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书屋》2009年第7期上赵复兴先生的《文化不曾断裂,绝非中华一家!》一文,觉得有一些话要说。
　　首先,我要说明,我不是搞历史的,是搞国际新闻的。搞国际新闻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是调查研究,对象是国际问题、地区问题和国别问题。这种调查研究,如果没有一定的历史知识,就不可能做得深入准确。因此,我在完成本职工作之余也曾留心相关的历史著作和文章。这就决定了我的阅读是不系统、不转业的,因此对历史问题只能达到一知半解的程度,对历史学领域里的问题所发表的意见有漏洞和错误是一定的。本文算是一种讨论和讨教。
　　赵复兴先生批评的是余秋雨先生的一句话:“中华文化是世界上惟一连续发展下来的文化。”我想说的是,这句话,或者这个意思,不是余秋雨先生的发明,而是一种成说,中外历史学家都这么说。在此之前,我还没有读到过一篇否定这个意思的文章。这句话准确的复述应该是:“华夏文明(或黄河流域文明)是欧亚大陆和北非的四大古老文明体中惟一没有中断而连续发展下来的文明。”其他几个文明体是两河流域(即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尼罗河流域文明和印度河流域文明。考古學发现,美洲印第安人也曾创造过很有规模的古老文明,也消失了,但那多半与西方殖民者有关。华夏文明是世界上惟一没有中断而连续发展下来的文明这一判断,实际上是中国学者接受了西方学者的观点。因为中国的考古学是上世纪才从西方人那里学来的,中国考古专家未曾参与中国以外的地区的考古发掘和研究,也就无力进行比较研究。还有,人们常常将“文化”一词用在该用“文明”的地方。这也不仅仅是余秋雨先生,其他许多人也这样用。由于文化与文明有时候的确难以划清界线,所以大家都不深究,明白意思就行。
　　但赵复兴先生显然没有明白这个意思。他一开始就引用了闻一多在《文学的历史动向》一文中的一段话,把古代四个文明体换成了“对近世文明影响最大最深的四个古老民族”,即中国、印度、以色列和希腊。从历史学的角度看,欧亚大陆和北非只有四个最古老的文明体,而希腊文化,包括克利特岛的米诺斯文化,不过是在两河流域文明和尼罗河流域文明的辐射下产生的次生文明体,当时对周围还没有辐射作用。而犹太人文化更是两河流域文明和尼罗河流域文明的大树下生长出来的一棵小草,虽然对后世有重大影响。赵文在换掉了余秋雨那句话所针对的对象后,历数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以色列文化、希腊文化、罗马文化和蒙古文化等六个文化,认真地论说它们都没有中断过,都连续发展下来了。纵然在这些论述中有许多不错的观点,但因为靶子错了,在此基础上所展开的所有论述就都失去了推翻余秋雨引述的那句话的意义。因为说的是两回事情,或者说是两个不同时期的事情,也是从不同视觉的不同观察。闻一多是从文学的视角观察和说话,着眼于“对近世文明影响最大最深”,他不是在谈论欧亚大陆和北非最早的几个文明体。闻一多没有错。是赵复兴先生错了,因为他用文学视角中的东西替换了历史研究的对象。
　　为了说明四大文明体中有三个文明中断了,我们不妨简单地复述一下专家们的意见。两河流域文明的创始者是苏美尔人,时间在公元前三千五百年左右。苏美尔人既不是该地区以南的闪米特族人,也不是北面的高加索人。有的历史学家说他们“不知其所从来”。从他们留下的文字来看,他们的语言接近汉语,说明他们应该来自东方。两河流域即今伊拉克,它处于欧亚非三大陆的交通要冲。两河流域的历史,简直就是闪族人和高加索人来回攻伐的历史。在这个地区,苏美尔人之后还产生了显赫一时的阿卡德王国和汉谟拉比王国。反反复复的入侵和战乱把两河流域古老的文明深深地掩埋了,特别是公元七世纪阿拉伯人占领该地区后,从民族到文化都完全改变了,以至于后人读懂他们的祖宗留在泥板上的文字还费了极大的周折。