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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在公益领域的负面新闻频出，特别是“郭美美事件”发生以来，各类公益组织相继受到质疑。日前，据中国扶贫基金会公布的2010年度各项支出及项目完成情况中不难看出，扶贫基金会在2010年共募得善款和物资5.5亿元，2011年原本计划筹款3亿元，但是截至2011年9月底仅筹得1.5亿元，因此很多项目都无法展开，部分扶贫基金会的合作伙伴也不同程度受到影响，使很多亟待救助的人得不到及时和有效的救助。当前的中国公益事业似乎进入了“低谷”，大量的公益组织开始面临不同程度的信任危机、善款捐赠额度骤降、舆论环境恶化等一系列消极影响。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中国公益事业不再是曾经的重视数字，重视结果，公益事业的内容和过程开始被公众高度关注。某种程度而言，这也是公益事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中国的公益事业是否继续发展，答案是肯定的，但是如何更好地发展，问题摆在公众面前。
9月27日，“中国公益事业可持续发展”系列座谈会在中国社会工作协会二楼会议室举行。来自公益领域的十余位知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为公益组织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出谋划策，探寻中国公益事业良性发展的可持续之路。中国社会工作协会会长徐瑞新出席。本刊现摘要刊发座谈内容。
公益事业危机缘何发生
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副总裁、零点青年公益创业发展中心总干事沈旻认为，公众对公益的质疑在于公益组织的不透明。公众一直关心其捐出的钱是怎么被花出去的，如果公益组织都没有办法给出清晰的答案，人们会给自己一个理由：我可以不捐。其实公众提出来的疑问在于，在新媒体快速发展的客观环境之下，为什么公益组织没有透明。现在对于公益组织来说，透明度和提高组织的公信力，已经不是能力的问题，是意愿的问题。
对于一个有规模的大型公益组织来说，每年公布募得善款和物资，公布各项支出和项目完成情况以及行政支出费用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对于那些草根公益组织来说，利用网站、微博这些低成本的信息公开方式同样可以提高自身的公信力。将透明公益进行到底才是对捐赠人和公众最好的回馈，也是对公益本身最大的负责。
中国传媒大学公关舆情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冯春海认为，公益组织对媒体生态环境发展意识不够导致一个个案危机转化为了群体危机，一个事实性危机最终转化为了价值观信任危机。根据目前最新数据，中国有4.85亿网民，微博用户已经达到了2亿。现在的信息传播是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加之现在有手机和各种移动的终端设备，可以不受空间限制传播信息。这个信任危机，事实上是一种社会组织应对新媒体挑战时应对能力不足所呈现出来的一种状态。同时在危机处理时一部分公益组织没有树立危机发展观，处理问题时总是持有“摆平”的心态，并没有将危机化为机遇，反而使事情加剧恶化。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朱晓红认为，一方面，危机出现是必然的，因为这是一个风险社会，危机有市场失灵，政府失灵，这个领域会存在局限性，有这种危机通过媒体的放大也是自然的。根据她的研究，社会组织在用现代信息技术方面明显比企业和政府弱，很多企业都有专门的舆情管理机制，而社会组织没有。另一方面，社会组织是一种资源整合平台，即“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有正面的影响也有负面的影响，怎样把负面的影响降到最低，是一个挑战。还有就是技术欠缺，比如舆情应对技术、信息应对技术、危机管理的技术。拿红会来说，这次就是因为技术上的欠缺，在舆情应对、信息应对、危机管理应对等方面都做得不太好，最终首当其冲，成为被攻击目标。其实红会有很多可歌可泣的事件，他们有很多的基层人员特别可爱，特别值得尊敬，但是这方面的报道比较少，没有推出这一方面的典型。再就是对于郭美美事件的质疑，始终没有很好地应对，致使事件升级。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杨体仁指出，出现危机的根源在于，现在的社会治理还不是完善的公民社会的管理体制。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导、教授赵晓耕认为，如果这个社会出现足够强势的公益团体，对公权力结构也是一种制衡。法律永远是这个社会最重要的规则，但是法律永远不是万能的。
