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创新还是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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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近期理论界有同仁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价值理论存在价值涵义不清楚,实践中很难应用,对现实问题解释不了的问题。同时又把商品价值涵义界定为“满足人们需求的商品属性”。这些观点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曲解,不仅不是经济学价值理论的创新,而且必然会误入主观价值论的歧途。
  [关键词]劳动价值论;商品价值; 使用价值;主观价值论
  [中图分类号]A1[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1)02 — 0005 — 04
  
  陈金松先生在《经济学价值理论创新研究》(以下简称陈文)〔1〕中提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价值理论存在着涵义不清楚,实践中很难应用,以及现实中有些问题解释不了等缺陷。”因此,“有必要创新当今哲学价值论,并把它应用到经济学中,从而创立新的经济学价值理论。”笔者认为这些观点是错误的。本文针对陈文中的以上观点,提出一些商榷性意见。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价值涵义不清楚’”
  
  陈文提出:“马克思认为,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那么等于说,商品价值是一种劳动。其实,劳动仅仅是一种手段,人们通过劳动获得商品,而这商品具有满足人们需要的属性,那么,具有满足人们需要的属性才是商品价值。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劳动,只是衡量商品价值大小的尺度,其本身决不是商品价值。”笔者认为,并非马克思的价值涵义不清楚,而是陈文对马克思的价值涵义作了不正确的理解。
  第一,混淆了价值和劳动。马克思指出:价值“只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即不管以哪种形式进行的人类劳动力耗费的单纯凝结。这些物现在只是表示,在它们的生产上耗费了人类劳动力,积累了人类劳动。这些物,作为它们共有的这个社会实体的结晶,就是价值——商品价值。”〔2〕从马克思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即抽象劳动。而陈文却把“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曲解为“商品价值是一种劳动”。这样一来,就从马克思的价值涵义中,抽去了“一般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和“凝结”这两个说明价值涵义最本质的内容,变成了“商品价值是一种劳动”,从而把一般劳动和一种劳动、价值和劳动相等同。
  第二,混淆了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二重性质,即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马克思指出:“一切劳动,从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作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它形成商品价值。一切劳动,从另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作为具体的有用劳动,它生产使用价值。”〔3〕而陈文认为“价值是一种劳动”,这个“一种劳动”只能是各种不同形式劳动中的“一种劳动”,也就是生产商品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而不可能是抽象劳动。这样一来,就把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具体劳动生产的使用价值和抽象劳动形成的价值混淆了。
  第三,混淆了劳动力的三种形态即潜在形态、流动形态和凝结形态。马克思把劳动力在进入劳动过程之前的形态,称为劳动力的潜在形态;把劳动力进入劳动过程进行劳动时所处的运动状态称为劳动力的流动状态;而当劳动过程结束生产出商品时,劳动就作为抽象的人类劳动形成价值,但它本身不是价值,它只有凝结在商品中才成为价值。马克思还强调“把价值看作只是劳动时间的凝结,只是物化的劳动,这对于认识价值本身具有决定性的意义”。〔4〕这种决定性意义主要表现在:(1)把流动状态的劳动和凝固状态的劳动即价值加以区分,从而把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区分开来,明确了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形成价值。(2)把价值看作是抽象劳动的凝结,从而把活劳动和物化劳动区分开来,明确了活劳动创造了价值,物化劳动不创造价值。(3)由于把潜在形态的劳动力和流动状态的劳动加以区分,对于认识资本主义工资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是劳动力的价值,而不是劳动的价值,从而揭示剩余价值的来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价值涵义不清楚”的说法不成立,是陈文对马克思的价值涵义的曲解。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价值理论在‘实践中很难应用’”
  
