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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清晨，在西安东郊一条小路上，可见一辆小轿车缓缓向市区西南方向驶去。车上坐着一位满脸皱纹、满嘴陕西腔的老农模样的人。他就是从陕西省作协主席的岗位上退休不久，仍然担着中国作协副主席职位的著名作家陈忠实。
官员、文人、名家、憨厚、朴实与近乎粗粝，奇妙地组合在一个人身上。他的乡党和友人，对此早已熟悉不过并津津乐道，外人却难免有点打愣，尤其是在《白鹿原》改编成电影并引起热议的今天。
其实，陈忠实是极普通的人，像他的名字，更像小说《白鹿原》封页上那满脸沟壑的老汉——就一个关中“冷娃”！
敢怒敢骂的“软骨头”
陕西人说的“冷娃”，有人如此归纳：庄重诚实不耍滑头，有胆有识坚定执著，表面冷漠心怀热肠。陈忠实正是典型的“冷娃”式人物。
1997年12月19日，发表4年多的《白鹿原》在“第四届茅盾文学奖”上，与其他三部长篇一起摘得桂冠，然而，后面却带上“修订本”三个字，让读者产生诸多猜想。
原来，《白鹿原》面世以来好评如潮，深受欢迎，却也有不同意见，甚至有尖锐的责难和简单的行政干预。据《文艺报》1997年12月25日报道透露，“茅奖”评委会对这部小说曾提出如下修订意见：作品中“朱先生”关于政治斗争‘翻鏊子’的评说与相关描写可能引出误解，应以适当方式廓清；一些与思想主题无关的较直露的描写，也应删改。
陈忠实没有二话，他像初始创作那样，平心静气躲到郊外一个安静的地方，按评委意见对书稿进行删改，还加上若干倾向性鲜明的文字。本来，这是精益求精的好事。然而，他由此遭到某些人“骨头软”的指责，“为了一个茅盾文学奖就卑躬屈膝，与《白鹿原》里面体现的经典气质不符”。批评文章还上了著名的《当代》杂志。
引发大论战是顺理成章的事，但出乎意料，陈忠实并没有公开回应。他跟来访记者详细解释“翻鏊子”说法的来龙去脉，并反复强调“朱先生”的观点并不代表自己。还明确表示，领导的修改意见我是接受的，不接受怎能作出这样的调整？何况有些话还保留着，人物性格也没有改变，“咋就涉及谁骨头硬、谁骨头软哩？”一个好作品不被理解是暂时的，最后一定会被理解。从“文革”前的极“左”到“文革”时的更“左”，我都经历过了，心里已经有很多承受。几句批评的话，我还不能接受吗？
此后，谁要提及有关《白鹿原》修订一事的是非，他总是反复提醒：不要在这上面做太多纠缠。文学发展有一个过程，不被人接受的东西过一段时间，也许就被接受了。
他的骨头其实一点都不软。早在1991年，陕西省酝酿省文联和省作协换届，省委有意让陈忠实去省文联做党组书记。陈忠实对此事不管不问，后来被催急了，反复对省委主管领导表示，说自己一心写作（当时正在乡下写《白鹿原》），就不当领导了。那领导被弄得有些不悦，拿出杀手锏：“这是定了的事，你要服从组织决定。”陈忠实的犟劲也上来了：“我要不去会不会开除党籍，不让写作？”
为了一部垫棺作枕的书
《白鹿原》写作的直接起因，是1985年陕西作协一个会议，敦促青年作家从事长篇小说创作。其实，陈忠实对这部长篇孕育已久。他在县志里看到，有白鹿游于西原，这个原就是白鹿原。白鹿原这个名字几经转换，历史上曾叫灞陵原，“鸿门宴”中“沛公军灞上”说的这个灞陵原就是白鹿原。他出生的地方，也叫白鹿原。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被陈忠实写入了小说。
