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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滇桂两省均位于我国西部地区，晚清时期，两省尚有商道进行常规的贸易。至20世纪30年代，两省政局较为稳定，政府注重内部经济发展，并与其他省份进行较为大宗的贸易往来，然而滇桂贸易却仍呈现落后的态势。本文主要通过梳理滇桂与邻省的贸易、两省的商道以及军阀政治等相关史实，浅谈阻碍滇桂贸易的各方因素。
关键词：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滇桂贸易;商道;鸦片贸易
20世纪30年代，白崇禧、李宗仁、黄绍竑等人主政广西，为稳定和发展经济，保障广西建设，他们于1931年开始推行“三自”和“三寓”政策，从经济、政治、军事各个角度掌控广西，希望将其建设成带有三民主义性质的模范省份，并借此与蒋介石集团抗衡。1929年，龙云执掌云南省的党政军权，并致力于“新云南”建设，通过整顿税务金融、加强军队控制、精炼矿产等系列措施，使得云南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渐长。两省在进行内部建设的同时，也积极与邻省进行贸易往来，如黔桂贸易、滇黔贸易、滇川贸易、两广贸易等，然而，滇桂两省之间的贸易却较为落后。本文首先从滇桂边界入手，由此观察滇桂贸易的路径，进而分析阻碍该贸易的各方因素。
一、不发展的滇桂贸易
广南县与富州县，位于云南省东端，与广西省的西林、百色、镇边三县相邻。富州县位于山脚，交通梗阻，境内只有县道和乡道，没有省道;而广南县在晚清时期为滇粤贸易的交通要道，当时云南省有四条进行省际贸易的通商道路，其中，“由昆明至广南，经剥隘、百色、南宁至北海的通商路线，主要与两广、上海进行贸易。”①该线主要承担了粤盐、上海的棉纱布疋、日用百货等物的进口以及锡矿的出口，当时北海海关代理税务司估计由北海到云南的进口贸易约近130万两，其中棉纱进口就达海关银100万。然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正值两省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滇桂贸易却仍没有较大的进展，这点可以从云南籍商人在广西经营商店的人数和滇越铁路建成后的云南省际贸易中瞥见。
由上表可知，除本地商人外，广东商人在桂经营居大多数，约占总人数的87%，其次为湖南、江西、福建，而云南籍商人仅有4名，所占比例甚少。云南商人在桂主要经营新衣、洋杂和西药，且均在龙州地界，而广东商人则分散于广西各处，由此说明广西对于云南商人的经济吸引力尚弱。
事实上，不限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广西与云南的商道早就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据《新纂云南通志》记载，在滇越铁路建成以后，云南迤东一带与四川和贵州交往频繁，迤西则与康藏交易较多，具体情形如表②：
由表可知，茶叶和药材实为云南省输出产品中的大宗，然而迤南一带虽有与两广之间的贸易，然通志中尚无详细记载，大抵是因为贸易额过少的缘故。
二、原因
相较于黔桂、滇川、滇黔和两广贸易，滇桂两省在各自的省际贸易中并不起眼，甚至没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1.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各省经贸往来逐渐稳定
从黔桂贸易来看，1934年至1935年，由桂直接输入黔省的大宗物品主要包括糖、锡、食用油、烟丝等，贸易额达到311，624币元，其中仅糖的输出就占到贸易额的64.67%;由黔输入桂省的货物主要为木材、米、桐油、五倍子等，价值351，430币元，其中木材价值约21万多元，占贸易额的60.15%。④
在滇川贸易中，云南主要输出茶叶，如景谷景东所产的景谷茶、缅宁双江所产的猛库茶、顺宁镇康所产凤山茶、宜良所產的宝洪茶，除运销本省外，大部分运往四川;而川省输出的货物则较多，1935年，川省运往云南的有生丝12万余斤、绸缎、川烟30万元、贡川纸和药材等⑤。
在滇黔贸易中，滇省输出居多，而黔省输入云南的物品较少⑥。