尼罗河文明的遭遇比两河流域稍好一些,但同样未能避免覆灭的命运。近代的埃及人躺在金字塔或神庙旁睡觉,却不知道那是些什么东西,也不曾想弄明白它们。直到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才发现,原来尼罗河流域在古代有过这么一段灿烂的历史。那段历史是如此辉煌,以至于直到今天,金字塔是怎么回事情还有争论,西方还有金字塔学的研究者仍然不相信那是人类的创造,而坚持说它们是外星人的作品。印度河流域文明也如此。必须说清楚,在这一语境中说的是印度河流域文明,而不是印度文明,也不是印度民族的文明。即使简化地说印度文明,也是指印度河流域文明。当时的印度河流域文明不包括恒河流域。在印度河下游的摩亨约·达罗遗址发掘之前,人们普遍以为印度文化始于公元前1500年后雅利安人入侵。但那里发掘出了许多层层叠叠的、规划无比精美的古城市遗迹,分布范围是尼罗河流域文明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好几倍。考古学家们得出结论,这个文明始于公元前2500年,比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晚了一千年,比尼罗河文明晚了五百年。这个文明是如何消失的,学者们有种种不同的看法,有天灾说,有人祸说。总之,它是衰落了,然后,雅利安人乘虚而入。这个文明已经有了自己的文字,但至今无人能读懂。赵文所说的阿拉伯数字等等,都是雅利安人入侵之后的事情,丝毫不能改变南亚次大陆曾经存在一个更古老的、消失了的印度河流域文明的事实。至于公元1947年印巴分治之类的事,更是与之搭不上界了。
　　关于华夏文明或黄河流域文明,美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是这样说的:“一般公认的看法,商人是一群蒙古种人,兴起于西北大草原,他们通过间接的途径掌握了中东人冶铸青铜和制造战车的技能,然后利用这些技术带来的军事优势,侵入华北,征服了当地尚处于新石器时代的农业村社。结果,中国获得了一种新的发展形式:商人采用的新技术丰富了当地的文化,而商人最终又为当地文化所同化,使中国人的传统毫不间断地流传下去。”“东亚的本土文化有它自己的特点,正是这些特点与外来文化相结合,构成了伟大、独特的中国文明,这一文明以举世无双的连续性从商朝一直持续到现在”(《全球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出版)。关于我国古代文化是否从中亚西亚吸取了营养,吸取了多少,吸取了哪些,我国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但有一点没有异议,即华夏文明具有极大的同化力,每一个入侵中原的游牧民族最后都同化在汉文化之中,有些甚至整个民族都融化和消失在汉民族这个大家庭之中了。
　　华夏文化或文明是否惟一不间断地发展下来的问题,是一个没有异议,不必争论的问题,而且并不是一个意义重大的问题。我个人感觉,现在的学者们都忽略了一个更加重大的问题,那就是华夏文明不间断地发展下来这一事实是好事还是坏事,对中华民族现在的复兴起什么样的作用。在这个问题上,内蒙古大学的胡仲达教授有很新颖的观点。我手头有一本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世界史研究文集》,是花两块钱从旧书摊上捡来的。《文集》中胡教授的一篇《论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一文令我耳目一新。胡教授说:“各种文化和文明的发展道路明显地存在着差别。这种差别的显著的表现,就是发展的不平衡性。有些文化与文明在发展过程的某一点上,就结束了自己独立存在的历史,而成为其他文明的组成部分。更普遍的现象是,在前一阶段它是先进者,到后一阶段它成为落后者。在下一阶段,落后往往又转化为先进,而先进又往往转化为落后了。”