《白鹿原》里的每个人物，陈忠实都十分熟悉，基本上都能找到原型，然而陈忠实还是采取他的“笨”办法，动笔之前置身于长安、蓝田、咸宁三个县的资料馆，查阅与乡土历史有关的县志。有人问他，“你用得着摊时间下工夫查资料？你到底想弄啥？”陈忠实直白地回答：“我想给我死的时候，有一本垫棺做枕的书。”
这时，他已经四十多岁了。
1988年清明节前后，陈忠实回到乡下灞河边的祖屋，在乡村的寂静里，习惯地坐在绿布沙发的左面，在用完的墨水瓶里倒上煤油作灯：把瘸了一只腿的圆桌用麻绳捆好作写字台，硬皮笔记本在膝盖和大腿上摊开，一个个烂熟于心的男人女人的故事，就在他笔下一幕幕上演……
“这次豁出去了，如果还弄不成，就回家养鸡去。”他给妻子撂下这样的话。
那是一种决绝，是“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的豪气。因为创作《白鹿原》，没有时间写短篇小说，断了稿费收入，陈忠实的生活十分清苦。他每隔一段时间，就从乡下赶到城里，背回妻子擀好的面条和蒸好的馒头。次年元月完成草稿，40多万字写满了两个厚厚的大16开笔记本。4年后，《白鹿原》画上最后一个句号。
在《白鹿原》里，陈忠实观照业已过去的半个多世纪，在动荡的历史进程中书写各色人物的命运，他们经历了从大清覆国到国共内战的漫长历史，或倔强或孤傲，或清明或阴险，或善良或残暴，而个人生命犹如蝼蚁，颠沛流离使得传统信念一点点崩塌，最终陷入了巨大、深刻的时代悲剧。
而《白鹿原》的真实性，简直到了无懈可击的地步。他哥哥陈忠德说，《白鹿原》里面的好多事儿都是身边发生过，或者从小听说的故事，他都很熟悉。弟弟送给他10套《白鹿原》，他只看过一遍，就全部被熟人要走了。妻子看到《白鹿原》的封面人物，实实在在地说“这个人像我爷”。有人发论文专门研究这个问题，搞人物索引，陈忠实知道后，硬说自已是虚构的。他多么希望真是虚构的啊！
陈忠实坦承：“我不是陕西人的骄傲，他们才是，是他们的生活生存，创造了陕西黄土地上独有的文化形态，几千年沿袭到今天，我只是受这种文化熏陶哺育的一代人中的一个个体。希望《白鹿原》这本书能让人有更深的感受，能从中明白我们民族是从怎样的过去走到今天的。”
上世纪90年代初文学处于低谷期，《白鹿原》初印只有1.5万册，但在当时已经相当高了。近20年来《白鹿原》不断再版，迄今依然畅销，而发行量已达六百多万册。陈忠实感动之余，表示《白鹿原》永远不会有续集。很多出版社都向他发出过写自传（或者口述）的邀约，都被他拒绝了；而他至今也没有写出第二部长篇小说。 让女性也能成为真正的“人”
《白鹿原》中有关性的描写，在不少人眼里总觉得过于暴露。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陈忠实不少作品都是纯粹的男性世界，几乎没有以女性为主体的作品，《徐家园三老汉》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写农村老汉是陈忠实的拿手戏，因何在《白鹿原》里却一反常态？
陈忠实并不完全同意这一看法。他认为爱情自然是由爱而生的情，这样的情才是纯真可靠的，也是他所欣赏的。
以往的作品，他也曾写过几篇男女爱情的小说，发表后无人喝彩，反应平平，是因为通往女性世界的障碍仍未打通。及至中篇小说《四妹子》和《地窖》，爱情的探索才有了读者积极的回应。在他看来，写爱情是为了揭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腐朽最缺乏人性的对女人的苛律，也是把脉人物文化心理结构形态，从而把握与她相关的男人的心理结构形态的重要手段。到了《白鹿原》，男人只构成生活的一半，而众多女性人物的特殊经历和心理，使得性爱的描写成为不容回避的问题。不仅不能回避，还要撕开来写，撕开我们传统封建文化中最腐朽的黑幕，写深写透。
