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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学生隔离在家，教师采用“空中课堂”线上授课。在这段特殊时期内，本研究基于积极心理学视角，以1315名高中生为研究对象，使用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学习投入量表和个人成长主动性量表进行线上问卷调查，探讨疫情期间家庭功能对高中生在家学习投入的影响，以及个人成长主动性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疫情期间高中生所处家庭具有较高的亲密度和适应性，女生的家庭亲密度水平显著高于男生群体，独生子女的家庭适应性水平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正向预测高中生的学习投入，个人成长主动性在两者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关键词〕疫情期;家庭功能;个人成长主动性;学习投入;高中生
一、引言
积极心理学的兴起为我们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来探索人类的积极心理品质，从人实际的、潜在的、具有建设性的、光明的力量和机能出发，探寻协助人们走向蓬勃人生的各种影响因素[1]。在此背景下，学习投入成为研究热点。
莎菲力（Schaufeli）将学习投入定义为学生在学习时保持的一种持续的、主动接纳的、积极完满的精神状态，是学生对学业的一种有意识的心理投资。学习投入包括三个因子：活力，指学生有充沛的学习精力和心理适应能力，面对困难时坚持不懈，有韧性;奉献，指学生认为努力学习是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秉持高度的学习认同感，构建美好的未来愿景;专注，指学生能全身心投入学习中，并能体验到愉悦感[2]。
疫情，让千千万万学生被迫隔离家中。疫情刚开始，教育部就提出“停课不停学”的要求，开通“国家网络云課堂”。疫情期间，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学习策略、学习毅力等面临着巨大挑战，学生能够尽快适应这种新型的知识传授方式吗？学生在家学习的效果如何，能够跟随老师线上的节奏，全身心投入到学习中吗？高中生处于人生发展的高峰期，需要为未来发展进行储备式学习。学习投入是学习过程的重要观测指标，是学业成就的重要预测指标，是教育质量的重要衡量指标。深入了解疫情期高中生学习投入的现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探讨学习投入的促进途径必须从明确学习投入的影响因素入手。发展系统理论关注个体所依存的情境（如家庭、同伴群体及社会文化等）及情境之间的交互作用对个体发展过程的影响[3]。家庭是青少年社会化的重要环境力量，是对青少年发展影响最直接、最深刻、最久远的微环境系统[4]。家庭功能是家庭整体发展状况、家庭成员关系以及家庭的环境适应能力等方面的综合评定指标，是影响家庭成员心理发展的深层变量[5]。奥尔森（Olson）[6]的家庭功能理论最具代表性，从家庭亲密度、家庭适应性和家庭沟通三方面对家庭的功能进行描述。家庭亲密度是指家庭成员相互间的情感联结;家庭适应性是指家庭系统为了应付外在环境压力（比如这次突发疫情事件）或婚姻、家庭的发展需要而改变其权力结构、角色分配或家庭规则的能力;家庭沟通是指家庭成员之间的信息交流，对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起到重要促进作用。
伦道夫（Randolph）等[7]认为家庭特征和家庭环境极大地影响着学生的学业成绩和学习投入。父母积极和消极教养方式分别正向和负向预测高中生的学习投入，纵向研究显示，父母权威型教养方式（高度接受、有效监督、自主支持）更能激励学生参与到学校中，减少辍学率[8-9]，母亲专制型的教养风格可以预测男生更积极的学习态度，但预测女生更低的学业成绩和出勤率[10]。通过上述分析发现，以往研究主要聚焦家庭的一些表层特征对学习投入的影响，而对于衡量家庭系统运行状况的深层变量——家庭功能，其与学习投入之间的关系，研究甚少。疫情构成了一次教育界的严峻挑战，其更是一块检测家庭质量的试金石，家庭成员如何协助彼此应对疫情，家庭氛围、情感亲密程度等都在被动接受考量。高中生正处于依恋与独立两种倾向暂时冲突和对立的时期，疫情的出现使他们被迫在父母的“监控”之下学习。我们假设，良好的家庭功能更能协助高中生应对疫情压力事件，从而积极投入学习中。