他举例说,“在欧亚大陆上,环绕美索不达米亚的西、北、东三面的半月形丘陵地带,是迄今所知的最早的农业(包括牧业)革命的摇篮,人类在这里最先进入野蛮时代(新石器时代)。可是最早的古文明并非出现在农业革命的摇篮地带,而是出现在它的边缘以外的两河和尼罗河冲积平原”。“由青铜时代进入铁器时代,又是青铜文明的边缘地带或边外地区成为铁器时代文明的中心。在希腊,克里特和迈锡尼文明几乎被彻底摧毁,希腊一度沉沦到‘黑暗时代’,古典的希腊及继起的罗马却发射出耀眼的文明光辉。在南亚次大陆,印度河流域从此默默无闻,文明的中心转移到印度河上游的边缘地带和恒河流域。只有在中国,黄河流域仍然是文明的中心,并扩展到长江流域。而最早的古文明中心——古代近东,虽先后出现了亚述帝国和波斯帝国,但与古典的希腊和罗马相比,却显得相形见绌了。可是,古典的希腊罗马文明先后夭折,在所谓‘西罗马帝国’灭亡后,西方就陷入了又一个‘黑暗时代’。这实际上是日耳曼人、斯拉夫人刚刚由野蛮进入文明的时代。”
　　正如许多学者已经注意到的那样,胡教授也谈到世界历史上一个现象,即往往是文化上落后的新兴民族后来居上,战胜了文化上先进的古老民族。其中原因,有的是因为古老的先进民族没有及时掌握新的技术,如印度河流域文明。胡教授说:“处于野蛮阶段的雅利安人,最初的活动区域在印度河上游五河流域。此后逐步向恒河流域扩展。公元前一千年初期,铁器的使用使雅利安人进入文明时代,恒河流域成为印度文明的中心。”而印度河流域属于青铜时代的文明,那里的人没有跟上技术进步,社会结构和文化也一仍其旧,或许加上自然灾害,终于被雅利安人所征服。有的是因为没有随着技术的进步而改变文化。公元前1000年左右,古代近东及其邻近地区进入了铁器时代,而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却未能抓住铁器时代带来的机遇,青铜时代的传统基本上都保留了下来,未能开辟新局面,于是几乎与恒河流域文明的衰落同时,在公元前1000年前后由先进转化为落后。胡教授认为,传统文化太强大了也不一定是好事,传统文化消灭了也不一定是坏事。公元前12世纪多利安人南侵,几乎彻底摧毁了克里特-迈锡尼文明,连那里的文字都不再有人能认识,“然而,正是由于旧文明几乎被彻底摧毁,希腊人甩掉了沉重的历史包袱,才有可能在新的基础上创造新鲜明丽的新文明”。他在后来居上的现象背后发现了一个规律,即新文化往往在旧文化统治薄弱的地区,历史包袱比较轻的地区发育成长。如希腊的古典民主即产生在小亚细亚西岸的米利都地区。它远离希腊本土,历史包袱比较少,因而成为希腊古典文明的先驱。米利都率先发展商品生产,而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要求自由和平等,即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平等竞争,于是最先出现了民主政体“开俄斯”。风气传入希腊本土,形成了雅典的古代民主制。
　　关于华夏文明,胡教授也认为其发展没有中断。他说:“只有中国的华夏文明,在古代世界一直保持持续发展的势头。”然而,这是好事还是坏事?从他的叙说看,是好事,因为公元1500年以前东方先进而西方落后;也是坏事,因为公元1500年以后东方由先进转化为落后,而西方却由落后转化为了先进。新文化在旧文化薄弱的地区发展起来了。“高度发展的东方封建社会,由于它是封建堡垒,故迟迟未能实现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而发展水平较低的西方封建社会由于阻力较小,在十六至十九世纪就完成了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英吉利是欧洲特别是西欧封建主义的薄弱环节,所以资产阶级革命首先在这里取得胜利”。而日本的明治维新之所以获得成功,主要原因是江户幕府时期日本的封建社会处于由领主封建制向王权专制的过渡阶段,也就是说,封建制度和封建文化还不那么巩固和强大。