在这方面，田小娥是非常引人的一个角色，这么个人物是有史可据的。
陈忠实是在查阅县志时，查到连续三本的《贞妇烈女》卷，深切感受到所谓历史的灰尘是多么沉重！他心里泛起听到过多次的女人偷情的故事，而民间历久不衰传播的却是荡妇淫娃……这个民族的面皮和内心是如此分裂，且由来已久！于是，电击火进中幻化出一个女人来，一个艺术灵感诞生了，这就是《白鹿原》中的田小娥。这个角色也有生活原型。幼年时，陈忠实亲眼目睹村里的男人，将一个女人捆起来狠狠抽打，他被吓得不行，站到很远的地方还是能听到那个女人一声声的惨叫。写《白鹿原》时，笔尖触到田小娥，第一个映现脑海的，就是这个惨烈的场面。在那么个时代，中国女性在家庭和社会所处的地位一直很低，提高女性的地位，不仅是为了推翻封建制度，更是要让女性也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一个独立的个体！用他的话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新鲜的话题。他决定在女性角色上花些重墨。
当然要有个基本准则，就是“不做诱饵，描写男女之间的事情，只为展现人物的精神世界服务，绝不能作为吸引读者的诱饵”。可以说，在大多数读者心中，这个准则他是基本做到了。
陈忠实今年70岁了，说话从不客套，几乎不用形容词，偶尔一两句玩笑话，会把在场所有人逗乐。他吸的是“巴山雪茄”，喝的是早茶晚酒，喝到兴起，他还能来上一段铿锵的秦腔。
《白鹿原》火了，也重新复活了周代就有的白鹿原。陈忠实老家的坡道边上，不知从何时起，挂起了方砖大小的路牌，上面的箭头指着“陈忠实旧居”。到此旅游的人越来越多，“白鹿原”也成了抢注的商标……
白鹿原还将存在下去，并越来越好，因为有了陈忠实，有了《白鹿原》。
官员、文人、名家、憨厚、朴实与近乎粗粝，奇妙地组合在一个人身上。他的乡党和友人，对此早已熟悉不过并津津乐道，外人却难免有点打愣，尤其是在《白鹿原》改编成电影并引起热议的今天。
其实，陈忠实是极普通的人，像他的名字，更像小说《白鹿原》封页上那满脸沟壑的老汉——就一个关中“冷娃”！
敢怒敢骂的“软骨头”
陕西人说的“冷娃”，有人如此归纳：庄重诚实不耍滑头，有胆有识坚定执著，表面冷漠心怀热肠。陈忠实正是典型的“冷娃”式人物。
1997年12月19日，发表4年多的《白鹿原》在“第四届茅盾文学奖”上，与其他三部长篇一起摘得桂冠，然而，后面却带上“修订本”三个字，让读者产生诸多猜想。
原来，《白鹿原》面世以来好评如潮，深受欢迎，却也有不同意见，甚至有尖锐的责难和简单的行政干预。据《文艺报》1997年12月25日报道透露，“茅奖”评委会对这部小说曾提出如下修订意见：作品中“朱先生”关于政治斗争‘翻鏊子’的评说与相关描写可能引出误解，应以适当方式廓清；一些与思想主题无关的较直露的描写，也应删改。
陈忠实没有二话，他像初始创作那样，平心静气躲到郊外一个安静的地方，按评委意见对书稿进行删改，还加上若干倾向性鲜明的文字。本来，这是精益求精的好事。然而，他由此遭到某些人“骨头软”的指责，“为了一个茅盾文学奖就卑躬屈膝，与《白鹿原》里面体现的经典气质不符”。批评文章还上了著名的《当代》杂志。