而两广贸易在这些贸易中显得比较突出，早在清代，广西就有大量的谷米输往广东，是广东重要的供粮区，直到1933年，由桂输入粤省的谷米仍达到8，000，000毫币元⑦，为所有输出货物中最多的商品，其次还有木材、柴等，输出货物约有1600多万毫币⑧;而广东输往广西的商品大多为布、柴火、瓷器、灯等，其中布值约有200万毫币，总值估约三、四百万毫币，所以在两广贸易中，广西基本处于出超地位，但是从商品的贸易结构来看，广西输出的多为粮食及农副产品，而从广东输出的则多为工业品⑨。相比之下，“滇省与广西的经济关系，则不甚重要。”⑩
以上我们不难看出，黔桂之间主要以木材和糖进行交易，滇川以茶叶和生丝等物为主，两广以粮食和工业品为主，滇黔贸易不算多，但尚有记载，而云南和广西之间，没有进行较为大宗的商品贸易，因为长期以来，随着贸易路径和贸易方式的固定，云南与川黔、广西与黔粤之间的商品交易已基本能够满足省内人民的需求，达到了近于稳定的状态。
2.滇粤商道的落后
虽说在晚清时，滇粤通道为云南进出口贸易的四大商道之一，但是这条商道是行程最长，旅程甚为艰辛的一道。从进口的角度来说，“北海至南宁十四日，南宁至百色十七日，百色至剥隘三日，剥隘至广南八日，广南至云南府十三日，共计五十四日。”而其他三道至多的需40天，至少的仅需22天;从出口的角度来看，云南境内的此道只有短程水运，货物大多需要依靠人力挑行和牲畜驮运，而出省后又需经受极重的陆运和税捐的考验。1910年，滇越铁路全线通车以后，由昆明乘坐火车即可到达越南的海防港，由海防港搭乘轮船即可到达香港，全程只需6至7天。因此，相比于铁路，广南至百色商道的作用就大大下降了，运输货物的职能也逐渐被滇越铁路所取代。
3.军阀政治的影响
除了客观的交通和经济因素，滇桂军阀的冲突也是该贸易未能融通的重要政治因素。1924年，第一次滇桂战争爆发，以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军阀企图吞并两广，并派龙云从广南、富州县进入广西，攻占南宁，唐继虞则由黔入桂，直下柳州，而在李宗仁、黄绍竑等人的联合围攻下，滇军失败后退守云南。1930年，滇桂战争再次爆发，此战为新桂系与龙云掌管滇军后的正面冲突，结果滇军再次失败，蒋介石消灭桂系的企图又一次落空，也让新桂系稳定了广西政局，进一步加强对广西的建设。滇系与桂系的两次交战正表明了双方立场的不同，滇桂两省在发展各自的经济时，也就基本很少考虑两省之间的正常贸易了。例如：在滇越铁路通车以后，虽然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云南的对外经济贸易条件，但同时也使得非滇越铁路路段的经济日渐冷落。如滇桂边境的广南县，在铁路修建以后，该县作为滇粤交通要道的作用日渐下降，市场也逐渐冷落。而在1914年云南省就计划修建的蒙剥铁路（蒙自至富州县剥隘），直到1930年才开始进行路段勘测，1932年才动工修建，却又因工薪短缺而时有停工，而广南县人民也曾在蒙剥公路修建时多次要求增修至广南县城，政府却无响应，由此可见云南政府尚未重视滇东南边界的交通情况。 4.特殊的鸦片贸易
在20世纪30年代，滇桂两省之间正常的商品贸易虽少，但鸦片贸易基本没有中断，即使是在1930年滇桂关系紧张之时，尚有存滇鸦片200万两运往广西的梧州进行销售。其实早在1912年，北洋政府就重申禁烟令，但基本没有施行到位。相反，鸦片贸易成为了军阀财政的主要来源。1920年，唐继尧以省议会通过“寓禁于征”为由，大开烟禁，借此征收大量鸦片罚金，而罚金包括地亩罚金和禁运罚金，此收入成为唐继尧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项目。到了三十年代，龙云继续利用“寓禁于征”的口号，不断提高罚金税率，甚至增加罚金的种类，这些政策使得云南的烟毒泛滥。而关于由滇入桂的烟土，不仅贸易路径多种，贸易额也巨大，据新桂系黄绍竑回忆，“云贵烟土经广西运销主要分成四路：第一条路，云土由云南的富州，经由广西的镇边、靖西、龙州而入广东的钦州、廉州。第二条路，云土由云南的广南府，经广西的剥隘、禄丰到百色，或由广南、黄草坝等地经西林、西隆到百色。……百色是云贵烟土最主要的集中地，一般由百色水路到南宁、梧州出口，或由南宁转入广东廉州。第三条路，沿着红河经都安，或出武鸣到南宁，或出宾阳出玉林，或直到柳州转梧州出口。第四条路，由黔境荔波入桂省南丹、宣北等地，集中柳州出口，或由贵州的榕江经桂林、平乐销湘南、赣南，也有一部分经三江下柳州，经梧州出口的。”这些烟土的运输路径也不是固定的，运送者们会根据每条道路的驻军态度和地方治安进行调整，以降低被军官扣留或者被土匪抢走的风险。关于三十年代鸦片的运输量，尚无具体的数字，但黄绍竑在任当时的广西省政府主席时，还特意把鸦片烟的罚金收入列到了省政府的财政预算当中，仅在1932年，该收入就占了省政府全年总收入的一半以上。由此可知鸦片贸易在两省财政中的重要地位。