  陈文认为:“复杂劳动形形色色,每一种复杂劳动究竟应该几倍于简单劳动?比如作家创作是复杂劳动,而各个作家创作价值又差别很大,鲁迅的创作劳动应该几倍于简单劳动?普通作家的创作劳动又应该几倍于简单劳动?又如各种各样高新技术的劳动都应该几倍于简单劳动?再如创新劳动是独一份的,否则也不叫创新劳动。那么创新劳动是怎样计算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种利用实践中遇到的某些具体问题,以此来否定劳动价值论的说法,存在片面性。
  第一,马克思创立的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它揭示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规律,并在此基础上还发现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运动规律,即剩余价值规律。这些规律无论是对资本主义经济,还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例如,面对这次国际金融危机,马克思所提出的危机理论引起了资本主义国家更多人的关注和研究。美国《外交政策》2009年5—6月号双月刊中的一篇题为《十足现代的马克思》一文指出:“经济危机再度掀起了人们对卡尔·马克思的兴趣。《资本论》在全球的销量一路飙升,……为什么复兴的会是马克思主义呢?首先,马克思远远领先于其所处的时代,预测了近几十年来资本主义成功的全球化。他精准地预见到引发今天全球经济危机的一些致命因素:在由竞争的市场、商品生产和金融投机组成的世界里,他所称的‘矛盾’是固有的。”〔5〕这些资产阶级的学者尚且都能够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对当代仍然具有重要指导作用,而对于提出所谓“实践中很难应用”的说法的人们,是否应该加以深思呢?
  第二,对于如何把劳动价值论应用于实践,马克思也提出了解决的方法。关于复杂劳动如何折合为简单劳动的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比较复杂的劳动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说多倍的简单劳动,因此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各种劳动化为当作它们的计算单位的简单劳动的不同比例,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因而在他们看来,似乎是由习惯确定的。”〔6〕这就是说,复杂劳动究竟按照什么比例折合成多少简单劳动,是根据具体情况决定的,有的是按照习惯约定俗成的。正象农村中技术农活与一般农活互相换工所折合的比例,是按照习惯形成的。至于什么是简单劳动,什么是复杂劳动,它们之间按照什么系数折合,时代不同,工种不同,马克思是不可能设计出统一的计算方法。至于“鲁迅的创作劳动应该几倍于简单劳动”,要求早生于鲁迅几十年的马克思来解决,更是勉为其难,脱离实际。
  第三,我们在肯定复杂劳动折合简单劳动的同时,可以根据马克思指出的方向,结合实际进行深入的研究,這也是发展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的要求。马克思指出,要估算化简乘数可以从各个生产部门的产值着手。有的学者根据马克思的精神得出折算的步骤:(1)按照不变价格计算各个生产部门的产值,以排除货币价值的变动对产值的影响。(2)按照国民收入核算体系计算出的产值减去投入价值(包括折旧费),得出新创造的价值。(3)以各部门的就业人数乘年平均工作日得出总工作日。(4)把各生产部门新创造的价值和他们的总工作日相比,得出平均每个工作日新创造的价值。(5)比较各生产部门平均每个工作日新创造的价值便得到劳动化简乘数。例如,根据《世界经济资料简编》1982年的资料,美国制造业1977年新增加的价值是5850亿美元,生产工人1370万,每人每周工作时间为40.3小时。这样,制造业每人每小时新创造的价值是20.3美元。按照同样的方法,得到采矿业同年每人每小时新创造的价值是10.15美元。如果以采矿业劳动为标准,则制造业劳动的化简乘数为2。〔7〕这个例子足以证明,马克思关于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原理是可以应用于实践的。
  
  三、关于“马克思经济学价值理论对‘现实中有些问题解释不了’”
  