个人成长主动性（personal growth initiative，PGI）也是积极心理学研究视角下的一个新概念，罗比切克（Robitschek）[11]将其定义为个体在成长过程中，有意识地、积极主动地提升和完善自己的倾向，包含认知和行为两个方面。认知指自我效能感中的认知成分、信念、态度和与个人成长有关的价值观;行为方面指将认知内容付诸实践的过程。
罗比切克[12]用家庭凝聚力、家庭沟通和家庭冲突来表征家庭功能，发现家庭凝聚力和家庭沟通与PGI呈正相关，家庭冲突则与PGI呈显著负相关。家庭过程的维度（沟通交流、问题解决、与母亲互动的分化水平）可以显著预测个人成长主动性的变异。家庭成员之间良好的沟通、努力解决冲突和存在的问题，母亲允许孩子坚持自我、表达个性、获得清晰的自我感、提供亲密性和独立性融合的家庭氛围等，有利于培养一种健康的、成长导向的生活风格，最终促进个人成长[13]。相较于专制型与放任型的教养方式，权威型的教养方式更能促进个人成长主动性[14]。父母消极的教养方式负向预测个人成长，情绪智力在两者之间起中介作用[15]。父母采取自主支持的教养方式，可满足青少年的基本心理需要进而提升个体的PGI，但是父母自主支持不能直接预测PGI[16]。由此可见，家庭环境内各元素是影响个人成长主动性的关键外在情境变量，以往研究更多聚焦于家庭教养方式对PGI的影响，缺乏家庭功能与PGI之间的相关研究。
关于PGI与学习投入之间的相关研究并不多，有研究对比了中国和美国大学生的PGI和家庭成长主动性（FGI）的不同，发现PGI可以显著预测中国和美国大学生的学习投入，FGI对学习投入的预测作用仅仅出现在中国群体中[17]。江燕[18]以大学生为样本发现，个人成长主动性与学生的学业成就呈显著正相关。PGI作为一种主动的积极能量，可以提升学习成绩。本研究假设：个人成长主动性在家庭功能与学习投入之间起中介作用。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疫情蔓延时期，从山东省济南市某高中抽取高一、高二和高三30个班级，进行集体线上网络测试，有效答题人数1315人。其中，男生712人，女生603人;高一461人，高二430人，高三424人;生源地农村188人，城镇99人，县城54人，城市974人;独生子女534人，非独生子女781人。
（二）研究工具
1.家庭功能量表
家庭亲密度和家庭适应性量表（FACESII）最早由奥尔森等编制，费立鹏、沈其杰[19]对其进行了修订，整理出中文版本的量表。该量表共包含30个项目，分为亲密性、家庭适应性两个维度。采用五点计分，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18，亲密度维度为0.828，适应性维度为0.869。
2.个人成长主动性量表
采用罗比切克等[20]编制的个人成长主动性量表第二版（PGI-II）。PGI-II包括四个因子：对改变的准备（如“我知道自己的哪些方面需要改变”）、计划性（“我知道该怎么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去改变自己”）、利用资源（“在我成长过程中碰到问题时，我会主动找人帮忙”）和主动的行为（如“我能抓住每一个能让我成长的机会”），共16个题目。采用 Liket 六 点评分（0 表示完全不赞成，5 表示完全赞成）。本研究中问卷的Cronbach系数为0.971。
3.学习投入量表
学习投入量表是莎菲力于2002年编制的，中文版由方来坛等[21]翻译并修订，共17个项目，包括活力、奉献、专注三个维度，采用七点计分，从“从来没有”到“总是”。在本研究中，該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963，活力、奉献、专注三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分别为0.908、0.916 和0.921。
（三）施测
自编问卷星，在统一指导语的基础上，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集体网上施测，被试独立答题，问卷星后台收集数据。
（四）数据处理
使用SPSS 24.0 对数据进行描述统计、方差分析、相关分析等，用 Amos 24.0进行中介效应分析。依据温忠麟、侯杰泰和马什赫伯特[22]的建议，以 χ2/df 小于5 、CFI 和TLI大于0. 90、RMSEA小于0. 08作为模型拟合良好的评价标准。
