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文章通过讨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赶超”思想中，人民群众作用的发挥，来反观当下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比如政治冷漠，信仰危机等等，使人民群众更加明确历史创造者的地位，明白自身应当承当的历史责任，并且与作为历史事件的发起者和领导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和谐的关系。
所谓的赶超是落后的国家和地区为了实现自身经济的发展和提高，同时也是为了赶上并超过世界现代化水平较高的国家和地区，采取一定的經济战略措施，实现其自身跨越发展的一种认识水平和意识动态。也就是说，只要世界上存在有先进和非先进，发达和欠发达，就会存在有赶超。也就是说，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一直到现在，中国一直就处于一种赶超的状态。为了实现赶超，每个时期的中国人都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他们所采取的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的，都成为了今天我们继续实现赶超的宝贵财富。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的作用”的思考
我们都知道，只有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相互适应，相互协调，社会发展才能处于一种良性运行之中。那作为生产关系中最为活跃的因素“人”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适应中发挥了怎样作用，积极地适应或是消极地抵抗会对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马克思曾经这样说过“历史什么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无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也就是说，作为生产关系中最活跃因素的现实的，活生生的“人”运用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来达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和谐统一，在生产力逐步发展的基础上推动生产关系的完善和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人”不仅满足了自己对于物质和精神的需求，而且也同时实现了社会变革创造了历史，推动社会历史整体的向前发展。
对于历史发展中的“人”马克思曾经做过这样经典的表述，“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这也就是说，历史中的“人”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在相互联系中实现发展的，在这一过程中也实现了自身对于历史的影响。按照个人对历史影响作用的大小，可以区分为普通人物和历史人物。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告诉我们，对历史发展有或大或小贡献的普通人物的活动的综合构成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而对社会历史发展有过重大贡献的历史人物是历史进程的影响者。从中国自古至今的历史，我们可以了解到，历史人物是可以区分为正面历史人物和反面历史人物。毋庸置疑的是 正面历史人物对于历史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反面历史人物发挥的是消极阻碍的作用。但在这里需要明确的一点是：即使是正面历史人物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对于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当他们处于的地位会随着历史阶段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在其地位发生变化之后，如果这些曾经积极推动历史发展的正面的历史人物不能及时地变更自我的观念，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话，那么他们对于历史发展的阻碍并不会亚于曾经的反面历史人物。而对于广大的人民群众来讲，面对着不断地向前发展的历史，如何去做出选择，实现其“历史创造者”的真正价值，才是值得真正思考的问题。
二、人民群众在“赶超”思想中的影响
1956年在完成了社会主义的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之后，面对“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的“一穷二白”的社会现实，加快中国的经济发展，来摆脱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各种威胁和挑战，实现中国本身真正的独立和富强，在全国范围内，从农村到城市积极地实施整体上的赶超本身就是无可厚非的。但在实际的实施的过程中，部分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当然其中也包括毛泽东同志，为了单纯的“赶超”，开始忽略中国国情，认为应当以超出常规的高速度来从事中国的经济建设，在十几年或者甚至更短的时间内赶超英美等世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我们都了解社会发展的最基本的前提是要遵循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适应这一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如果忽视生产力，片面的强调生产关系，肯定会走入历史发展的误区。但在现实的贫穷落后的压力之下，再加上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安全的威胁和挑衅，使得全国人民产生了想要“超越和赶超”的极大的生产热情，进而产生了一种急于求成的畸形的社会心态。而此时的党中央在主持全国日常工作的过程中，不仅没有压制这种心态的畸形发展，反而遵循的却是毛泽东“只要有人民的热情，只要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的，甚至可以创造‘一天等于20年的人间奇迹’。”这种极左的完全忽视经济建设规律的指示，对全国大众的这种畸形心态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人民群众在这种指示和政策的指引下，将本应作为一种思想导向的毛泽东的“赶超”思想推向了无以复加的境地，最终导致了中国整个经济形势的几近崩溃。
