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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法官之间的流动，已经不是一件新鲜事。近几年，中国司法体制改革开始试点从律师、法律学者中公开选拔法官。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接连印发了《关于深化律师制度改革的意见》《关于推行法律顾问制度和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制度的意见》《从律师和法学专家中公开选拔立法工作者、法官、检察官办法》三份关于律师制度改革的文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改革的大背景下，如何做一名合格的律师？庞大的律师队伍如何应对制度改革？很多问题摆在了律师这一群体面前。
赋权
截至目前，全国执业律师人数已超过29.7万人，律师事务所达2.4万多家。
“我去年完成了一篇论文，题目就是《中国律师业的格局之变》，为什么研究这样一篇论文，因为去年我认为中国律师业处于十字路口，是中国律师业发展的一个分水岭，去年跟律师一系列有关的事件，暴露出这个行业存在一些问题，当然也存在一些发展的契机。”前不久的一次论坛上，中国人民大学律师业务研究所执行所长李奋飞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深化律师制度改革作为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对完善律师制度、加强律师队伍建设、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等作出了全面部署，有人称律师行业迎来了春天。
去年9月份，中央深改组出台和审议了《关于深化律师制度改革的意见》。今年6月该《意见》发布，共分6部分29条，《意见》的出台对于律师行业来说确像一针强心剂。然而，有不少律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意见》仅仅是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只对改革律师制度的一些原则和基本精神进行了描述和规定，一些细化的规定和制度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落实。
“这些年我们不停在赋予律师权利，不停扩大律师权利的版图，但是在实践发生碰撞的时候，会发现实现不了，律师在辩护时，有时候会感觉到无力。”李奋飞认为，“律师的权利在不停扩张，也正是因为有些权利其实给得快了一下子难以实现。”
提高律师的法律地位，保障律师的执业权益，重中之重依然在于对律师赋权，以及对侵犯律师执业权益的行为与机构，予以法律上的明确追究。
痛点
“法院法官能够维护律师的职业权利，因为法院法官有义务维护司法秩序，有责任实现司法公正，而没有律师就没有司法公正。”最高人民法院应用法学研究所副所长范明志提出一种设想，建立由法官维护律师职业权利的机制。
在范明志看来，要进一步推动审判方式的改革，由当前的审判方式推向更加彻底的当事人主义对抗式的审判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律师就是当事人，当事人就是律师，输了官司不找法院，就找律师，律师承担更大的责任。
“在以往的执业中，律师们经常碰到‘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等老三难问题。”北京市在明律师事务所主任杨在明律师在接受《民生周刊》记者采访时认为，“近些年，尤其十八大之后，随着我国依法治国进程加快推进，律师执业难已经引起了重视，老三难问题差不多已经解决，现在出现‘发问难’、‘质证难’、‘辩论难’新三难的问题。”
“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全社会要尊重律师，庭审过程中，法院必须保持客观、中立，多听听律师的观点，律师协会和司法厅局真正当好律师的娘家。”杨在明律师建议，“加强律师执业权利保障，协调有关部门依法维护律师的执业权利和职业尊严。”
《关于推行法律顾问制度和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制度的意见》提出2017年底前，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党政机关普遍设立法律顾问、公职律师。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主任周旭亮律师认为，
“拆迁等政府主导项目，应当引入律师建议方案，妥当安排好参与各方的權益，消灭矛盾于萌芽状态，”谈及政府法律顾问，周旭亮律师很乐意被“收编”，“一开始就应该吸收律师，让律师进来参与讨论决策。”
“构建律师与司法人员新型关系，这一点很关键。”周旭亮律师强调，“要找准律师制度改革的痛点。”
依据《意见》，党政机关、国有企业有关负责人对于应当听取、采纳的法律意见未听取、未采纳，造成重大损失和不良影响的，依法依规要担责。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吕红兵认为，加强法律顾问制度，以及推进公职律师、公司律师的建设，是党政机关依法决策、依法行政，同时也包括企业规范运作，防范、化解法律风险的一个重要的制度性安排。
流动
律师、法官之间的流动，已经不是一件新鲜事。近几年，中国司法体制改革开始试点从律师、法律学者中公开选拔法官。但是，通过这种途径最终成为法官的律师凤毛麟角，相反，法官离职去当律师的新闻却常见诸于报端。
国浩律师事务所首席执行合伙人、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吕红兵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今天，“律师当法官”，是建立律师与法官良性互动关系的重要举措，是推进法治专门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的重要方式。办法突出了“德才兼备”，强调“以德为先”，要求“拥护党的领导，忠于宪法法律”“具有坚定的社会主义法治信仰、良好的职业操守”；同时要求“具有独立办案能力，执业经验丰富”，还特别提出“通晓境外法律制度并具有成功处理国际法律事务的经验，或者精通某些特殊专业领域的法律实务”，充分表达了目前法官队伍建设对国际化、专业化特殊人才的客观与迫切需求，具有相当的针对性。
“一个行业能引起社会、国家乃至最高层这么大的关注，这意味着这个行业它首先重要，其次这个行业肯定存在一些问题，之所以需要改，那肯定是有一些是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的，或者是还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北京君永律师事务所李红钊律师认为，“律师制度的变化，其实不是关乎律师自身，其实是关乎到法治在中国未来的前景，甚至关乎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转型问题。”
在李红钊律师看来，中央深化律师制度改革是想改善律师的地位，让律师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文件里面涉及到律师职业管理、律师职业规范、律师的权利保障甚至涉及到律师的业务，比如说有一些律师的业务有可能就由政府来买单，都令律师同行振奋。