  陈文提出:“商品价值概念认为,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其它生产要素如科技、资本、土地、管理、信息、环境等不创造价值,那么资源资产(稀缺的、有效用的、有所有者的自然资源,如矿产、森林等)应是无价的。如果我们和外商合资开发这些资源,这些资源不计股份。这显然行不通。”陈文还认为:“股东拿股息、红利等被认为是不合理的,因为由马克思关于商品价值概念推出,资本不创造价值。这显然在实际中行不通。”笔者认为陈文在这里混淆了如下问题:
  第一,混淆了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和生产要素“无价”。在陈文看来,似乎承认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必然要承认除了劳动以外的一切其他生产要素都是无价的。这种看法显然是不正确的。马克思关于活劳动是新创造的价值的唯一源泉,并不等于其它生产要素都没有价值。因为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一方面通过他的具体劳动把生产中消耗的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到新产品中,同时通过他的抽象劳动创造了新价值,生产资料旧价值的转移和新价值的创造是在同一个劳动过程中同时进行的,从而形成了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因此,作为劳动力的活劳动和作为生产资料的物化劳动在劳动过程中的区别在于:一个创造了新价值,一个转移了旧价值。因此,不存在生产要素无价的问题。
  第二,混淆科技、管理、信息等产品和从事科技、管理、信息工作者的劳动。诚然,作为劳动产品的科技、管理、信息,它们作为物化劳动,本身不创造价值。但作为生产这些产品的工作者,他们是劳动者,他们的劳动是生产劳动,因此也创造价值。马克思并没把生产劳动的范围仅仅局限于生产过程中的劳动者。他指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的扩大,劳动协作的加强,生产劳动的范围必然扩大,而创造价值的不仅有直接的劳动者,而且还有与生产价值有关其他人员,例如科技、信息和管理等方面的人员。因为“随着劳动过程本身的协作性质的发展,生产劳动和它的承担者即生产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扩大。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他所属的某一种职能就够了。”〔8〕而且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205页注7中还指出:“这个从简单劳动过程的观点得出的生产劳动的定义,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绝对不够的”。可见,生产劳动的范围会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而不断扩大,产业的划分也应该有所发展。.因此,我们应该对马克思的观点作全面的理解,不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第三,忽视了没有投入劳动的土地、矿藏、森林虽然没有价值但它们可以有价格。马克思明确指出,土地不是劳动生产物,没有价值,但是可以有价格,土地的价格就是资本化的地租。因此,陈文认为“没有投入劳动的土地没有价值,而和外商合资开发时,可以不计代价,不要股份”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第四,从资本不创造价值得出股息、红利不合理的结论是不正确的。资本作为物化劳动是不创造价值的,但作为物化劳动的生产资料,是生产过程必需的物质条件,也是生产剩余价值的客观条件,因此,作为资本的所有者凭借股票的所有权取得股息和红利,是符合公司章程和国家政策的,当然是合理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得出剩余价值是活劳动创造的,在第三卷分析了剩余价值的分配,得出产业资本家、借贷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凭借他们对资本和土地的所有权,取得利润、利息和地租。我国当前既然承认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所有制存在的合法性,当然,也必然承认他们的所有者凭借对股票的所有权取得股息和红利的合理性。
  可见,认为马克思经济学价值理论对“现实中有些问题解释不了”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四、关于“马克思关于商品价值概念与我国现阶段实行的许多方针政策相抵触”
  
  陈文认为:“马克思关于商品价值概念与我国现阶段实行的许多方针政策相抵触,这些方针政策诸如‘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分配制度,‘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方针,建立资源有偿使用制度与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等。”那么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这些方针、政策是否相真正相抵触呢?
  第一,现行分配制度与劳动价值论并不相抵触。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与劳动价值论两者不仅不相抵触,而且具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劳动价值论是这种分配方式的基础。首先,按劳分配和商品交换贯彻的原则是相同的。马克思在谈到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时指出:“至于消费资料在各个生产者中间的分配,那么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劳动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9〕其次,按劳分配的内容是以商品价值为基础的。商品价值的内容由消耗的生产资料C和劳动力的价值V和剩余价值M构成。而新创造的价值(V M)就是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基础。可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都是以劳动价值论作为基础的。再次,承认劳动价值论是社会主义分配方式的基础,并不否定马克思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分配性质的原理。马克思指出:“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说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说也是如此。就对象说,能分配的只是生产的成果,就形式说,参与生产的一定形式决定分配的特定形式,决定参与分配的形式。”〔10〕这就是说生产决定分配的“生产”不仅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分配的性质,而且生产的内容也决定分配的内容。可见,现阶段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除了由社会主义公有制决定以外,还与劳动价值论有密切关系。
  第二,劳动价值论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不是彼此“抵触的”,而是密切相关的。因为科学技术是决定劳动生产力高低的最重要的因素,它决定着商品使用价值的多少和单位价值的增减。马克思指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11〕所以,马克思提出了生产力也包括科学在内的论断。他在论述生产力与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关系时还指出:“不管生产力发生了什么变化,同一劳动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价值量总是相同的。但它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使用价值会是不同的:生产力提高时就多些,生产力降低时就少些。”〔12〕正是由于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与生产力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才更需要堅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方针,通过科技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产量,降低成本,增强国家经济实力,更好地满足人民的需要。
  可见,陈文关于“马克思的价值概念与我国现阶段实行的许多方针政策相抵触”的说法同样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五、关于“创新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弥补了传统经济学价值理论的不足”
  