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在制定越来越“赶超”政策时，不能说没有受到社会主义建设中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的影响。本来对中国经济中的急躁现象有所察觉的毛泽东不仅没有予以压制，而且在1955年南方考察后，面对着整体翻一番的农业合作化的形势，反而对一些急躁现象予以了肯定，并且指出：对合作化运动，过多的评头论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戒律，是一种右倾错误的指导方针。在此后，“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在全国范围内一哄而起，似乎“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的事情了。”虽然在此后的发展中意识到了“三面红旗”问题的严重性，而且在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的认识上也趋于合理，但囿于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严重错误，虽然采取了一些有力的措施予以纠正，整体上却依旧是在“左”倾错误内徘徊，并且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主要矛盾的过渡时期应当延伸到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到来以前，并且说这个时期比几十年要更长，可能是一百年或几百年”，肯定了“庐山会议是一场阶级斗争”的错误定论。此后，社会主义的建设运动在党中央的号召下，在人民群众积极地参与之下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三、人民群众在毛泽东“赶超”战略中作用的当代价值
面对中国经济的“传奇式”的发展，人民参与下的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真的就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世间的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难道人的发展真的是没有什么限制，也没有什么尽头吗？马克思曾经这样写到“永远是这一切社会组织的本质”而且他也同时说到“人民每次都不是在他们关于人的理想所决定和容许的范围内，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去的自由的，但是作为过去取得的一切自由的基础的是有限的生产力……”这也就是说，人的发展不是没有限制的，每一个阶段的人的发展都受到了现有的生产力条件的制约，所以，当“人”的发展适应了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时候，他们整体对于历史的创造性活动必将推动历史积极地向前发展，而在这当中他们随起到的也是一种正面群众的作用，相反，如果他们忽视现有的生产力条件，并且试图超越的话，所发挥的无疑是反面群众的作用，对于历史的发展的阻碍也是毋庸置疑的。而对于这一点，毛泽东虽然也有“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才能认识到什么程度。”这样的认识，但是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却忽视了生产力，过分地强调了生产关系的反作用，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并且忽视了经济发展的规律和社会主义的建设规律，甚至幻想创造“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人间奇迹”，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毛泽东的这一举措，也将曾经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发挥过积极作用的轰轰烈烈的大群众运动拖向了反面的地位，使得人民群众的历史角色也由正面转向了反面，对历史的发展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反观当下，我国经济的发展经济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快速阶段，这其中肯定少不了人民群众的“创造者”作用的积极发挥。但也出现了不少的问题，比如说，随着腐败问题的出现，人民群众中出现的政治冷漠，信仰危机等等，这些问题严重影响到了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解决这些问题，转变现有的观念，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无疑会成为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和源泉。
首先，充分认识历史角色的定位。
鉴于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者地位， 是否可以给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地位加一个“阀门”，这个“阀门”应由人民群众自己来控制，因为这个“阀门”说来 就是人们群众自身的独立思考能力。虽然历史人物，特别是杰出人物对历史事件的进程起到一定的作用，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可以代表人民群众去思考，去决定历史的走向，而应当留给人民群众自我思考的時间，而不是一味地去用自身的影响和威严去要求和控制群众，更不应当去利用人民群众的内心固有的信仰和崇拜。这样，当领导人物做出了不合时宜的决定和政策的时候，人民群众才有足够的时间和能力去选择真正的历史走向，做出正确的历史选择，而不是一味地去适应领导者的号召，那样的话，只会造成更大更加无法挽回的损失。相反，如果在人民群众中出现了不合时宜的一些动向和趋势的时候，作为领导者应当及时地予以纠正，加以正确的引导，使人民群众能够正视现实，而不是跟着“起风”，只顾强调群众的创造性地位，忽视其作为领导者的责任和义务。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领导和群众各自的历史角色，维护好彼此之间的一种和谐稳定的关系。
第二，应当对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者”的地位给予尊重。
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地位，但不论历史是出于前进还是后退的状态，都是在人民群众的参与和创造下完成社会历史阶段的更替的。但这并不代表人民群众是历史的“执行者”。他们对于历史的发展应该有自我的思考，不应当由当政者来代替这一角色。在当今的发展中，应当更多地发挥群众的主体性作用。这就要求，经济政策的制定应当走出“政治院墙”的范围，各级的领导者应当在这一过程中实现角色的转变，从“政策的制定者”转向“政策的组织者”。这就要求领导者具备更高的执政素质，能够以瞻前的眼光，站在发展的高度，做好人民群众的“历史引导者”。
第三，加强人民群众的历史责任感。
人的意识是最具有变数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所以，与其去由领导者推行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者”地位，不如使人民群众自我感觉这一角色的历史地位。使人民群众真正自我体会到“历史创造者”地位的自豪感和责任感。最根本的也就是要增强群众的政治参与，使政治渗透到群众的日常生活中，让群众自我感觉到自己对于历史应当承当的一种责任，明白自我不是“历史观望者”，而是切切实实的“历史参与者”，更是“历史创造者”。
历史总是在不断地向前发展，在我国依旧处于赶超阶段的今天，正确地认识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及其历史价值，显得尤为重要，并有相当的历史和现实价值。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
[2]《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
[3]《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
[4]《马恩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6.
[5]《马恩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
[6]郭学旺.中国社会变革的探索历程[M].中央文献出版,2006.
[7]曲庆彪.超越乌托邦——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M].北京出版社,1996.
