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地大地震牵动了国人的心,因遭遇相同而更心怀同情,因有同胞牺牲而深感悲痛。如果仔细想一想,更值得反思的,还是地震中的死亡人数,建筑物的倒塌状况,以及救援工作。
　　虽然还没有确切统计,最保守的估计,在海地地震中死亡的人数,不会少于10万人。1906年,美国旧金山发生里氏8.6级(另一说是7.8级)大地震,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为478人,也有人估计为3000人,最高估计为死亡6000人。1989年10月17日,美国旧金山再次发生大地震,震级为里氏6.9级,死亡超过270人。1994年1月17日凌晨,强震袭击美国洛杉矶,震级里氏6.6级,死亡62人。1995年1月17日(又是一个1月17日!)清晨,日本神户市发生里氏7.3级大地震,死亡5400余人。
　　中国的情况怎么样呢?发生于1976年7月28日凌晨的唐山大地震,震级里氏7.8级,遇难人数为24.2万。2008年5月12日下午,四川汶川发生里氏8.0级强震,死亡69227人。
　　这7次大地震,震级相当,死亡人数却相差甚远。发生在美国和日本的4次地震,死亡人数较少,少则几百,多则数千;另3次地震,死亡人数大多在6万人以上。其中以唐山大地震为最,据权威部门发布,死者达到了24万人。
　　死亡人数当然与地震发生地人口密度有关。但这不是唯一的因素。洛杉矶、旧金山之于美国,神户之于日本,相比于唐山和汶川之于中国,都是更大的城市。神户发生地震时,市区人口105万。如果计算地震死亡率,唐山为30%,神户为0.51%,洛杉矶市区人口为360万,1994年大地震死亡率为0.00172%。
　　相近震级的地震,造成相差甚远的死亡率,固然有多种原因。我认为,不能只关注天灾破坏性上的表象差别,更要看到受灾地人事上的差异。差别在哪儿?除了救援速度和技术以外,最主要的,是在建筑的抗震性上。看看这几次大地震的图像资料就知道,有些震后的建筑物大多呈粉碎性坍塌,被压在下面的人,即使不被砸死,也会被窒息死,使救援不是没有意义,就是增加难以克服的难度。这种在地震中粉碎性坍塌的建筑,很少是钢筋混凝土结构,大多是豆腐渣工程。
　　海地在光荣地夺取了两项国际锦标(第一个独立的拉丁美洲国家,第一个独立的黑人国家)之后,流血就开始代替流汗,武器就开始排斥工具(海地国旗和国徽上有一面战鼓,两把战斧,两门大炮,六枝带刺刀的步枪),从独立到联合国特派穩定团进驻,这个国家不是暴政,就是暴乱,几乎没有中间状态,既没有稳定的宪政民主,也没有稳定的专制独裁,有过皇帝,有过国王,但除了杜瓦利埃独裁29年外,其他的都很短命,长的几年,短的数月。从1804年到1915年间,上下台的统治者有90多位,几乎每年一位,这样的国家哪能有牢固的建筑?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发现,饥荒灾害的本质不是粮食匮乏,而是权利匮乏,民主体制可以预防饥荒。人类的任何体制都不可能完全预防地震,但地震往往可以检验出社会体制的优劣。从现有资料看,体制越优的国家,地震的破坏性也越小,次生灾害也越小。那些体制欠优的国家和地区,花在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上的钱本来就少,再加上缺乏权力制衡条件下,难以避免的公共工程中的权力寻租行为,必然导致偷工减料,也就是建筑物豆渣化;地震一来,往往造成严重的生命和财产损失。
　　海地令我们思考:建筑与国家,都要求平衡性结构。就像一根木头支撑不起一栋建筑一样,种族、阶级和权力的独裁也支撑不稳一个国家。单一化和极端化的制度使得社会和建筑一样脆弱,在地震这样的自然灾难面前,就会暴露出制度性的软肋,具体表征就是生命和财产损失居高不下。海地是世界上极端贫困的欠发达国家之一,2004年的人均GDP只有380美元,而与它同在一个岛上的多米尼加,2008年人均GDP高达4952美元。为什么有如此大的区别?原因之一,就是海地以极端种族主义观念立国,曾经对白人进行种族灭绝,以至今天,黑人占人口的95%。而同岛的多米尼加,黑白混血种人和印欧混血种人占人口的73%,白人占16%,黑人占11%。从这里面可以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无论是国家,还是建筑,最具有抗震性能的结构,是既具有相互牵制和平衡,又具有一定弹性的结构。
　　所以,有稳固的国家制度,才有稳固的建筑。(作者为知名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