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切都来得太突然，29岁的周森锋还没做好准备，铺天盖地的猜测、议论甚至流言非语都迎面而来。他或许像老一辈的干部那样，以为做到庄敬自持、缄默不语，便能激流勇退便可转身韬光养晦。但这个时代似乎已经过去了。周森锋不明白，缘何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情却掀起轩然大波。有如此疑问的人，或许不只是他一个。
　　无独有偶，昆明市对公开选拔的60名年轻干部挂职担任副县级领导干部进行了任前公示。其中有30人是“80后”，最小的1985年出生。如此大规模的任用年轻干部，这在昆明市干部任用历史上尚属首次。其实，早在今年3月，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就已经明确对年轻干部的选拔提出过要求。“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创新机制，形成有利于优秀年轻干部脱颖而出的制度环境。”更早一点，2000年中组部下发通知，要求各省党委组织部选调高效毕业生到基层锻炼，俗称“选调生”。目前在基层做出成就的年轻选调生也不在少数。而周森锋借以起步的“挂职”这种灵活的干部交流形式，在我国业已存在了20多年。
　　这些都是对传统公务员制度的补充，或者说是对干部制度的创新。然而，当呼唤已久的创新实实在在地来到人们面前的时候，大家却报之以惊诧和猜疑。从周森锋6月21日当选之后，网络上对他的教育背景、家庭出身、人际交往圈甚至于他妻子各方面的情况展开“人肉”搜索，并在网上全方位披露。如果还难以用统计数据来最终定论周森锋是否是目前最年轻的市长，那么，他肯定是就职之时个人情况最公开透明的市长。
　　或许是由于长期以来论资排辈的干部任用方式，让人们形成了“循序”才能“渐进”的心理习惯。或许还因为中国的社会结构仍旧很传统，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一般人小有成就已经年届四十。一个年仅29岁、未至而立之年的市长与人们的心理预期和生活经验并不相符。超出个人经历和感性认识的事情总是令人不安的。然而，如果能够仔细看看周森锋的履历，可能会让情绪得到抚慰。2004年7月，周森锋作为清华大学与襄樊人才合作协议的第一批学生，来到襄樊市建委挂职，建委副主任的职务是副处级别。五年之后，周森锋以全票当选县级市宜城市市长，级别是正处。五年的工作经历从副处升到正处，也不是网络上所渲染的一步登天吧。
　　除了对周森锋的任职经历提出质疑外，议论还指向他的家庭背景。调查结果可能让多数人失望：周森锋及其妻子的父母都是普通工人和农民。看来，他并不是因为家庭背景显赫而得到重用。这再度与人们的心理习惯不符。周森锋的重用，这不是说明了备受诟病的“任人唯亲”的干部选拔模式得到破除吗?然而，“草根市长”为何得不到网络上“草根民众”的支持?这实在是让人费解。看来习惯的强大力量早已超出了理智。
　　没有改变的，不仅仅是各位看官的心理预期，还有这位80后市长的行为方式以及思维习惯。由于后续事件的展开，社会的关注度持续升高，媒体介入力度加大，周森锋坦言，现在社会压力远远超出了工作压力，让他难以承受。面对这些，他选择了缄默和回避。
　　承受社会关注压力的远不止他一人。2008年初，28岁的张辉时任共青团山东省委副书记时，就被媒体称为中国“最年轻的副厅级干部”。现任新疆自治区副主席的胡伟，在28岁时已是正县长。现任河北省省长的胡春华，在27岁时已是副厅级干部。而现任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的陆吴32岁时已是正厅级干部。前几天昆明市所公示的那些年轻干部们，难保不被媒体和网民挖个底朝天。
　　对于这群干部而言，年轻只是他们最直观的标签。真正吸引眼球的，是“年轻干部”在广大人民心目中的象征意义：较新的知识结构、宏大的国际视野、进步的观念意识，活跃的创新思路，充沛的活力和干劲，再加上民主意识和亲民作风。他们在众目睽睽之下走马上任，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既会遭致非议也会有人力挺。社会的众说纷纭，折射出普罗大众对年轻干部的期许和政治新政的期待。不怕进一步退两步，怕的是原地踏步、固步自封。
　　周森锋们的疑惑，恰是社会大众的期许。既然已经被推到了前列，那就勇敢地挑起新时代的重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