引发大论战是顺理成章的事，但出乎意料，陈忠实并没有公开回应。他跟来访记者详细解释“翻鏊子”说法的来龙去脉，并反复强调“朱先生”的观点并不代表自己。还明确表示，领导的修改意见我是接受的，不接受怎能作出这样的调整？何况有些话还保留着，人物性格也没有改变，“咋就涉及谁骨头硬、谁骨头软哩？”一个好作品不被理解是暂时的，最后一定会被理解。从“文革”前的极“左”到“文革”时的更“左”，我都经历过了，心里已经有很多承受。几句批评的话，我还不能接受吗？
此后，谁要提及有关《白鹿原》修订一事的是非，他总是反复提醒：不要在这上面做太多纠缠。文学发展有一个过程，不被人接受的东西过一段时间，也许就被接受了。
他的骨头其实一点都不软。早在1991年，陕西省酝酿省文联和省作协换届，省委有意让陈忠实去省文联做党组书记。陈忠实对此事不管不问，后来被催急了，反复对省委主管领导表示，说自己一心写作（当时正在乡下写《白鹿原》），就不当领导了。那领导被弄得有些不悦，拿出杀手锏：“这是定了的事，你要服从组织决定。”陈忠实的犟劲也上来了：“我要不去会不会开除党籍，不让写作？”
为了一部垫棺作枕的书
《白鹿原》写作的直接起因，是1985年陕西作协一个会议，敦促青年作家从事长篇小说创作。其实，陈忠实对这部长篇孕育已久。他在县志里看到，有白鹿游于西原，这个原就是白鹿原。白鹿原这个名字几经转换，历史上曾叫灞陵原，“鸿门宴”中“沛公军灞上”说的这个灞陵原就是白鹿原。他出生的地方，也叫白鹿原。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被陈忠实写入了小说。
《白鹿原》里的每个人物，陈忠实都十分熟悉，基本上都能找到原型，然而陈忠实还是采取他的“笨”办法，动笔之前置身于长安、蓝田、咸宁三个县的资料馆，查阅与乡土历史有关的县志。有人问他，“你用得着摊时间下工夫查资料？你到底想弄啥？”陈忠实直白地回答：“我想给我死的时候，有一本垫棺做枕的书。”
这时，他已经四十多岁了。
1988年清明节前后，陈忠实回到乡下灞河边的祖屋，在乡村的寂静里，习惯地坐在绿布沙发的左面，在用完的墨水瓶里倒上煤油作灯：把瘸了一只腿的圆桌用麻绳捆好作写字台，硬皮笔记本在膝盖和大腿上摊开，一个个烂熟于心的男人女人的故事，就在他笔下一幕幕上演……
“这次豁出去了，如果还弄不成，就回家养鸡去。”他给妻子撂下这样的话。
那是一种决绝，是“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的豪气。因为创作《白鹿原》，没有时间写短篇小说，断了稿费收入，陈忠实的生活十分清苦。他每隔一段时间，就从乡下赶到城里，背回妻子擀好的面条和蒸好的馒头。次年元月完成草稿，40多万字写满了两个厚厚的大16开笔记本。4年后，《白鹿原》画上最后一个句号。
在《白鹿原》里，陈忠实观照业已过去的半个多世纪，在动荡的历史进程中书写各色人物的命运，他们经历了从大清覆国到国共内战的漫长历史，或倔强或孤傲，或清明或阴险，或善良或残暴，而个人生命犹如蝼蚁，颠沛流离使得传统信念一点点崩塌，最终陷入了巨大、深刻的时代悲剧。
而《白鹿原》的真实性，简直到了无懈可击的地步。他哥哥陈忠德说，《白鹿原》里面的好多事儿都是身边发生过，或者从小听说的故事，他都很熟悉。弟弟送给他10套《白鹿原》，他只看过一遍，就全部被熟人要走了。妻子看到《白鹿原》的封面人物，实实在在地说“这个人像我爷”。有人发论文专门研究这个问题，搞人物索引，陈忠实知道后，硬说自已是虚构的。他多么希望真是虚构的啊！
陈忠实坦承：“我不是陕西人的骄傲，他们才是，是他们的生活生存，创造了陕西黄土地上独有的文化形态，几千年沿袭到今天，我只是受这种文化熏陶哺育的一代人中的一个个体。希望《白鹿原》这本书能让人有更深的感受，能从中明白我们民族是从怎样的过去走到今天的。”