危机背后机遇和挑战并存
在了解中国公益事业危机后的本质之后，我们不得不对其即将面对的挑战做好准备。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黄浩明指出，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目前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从公益事业面临的挑战来讲，当前中国公益慈善事业面临有五大挑战。
一是政策法规不尽完善和法规分散以及法与条例之间的矛盾。同时，对于民间组织还没有专门的法律，只有管理条例。比如说红十字会有《红十字会法》，残障人有《残障人保障法》，但是对于民间组织本身还没有自己的法律，只有管理条例，民办教育法和民非管理条例之间有矛盾，现在老鼠大于猫，这样造成了这个法律的不完善，也就是法律的缺失。
二是管理体制的问题，体制现状如九龙治水。比如民间组织的国际合作事务由外交部和中联部负责，税务政策与财政部有关，税收的优惠操作与国家税务总局有关等等。公益组织在组织建立，项目开展等方面面临着重重阻碍。
三是公益事业组织高端人才缺失，专业人才缺失。很多公益组织提供的执业环境并不优越，但对人才的要求依然很高，比如：要有契合的价值观和理念、具备相应的知识和能力，还要肯踏实实干。目前的就业观念和社会大环境都限制了相应人才的培养和流入。待遇低，工作强度大，发展空间狭小是目前从业人员流失的主要原因。因为资源的瓶颈造成人才缺乏，又因为人才缺乏使得行业获取资源的能力就更弱。如何改善公益事业人才缺乏的现状，是目前摆在公益事业发展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问题。
四是公益组织的治理结构不合理。实际上现在政府化和行政化倾向浓重，协会也好，基金会也好，实际上并非理事会负责制，进而影响公益组织治理决策的科学性和独立性。
五是公益教育和公益传播有问题。中国的老百姓对公益事业的了解还不够，反过来我们宣传公民社会还不够，造成了老百姓对公益事业了解不够，公益组织做公益是需要成本的，只是这其中的成本是需要控制的。公益组织做公益还需要公开透明，但是公开透明也是需要“度”的。根据组织的规模不同，项目类型不同，公开透明的程度也是有区分的。完全的零成本、公开透明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公益组织的成长和发展。在这方面我们的宣传还不够。
同时，从公益事业的发展机遇的角度来看，有以下五个机遇与挑战并存。
一是中央高度重视社会管理和创新工作。2011年2月，就是中央今年在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并指出：“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加强自身建设、增强服务社会能力，支持人民团体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在中国，将社会管理和创新工作纳入到党的最高领导层的视野当中，这对公益组织发展是一个重要的契机。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都非常重视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创新工作，我们可以进一步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公益组织作用和地位。
二是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现在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到了公民高度关注的时期，无论出现郭美美还是卢美美事件，现在公民基本上都瞄准了中国最高级5A的基金会，不论事实真相如何，社会各界的关注对于公益组织来讲实际上是一个极好的反思过去发展的机会，如何化危机变成机遇；社会和公众关注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也是前所未有的机遇，大家的关注和问责，也就是关心和关爱。因此，公益慈善组织高层领导需要去反思，需要去考虑怎么运作更为透明，财务管理更为规范等。
三是十二五规划明确支持社会组织的发展。为了实现十二五规划，中央业务主管部门正在研究《慈善法》的制定，同时民政部也正在推动政策法规的完善；例如：三大条例的修正和完善，包括社团管理条例，民非管理条例和基金会的管理条例的完善，当然慈善法的讨论如何更加透明并且发动公民社会共同参与。《慈善法》从原来设计当中是比较小慈善的概念，应建立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现在需要建立大公益的设想，这对我们体制改革是有好处的。