三、结语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由于前期的贸易发展，云南与川黔、广西与黔粤之间的商品交易已处于较为稳定的状态，基本能够满足两省内部的需求;而滇桂贸易属于云南省际贸易中最长距离的运输，既耗费大量的人力畜力，又消耗太多的时间随着云南省内滇越铁路的开通，这条商道的职能也大为减弱;同时，由于滇桂两系军阀的政治立场是对立的，使得云南与广西之间的正常商品贸易甚少。此外，两省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均注意到了鸦片贸易，在充分利用滇桂边界商道的同时，两省也在攫取鸦片贸易中巨额的财政收入，以此形成特殊的经济联系。
参考文献
[1]李珪.云南近代经济史[M].云南民族出版社，1995.
[2]广西省统计局.广西年鉴第一回[M].1933.
[3]龙云.新纂云南通志[M].一百四十四卷进出口贸易，1948.
[4]郭垣.云南经济问题[M].正中书局，1940.
[5]云南省商业厅史志委员会.云南省志·商业志[M].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
[6]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M].1963.
[7]杨乃良.新桂系统治广西时期黔桂贸易分析[J].贵州社会科学，2002（01）：96-101.
[8]杨乃良.民国时期两广贸易交往及其对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J].广西社会科学，2001（01）：118-122.
注释
①李珪主编：《云南近代经济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995年，第143页。
②资料来源：《广西年鉴》第一回，广西省统计局编，民国二十二年，第422页至423页整理。
③资料来源：《新纂云南通志》第七册，一百四十四卷，进出口贸易，第7页。
④杨乃良：《新桂系统治广西时期黔桂贸易分析》，《贵州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第99-100页。
⑤郭垣编著：《云南经济问题》，正中书局，1940年，第289页。
⑥郭垣编著：《云南经济问题》，正中书局，1940年，第289页。
⑦按照1933年广西省毫币与国币的换算，1国币等于1.25毫币，800万毫币为640万国币。
⑧杨乃良：《民国时期两广贸易交往及其对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广西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第120页。
⑨杨乃良：《民国时期两广贸易交往及其对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广西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第121页。
⑩郭垣编著：《云南经济问题》，正中书局，1940年，第289页。
资料来源：《新纂云南通志》第七册，一百四十四卷，进出口贸易，第6页。
李珪主編：《云南近代经济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995年，第221页。
剥隘河量稍大，粤西百色输入的货物均堆集此处，为富州的一大商埠。
《民国广南县志》，1934年，560页。
云南省商业厅史志委员会编：《云南省志·商业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编：《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1963年，第4-5页。