　　以我有限的知识基础判断,我认为胡仲达教授的一些观点,如新文化往往在旧文化相对薄弱的地带产生的观点,别人没有说过,至少是没有这么明确地说过,就是专门研究历史现象的英国名家汤因比也没有如此明晰的思想。因为喜欢,所以比较详细地引述了他的主要观点,以期引起专家们的注意,引起广泛的思考、讨论和研究。
　　这实际上牵涉到当今一个热门话题: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又如何对待外来文化。对于传统文化,应该有一个原则,一切服从于民族振兴。凡是有利于民族振兴的,就爱护之,继承之;一切不利于民族振兴的,就封存之。不可用古董家和收藏家的心理对待古代文化,对一种东西恋恋不舍,爱不释手,仅仅是因为它古老,因为它不可多得。这种态度是有害的。我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儒学,它固然精美绝伦,但它毕竟是建筑在农业文明基础之上的文化,其中有许多内容如果不加以改造,不加以重新解释,是阻碍现代化进程的,如皇权专制主义、官本位、等级观念、特权观念、家长制作风等等。这一类东西,也不是一概抛弃,消灭干净。可以在小范围内研究,如果有人想用它来作为民族振兴的思想武器,是会失望的。不幸的是,直到现在,这种怀有古董心理和收藏癖的人还不少。一些地方出现了现代私塾,小孩子们穿着大褂,摇头晃脑地读《三字经》、《孝经》之类的东西。还有一些人以新儒学家自居,在那里弘扬孔子学说,发誓要“续绝学”。与此同时,对于那种适应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由平等思想的宣传,却显得底气不足,总觉得这是我们对手的东西,总怕被“西化”,怕它们吃掉了传统文化。当然不是说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文化都好得不得了,但其中有许多的确代表了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这就是与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相联系的问题,如何对待外来文化了。这里也应该确定一个原则:凡是有利于民族振兴的,就拿来;凡是不利于民族振兴的,就弃之不顾。当前要特别警惕“华夷之辨”这种传统保守心理。不要怕外来文化泛滥而淹没了民族文化。一个民族的文化是什么命运,取决于这个民族的人数是否足够多,是否足够强大。一个人口众多而又强大的民族,其文化是绝对不可能被消灭的。日本这样的小国,大胆地吸收西方文化,它的本民族文化也没有消失,何况有五千年文明史和十三亿人口的中国!
　　要有与世界各国进行交流的勇气。交流还是拒绝交流是一个民族是强大还是羸弱,是进步还是停滞不前的关键。有一个名叫弗朗兹·博厄斯的人类学家说过这样一段话:“人类的历史证明,一个社会集团,其文化的进步往往取决于它是否有机会吸取邻近社会集团的经验。一个社会集团所获得的种种发现可以传给其他社会集团;彼此之间的交流愈多样化,相互学习的机会也就愈多。大体上,文化最原始的部落也就是那些长期与世隔绝的部落,因为它们不能从邻近部落所取得的文化中获得好处。”世界各民族发展的历史证明,这个判断是完全正确的。最古老的文明之所以出现在欧亚大陆和北非,就是因为这块地方的各民族有互相交流的条件。美洲印第安人文化就差得多,澳洲土著就更差了,其原因就在于他们所处环境的封闭性。一万五千年前,亚洲人到了美洲,他们虽然也独立地发展了自己的文化,向人类贡献了玉米、土豆、甘薯等等农作物品种,但毕竟赶不上欧亚大陆的古文明,有一些民族还处于食物采集的阶段,即旧石器时代。澳洲土著是大约四万年前离开亚洲的,那时候人类还处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基础就差,加上孤立,无法与其他民族交流,结果直到十八世纪英国人发现该大陆的时候,他们还处于采集和狩猎的阶段,没有农业也没有牧业。