四是部分地方政府开始购买民间的服务。全国各省市开始拿一部分资金来做政府购买服务，尤其是上海和深圳，包括北京市也开始提出来。最近我参加北京市十大公益品牌的评选，北京拿出很多钱购买民间的服务，这样既对民间组织的发展是一个很好的机遇，也创立了政府为主体的管理机制。
五是民间组织的行业自律组织已经开始在酝酿。现在基金会有公募型的基金会在做联合会，还有非公募基金的联合会，还有基金会中心，这几个实际上都是有一点类似于国外基金会行业的联合会，在政府和公民组织之间，还有和民间之间，中间有一个行业协会的组织，这是一种比较成熟的公民社会的标志。
公益事业该如何可持续发展
北大公民社会中心执行主任、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师曾志指出，公益事业要“去道德化”。她认为去行政化，更重要的是去道德化（道德审判），公益事业可持续发展，人们对公益事业的理解是非常重要的。媒体要在这一方面的体现宣传责任，帮助公众了解公益组织，让公众和公益组织之间达到信息平衡的状态。
中国传媒大学公关舆情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冯春海认为，应及时树立危机发展观。公益组织应树立危机发展观，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危机意识，二是危机心态，三是危机价值观。公益组织要认识清楚危机就像人的生老病死，不是偶然性的。面对危机，要比较理性和客观认识它，这样更好去选择策略去应对。危机来的时候没有时间决策，就靠危机价值观。用对话思维取代控制思维，比如上市公司建立信息披露制度，他们向纳税人和捐赠者公布每一笔善款的来龙去脉，只有在常态之下建立良好的人缘，在危机当中才能帮助你，在危机发展观指导下提升危机管理的效果和能力。
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黄浩明提出，要加强行业自律，建立独立第三方监督机制。
首先，关于公益慈善组织外部发展策略：第一，从社会管理和创新机制视角推动公益组织的发展。第二，对于公益慈善组织可以分类管理采用行业许可，政府登记，地方备案，任意组织四种方式管理。第三，政府的行业管理，改善九龙治水现象，单一管理，纳入国家管理体系例如税收和免税管理。第四，落实社团、基金会和民非的法人治理，以政府行政命令的方式，彻底解决政社不分的现象。第五，政府应加强监督并且鼓励社会监督。
其次，关于公益慈善组织内部改革建议：第一，加强行业自律，建立各种类型的行业组织联盟，促进行业监督和自我管理。第二，鼓励民间社会建立独立的协商和听证机制，建立公益问责体系。第三，建立独立第三方的民间监督机制，鼓励透明公益。第四，落实激励机制，吸引专业人才进入公益组织，尤其是企业的优秀人才进入公益界。第五，应用新技术和新媒体，学会建立与媒体的沟通和互动机制，促进公益事业的朝着有利社会和谐和公民社会共同发展。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朱晓红认为，公益组织需要掀起技术革命。需要抱团取暖的时代已经到来，我们要联合起来教育公众公益组织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不可能是零成本的组织。同时由于公众和公益组织常态交流机制是匮乏的，很多人不了解这一类的组织，所以需要建立社会公众和公益组织交流的常态机制。另外，为了加强公益领域的管理和引导整个公益事业的正向舆论，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个是人类管理，多元合作和良性竞争，公益组织要研究自身的模式和方法。完全是救济型的，就完全做慈善的模式，如果可以市场化，就搞社会企业型模式。其实很多这种变革是由于生产力的革命所导致的，比如说当今的互联网技术就是公益组织的发展契机。公益组织的网站质量，信息更新速度参差不齐，但这恰恰是公众了解公益组织的最便捷途径，所以说目前公益事业需要一场技术革命。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社会政策研究室主任杨团提出，公益组织要回答“关联交易”等新问题。这次的危机事件，几乎所有的案例全部涉及到企业，涉及到关联交易，这个问题是继行政化这个老话题之后出现的一个新话题，包括公益组织到底该怎么做，在法律上怎么划清，理念上要说清楚。公益慈善能不能搞商业活动，搞商业活动应该遵循哪些规则，在这里面怎么解决税收问题，怎么界定商业模式和手段，这些问题涉及到从技术层面来解决现实中的一些具体问题。
信任危机下的机遇和挑战，牵涉到对当前公益事业的形势和判断，也牵涉到每一家公益组织的生存和发展。中国公益事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外在的监督和评判，也需要每一家公益组织的规范操作，阳光透明。中国公益事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公平竞争环境、需要真心做公益慈善、透明规范运作来提高公信力，赢得社会认同，感化群众热情参与。公益事业的危机并不可怕，是它让我们更加深刻的意识到现状以及存在的各种问题和困难。正是因为发现问题的存在，有了前进的阻碍，才更加激发了我们为公益事业奉献的动力。只有这样，才能检验重生，再创佳绩。