“‘法官累还是律师累’是个伪命题，薪酬的多寡也并非他们关注的全部，要让律师进入法官队伍更通畅容易，流动变成一种常态。”李红钊说。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接连印发了《关于深化律师制度改革的意见》《关于推行法律顾问制度和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制度的意见》《从律师和法学专家中公开选拔立法工作者、法官、检察官办法》三份关于律师制度改革的文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改革的大背景下，如何做一名合格的律师？庞大的律师队伍如何应对制度改革？很多问题摆在了律师这一群体面前。
赋权
截至目前，全国执业律师人数已超过29.7万人，律师事务所达2.4万多家。
“我去年完成了一篇论文，题目就是《中国律师业的格局之变》，为什么研究这样一篇论文，因为去年我认为中国律师业处于十字路口，是中国律师业发展的一个分水岭，去年跟律师一系列有关的事件，暴露出这个行业存在一些问题，当然也存在一些发展的契机。”前不久的一次论坛上，中国人民大学律师业务研究所执行所长李奋飞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深化律师制度改革作为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对完善律师制度、加强律师队伍建设、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等作出了全面部署，有人称律师行业迎来了春天。
去年9月份，中央深改组出台和审议了《关于深化律师制度改革的意见》。今年6月该《意见》发布，共分6部分29条，《意见》的出台对于律师行业来说确像一针强心剂。然而，有不少律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意见》仅仅是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只对改革律师制度的一些原则和基本精神进行了描述和规定，一些细化的规定和制度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落实。
“这些年我们不停在赋予律师权利，不停扩大律师权利的版图，但是在实践发生碰撞的时候，会发现实现不了，律师在辩护时，有时候会感觉到无力。”李奋飞认为，“律师的权利在不停扩张，也正是因为有些权利其实给得快了一下子难以实现。”
提高律师的法律地位，保障律师的执业权益，重中之重依然在于对律师赋权，以及对侵犯律师执业权益的行为与机构，予以法律上的明确追究。
痛点
“法院法官能够维护律师的职业权利，因为法院法官有义务维护司法秩序，有责任实现司法公正，而没有律师就没有司法公正。”最高人民法院应用法学研究所副所长范明志提出一种设想，建立由法官维护律师职业权利的机制。
在范明志看来，要进一步推动审判方式的改革，由当前的审判方式推向更加彻底的当事人主义对抗式的审判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律师就是当事人，当事人就是律师，输了官司不找法院，就找律师，律师承担更大的责任。
“在以往的执业中，律师们经常碰到‘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等老三难问题。”北京市在明律师事务所主任杨在明律师在接受《民生周刊》记者采访时认为，“近些年，尤其十八大之后，随着我国依法治国进程加快推进，律师执业难已经引起了重视，老三难问题差不多已经解决，现在出现‘发问难’、‘质证难’、‘辩论难’新三难的问题。”
“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全社会要尊重律师，庭审过程中，法院必须保持客观、中立，多听听律师的观点，律师协会和司法厅局真正当好律师的娘家。”杨在明律师建议，“加强律师执业权利保障，协调有关部门依法维护律师的执业权利和职业尊严。”
《关于推行法律顾问制度和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制度的意见》提出2017年底前，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党政机关普遍设立法律顾问、公职律师。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主任周旭亮律师认为，
“拆迁等政府主导项目，应当引入律师建议方案，妥当安排好参与各方的權益，消灭矛盾于萌芽状态，”谈及政府法律顾问，周旭亮律师很乐意被“收编”，“一开始就应该吸收律师，让律师进来参与讨论决策。”
“构建律师与司法人员新型关系，这一点很关键。”周旭亮律师强调，“要找准律师制度改革的痛点。”
依据《意见》，党政机关、国有企业有关负责人对于应当听取、采纳的法律意见未听取、未采纳，造成重大损失和不良影响的，依法依规要担责。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吕红兵认为，加强法律顾问制度，以及推进公职律师、公司律师的建设，是党政机关依法决策、依法行政，同时也包括企业规范运作，防范、化解法律风险的一个重要的制度性安排。
流动
律师、法官之间的流动，已经不是一件新鲜事。近几年，中国司法体制改革开始试点从律师、法律学者中公开选拔法官。但是，通过这种途径最终成为法官的律师凤毛麟角，相反，法官离职去当律师的新闻却常见诸于报端。
国浩律师事务所首席执行合伙人、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吕红兵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今天，“律师当法官”，是建立律师与法官良性互动关系的重要举措，是推进法治专门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的重要方式。办法突出了“德才兼备”，强调“以德为先”，要求“拥护党的领导，忠于宪法法律”“具有坚定的社会主义法治信仰、良好的职业操守”；同时要求“具有独立办案能力，执业经验丰富”，还特别提出“通晓境外法律制度并具有成功处理国际法律事务的经验，或者精通某些特殊专业领域的法律实务”，充分表达了目前法官队伍建设对国际化、专业化特殊人才的客观与迫切需求，具有相当的针对性。
“一个行业能引起社会、国家乃至最高层这么大的关注，这意味着这个行业它首先重要，其次这个行业肯定存在一些问题，之所以需要改，那肯定是有一些是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的，或者是还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北京君永律师事务所李红钊律师认为，“律师制度的变化，其实不是关乎律师自身，其实是关乎到法治在中国未来的前景，甚至关乎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转型问题。”
在李红钊律师看来，中央深化律师制度改革是想改善律师的地位，让律师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文件里面涉及到律师职业管理、律师职业规范、律师的权利保障甚至涉及到律师的业务，比如说有一些律师的业务有可能就由政府来买单，都令律师同行振奋。
“‘法官累还是律师累’是个伪命题，薪酬的多寡也并非他们关注的全部，要让律师进入法官队伍更通畅容易，流动变成一种常态。”李红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