上世纪90年代初文学处于低谷期，《白鹿原》初印只有1.5万册，但在当时已经相当高了。近20年来《白鹿原》不断再版，迄今依然畅销，而发行量已达六百多万册。陈忠实感动之余，表示《白鹿原》永远不会有续集。很多出版社都向他发出过写自传（或者口述）的邀约，都被他拒绝了；而他至今也没有写出第二部长篇小说。 让女性也能成为真正的“人”
《白鹿原》中有关性的描写，在不少人眼里总觉得过于暴露。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陈忠实不少作品都是纯粹的男性世界，几乎没有以女性为主体的作品，《徐家园三老汉》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写农村老汉是陈忠实的拿手戏，因何在《白鹿原》里却一反常态？
陈忠实并不完全同意这一看法。他认为爱情自然是由爱而生的情，这样的情才是纯真可靠的，也是他所欣赏的。
以往的作品，他也曾写过几篇男女爱情的小说，发表后无人喝彩，反应平平，是因为通往女性世界的障碍仍未打通。及至中篇小说《四妹子》和《地窖》，爱情的探索才有了读者积极的回应。在他看来，写爱情是为了揭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腐朽最缺乏人性的对女人的苛律，也是把脉人物文化心理结构形态，从而把握与她相关的男人的心理结构形态的重要手段。到了《白鹿原》，男人只构成生活的一半，而众多女性人物的特殊经历和心理，使得性爱的描写成为不容回避的问题。不仅不能回避，还要撕开来写，撕开我们传统封建文化中最腐朽的黑幕，写深写透。
在这方面，田小娥是非常引人的一个角色，这么个人物是有史可据的。
陈忠实是在查阅县志时，查到连续三本的《贞妇烈女》卷，深切感受到所谓历史的灰尘是多么沉重！他心里泛起听到过多次的女人偷情的故事，而民间历久不衰传播的却是荡妇淫娃……这个民族的面皮和内心是如此分裂，且由来已久！于是，电击火进中幻化出一个女人来，一个艺术灵感诞生了，这就是《白鹿原》中的田小娥。这个角色也有生活原型。幼年时，陈忠实亲眼目睹村里的男人，将一个女人捆起来狠狠抽打，他被吓得不行，站到很远的地方还是能听到那个女人一声声的惨叫。写《白鹿原》时，笔尖触到田小娥，第一个映现脑海的，就是这个惨烈的场面。在那么个时代，中国女性在家庭和社会所处的地位一直很低，提高女性的地位，不仅是为了推翻封建制度，更是要让女性也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一个独立的个体！用他的话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新鲜的话题。他决定在女性角色上花些重墨。
当然要有个基本准则，就是“不做诱饵，描写男女之间的事情，只为展现人物的精神世界服务，绝不能作为吸引读者的诱饵”。可以说，在大多数读者心中，这个准则他是基本做到了。
陈忠实今年70岁了，说话从不客套，几乎不用形容词，偶尔一两句玩笑话，会把在场所有人逗乐。他吸的是“巴山雪茄”，喝的是早茶晚酒，喝到兴起，他还能来上一段铿锵的秦腔。
《白鹿原》火了，也重新复活了周代就有的白鹿原。陈忠实老家的坡道边上，不知从何时起，挂起了方砖大小的路牌，上面的箭头指着“陈忠实旧居”。到此旅游的人越来越多，“白鹿原”也成了抢注的商标……
白鹿原还将存在下去，并越来越好，因为有了陈忠实，有了《白鹿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