责任编辑/戴军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中国公益事业不再是曾经的重视数字，重视结果，公益事业的内容和过程开始被公众高度关注。某种程度而言，这也是公益事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中国的公益事业是否继续发展，答案是肯定的，但是如何更好地发展，问题摆在公众面前。
9月27日，“中国公益事业可持续发展”系列座谈会在中国社会工作协会二楼会议室举行。来自公益领域的十余位知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为公益组织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出谋划策，探寻中国公益事业良性发展的可持续之路。中国社会工作协会会长徐瑞新出席。本刊现摘要刊发座谈内容。
公益事业危机缘何发生
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副总裁、零点青年公益创业发展中心总干事沈旻认为，公众对公益的质疑在于公益组织的不透明。公众一直关心其捐出的钱是怎么被花出去的，如果公益组织都没有办法给出清晰的答案，人们会给自己一个理由：我可以不捐。其实公众提出来的疑问在于，在新媒体快速发展的客观环境之下，为什么公益组织没有透明。现在对于公益组织来说，透明度和提高组织的公信力，已经不是能力的问题，是意愿的问题。
对于一个有规模的大型公益组织来说，每年公布募得善款和物资，公布各项支出和项目完成情况以及行政支出费用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对于那些草根公益组织来说，利用网站、微博这些低成本的信息公开方式同样可以提高自身的公信力。将透明公益进行到底才是对捐赠人和公众最好的回馈，也是对公益本身最大的负责。
中国传媒大学公关舆情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冯春海认为，公益组织对媒体生态环境发展意识不够导致一个个案危机转化为了群体危机，一个事实性危机最终转化为了价值观信任危机。根据目前最新数据，中国有4.85亿网民，微博用户已经达到了2亿。现在的信息传播是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加之现在有手机和各种移动的终端设备，可以不受空间限制传播信息。这个信任危机，事实上是一种社会组织应对新媒体挑战时应对能力不足所呈现出来的一种状态。同时在危机处理时一部分公益组织没有树立危机发展观，处理问题时总是持有“摆平”的心态，并没有将危机化为机遇，反而使事情加剧恶化。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朱晓红认为，一方面，危机出现是必然的，因为这是一个风险社会，危机有市场失灵，政府失灵，这个领域会存在局限性，有这种危机通过媒体的放大也是自然的。根据她的研究，社会组织在用现代信息技术方面明显比企业和政府弱，很多企业都有专门的舆情管理机制，而社会组织没有。另一方面，社会组织是一种资源整合平台，即“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有正面的影响也有负面的影响，怎样把负面的影响降到最低，是一个挑战。还有就是技术欠缺，比如舆情应对技术、信息应对技术、危机管理的技术。拿红会来说，这次就是因为技术上的欠缺，在舆情应对、信息应对、危机管理应对等方面都做得不太好，最终首当其冲，成为被攻击目标。其实红会有很多可歌可泣的事件，他们有很多的基层人员特别可爱，特别值得尊敬，但是这方面的报道比较少，没有推出这一方面的典型。再就是对于郭美美事件的质疑，始终没有很好地应对，致使事件升级。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杨体仁指出，出现危机的根源在于，现在的社会治理还不是完善的公民社会的管理体制。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导、教授赵晓耕认为，如果这个社会出现足够强势的公益团体，对公权力结构也是一种制衡。法律永远是这个社会最重要的规则，但是法律永远不是万能的。
危机背后机遇和挑战并存
在了解中国公益事业危机后的本质之后，我们不得不对其即将面对的挑战做好准备。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黄浩明指出，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目前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从公益事业面临的挑战来讲，当前中国公益慈善事业面临有五大挑战。