（五）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由于本研究所有变量的测量均来自被试自我报告，为避免共同方法偏差，根据周浩和龙立荣[23]的建议，一方面通过匿名作答、修改有歧义的语句、反向计分等进行程度控制，另一方面在统计控制上，采用Harman的单因素检验法，把三个变量63道题目一起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抽取的第一个因素只解释总变异的37.393%（累积总变异65.565%），这表明共同方法偏差不是本研究的一个问题。
三、研究结果
（一）高中生家庭功能和学习投入的年级、性别特点
方差分析得出，家庭的亲密度（M=3.6592）和适应性水平（M=3.7027）显著高于平均值3。女生的家庭亲密度水平显著高于男生群体（p=0.01
〔关键词〕疫情期;家庭功能;个人成长主动性;学习投入;高中生
一、引言
积极心理学的兴起为我们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来探索人类的积极心理品质，从人实际的、潜在的、具有建设性的、光明的力量和机能出发，探寻协助人们走向蓬勃人生的各种影响因素[1]。在此背景下，学习投入成为研究热点。
莎菲力（Schaufeli）将学习投入定义为学生在学习时保持的一种持续的、主动接纳的、积极完满的精神状态，是学生对学业的一种有意识的心理投资。学习投入包括三个因子：活力，指学生有充沛的学习精力和心理适应能力，面对困难时坚持不懈，有韧性;奉献，指学生认为努力学习是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秉持高度的学习认同感，构建美好的未来愿景;专注，指学生能全身心投入学习中，并能体验到愉悦感[2]。
疫情，让千千万万学生被迫隔离家中。疫情刚开始，教育部就提出“停课不停学”的要求，开通“国家网络云課堂”。疫情期间，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学习策略、学习毅力等面临着巨大挑战，学生能够尽快适应这种新型的知识传授方式吗？学生在家学习的效果如何，能够跟随老师线上的节奏，全身心投入到学习中吗？高中生处于人生发展的高峰期，需要为未来发展进行储备式学习。学习投入是学习过程的重要观测指标，是学业成就的重要预测指标，是教育质量的重要衡量指标。深入了解疫情期高中生学习投入的现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探讨学习投入的促进途径必须从明确学习投入的影响因素入手。发展系统理论关注个体所依存的情境（如家庭、同伴群体及社会文化等）及情境之间的交互作用对个体发展过程的影响[3]。家庭是青少年社会化的重要环境力量，是对青少年发展影响最直接、最深刻、最久远的微环境系统[4]。家庭功能是家庭整体发展状况、家庭成员关系以及家庭的环境适应能力等方面的综合评定指标，是影响家庭成员心理发展的深层变量[5]。奥尔森（Olson）[6]的家庭功能理论最具代表性，从家庭亲密度、家庭适应性和家庭沟通三方面对家庭的功能进行描述。家庭亲密度是指家庭成员相互间的情感联结;家庭适应性是指家庭系统为了应付外在环境压力（比如这次突发疫情事件）或婚姻、家庭的发展需要而改变其权力结构、角色分配或家庭规则的能力;家庭沟通是指家庭成员之间的信息交流，对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起到重要促进作用。
伦道夫（Randolph）等[7]认为家庭特征和家庭环境极大地影响着学生的学业成绩和学习投入。父母积极和消极教养方式分别正向和负向预测高中生的学习投入，纵向研究显示，父母权威型教养方式（高度接受、有效监督、自主支持）更能激励学生参与到学校中，减少辍学率[8-9]，母亲专制型的教养风格可以预测男生更积极的学习态度，但预测女生更低的学业成绩和出勤率[10]。通过上述分析发现，以往研究主要聚焦家庭的一些表层特征对学习投入的影响，而对于衡量家庭系统运行状况的深层变量——家庭功能，其与学习投入之间的关系，研究甚少。疫情构成了一次教育界的严峻挑战，其更是一块检测家庭质量的试金石，家庭成员如何协助彼此应对疫情，家庭氛围、情感亲密程度等都在被动接受考量。高中生正处于依恋与独立两种倾向暂时冲突和对立的时期，疫情的出现使他们被迫在父母的“监控”之下学习。我们假设，良好的家庭功能更能协助高中生应对疫情压力事件，从而积极投入学习中。
个人成长主动性（personal growth initiative，PGI）也是积极心理学研究视角下的一个新概念，罗比切克（Robitschek）[11]将其定义为个体在成长过程中，有意识地、积极主动地提升和完善自己的倾向，包含认知和行为两个方面。认知指自我效能感中的认知成分、信念、态度和与个人成长有关的价值观;行为方面指将认知内容付诸实践的过程。
