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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月偉讪讪地笑了笑，吃力地从辣椒堆里爬了起来。
刚一脚踩空，他半个身子都陷进辣椒的海洋里了。这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河边镇那座雕梁画栋的现代戏台上，给这座本已闲置多年的建筑带来几分“复工”的氛围。
王月伟是定襄县河边镇河三村人，黝黑的脸上架着一副眼镜。隔三差五，他开着一辆牌号都模糊了的卡车，从库房往戏台上装卸晾晒好的北京红干辣椒。就这样干一天，能挣到一张“老毛头”。他之前在珐琅厂工作，疫情之后失业了。同样是出口，工艺品和食品，在困难时刻的需求还是分出层次来了。
河边镇得名于北部的滹沱古河，过去归五台县管辖。发源于五台山北麓的滹沱河，在河边镇不远处的地方收紧，因此有座济胜桥。过去，入晋朝圣的信徒香客认为从这里过了河便进入了佛界，开始三步一跪，五体投地，趋向五台山，岂知还有两百里之遥。
五台山是佛门圣地，除了五爷庙，无戏可看。于是周遭市镇上的戏台，在过去的岁月里，除了承载村里人的娱乐、社交、礼祭等功能，还接纳了很多过路歇脚的香客旅人。戏台内外，时有聚散离合，时有乱世恩怨，莫分彼此。1870年，河边的戏台附近，一次热烈的演出间隙，法国公使罗淑亚和王月伟的高祖辈们起了纷争。
“那时是个节日，有戏剧演出，许多怒气冲冲的醉汉聚拢了来。罗淑亚的子弹射中了一个狂妄自大的屠户，他是个出了名的坏家伙，把他眼睛打瞎了。”
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他的《中国旅行日记》里，记录了一年前他的朋友罗淑亚在河边村的那次遇险。那是一个多事之秋，天津教案余波未平，外国传教士、教民和中国普通百姓之间累积的不信任，正达到燃爆的浓度。这惹得李希霍芬一行在抵达河边村时也是心惊胆战，担心被当地的村民报复。好在，这些担心是多余的，“这里的人们在探明我们的来意之后都表现得十分平静友好，既没有跟着喊，也没有追着跑。”他在日记里写到。
“关于这个地区的地图谬误百出”，行走到距离河边村20里地的东冶镇一条石灰岩带时，李氏抱怨地图里的五台县和实际相差好远。虽有德国政府和各地传教士的协助，作为第一个在中国做田野考察的地理学家，李氏当时并没有获得最好的中国地图。而恰恰在东冶镇，李希霍芬错过了一位中西交往上非常重要的人物—当时在东冶镇朝元巷17号老宅颐养天年的原福建巡抚、地理学家、《瀛寰志略》的作者、同文馆首任事务大臣、被历史学者周振鹤誉为“第一位正眼看世界”的徐继畲老先生。如果李希霍芬能够在东冶见到徐继畲，彼此一定会有相见恨晚之感。《瀛寰志略》的出版，正是得益于徐氏在福建做官时，与以美国传教士雅裨理为首的西方来华人士的多次恳谈。那一年（1871）初，李希霍芬的赞助人俾斯麦，刚刚统一了德国版图。如果徐继畬身体尚佳（他在两年后去世），他们也许很有兴趣就如何更新合并书里的老版普鲁士日耳曼列国地图做一番有意义的讨论。
作为中国第一本现代意义上的地理书，初版于1848年的《瀛寰志略》，开宗明义点出了困扰李希霍芬的传统中国地图问题所在：“地理非图不明，图非履览不悉。大块有形，非可以意为伸缩也。”之所以说是现代意义，是因为相比之前魏源的《海国图志》，各种《广舆图》《华夷图》，徐氏不用“夷”称呼欧美各国，“不言制夷”，只为求知。