  陈文通过对马克思的价值理论进行了一系列曲解和非难以后,提出了他的“创新理论”,那就是通过创新哲学的价值概念,提出哲学的价值概念是“价值是满足主体需求的客体属性”,然后把“哲学中物品价值概念应用到经济学中商品价值概念上”,得出商品价值是“满足人们需要的商品属性”。按照陈文的说法,这个价值概念“不但概念清晰”,“可以说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价值理论解释不了的问题”,而且“实践中比较容易应用。”事实上,这种把哲学中的价值概念套用在商品价值上的做法,不仅理论上是错误的,而且实践上也是行不通的。
  第一,不能把哲学的价值概念和经济学的商品价值概念相混淆。哲学的价值概念不是一个实体,而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一种特定关系,即客体以自身属性满足主体需要和被客体满足的效用关系。商品价值概念则是指人类抽象劳动的凝结,它反映的是人与人的关系。哲学的价值概念和商品价值之间的区别在于:(1)内涵不同。前者是以需要为出发点和作为评价标准;后者则以商品中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量为衡量标准。(2)着眼点不同。前者着眼于人的对象性活动,是人的主体性的确认,揭示人们如何依赖物和环境来为人类服务;后者着眼于商品生产者在生产中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量,通过交换来实现商品的价值。(3)外延不同。前者涉及的范围广泛,它包括物质和精神等方面的需要;后者只涉及商品经济方面的关系。(4)反映的关系不同。前者反映的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等方面人与物和人与人的关系;后者反映的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中的人与人的关系。虽然哲学的价值概念和商品的价值概念存在一般和个别的关系,但是,一般不等于个别,而个别也不能代表一般。因此不能将两者相混淆,用哲学的价值概念作为商品的价值概念。
  第二,陈文认为“具有满足人们需求的属性才是商品价值”的观点,混淆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马克思指出:“说商品有使用价值,无非就是说它能满足某种社会需要。”〔13〕而陈文却说:“当年马克思曾说,价值‘是人们所利用的并表现了对人的需要的关系的物的属性’。”对于陈文引用的马克思这段话,并没有注明出自马克思的那部著作,因此无从查考。但是,只要把它和笔者引用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的话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陈文把马克思所说的“使用价值”换成了“价值”。只有使用价值才有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属性,因为“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但这种有用性不是悬在空中的。它决定商品体的属性,离开了商品体就不存在。……商品体的这种性质,同人取得它的使用属性所耗费的劳动的多少没有关系。”〔14〕但是,作为抽象劳动凝结的价值就不同,“在商品体的价值对象性中连一个自然物质原子也没有。因此,每一个商品不管你怎样颠来倒去,它作为价值物总是不可捉摸的。”〔15〕这种作为抽象劳动凝结的价值,只能在商品交换的社会关系中表现出来,它具有社会属性,而不存在“对人需要的关系的物的属性”。
  第三,“具有满足人们需求的属性才是商品价值”的观点,是庸俗经济学效用价值论的观点。庸俗经济学家中宣扬效用价值论的重要代表庞巴维克以“批判家”的姿态疯狂攻击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并且把其一部著作命名为《马克思体系的崩溃》。他把价值概念从物质生产领域转移到主观意识领域,认为价值是一种主观的东西。他说:“一种财货或一类财货对于物主福利所具有的重要性。在这一意义上,如果我认为我的福利同某一特定财货有关,占有它就能满足某种需要,能给予我以一种没有它就必须忍受的痛快,那末,我将说这一特定财货对我是有价值的。”〔16〕这就是说,只要人们主观上認为某种商品有用处,能够满足某种需要,这样的商品就具有价值。我们把庞巴维克的价值定义和陈文的价值概念对比一下,就不难看出后者不过是对前者的继承,都是一种主观价值论,不仅不是什么创新,而且是向主观效用价值论倒退。因为:(1)按照需要决定价值违背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客观实际。在商品交换中,各种商品的买卖,既不是按照出卖者事先想象出购买者对商品的需要程度,也不是按照购买者对商品的主观评价,而是按照生产中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不论是饱食终日的富人,还是饥肠辘辘的穷人,他们要购买同等质量和数量的商品,都必须支付同等数量的货币。(2)按照需求决定价值,完全歪曲了价值的本质。价值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产物,反映了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而按照需求决定价值,却完全掩盖了价值所反映的社会生产关系,仅仅从个人的主观的需要来说明价值,必然否定价值的社会属性。(3)尽管需求可能影响价格,但是它不能决定价值,最终还是由价值来决定价格。可见,这些变化都是商品价值规律作用的结果,而不是需求决定价值的结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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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60.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43.
  〔5〕参考消息〔N〕.2009-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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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3.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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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48.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61.
  〔16〕庞巴维克.资本实证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150.
  〔责任编辑:敖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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