作者简介
蔡慧慧，女，2000年8月，籍贯湖南邵阳，目前广西师范大学本科在读，研究方向为民国史。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关键词：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滇桂贸易;商道;鸦片贸易
20世纪30年代，白崇禧、李宗仁、黄绍竑等人主政广西，为稳定和发展经济，保障广西建设，他们于1931年开始推行“三自”和“三寓”政策，从经济、政治、军事各个角度掌控广西，希望将其建设成带有三民主义性质的模范省份，并借此与蒋介石集团抗衡。1929年，龙云执掌云南省的党政军权，并致力于“新云南”建设，通过整顿税务金融、加强军队控制、精炼矿产等系列措施，使得云南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渐长。两省在进行内部建设的同时，也积极与邻省进行贸易往来，如黔桂贸易、滇黔贸易、滇川贸易、两广贸易等，然而，滇桂两省之间的贸易却较为落后。本文首先从滇桂边界入手，由此观察滇桂贸易的路径，进而分析阻碍该贸易的各方因素。
一、不发展的滇桂贸易
广南县与富州县，位于云南省东端，与广西省的西林、百色、镇边三县相邻。富州县位于山脚，交通梗阻，境内只有县道和乡道，没有省道;而广南县在晚清时期为滇粤贸易的交通要道，当时云南省有四条进行省际贸易的通商道路，其中，“由昆明至广南，经剥隘、百色、南宁至北海的通商路线，主要与两广、上海进行贸易。”①该线主要承担了粤盐、上海的棉纱布疋、日用百货等物的进口以及锡矿的出口，当时北海海关代理税务司估计由北海到云南的进口贸易约近130万两，其中棉纱进口就达海关银100万。然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正值两省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滇桂贸易却仍没有较大的进展，这点可以从云南籍商人在广西经营商店的人数和滇越铁路建成后的云南省际贸易中瞥见。
由上表可知，除本地商人外，广东商人在桂经营居大多数，约占总人数的87%，其次为湖南、江西、福建，而云南籍商人仅有4名，所占比例甚少。云南商人在桂主要经营新衣、洋杂和西药，且均在龙州地界，而广东商人则分散于广西各处，由此说明广西对于云南商人的经济吸引力尚弱。
事实上，不限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广西与云南的商道早就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据《新纂云南通志》记载，在滇越铁路建成以后，云南迤东一带与四川和贵州交往频繁，迤西则与康藏交易较多，具体情形如表②：
由表可知，茶叶和药材实为云南省输出产品中的大宗，然而迤南一带虽有与两广之间的贸易，然通志中尚无详细记载，大抵是因为贸易额过少的缘故。
二、原因
相较于黔桂、滇川、滇黔和两广贸易，滇桂两省在各自的省际贸易中并不起眼，甚至没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1.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各省经贸往来逐渐稳定
从黔桂贸易来看，1934年至1935年，由桂直接输入黔省的大宗物品主要包括糖、锡、食用油、烟丝等，贸易额达到311，624币元，其中仅糖的输出就占到贸易额的64.67%;由黔输入桂省的货物主要为木材、米、桐油、五倍子等，价值351，430币元，其中木材价值约21万多元，占贸易额的60.15%。④
在滇川贸易中，云南主要输出茶叶，如景谷景东所产的景谷茶、缅宁双江所产的猛库茶、顺宁镇康所产凤山茶、宜良所產的宝洪茶，除运销本省外，大部分运往四川;而川省输出的货物则较多，1935年，川省运往云南的有生丝12万余斤、绸缎、川烟30万元、贡川纸和药材等⑤。
在滇黔贸易中，滇省输出居多，而黔省输入云南的物品较少⑥。