他们不知道衣服为何物,赤身裸体,随遇而安。他们不会造房子,而住在树洞和山洞里,最多用树枝搭个窝棚。他们不会制造弓箭和陶器,没有文字,语言也非常简单,不仅词汇少,连音节也十分简单单调。只因为已经学会了火的使用,也会用木片木棍制造飞去来器和标枪发射器,所以勉强可以说进入了中石器时代。我在那里工作时读了一些有关土著的书籍,令我惊讶的是,直到十九世纪中期,即我国发生太平天国革命的前后,他们还吃人肉。他们并不是因为自然灾害没有食物才吃人肉的,纯粹是为了改善伙食!他们为自己的孤立封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差一点儿被殖民者杀光。在殖民者看来,他们与害兽没有什么差别。
　　古代人类需要交流,知识爆炸的时代更需要交流,而且,全球化时代也逼着交流。这是一个大交流、大融合、大碰撞、大竞争、大发展的时代。中国人要做弄潮儿,站在时代的前列,利用这个机会打一场翻身仗。但不是所有人都认识到了此事的紧迫性。有人对目前的所谓“英语热”颇不以为然,还为此大动肝火。应该冷静地想一想,冷静地对待。由于历史的原因,英语已经捷足先登,成为一种世界通用语言,不管它本身是否优美,也不管英国人的历史是否悠久。这是一个现实。中国人要走向世界,要学习别人的先进经验,要和人家做生意,不掌握一门国际通用语言是不行的。拒绝学英语更是自己和自己过不去。民族感情值得尊重并珍视,但是,民族感情最好的体现是千方百计使自己的民族尽快地强大起来,而不是赌气。
　　种种现象说明,对于相当一部分人来说,我们连续五千年不间断的文化没有成为民族前进的动力,反而成了一种包袱。更加不幸的是,背上了这样的包袱还不自知,还自以为爱国,还振振有词。难道这不是一个更加重大,更加值得探讨的问题吗?
　　最后,顺便说一下,我不大赞同赵复兴先生讨论问题的态度。赵文说:“余先生虽然‘文革’中就是《学习与批判》的笔杆子,改革开放后也写了不少东西,但总体看来硬伤较多。”这是揭老底。人们当然希望余先生自己总结那段历史,如果他真的是那个刊物的笔杆子的话。而为“四人帮”的刊物撰稿,如果不构成犯罪,不过是思想问题,最多是道德问题。这类问题要靠他们自己去总结,不能成为不让他们现在写文章的理由,尤其是谈与那段历史毫无关系的文化问题。赵复兴先生将两者联系起来的纽带是“硬伤较多”。要说硬伤,可以说谁都难免。比如赵复兴先生的这篇文章里,我就一眼看见一个:“《新约》则说对人要爱,甚至爱你的敌人,别人要你的外衣,你应该连内衣也脱给他。”这话说反了。《新约·马太福音》是这么说的:“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对于沙漠部落来说,外衣比内衣重要多了,它不但是衣服,也是褥子、被子、餐布,甚至包袱皮等等,是一个沙漠人所不可或缺的。赵先生可能没有接触过沙漠部落,想当然地以为内衣更重要,也没有查一下《圣经》,一时疏忽。但这并不说明什么,这样的疏忽谁都难免,别人不可以据此嘲笑他的。
　　我总感觉,我们的文化里缺乏一种东西,即对人的尊重、友爱、理解和宽容。这种缺失几乎随处可见,天天可见,好像人人袖子里都准备着一根刺儿,随时准备戳别人的心,自己的心也随时可能被别人戳,结果是人人的心都伤痕累累。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让人觉得荆棘丛生,需要一身盔甲,或者如一个日本人说的培养“钝感力”,也就是把一颗敏感娇嫩的心炼得皮糙肉厚,不怕戳。我在穷国和富国都生活过,发现哪里都有品德欠佳的人,但没有发现有这种将刺伤人的心当作寻常小事的風气。也许,这也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吧?有教养的文化人应该率先行动起来,改变这种风气,讨论问题时心平气和一些,是什么事,就说什么事,夹枪带棒、讽刺挖苦等等不是一种好文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