相比大洋彼岸把徐氏书中对华盛顿的评价勒石为记、与美国华盛顿60多米高的方尖碑比肩而立，这位山西在海外最出名的人物，似乎在他的家乡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徐氏故居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修缮，藏身在五台县广济寺的徐继畬纪念馆处于半封闭状态，地图上根本不见踪影。不过，好歹在从五台县去往佛光寺的路上，我看到了以徐氏名字命名的一条马路。倒是徐氏被清廷革职后曾经治学多年的平遥，在文庙里为其树立起一尊高大的铜像，熠熠发光。
如今的河边村，热闹的地方不在戏台，而是一处名义上叫作“民俗博物馆”的阎锡山故居。比梁启超晚十年出生的阎锡山，更是沐浴在老乡徐继畬对后辈的披泽里。光复山西后向全国通电，他曾自豪地说“髫年入塾，窃窥乡先正《瀛寰志略》书，每思航海西渡，考察拿破仑、华盛顿之战迹，究卢梭、孟德斯鸩之法理。”饮水思源，民国四年，只去过日本的阎锡山，出资将徐继畬的著作精华汇编成《松龛先生全集》出版。
茶余饭后，发现阎锡山在河边口碑甚好，大大好过那位据说与徐继畬同宗同族的徐姓大将。众所周知，民国期间，山西王阎锡山虽是个备受争议的人物，但他推行“六政三事”，兴办免费教育，修路搭桥，把自己的家乡一度建成全国模范省，为乱世中的山西人带来相对稳定平安的生活，是不争的事实。梁林后来从太原去豆村考察古建，走的那条山路，就是阎锡山治下为“剿匪除痞，商旅称便”修建。民國三十年代，托阎锡山的福，河边村村里村外的有钱人纷纷开铺面悬字号，村子的繁华程度，一度超过五台、定襄县城。
也有抱怨修路的。同属河三村的客栈老板娘，向我感叹去阎府的新路改道，不然生意会很好。穿着印有“大关山”钢铁厂老制服的她，羡慕那些河一村的人。“光店铺租租就是个好价钱啊”，这位国营厂改制后下海的老员工，现在一个月能领到2000元的退休工资。
耗银140万两，拥有30座庭院、800余间房屋的阎府之所以能被保存至今，主要是解放后这里驻扎着军队，以及后来作为精神病院使用。相对简陋的河边镇，与镇内阎府这座庞大豪华的民国建筑群，形成鲜明的对比。如今整个村镇的大多数运作，都围绕着这个敏感的人物展开，主要是为了开发旅游。
孙中山1911年为阎锡山题写的“博爱”两字，作为照壁被置于故居最显眼的入口处。在题词碑后面，有几个游客正穿着租来的民国时期两党军官、姨太太及军统女特务制服，有说有笑地模仿国共会谈桥段。在过去，这里经常能看到来自中国台湾的游客，他们显然是回来寻阎资政的根来了。
我入住的客店旁边，有两座看似古旧的六角石刻纪念碑亭，石刻上的狮子被人用红布裹住眼睛，围栏里有很多遗弃的垃圾。我拦住一位推着自行车路过的本地女士，询问这对碑亭的历史。她很不好意思地摇了摇头。当得知我从北京来，她反而转过来替孩子向我咨询，京城哪所学校的教育比较好。
我们总是对身边的风景熟视无睹。我小时候住的浙江农村，家门口附近就有一对被邻居横过来洗衣服的清代石鼓。但我是在离乡二十多年后，才意识到它们的存在的。
后来从大同作家刘俊喜的考证得知，这两座碑亭，是1935年阎锡山给父亲阎子明修的碑亭，碑上刻有老人的身世和功德，当地人叫六角楼。当年，这两座六角楼位于川至中学两座跨街牌楼之东，与川至中学的大门、照壁一起，组成入河边村口、进阎府一道气派的风景。它形成的宽阔空间，也是村民平时自发闲聚、晒太阳、聊天斗趣的地方。
免费教育，设立科学奖，为学生配置制服甚至皮鞋，从日本进口先进的教育设施—川至中学是阎锡山“用民政治”理念在故乡的众多成功试验中的一项。如还能见到那位女士，想对她说：如果是活在一个世纪以前，你就不必舍近求远了。就在我们站立的地方，可是曾经有过中国当时最好的中学啊！
现如今，川至中学和阎父墓园都已荡然无存，后者毁于1960年代。唯六角楼还顽强屹立。随着时间流逝，知道它历史的人，只会越来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