文革”中被抄走，没有了下落。平时，她喜欢穿制服，开会、出差都穿，她风趣地说：“我是当兵的出身，穿了一辈子军装。”
谢老走了，她的大家风范和宽广胸怀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她的渊博学识和敬业精神是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寿终德望在，身去音容存。
谢老，您永远活在我心中！
（责任编辑 李赞庭）
2005年初春，我受党组织委派给谢老当秘书。这位百岁老人一生充满传奇，给我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记忆。
革命低潮时入党
1913年2月3日，谢飞出生在海南省文昌市茶园村的一个贫苦家庭。儿时的谢飞聪慧好学，胆识过人，13岁考入广东省立第六师范学校，在共产党人的影响下，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上街演文明戏、唱革命歌，唤醒民众。1927年2月18日，谢飞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8月，在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不满15岁的她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她深情地对党组织说：“我要从入党这一天起，什么苦都能吃，什么困难都能克服，什么危险都不怕。”
1927年12月13日，广州起义失败后，反动武装到处捕杀革命者，谢飞全家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追杀，父母兄嫂等12位亲人相继惨遭杀害。她把失去亲人的痛苦和悲伤埋在心里，始终站在公开斗争和隐蔽斗争的前沿。不久，她接受组织安排，在广东省委（香港）担任掩护工作，后又受党派遣，只身漂洋过海来到新加坡、马来西亚从事地下工作。1932年回国后，她先后在福州和厦门中心市委担任机要秘书，冒着随时被捕的危险，勇敢机智地与叛徒、特务周旋，遇到紧急情况，经常把机密文件吞入腹中，以此来保护市委领导和机关的安全。
长征途中差点被“寄”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经过严格选拔，谢飞和蔡畅、邓颖超、康克清、贺子珍等30名红军女战士随中央红军行动，参加了举世瞩目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在强渡大渡河时，谢飞发起了高烧。有人说：“把她寄了吧。”“寄”是一个很敏感的字眼，它意味着将失去部队，失去战友。谢飞一听，急了，连连摇头说：“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跟党走，跟红军队伍走到底。”
看着不远处的泸定桥，她咬着牙站起来，可没走几步身子一软就跌倒在地上。她想出了一个办法：由低向高处走时就往上爬，由高处向低处走时就向下滑；爬不动滑不动时，就两手撑地一点点向前挪。这时候部队已经过桥两个多小时了，她才爬到泸定桥边，在小警卫员的帮助下，她咬紧牙关，用双手扶地，一点点挪到桥头。这时，小警卫员的体力也不支了。谢飞有气无力地对他说：“别管我了，你先走。”她鼓足勇气爬上了摇摇晃晃的泸定桥。脚下就是万丈深渊，一失脚就会掉下桥被激流吞没。她咬紧牙关，手脚并用，双手死死地抓住桥上的木板，一点点地向前挪，经过半个多小时的爬行，终于过了泸定桥。两个小时后，她以惊人的毅力赶到了部队的宿营地。大姐们看到她，心里一块石头落地了，纷纷夸她说：“别看阿香人小，但是志气大，什么困难也吓不倒她。”
长征中部队经常断炊，而最受饥饿煎熬的是通过四川的卓克基和毛儿盖那段时间。在这两个地方，刚开始还有一点青稞和荞麦充饥，后来一点吃的也没有了，红军被迫去挖野菜、尝“百草”、啃树皮，再后来能吃的草和树皮也没有了，就只能吃皮鞋、皮带来抵挡饥饿。
谢老常讲过草地的往事。一次，她和战友们在牲口圈的粪堆上发现了玉米粒，像发现了宝贝一样高兴。她们仔细挑选出牲口没消化的玉米粒，拿到河边反复清洗，再放入锅里炒，直到这些玉米粒散发出阵阵香气。解决了几天的干粮，她和战友们兴奋不已。有些战士知道了，向谢飞要玉米粒，她爽快地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送给战友。一路上，这个战士要一点，那个战士要一点，谢飞好高兴。一位战士拿出一直舍不得用的半块肥皂，想和谢飞换玉米粒，谢飞慷慨地抓出一把送给该战士说：“这么好的肥皂，你自己留着吧，玉米粒送给你吃。”