[8]李守可.试论毛泽东的“赶超”思想[J].金陵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6）.
（作者简介：巩丽媛，山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2009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所谓的赶超是落后的国家和地区为了实现自身经济的发展和提高，同时也是为了赶上并超过世界现代化水平较高的国家和地区，采取一定的經济战略措施，实现其自身跨越发展的一种认识水平和意识动态。也就是说，只要世界上存在有先进和非先进，发达和欠发达，就会存在有赶超。也就是说，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一直到现在，中国一直就处于一种赶超的状态。为了实现赶超，每个时期的中国人都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他们所采取的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的，都成为了今天我们继续实现赶超的宝贵财富。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的作用”的思考
我们都知道，只有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相互适应，相互协调，社会发展才能处于一种良性运行之中。那作为生产关系中最为活跃的因素“人”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适应中发挥了怎样作用，积极地适应或是消极地抵抗会对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马克思曾经这样说过“历史什么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无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也就是说，作为生产关系中最活跃因素的现实的，活生生的“人”运用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来达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和谐统一，在生产力逐步发展的基础上推动生产关系的完善和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人”不仅满足了自己对于物质和精神的需求，而且也同时实现了社会变革创造了历史，推动社会历史整体的向前发展。
对于历史发展中的“人”马克思曾经做过这样经典的表述，“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这也就是说，历史中的“人”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在相互联系中实现发展的，在这一过程中也实现了自身对于历史的影响。按照个人对历史影响作用的大小，可以区分为普通人物和历史人物。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告诉我们，对历史发展有或大或小贡献的普通人物的活动的综合构成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而对社会历史发展有过重大贡献的历史人物是历史进程的影响者。从中国自古至今的历史，我们可以了解到，历史人物是可以区分为正面历史人物和反面历史人物。毋庸置疑的是 正面历史人物对于历史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反面历史人物发挥的是消极阻碍的作用。但在这里需要明确的一点是：即使是正面历史人物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对于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当他们处于的地位会随着历史阶段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在其地位发生变化之后，如果这些曾经积极推动历史发展的正面的历史人物不能及时地变更自我的观念，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话，那么他们对于历史发展的阻碍并不会亚于曾经的反面历史人物。而对于广大的人民群众来讲，面对着不断地向前发展的历史，如何去做出选择，实现其“历史创造者”的真正价值，才是值得真正思考的问题。
二、人民群众在“赶超”思想中的影响
1956年在完成了社会主义的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之后，面对“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的“一穷二白”的社会现实，加快中国的经济发展，来摆脱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各种威胁和挑战，实现中国本身真正的独立和富强，在全国范围内，从农村到城市积极地实施整体上的赶超本身就是无可厚非的。但在实际的实施的过程中，部分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当然其中也包括毛泽东同志，为了单纯的“赶超”，开始忽略中国国情，认为应当以超出常规的高速度来从事中国的经济建设，在十几年或者甚至更短的时间内赶超英美等世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我们都了解社会发展的最基本的前提是要遵循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适应这一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如果忽视生产力，片面的强调生产关系，肯定会走入历史发展的误区。但在现实的贫穷落后的压力之下，再加上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安全的威胁和挑衅，使得全国人民产生了想要“超越和赶超”的极大的生产热情，进而产生了一种急于求成的畸形的社会心态。而此时的党中央在主持全国日常工作的过程中，不仅没有压制这种心态的畸形发展，反而遵循的却是毛泽东“只要有人民的热情，只要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的，甚至可以创造‘一天等于20年的人间奇迹’。”这种极左的完全忽视经济建设规律的指示，对全国大众的这种畸形心态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人民群众在这种指示和政策的指引下，将本应作为一种思想导向的毛泽东的“赶超”思想推向了无以复加的境地，最终导致了中国整个经济形势的几近崩溃。
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在制定越来越“赶超”政策时，不能说没有受到社会主义建设中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的影响。本来对中国经济中的急躁现象有所察觉的毛泽东不仅没有予以压制，而且在1955年南方考察后，面对着整体翻一番的农业合作化的形势，反而对一些急躁现象予以了肯定，并且指出：对合作化运动，过多的评头论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戒律，是一种右倾错误的指导方针。在此后，“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在全国范围内一哄而起，似乎“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的事情了。”虽然在此后的发展中意识到了“三面红旗”问题的严重性，而且在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的认识上也趋于合理，但囿于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严重错误，虽然采取了一些有力的措施予以纠正，整体上却依旧是在“左”倾错误内徘徊，并且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主要矛盾的过渡时期应当延伸到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到来以前，并且说这个时期比几十年要更长，可能是一百年或几百年”，肯定了“庐山会议是一场阶级斗争”的错误定论。此后，社会主义的建设运动在党中央的号召下，在人民群众积极地参与之下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三、人民群众在毛泽东“赶超”战略中作用的当代价值