罗比切克[12]用家庭凝聚力、家庭沟通和家庭冲突来表征家庭功能，发现家庭凝聚力和家庭沟通与PGI呈正相关，家庭冲突则与PGI呈显著负相关。家庭过程的维度（沟通交流、问题解决、与母亲互动的分化水平）可以显著预测个人成长主动性的变异。家庭成员之间良好的沟通、努力解决冲突和存在的问题，母亲允许孩子坚持自我、表达个性、获得清晰的自我感、提供亲密性和独立性融合的家庭氛围等，有利于培养一种健康的、成长导向的生活风格，最终促进个人成长[13]。相较于专制型与放任型的教养方式，权威型的教养方式更能促进个人成长主动性[14]。父母消极的教养方式负向预测个人成长，情绪智力在两者之间起中介作用[15]。父母采取自主支持的教养方式，可满足青少年的基本心理需要进而提升个体的PGI，但是父母自主支持不能直接预测PGI[16]。由此可见，家庭环境内各元素是影响个人成长主动性的关键外在情境变量，以往研究更多聚焦于家庭教养方式对PGI的影响，缺乏家庭功能与PGI之间的相关研究。
关于PGI与学习投入之间的相关研究并不多，有研究对比了中国和美国大学生的PGI和家庭成长主动性（FGI）的不同，发现PGI可以显著预测中国和美国大学生的学习投入，FGI对学习投入的预测作用仅仅出现在中国群体中[17]。江燕[18]以大学生为样本发现，个人成长主动性与学生的学业成就呈显著正相关。PGI作为一种主动的积极能量，可以提升学习成绩。本研究假设：个人成长主动性在家庭功能与学习投入之间起中介作用。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疫情蔓延时期，从山东省济南市某高中抽取高一、高二和高三30个班级，进行集体线上网络测试，有效答题人数1315人。其中，男生712人，女生603人;高一461人，高二430人，高三424人;生源地农村188人，城镇99人，县城54人，城市974人;独生子女534人，非独生子女781人。
（二）研究工具
1.家庭功能量表
家庭亲密度和家庭适应性量表（FACESII）最早由奥尔森等编制，费立鹏、沈其杰[19]对其进行了修订，整理出中文版本的量表。该量表共包含30个项目，分为亲密性、家庭适应性两个维度。采用五点计分，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18，亲密度维度为0.828，适应性维度为0.869。
2.个人成长主动性量表
采用罗比切克等[20]编制的个人成长主动性量表第二版（PGI-II）。PGI-II包括四个因子：对改变的准备（如“我知道自己的哪些方面需要改变”）、计划性（“我知道该怎么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去改变自己”）、利用资源（“在我成长过程中碰到问题时，我会主动找人帮忙”）和主动的行为（如“我能抓住每一个能让我成长的机会”），共16个题目。采用 Liket 六 点评分（0 表示完全不赞成，5 表示完全赞成）。本研究中问卷的Cronbach系数为0.971。
3.学习投入量表
学习投入量表是莎菲力于2002年编制的，中文版由方来坛等[21]翻译并修订，共17个项目，包括活力、奉献、专注三个维度，采用七点计分，从“从来没有”到“总是”。在本研究中，該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963，活力、奉献、专注三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分别为0.908、0.916 和0.921。
（三）施测
自编问卷星，在统一指导语的基础上，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集体网上施测，被试独立答题，问卷星后台收集数据。
（四）数据处理
使用SPSS 24.0 对数据进行描述统计、方差分析、相关分析等，用 Amos 24.0进行中介效应分析。依据温忠麟、侯杰泰和马什赫伯特[22]的建议，以 χ2/df 小于5 、CFI 和TLI大于0. 90、RMSEA小于0. 08作为模型拟合良好的评价标准。
（五）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由于本研究所有变量的测量均来自被试自我报告，为避免共同方法偏差，根据周浩和龙立荣[23]的建议，一方面通过匿名作答、修改有歧义的语句、反向计分等进行程度控制，另一方面在统计控制上，采用Harman的单因素检验法，把三个变量63道题目一起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抽取的第一个因素只解释总变异的37.393%（累积总变异65.565%），这表明共同方法偏差不是本研究的一个问题。
三、研究结果
（一）高中生家庭功能和学习投入的年级、性别特点
方差分析得出，家庭的亲密度（M=3.6592）和适应性水平（M=3.7027）显著高于平均值3。女生的家庭亲密度水平显著高于男生群体（p=0.01