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一部自己的文学史，是每一个文学研究者的梦想。同时代有着不同的历史观，不同的研究者个体，对历史的理解也不尽相同，因此，每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历史书写，都是在“重写”，否则，写史就毫无意义。或者说，如果没有自己的历史观和价值观的话，那么，所谓“重写”更应该称之为“复写”，对他人的或当权者所确定的历史话语的鹦鹉学舌式的“复写”。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重写文学史”基本上是一句废话。另一方面，如果文学观念和历史观念更新的条件没有成熟，没有新的文学史观的形成，“重写文学史”的呼吁也就只能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历史书写不是一个口号或宣言，不是一种呼吁，而是写作实践。在我看来，历史书写的要义，在于对过去时态的事件作出尽可能客观、公正和整体性的描述，而以史的视野来理解和描述一个阶段的文学，是对一个学者的文学观、史学观的整体检验，它需要写作者具有良好的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力，以及对文学现象与历史语境之间的关联的充分理解，还需要有强大的历史阐释能力。站在21世纪初来审视上个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文学，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任何描述和评价一段历史，始终是一个问题。质朴的史学家总以尊重史实，还原历史真相，让事实材料说话等相标榜。然而，如何让历史在重新书写中活过来，开口说话，却是历史写作的一个根本性的难题。史学家说：让材料说话。但材料却沉默不语。历史材料是永远不会主动开口说话的，让它说话的只能是历史的叙事者。在我看来，历史材料是否有言说能力，关键在于写作者本人是否有话可说，以及他是否掌握一种叙事话语，能让沉默的材料开口表达。历史写作者自己无话可说，如何能叫材料说话？写作者的历史书写，首先源自一种关于历史的言说冲动，这样他才会有话要表达。另一方面，又需要通过材料来说话。这种间接话语的表达，实际上需要高超历史叙事能力。还有一层，就是话语风格问题。一个有独特话语风格的言说者，其无论谈论什么内容，人们都能分辨出他的声音。死气沉沉的教师爷腔调，哪怕他说的句句是真的，那也是假的，因为历史的现场是活的，而他的叙事却是死的。教科书式的历史书写，自有其存在的价值。学院里的那些文学教师之所以需要文学史，是因为要上这么一门课程，而且，学生们要考试。考试需要条分缕析、重点突出、明白好记。至于这些跟文学和历史有什么关系，师生们并不关心。课程考完了，文学史的使命也就结束了。这种文学史的生命周期是一个学期，等到下一届学生的新学期开始，它又像虫子一样从冬眠中复苏，在课堂上开始新一轮的嘶鸣。如此循环往复。
　　一些文学史书写者声称，近几十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最好时期”，因此，文学史家大有可为。这种势利的想法，在我看来，跟文学无关，也跟历史无关。对一位史学家来说，一个时期的好与坏的评价，没有任何意义。真正的历史书写并不在乎其对象是“好的”还是“差的”时期。有时，一个很糟糕的时代，倒有可能是最好的书写对象。况且，一个时代的“好”或“坏”，也未必就是一成不变的。中国的20世纪或许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但不是伟大的文学时代。可能正相反，這是一个渺小的文学时代，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卑琐的文学时代。作为同时代人，我感到羞愧。但作为一位文学研究者，应该直面这一现实。历史研究不应排斥任何一个时期，哪怕是最最垃圾化的时期。非但如此，历史有时还偏偏对垃圾堆感兴趣。实际上，历史学家也跟捡垃圾的没什么两样。他们沉湎于那些历史的混乱、琐碎和污秽当中，寻找他所感兴趣的话题，并尽可能从这些垃圾中甄别出好的、善的、有价值的东西来。我所写的文学史，就是一部关于历史垃圾的分类存放的书。相对于那些有着历史洁癖的研究者而言，我更喜欢这种“环卫工人”式的工作。
　　几年前，我接受了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委托的一个研究项目——《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的“文革分卷”，我在我的研究生的协助下，花了半年多时间，搜集大量的文革文学材料。在收集材料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图书馆里的文革史料要么残缺不全，要么被抛弃在某个角落里任灰尘掩盖。年轻的学生们对这段历史甚为陌生，起初几乎不知道从何下手。这么近的历史，这么重要的历史时期，就这么快成为遥远的陈迹，几乎跟史前时代的历史那么模糊。真是令人感叹。好在我本人在少年时代被灌输过不少文革的文学和文艺，或多或少有点儿印象，一些材料的寻找尚且有较为明确的目标。这样，勉强把那部“编年史”完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第四卷），张健主编，山东文艺出版社，2012年】这些工作，成为我日后撰写“文革文学史”《乌托邦文学狂欢》一书的前期准备。
　　一部文学史，究竟是要阐释历史，还是要阐释文学，这是文学史写作的另一个难题，也是文学史写作中又一个根本性的悖论。文学史家总是说，要努力发掘一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作家和作品，以揭示那个时代的精神和潮流。然而，问题是，什么是“时代性”？什么是“时代潮流”？什么是“代表性”？还有，什么是“文学性”？这些概念，并不是“自明的”。但我倾向于认为，任何一种阐释，都会带来不同程度上的新的遮蔽。一个好的历史阐释者，并不需要追求面面俱到、无所不包，而是需要知道自己所阐释的问题的边界何在，需要意识到自己的阐释可能会遮蔽到问题的哪些层面，并将这些可能性充分呈现出来，留给别的阐释者从另外的层面去阐释。这就是历史的多重性、丰富性，也是世界敞开的多样可能性。历史叙事的真正魅力也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