面对中国经济的“传奇式”的发展，人民参与下的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真的就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世间的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难道人的发展真的是没有什么限制，也没有什么尽头吗？马克思曾经这样写到“永远是这一切社会组织的本质”而且他也同时说到“人民每次都不是在他们关于人的理想所决定和容许的范围内，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去的自由的，但是作为过去取得的一切自由的基础的是有限的生产力……”这也就是说，人的发展不是没有限制的，每一个阶段的人的发展都受到了现有的生产力条件的制约，所以，当“人”的发展适应了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时候，他们整体对于历史的创造性活动必将推动历史积极地向前发展，而在这当中他们随起到的也是一种正面群众的作用，相反，如果他们忽视现有的生产力条件，并且试图超越的话，所发挥的无疑是反面群众的作用，对于历史的发展的阻碍也是毋庸置疑的。而对于这一点，毛泽东虽然也有“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才能认识到什么程度。”这样的认识，但是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却忽视了生产力，过分地强调了生产关系的反作用，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并且忽视了经济发展的规律和社会主义的建设规律，甚至幻想创造“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人间奇迹”，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毛泽东的这一举措，也将曾经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发挥过积极作用的轰轰烈烈的大群众运动拖向了反面的地位，使得人民群众的历史角色也由正面转向了反面，对历史的发展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反观当下，我国经济的发展经济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快速阶段，这其中肯定少不了人民群众的“创造者”作用的积极发挥。但也出现了不少的问题，比如说，随着腐败问题的出现，人民群众中出现的政治冷漠，信仰危机等等，这些问题严重影响到了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解决这些问题，转变现有的观念，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无疑会成为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和源泉。
首先，充分认识历史角色的定位。
鉴于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者地位， 是否可以给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地位加一个“阀门”，这个“阀门”应由人民群众自己来控制，因为这个“阀门”说来 就是人们群众自身的独立思考能力。虽然历史人物，特别是杰出人物对历史事件的进程起到一定的作用，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可以代表人民群众去思考，去决定历史的走向，而应当留给人民群众自我思考的時间，而不是一味地去用自身的影响和威严去要求和控制群众，更不应当去利用人民群众的内心固有的信仰和崇拜。这样，当领导人物做出了不合时宜的决定和政策的时候，人民群众才有足够的时间和能力去选择真正的历史走向，做出正确的历史选择，而不是一味地去适应领导者的号召，那样的话，只会造成更大更加无法挽回的损失。相反，如果在人民群众中出现了不合时宜的一些动向和趋势的时候，作为领导者应当及时地予以纠正，加以正确的引导，使人民群众能够正视现实，而不是跟着“起风”，只顾强调群众的创造性地位，忽视其作为领导者的责任和义务。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领导和群众各自的历史角色，维护好彼此之间的一种和谐稳定的关系。
第二，应当对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者”的地位给予尊重。
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地位，但不论历史是出于前进还是后退的状态，都是在人民群众的参与和创造下完成社会历史阶段的更替的。但这并不代表人民群众是历史的“执行者”。他们对于历史的发展应该有自我的思考，不应当由当政者来代替这一角色。在当今的发展中，应当更多地发挥群众的主体性作用。这就要求，经济政策的制定应当走出“政治院墙”的范围，各级的领导者应当在这一过程中实现角色的转变，从“政策的制定者”转向“政策的组织者”。这就要求领导者具备更高的执政素质，能够以瞻前的眼光，站在发展的高度，做好人民群众的“历史引导者”。
第三，加强人民群众的历史责任感。
人的意识是最具有变数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所以，与其去由领导者推行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者”地位，不如使人民群众自我感觉这一角色的历史地位。使人民群众真正自我体会到“历史创造者”地位的自豪感和责任感。最根本的也就是要增强群众的政治参与，使政治渗透到群众的日常生活中，让群众自我感觉到自己对于历史应当承当的一种责任，明白自我不是“历史观望者”，而是切切实实的“历史参与者”，更是“历史创造者”。
历史总是在不断地向前发展，在我国依旧处于赶超阶段的今天，正确地认识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及其历史价值，显得尤为重要，并有相当的历史和现实价值。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
[2]《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
[3]《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
[4]《马恩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6.
[5]《马恩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
[6]郭学旺.中国社会变革的探索历程[M].中央文献出版,2006.
[7]曲庆彪.超越乌托邦——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M].北京出版社,1996.
[8]李守可.试论毛泽东的“赶超”思想[J].金陵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6）.
（作者简介：巩丽媛，山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2009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