而两广贸易在这些贸易中显得比较突出，早在清代，广西就有大量的谷米输往广东，是广东重要的供粮区，直到1933年，由桂输入粤省的谷米仍达到8，000，000毫币元⑦，为所有输出货物中最多的商品，其次还有木材、柴等，输出货物约有1600多万毫币⑧;而广东输往广西的商品大多为布、柴火、瓷器、灯等，其中布值约有200万毫币，总值估约三、四百万毫币，所以在两广贸易中，广西基本处于出超地位，但是从商品的贸易结构来看，广西输出的多为粮食及农副产品，而从广东输出的则多为工业品⑨。相比之下，“滇省与广西的经济关系，则不甚重要。”⑩
以上我们不难看出，黔桂之间主要以木材和糖进行交易，滇川以茶叶和生丝等物为主，两广以粮食和工业品为主，滇黔贸易不算多，但尚有记载，而云南和广西之间，没有进行较为大宗的商品贸易，因为长期以来，随着贸易路径和贸易方式的固定，云南与川黔、广西与黔粤之间的商品交易已基本能够满足省内人民的需求，达到了近于稳定的状态。
2.滇粤商道的落后
虽说在晚清时，滇粤通道为云南进出口贸易的四大商道之一，但是这条商道是行程最长，旅程甚为艰辛的一道。从进口的角度来说，“北海至南宁十四日，南宁至百色十七日，百色至剥隘三日，剥隘至广南八日，广南至云南府十三日，共计五十四日。”而其他三道至多的需40天，至少的仅需22天;从出口的角度来看，云南境内的此道只有短程水运，货物大多需要依靠人力挑行和牲畜驮运，而出省后又需经受极重的陆运和税捐的考验。1910年，滇越铁路全线通车以后，由昆明乘坐火车即可到达越南的海防港，由海防港搭乘轮船即可到达香港，全程只需6至7天。因此，相比于铁路，广南至百色商道的作用就大大下降了，运输货物的职能也逐渐被滇越铁路所取代。
3.军阀政治的影响
除了客观的交通和经济因素，滇桂军阀的冲突也是该贸易未能融通的重要政治因素。1924年，第一次滇桂战争爆发，以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军阀企图吞并两广，并派龙云从广南、富州县进入广西，攻占南宁，唐继虞则由黔入桂，直下柳州，而在李宗仁、黄绍竑等人的联合围攻下，滇军失败后退守云南。1930年，滇桂战争再次爆发，此战为新桂系与龙云掌管滇军后的正面冲突，结果滇军再次失败，蒋介石消灭桂系的企图又一次落空，也让新桂系稳定了广西政局，进一步加强对广西的建设。滇系与桂系的两次交战正表明了双方立场的不同，滇桂两省在发展各自的经济时，也就基本很少考虑两省之间的正常贸易了。例如：在滇越铁路通车以后，虽然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云南的对外经济贸易条件，但同时也使得非滇越铁路路段的经济日渐冷落。如滇桂边境的广南县，在铁路修建以后，该县作为滇粤交通要道的作用日渐下降，市场也逐渐冷落。而在1914年云南省就计划修建的蒙剥铁路（蒙自至富州县剥隘），直到1930年才开始进行路段勘测，1932年才动工修建，却又因工薪短缺而时有停工，而广南县人民也曾在蒙剥公路修建时多次要求增修至广南县城，政府却无响应，由此可见云南政府尚未重视滇东南边界的交通情况。 4.特殊的鸦片贸易
在20世纪30年代，滇桂两省之间正常的商品贸易虽少，但鸦片贸易基本没有中断，即使是在1930年滇桂关系紧张之时，尚有存滇鸦片200万两运往广西的梧州进行销售。其实早在1912年，北洋政府就重申禁烟令，但基本没有施行到位。相反，鸦片贸易成为了军阀财政的主要来源。1920年，唐继尧以省议会通过“寓禁于征”为由，大开烟禁，借此征收大量鸦片罚金，而罚金包括地亩罚金和禁运罚金，此收入成为唐继尧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项目。到了三十年代，龙云继续利用“寓禁于征”的口号，不断提高罚金税率，甚至增加罚金的种类，这些政策使得云南的烟毒泛滥。而关于由滇入桂的烟土，不仅贸易路径多种，贸易额也巨大，据新桂系黄绍竑回忆，“云贵烟土经广西运销主要分成四路：第一条路，云土由云南的富州，经由广西的镇边、靖西、龙州而入广东的钦州、廉州。第二条路，云土由云南的广南府，经广西的剥隘、禄丰到百色，或由广南、黄草坝等地经西林、西隆到百色。……百色是云贵烟土最主要的集中地，一般由百色水路到南宁、梧州出口，或由南宁转入广东廉州。第三条路，沿着红河经都安，或出武鸣到南宁，或出宾阳出玉林，或直到柳州转梧州出口。第四条路，由黔境荔波入桂省南丹、宣北等地，集中柳州出口，或由贵州的榕江经桂林、平乐销湘南、赣南，也有一部分经三江下柳州，经梧州出口的。”这些烟土的运输路径也不是固定的，运送者们会根据每条道路的驻军态度和地方治安进行调整，以降低被军官扣留或者被土匪抢走的风险。关于三十年代鸦片的运输量，尚无具体的数字，但黄绍竑在任当时的广西省政府主席时，还特意把鸦片烟的罚金收入列到了省政府的财政预算当中，仅在1932年，该收入就占了省政府全年总收入的一半以上。由此可知鸦片贸易在两省财政中的重要地位。