一是政策法规不尽完善和法规分散以及法与条例之间的矛盾。同时，对于民间组织还没有专门的法律，只有管理条例。比如说红十字会有《红十字会法》，残障人有《残障人保障法》，但是对于民间组织本身还没有自己的法律，只有管理条例，民办教育法和民非管理条例之间有矛盾，现在老鼠大于猫，这样造成了这个法律的不完善，也就是法律的缺失。
二是管理体制的问题，体制现状如九龙治水。比如民间组织的国际合作事务由外交部和中联部负责，税务政策与财政部有关，税收的优惠操作与国家税务总局有关等等。公益组织在组织建立，项目开展等方面面临着重重阻碍。
三是公益事业组织高端人才缺失，专业人才缺失。很多公益组织提供的执业环境并不优越，但对人才的要求依然很高，比如：要有契合的价值观和理念、具备相应的知识和能力，还要肯踏实实干。目前的就业观念和社会大环境都限制了相应人才的培养和流入。待遇低，工作强度大，发展空间狭小是目前从业人员流失的主要原因。因为资源的瓶颈造成人才缺乏，又因为人才缺乏使得行业获取资源的能力就更弱。如何改善公益事业人才缺乏的现状，是目前摆在公益事业发展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问题。
四是公益组织的治理结构不合理。实际上现在政府化和行政化倾向浓重，协会也好，基金会也好，实际上并非理事会负责制，进而影响公益组织治理决策的科学性和独立性。
五是公益教育和公益传播有问题。中国的老百姓对公益事业的了解还不够，反过来我们宣传公民社会还不够，造成了老百姓对公益事业了解不够，公益组织做公益是需要成本的，只是这其中的成本是需要控制的。公益组织做公益还需要公开透明，但是公开透明也是需要“度”的。根据组织的规模不同，项目类型不同，公开透明的程度也是有区分的。完全的零成本、公开透明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公益组织的成长和发展。在这方面我们的宣传还不够。
同时，从公益事业的发展机遇的角度来看，有以下五个机遇与挑战并存。
一是中央高度重视社会管理和创新工作。2011年2月，就是中央今年在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并指出：“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加强自身建设、增强服务社会能力，支持人民团体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在中国，将社会管理和创新工作纳入到党的最高领导层的视野当中，这对公益组织发展是一个重要的契机。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都非常重视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创新工作，我们可以进一步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公益组织作用和地位。
二是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现在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到了公民高度关注的时期，无论出现郭美美还是卢美美事件，现在公民基本上都瞄准了中国最高级5A的基金会，不论事实真相如何，社会各界的关注对于公益组织来讲实际上是一个极好的反思过去发展的机会，如何化危机变成机遇；社会和公众关注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也是前所未有的机遇，大家的关注和问责，也就是关心和关爱。因此，公益慈善组织高层领导需要去反思，需要去考虑怎么运作更为透明，财务管理更为规范等。
三是十二五规划明确支持社会组织的发展。为了实现十二五规划，中央业务主管部门正在研究《慈善法》的制定，同时民政部也正在推动政策法规的完善；例如：三大条例的修正和完善，包括社团管理条例，民非管理条例和基金会的管理条例的完善，当然慈善法的讨论如何更加透明并且发动公民社会共同参与。《慈善法》从原来设计当中是比较小慈善的概念，应建立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现在需要建立大公益的设想，这对我们体制改革是有好处的。
四是部分地方政府开始购买民间的服务。全国各省市开始拿一部分资金来做政府购买服务，尤其是上海和深圳，包括北京市也开始提出来。最近我参加北京市十大公益品牌的评选，北京拿出很多钱购买民间的服务，这样既对民间组织的发展是一个很好的机遇，也创立了政府为主体的管理机制。
五是民间组织的行业自律组织已经开始在酝酿。现在基金会有公募型的基金会在做联合会，还有非公募基金的联合会，还有基金会中心，这几个实际上都是有一点类似于国外基金会行业的联合会，在政府和公民组织之间，还有和民间之间，中间有一个行业协会的组织，这是一种比较成熟的公民社会的标志。