面对鸟都飞不过去的茫茫雪山，有的战士因看不清路坠入雪谷，或因饥饿倒在雪山上，而谢飞和红军女战士们还要抬担架。百多斤重的担架扛在她们柔弱的肩膀上，行军、爬山更加困难，但她们谁也没有停下来休息。她们靠着理想和信念，团结互助，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跟随部队一个月里连续翻越了五座大雪山。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终于结束了长达一年零三天的艰苦征战，胜利抵达陕甘两省交界处吴起镇。
任浙东余上县委书记
1940年秋，谢飞肩负刘少奇同志重托，在两名战士的护送下过了长江，到皖南新四军军部送急件，从此留在江南。在新四军中，谢飞任路东特委宣传部长兼《大众报》负责人，她亲自撰写社论，传递党中央声音，号召人民团结起来抗击敌寇。
1942年，谢飞受中共中央中原局委派，奔赴浙东抗日前线。谢飞在负责浙东区党委培训班时，针对地方干部存在的问题，运用在马列学院、中央党校所学到的知识对干部进行教育引导；不久，谢飞又担任中共浙东余上县委书记、组织部长和余上自卫大队政委等职务。她亲临前线，指挥部队作战，总结战斗经验，使地方部队的作战水平和应变力得到不断提高，保护了当地老百姓的生命安全，获得了苏浙军区二纵的嘉奖。
在复杂的斗争中，谢飞注重对县委干部和部队的思想教育。她对部队指战员强调要“绝对服从党的指挥，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每到一地，要为群众做好事，官兵之间团结友爱，互相学习”。在对干部进行考察时，她时常肯定干部的优点；对某些有缺点的干部，她讲事实，摆道理，当面进行批评，从不在背后评头论足。她的模范言行为广大指战员树立了榜样。
新中国第一代法学专家
1953年9月，40岁的谢飞以刻苦顽强、自强不息的精神考取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研究生，主修法律理论、宪法、民法、刑法等课程。她基础差年龄又大，靠信念，靠毅力，靠刻苦，潜心钻研。1956年11月，她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法律专业研究生毕业；次年2月被中央任命为政法干部学校副校长，完成了从老革命者到新教育家的角色转换，成为新中国成立以后自己培养的第一代法学专家。
1959年3月，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和公安学院合并，国务院任命谢飞为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副校长。尽管工作很忙，她依然兼任法律研究室主任。为了把教学计划制定得更合理、更实际，她发动大家认真讨论，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她说：“教育要走群众路线，教育不要关起门来搞。理论联系实际、群众路线，是党的光荣传统，要继承发扬。”她凭借丰富的教育管理经验，亲自撰写讲稿，主讲《宪法》《国际法》《婚姻法》等课程，为新中国公安、检察、法院、军队系统培训出一批又一批的业务骨干。
很多衣服都是自己动手做的
“文革”期间，谢飞被非法关押长达五年多，身心受到严重伤害，但她始终没有放弃对党的坚定信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谢飞的冤案彻底得以昭雪。1979年12月，谢老继续担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副校长。
谢老生活简单，从简从俭，甚至简单到凑合。一块猪肉，往水中一放，就成了水煮肉，倒点酱油，就是美味佳肴了。她心灵手巧，连衣裙、长裤、衬衣等都是自己设计、裁剪、缝制、熨烫，所选的衣料都是既便宜又实在的棉布和亚麻等。谢老一生只买过一件跌价的皮衣。那是20世纪60年代，市场上皮衣大跌价，学校办公室的一位同志买了一件皮大衣，回来后对谢飞说：“谢校长，这几天皮大衣很便宜，你的大衣太单薄，北方冷，你该去买一件！”第二天下班后，谢飞把那位同志叫到家里说：“你看，我买了，这件皮大衣好吗？”这是一件深咖啡色的狐皮大衣，也是谢飞多年来唯一一件从百货大楼买来的像样成衣。这件大衣在“文革”中被抄走，没有了下落。平时，她喜欢穿制服，开会、出差都穿，她风趣地说：“我是当兵的出身，穿了一辈子军装。”
谢老走了，她的大家风范和宽广胸怀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她的渊博学识和敬业精神是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寿终德望在，身去音容存。
谢老，您永远活在我心中！
（责任编辑 李赞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