三、结语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由于前期的贸易发展，云南与川黔、广西与黔粤之间的商品交易已处于较为稳定的状态，基本能够满足两省内部的需求;而滇桂贸易属于云南省际贸易中最长距离的运输，既耗费大量的人力畜力，又消耗太多的时间随着云南省内滇越铁路的开通，这条商道的职能也大为减弱;同时，由于滇桂两系军阀的政治立场是对立的，使得云南与广西之间的正常商品贸易甚少。此外，两省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均注意到了鸦片贸易，在充分利用滇桂边界商道的同时，两省也在攫取鸦片贸易中巨额的财政收入，以此形成特殊的经济联系。
参考文献
[1]李珪.云南近代经济史[M].云南民族出版社，1995.
[2]广西省统计局.广西年鉴第一回[M].1933.
[3]龙云.新纂云南通志[M].一百四十四卷进出口贸易，1948.
[4]郭垣.云南经济问题[M].正中书局，1940.
[5]云南省商业厅史志委员会.云南省志·商业志[M].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
[6]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M].1963.
[7]杨乃良.新桂系统治广西时期黔桂贸易分析[J].贵州社会科学，2002（01）：96-101.
[8]杨乃良.民国时期两广贸易交往及其对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J].广西社会科学，2001（01）：118-122.
注释
①李珪主编：《云南近代经济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995年，第143页。
②资料来源：《广西年鉴》第一回，广西省统计局编，民国二十二年，第422页至423页整理。
③资料来源：《新纂云南通志》第七册，一百四十四卷，进出口贸易，第7页。
④杨乃良：《新桂系统治广西时期黔桂贸易分析》，《贵州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第99-100页。
⑤郭垣编著：《云南经济问题》，正中书局，1940年，第289页。
⑥郭垣编著：《云南经济问题》，正中书局，1940年，第289页。
⑦按照1933年广西省毫币与国币的换算，1国币等于1.25毫币，800万毫币为640万国币。
⑧杨乃良：《民国时期两广贸易交往及其对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广西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第120页。
⑨杨乃良：《民国时期两广贸易交往及其对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广西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第121页。
⑩郭垣编著：《云南经济问题》，正中书局，1940年，第289页。
资料来源：《新纂云南通志》第七册，一百四十四卷，进出口贸易，第6页。
李珪主編：《云南近代经济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995年，第221页。
剥隘河量稍大，粤西百色输入的货物均堆集此处，为富州的一大商埠。
《民国广南县志》，1934年，560页。
云南省商业厅史志委员会编：《云南省志·商业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编：《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1963年，第4-5页。
作者简介
蔡慧慧，女，2000年8月，籍贯湖南邵阳，目前广西师范大学本科在读，研究方向为民国史。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