公益事业该如何可持续发展
北大公民社会中心执行主任、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师曾志指出，公益事业要“去道德化”。她认为去行政化，更重要的是去道德化（道德审判），公益事业可持续发展，人们对公益事业的理解是非常重要的。媒体要在这一方面的体现宣传责任，帮助公众了解公益组织，让公众和公益组织之间达到信息平衡的状态。
中国传媒大学公关舆情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冯春海认为，应及时树立危机发展观。公益组织应树立危机发展观，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危机意识，二是危机心态，三是危机价值观。公益组织要认识清楚危机就像人的生老病死，不是偶然性的。面对危机，要比较理性和客观认识它，这样更好去选择策略去应对。危机来的时候没有时间决策，就靠危机价值观。用对话思维取代控制思维，比如上市公司建立信息披露制度，他们向纳税人和捐赠者公布每一笔善款的来龙去脉，只有在常态之下建立良好的人缘，在危机当中才能帮助你，在危机发展观指导下提升危机管理的效果和能力。
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黄浩明提出，要加强行业自律，建立独立第三方监督机制。
首先，关于公益慈善组织外部发展策略：第一，从社会管理和创新机制视角推动公益组织的发展。第二，对于公益慈善组织可以分类管理采用行业许可，政府登记，地方备案，任意组织四种方式管理。第三，政府的行业管理，改善九龙治水现象，单一管理，纳入国家管理体系例如税收和免税管理。第四，落实社团、基金会和民非的法人治理，以政府行政命令的方式，彻底解决政社不分的现象。第五，政府应加强监督并且鼓励社会监督。
其次，关于公益慈善组织内部改革建议：第一，加强行业自律，建立各种类型的行业组织联盟，促进行业监督和自我管理。第二，鼓励民间社会建立独立的协商和听证机制，建立公益问责体系。第三，建立独立第三方的民间监督机制，鼓励透明公益。第四，落实激励机制，吸引专业人才进入公益组织，尤其是企业的优秀人才进入公益界。第五，应用新技术和新媒体，学会建立与媒体的沟通和互动机制，促进公益事业的朝着有利社会和谐和公民社会共同发展。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朱晓红认为，公益组织需要掀起技术革命。需要抱团取暖的时代已经到来，我们要联合起来教育公众公益组织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不可能是零成本的组织。同时由于公众和公益组织常态交流机制是匮乏的，很多人不了解这一类的组织，所以需要建立社会公众和公益组织交流的常态机制。另外，为了加强公益领域的管理和引导整个公益事业的正向舆论，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个是人类管理，多元合作和良性竞争，公益组织要研究自身的模式和方法。完全是救济型的，就完全做慈善的模式，如果可以市场化，就搞社会企业型模式。其实很多这种变革是由于生产力的革命所导致的，比如说当今的互联网技术就是公益组织的发展契机。公益组织的网站质量，信息更新速度参差不齐，但这恰恰是公众了解公益组织的最便捷途径，所以说目前公益事业需要一场技术革命。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社会政策研究室主任杨团提出，公益组织要回答“关联交易”等新问题。这次的危机事件，几乎所有的案例全部涉及到企业，涉及到关联交易，这个问题是继行政化这个老话题之后出现的一个新话题，包括公益组织到底该怎么做，在法律上怎么划清，理念上要说清楚。公益慈善能不能搞商业活动，搞商业活动应该遵循哪些规则，在这里面怎么解决税收问题，怎么界定商业模式和手段，这些问题涉及到从技术层面来解决现实中的一些具体问题。
信任危机下的机遇和挑战，牵涉到对当前公益事业的形势和判断，也牵涉到每一家公益组织的生存和发展。中国公益事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外在的监督和评判，也需要每一家公益组织的规范操作，阳光透明。中国公益事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公平竞争环境、需要真心做公益慈善、透明规范运作来提高公信力，赢得社会认同，感化群众热情参与。公益事业的危机并不可怕，是它让我们更加深刻的意识到现状以及存在的各种问题和困难。正是因为发现问题的存在，有了前进的阻碍，才更加激发了我们为公益事业奉献的动力。只有这样，才能检验重生，再创佳绩。
责任编辑/戴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